马迹:余世存:我有野心为历史人物“盖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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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是当代最富有思想冲击力的学者之一。他生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政府官员,现在从事自由写作。

他曾避居云南大理,远离城市喧嚣纷扰,安心读书立说。后又回到北京,闹中取静,大隐于市。从《非常道》系列开始,他先后推出《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家世》等作品,成为人文出版领域夺目的风景。

2016年,他将20余年来所著的100余位晚清民国人物传记,集结为“立人三部曲”出版。从风云跌宕的近代史中,抓取推动历史进程的时代人物,将他们非同寻常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书中既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主流人物”,也有一些可能未曾得闻的边缘传奇。

三本书的主题对应着“身、心、世”三重人生社会结构。《盗火与革命》的主角是帝王将相和治世之人,也是近代中国大变革的直接参与者;《安身与立命》侧重于从经济、生存的角度写人物,其中既有被历史埋没的近代企业家,也有为生计忙碌的文化名人;《世道与人心》探索的是精神追求问题,儒、释、道、耶、回,各种人物不同的精神追求,也许能够让迷茫的、没有信仰的现代人找到前行的方向。

为人物“盖棺定论”的“野心”

凤凰周刊:为什么要用纪传体来讲述晚清民国史?文人写史与史学家有何不同?

余世存:从青年时代起,我就有“野心”为笔下人物“盖棺定论”,司马迁《史记》的风格是我想达到的目标,包括那种白描式的、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将自己隐藏于材料之后。

我与历史学家写作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情感投入程度。张鸣教授曾评价我的专栏文章,说你一个中文系的,写起历史来比我们写得还好看,还有更多的情感投入。像马勇和雷颐先生就很不同,他们的写作要有距离感,把笔下人物当作客观对象去评论。但我不是这样,因为这段历史距离现在还很近,而且我对这些人物有喜好,因此有情感投入。这样写更容易贴近读者,引起共鸣。

凤凰周刊:三本书写了一百多位人物,你选择纪传对象的标准是什么?像李鸿章、袁世凯、陶行知等人,为何没有为他们纪传?

余世存:标准不是特别严格,也还是有很多遗漏,而且人物太多,不太容易把握尺度。我赞同许纪霖先生的观点,一线历史人物最好先不要去碰,比如鲁迅、胡适,无论是认同还是反对他们,基本观点大家都知道,无非是再找一些细节材料去佐证而已,不太容易出奇或者写出特色。因此,我对他们只是选择一个小角度切入,没敢进行全面评价。

凤凰周刊:历史研究讲究客观公正,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如何确保对传主的客观?

余世存:客观是相对的,绝对客观并不存在。举个例子,我有一位企业家朋友,原来很喜欢谭嗣同,收藏了谭的很多书法作品,但后来再也不收藏了。因为他感觉谭嗣同的书法,让人有刚烈之气,甚至想上街杀人,他认为谭嗣同太激烈、片面,容易把人引向极端。但是,如果看谭嗣同的《仁学》,就会发现他一点都不偏激,他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理性思考,他在精神层面是自洽的。那么,你能说哪个谭嗣同更真实客观呢?

我写专栏的时候,编辑看到我写的谭嗣同、王明道等人物,会觉得他们一辈子不值得。当时我就反省,为什么我的文章会让他们有这样的认知?这可能是我不如司马迁的地方,他写的人物不会让人有这种感觉。从这个角度讲,我可能还是写得不够真实客观、不够入情入理。

凤凰周刊:在《盗火与革命》中,你谈到中国迄今为止的乱世几乎都是恶性循环,唯一可称道的是出了一些历史人物。这种现象是必然还是偶然?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还是中国所特有?

余世存:这是一个必然结局,也是人类历史的共同现象。中国人经常把这种历史现象叫“气数”,佛学或者印度文化称之为“业力”,西方文化称之为“因果”。因为集体无意识,没有新的觉醒,导致社会生活很糟糕。可以说,历史人物的出现是偶然的,而集体意识是必然的。

不过,我想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角度,一个东西方文化共通的角度,就是时间性。历史阶段有其时间性,可以用“春、夏、秋、冬”来表示,人类社会包括中国历史,一直处在“春、夏、秋、冬”的循环之中。

凤凰周刊:你谈到曾国藩实现了儒生们梦想不得的大业,被称为“完人”。可是这样一个“完人”,在对己严苛自持、品德高尚的同时,对外却残忍无情、血腥冷酷,这是否是对儒家文化的讽刺?儒家文化的治世理念是否有巨大缺陷?

