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阳气不足的知识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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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少文章中对近代史上的人格成就评价很高,但这种评价并不代表对他们的全然肯定,更不用说对那一历史时期的全盘称道。我强调过自己并不向往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同样是需要我们中国人告别的。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学问,甚至有德性,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但我们不必把他们进行想象性抬高,他们中有一些人当得起圣贤称号,但不是所有人都心胸坦荡而光明。因此,我并不赞成文化人今天追慕他们,美化他们,一味沉浸在对他们的赞美情怀中。

宋、明以来的上层精英阳气不足,作为知识阶层的男人更是自律自我阉割。因此,这些民族的精英们难以独立完成近现代的中国转型任务,而不得不求诸野或域外的势力,所谓发动群众或联合引进外资等等。除了陈独秀、鲁迅、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圣贤式个人担当外,知识人始终没能摆脱依附性人格的局限。最明显也是灾难的表现,就是四十年代中国政治摊牌之际,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其实是一句空话,以知识人为主体的民主党派不得不选择跟从中共一方。这种惨痛的民族经验教训至今仍在延续。

以傅斯年为例,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被他的朋友们称道的学术活动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陈寅恪、钱穆等人因此以为中国的学术共同体在日本侵华前有了萌芽。不仅如此,傅斯年做官清廉,不畏权贵,除蒋介石外,一切人都为他当众批评,时人称为“傅大炮”,这些都可圈可点,一再被当代文化人称引。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胡适说过,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但如探寻历史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丧失社会基础,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很快为战争和国共争强而撕裂,小平头知识分子借助于民粹的力量来推翻知识精英们的制度建设,也正是跟傅斯年这样的知识精英或学术权贵的行为相关。傅斯年的无私其实止于他依附的圈子,他并没有做到大公。他参与创建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没有抵达大公的境界,究其实是他和同仁们的平台而已。说白了,傅斯年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霸。

傅斯年的火爆脾气开拓有余,作“大将”敢冲敢闯,但他自身始终无容人雅量。除了最高政治领袖蒋公以及他的校长蔡元培、他的老师胡适等有数的几人外,他对别人并无同情的理解。他始终生活在蔡、胡等巨人的阴影里,或说活在他们组成的圈子里。他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有一种旁观者的理性,如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这样的话外,对圈子外的人和机构并没有交往沟通的理性。看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跟朱家骅、杭立武的信函来往,总不免让人想到哥们儿间的事务。甚至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断义,不再来往”。顾放弃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学任教,傅还觉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话告顾:“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说:“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行程一个多月流亡到重庆,找到他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已经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谋一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这样将王世襄轰了出来。灰头土脸的王只好跟着梁思成到南溪县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暂住。

如果王世襄先生理解傅斯年的圈子心理以及中国知识人角色意识的欠缺,他也许不会在晚年回忆此事仍充满了感慨与悲凉;我们甚至设想,如果他了解傅斯年对他的师辈陶孟和都绝情的事实,他也许会释然很多。不过也许因为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的粗暴,才成就了一个稀有的文化名人。王世襄大半生在学术体制之外,他不依傍门户而在众多的领域内卓有建树。幸,还是不幸,很难说得清楚。

1941年10月,陶孟和带领他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也向李庄搬迁时,不得不向他学生辈的傅斯年乞求:“张家大院之房,务请拔几间给社所暂用,顷社所已去十余人。”但傅斯年根本不为所动,听任陶孟和跟李庄的士绅协商,化整为零寄居在有空房的当地人家中,直到第二年春夏才在附近找到落脚点。

傅斯年的“目空天下士”,豪气不足,霸气有余,伤害了一批读书人。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脱离北大后,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抢地盘之意,蔡元培、丁文江劝其归顺中央研究院不果,傅斯年等人就跟任鸿隽串通,切断陶孟和的经费来源,逼得陶孟和只好把他的队伍从北平拉到南京,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这种种冲突导致书生气十足的陶孟和对傅无好感。金岳霖说陶孟和本可以做蒋介石的大官,陶也确实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了国民政府参议员,但陶对国民党由失望到反感,他称引这样的话:“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 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在这种认识面前,他的学生辈傅斯年以社会名流身份,仍以自家人自家事自居,竭力维护这个“核心”,只会让他心生厌恶。这种悲剧,导致陶孟和在苦闷与痛苦中思想越来越“左倾”。

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这不仅是另立山头,而且违背了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傅斯年不仅写文章批驳,更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多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吴某所办之民族学会,即是专门提倡这些把戏的。他自己虽尚未作文,而其高弟子费某则大放厥词。若说此辈有心作祸固然不然,然以其拾取‘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学’之牙慧,以不了解政治及受西洋人恶习太深之故,忘其所以,加之要在此地出头,其结果必有恶果无疑也。”在这种情况下,吴文藻、费孝通也就只好关门大吉了。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近代中国知识人本有知识报国报世的自觉,他们却仍然彼此不容,党同伐异,因名因信称义,站在真理或知识的碎片上彼此伤害甚至屠杀,依附权力来解决争端。这是大可叹惜之事。至于等而下之的知识人,或投靠军阀,或寄食豪门,或给政治张目,更是数不胜数。不能独立不论,他们作为一个共同体,最多有同仁圈子意识,而无集团观念,无现代共同体生存意识,由此酿成各种悲喜剧。

思想的左右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圈子意识或真理观大得无能进行正当的社会交往。这种惨痛的人生事实随着国共问题的解决而掀开了新的一页。他们自己不能解决,历史之手就假借民粹主义的政党、政治、政权力量解决了他们。他们自己不能过集团生活、不能过群众生活,“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就要求他们习惯合群生活。他们中间的一大批人甚至真心也真诚地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他们不再是不合群的种马,不再是不合槽的独行侠,不再是计较自己势力范围的自由文人,而是犬儒,阉猪,是从头脑思想心灵到身体相互撕咬的一群寄食者。那种改造是灾难性的。告密、伤害、小报告、批斗,知识分子斯文扫地,人格沦丧。

费孝通晚年对上海的朱学勤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我对知识分子也看穿了,没有多大本领,都是假的本领。自己吃饭的本领有,真的要管理世界的本领没有。”费孝通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当年的知识分子跟现在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差别:“一般知识分子都是同现在的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没有本领,没有气节,没有东西。”费孝通说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庸俗”。这已经不是一个社会学家的语言,而是市井或政治人物的语言了。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费孝通晚年的“总结陈词”,他仍说出了知识分子或说上层精英的通病。他们在囚徒困境中仍不能合作,而要借助于权力、外力甚至民众的力量来博弈,“先富起来”以出人头地,搞定对方以求一己平安。他们是依附的,不懂得自由的界限,他们不是自由人。“那些希腊诗人都是些高贵的公民,他们且是政治家,是重甲兵,他们自己是自己的保护人,从不望人家施什么恩惠。”他们又是狂妄的,以为我之不出如天下苍生何。他们少有希圣希贤的愿心,更少一人成佛千佛来相扶持的随喜功德心,更谈不上自处共处的交往沟通理性。

因此,当代人可以从现代知识分子的吉光片羽中怀旧,但切不可把他们说得太高,尤其不可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前代人的优点时露出了遗少气,尽管阳气不足的人归属于遗老遗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应该总结一代民族精英治国报世的经验教训,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本文节选自《立人三部曲》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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