余世存:儒家文化肯定有它的致命伤。虽然,曾国藩在修身、齐家方面已经做得很好,某种程度上已经“太上忘情”,但还是受到儒家文化的限制。这一点他比不上王阳明,王阳明会有非常个人性的东西,比如他会跟道家、佛家的人交朋友,而且能够人格平等地交往。

但是,曾国藩到了他那个层级,就认为自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的修齐功夫比大家都强。儒家在这方面是不平等的,他对自己的孩子、爱人是趋于一种人格平等之心,而杀人也是由某种观念导致的,就像佛家的“菩萨心肠也做霹雳手段”,他用这种话来自洽。实际上,他非常缺乏这种宝贵的个体经验,所以变得不近人情。

“三教九流”也曾塑造历史

凤凰周刊:《安身与立命》侧重从经济和生存的角度写人物,他们生于乱世,却从不苟且,即使自己经济不宽裕,但仍然仗义疏财,甚至毁家纾难。为什么会有这种品质?是时代还是文化造成的?

余世存: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去参观民国人物的故居,会发现他们家境不尽相同,但无论家境和自身处境如何,他们在人格上都非常自由和宽松,做人的基本信念没有丢失。民国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社会过于大一统,被所谓的“发展”、“富裕”等词汇绑架,人心也在潜移默化中被“金钱”绑架,而民国时期的人没有这种现象。

大概七八年前,我和历史学者王立群、吴思聊天,谈到在北京需要多少钱才可以过得很安逸,吴思说大概每个月需要1500元,王立群也说1000多元,我说要2000元。但现在的人看来,这简直是神话,2000元连房租都不够付。这就是整个社会被金钱绑架了。我们聊天的时代是美好的,还没有被绑架,还有自己的独立性。现在这种独立性逐渐丧失,很多知识分子的精力和趣味都被各种利益绑架,这是时代原因造成的,过了这个时代可能就好了。

凤凰周刊:在《安身与立命》中,你也为“三教九流”立传,但在现代社会,像算命、武术、中医等传统都处于边缘地带。作为一个易经研究者,你对于这些传统文化怎么看待?需要对它们进行复兴吗?

余世存:不是要复兴。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多元的生活方式,主流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占到百分之百。那么,非主流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对其有所了解,而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作落后、反动和糟粕,它们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就像央视有一位导演,平时信奉科学主义、现代主义,但他开工作室取名字,还是慎重考虑,来向我咨询。非现代因素是生活的一部分,它可能不科学,却是人人都能经历和感悟到的事实。

民国史上有许多好玩的东西,我们的历史视线不应该局限于“五四”人物,或者国共两党承认的那批人,还有很多不被承认和重视的人,也可能对历史产生过影响。

凤凰周刊:有人认为,近年来的“民国热”,将民国视为20世纪的“黄金时代”,对那段历史有美化之嫌,你如何看待?

余世存:抗战爆发前,1926年到1936年被称为“黄金十年”,那段时间确实发展迅速。因为正好处在一战、二战的夹缝中间,这段珍贵的和平期,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体系沟通顺畅,带来经济繁荣。学术上也是如此,陈寅恪就认为,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已经基本建立。可惜的是,不管是经济还是学术的发展,都被战争打断了。

从历史长周期来看,两次鸦片战争带来中国国力断崖式下滑,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后跌入谷底,然后开始往上爬坡。第一次爬坡是在一战期间,中国的民营资本家利用一战空隙迅速发展,一战后国民政府基本实现全国统一,又给经济带来了比较大的发展,这是第二次爬坡。很多人恨日本,就是因为日本趁中国在国力迅速上升的时候,切断了中国发展的道路。因此,1930年代被称为“黄金十年”也不能算美化,基本上是事实。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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