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明训，但上流下层之间、士农工商等四民社会的分层之间，基本上是井水河水之泾渭有别，老死不相往来的。在社会平稳期，各阶层各领域的人们彼此分立，所谓一盘散沙；到了严重时刻，危急关头，人们才开始凝聚，共度时艰。这种靖赴危难，平民百姓付出的代价令人心碎，其行迹比精英之士更为纯粹。近代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草莽英雄，以其义薄云天的豪侠和毁家纾难的牺牲，赢得了后人长久的尊重。人们习惯称他为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本名正谊，字子斌。他出身贫寒，三岁时父亲去世。王五跟母亲相依为命，小小的年纪即开始养家糊口。他原籍河北沧州，沧州自古崇侠尚武，武林高手云集。王五在此地方氛围里，也不免使拳弄棒，但他并不止于简单的习武健身，而是入门之后即向最高的境界攀登。他跟人学艺，在得知当地最有名的武师是双刀李凤岗之后，又以至诚感动李凤岗，拜在李门下，刻苦学习。一把一百多斤的“青龙偃月刀”使得极为娴熟，深得师傅器重。李凤岗为培养他，让他跟着师兄一起押镖，行走江湖。几年后，王五出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崇文区半壁街开办一家镖局，“其势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蒲(今江苏淮阴市)”。
这种类似于今天社会的保安公司远比今人的生活要丰富，那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跟今人有别。除此以外，他们开设镖局，固然是为了生计，甚至为了挣大钱，所谓万贯家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极强的社会化意识。他们的社会参与精神远比今人要强烈。他们虽系一介草莽，但他们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为人侠义，除强扶弱。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草莽中国的江湖社会，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强者有所忌惮，弱者不因孤苦而无告。王五的行为使得当时人不呼其名，“任侠之流皆奉为祭酒，于是有大刀王五之称，大刀者，非以刀名，人以此尊之耳。”
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峻向朝廷上疏，力陈议和之弊，要求严惩误国者，遭到清廷的贬斥，被革职戍边。这种贬官一般落魄，行走社会不免危险。王五出于义愤，自愿担负起了护送安维峻的责任。这种义举在王五的生活中举不胜举，因不满朝政腐败、贪官横行，王五甚至干过劫官济贫的勾当。他常活动于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北方数省，是当时民众眼里的一代豪侠。
中国文化中的公共空间一向狭窄，末世社会的治安情况尤其糟糕，而社会各界因利益族群的冲突也极为尖锐。在这样的时代，一旦肩担道义，王五注定受到社会的尊重。就在皇城脚边，南横街的汉人和牛街的回民之间，就发生了回汉械斗事件，这一事件因王五的调解才告平息。因为他的功德，众人赠给他“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额。
这个侠客注定不单为自己而活，活得不同流俗。他的眼光越社会化，他就越能把社会的危难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传统教训在他那里不是一句空话。甲午战争使得中国败于邻邦日本之手，最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委屈求全，仍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廷的无能，使得国人义愤填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为此“公车上书”，一时震动天下。即使如此，朝廷在国民心中依然是强大的，高高在上的；个体是弱小的，报国无门的。很多人激昂一时，但时过境迁，不过仍因循过生活了。
但王五并不因循，他的交游极广，在命运无形之手的安排里他仍在努力尽自己的人事。同行为他介绍了湖南人谭嗣同来学艺，他除了向徒弟传授单刀和七星剑外，也向徒弟学习了胸怀天下的肝胆和志向。他在甲午战争一年后即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特聘有名学者教授经史、新学，自授武功。用现在的话说，他称得上“毁家纾难”，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动脑子的莽夫，据梁启超说，王五颇有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曾对谭嗣同说：“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招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
1898年，康有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锐意变法，谭嗣同参与其中。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这样的大事，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心理准备不足。即使满清数百年统治已经混淆满汉之间的分裂，但无论官场，还是江湖草莽，都不清楚变法的图景。何况康有为等人，在当时虽有影响，但社会资望不足。这种变法注定是如同捅破天一样的大事，是“与虎谋皮”，出事也是大事，而出事是必然的。
一般草莽中人对这种事多是旁观，即鲁迅一再感叹的国民的麻木；王五却倾其全力支持谭嗣同。他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为支持谭嗣同，谭的衣食住行由他操持，他还选派精壮武师卫护谭嗣同的住所，而他自己则常随谭嗣同的左右。王五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他的投入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他广交武林豪杰，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加入维新行列。用今天的话说，他几乎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他不放过每一个宣传变法的机会。这跟大多数国民仍只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相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英雄豪杰曾在中国社会存在过。
也许他的匹夫英烈无形中影响了谭嗣同，使得这位“天才轶荡”的大思想家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即使王五力劝谭嗣同出走，谭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死了，死前他留下了百年千载之后仍让人叹息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据说，王五曾密谋劫狱救谭，但秘密被泄漏，刑期提前。1898年9月23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世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谭嗣同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王五闻讯，不顾个人安危赶到刑场伏尸大哭，涤尽烈士身上血污，收尸装殓。据当时人记载：戊戌时，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涤其血敛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指谭嗣同)剑师王五公也”。
死者已矣，生者何安？在被捕前，谭嗣同把自己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王五将谭嗣同入殓后，在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七日，又置盛棺，扶棺送往谭的老家、湖南浏阳安葬。因此，这些努力也是必然的了：这个侠客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行变法。同时，他决计刺杀载漪、荣禄，为谭嗣同复仇。……
王五的命运是必然的。这个草莽英雄注定要为历史捐躯，谭嗣同死后两年，他也死于国难。关于他的死，有很多种说法，一说他死于义和团之乱，一说他死于八国联军之手，一说他死于袁世凯之手。最可能的仍是民间传说：当年八国联军洗劫源顺镖局时，王五进行了抵抗，后被八国联军杀死，头被挂在城门上，家人无法给王五入殓。“津门大侠”霍元甲听说后，只身从天津赶来，夜里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
这样的英雄在近代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变法失败了，那些有负变法烈士的仍多是读书人。有些人甚至反动，如变法派主将康有为都成为保皇派；更多的人因循，随波逐流，过起自己的日子。当他们在欧美畅游列国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口吐真言或激扬文字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融进中国社会的黑暗衰败之大潮的时候，我们的英雄烈士在历史的尘封中被人遗忘。
在在戊戌变法的诸多人物中，今天想来最使人觉得可歌泣的是大刀王五。康有为和梁启超早已以其文章事功而誉满天下，谭嗣同等人也早已以其“引刀成一快”的行实而炳为英烈：他们都成功地与那个专横、愚妄的王朝相剥离，末世衰世的灭亡所溅起的污秽没有能玷污他们名字。但是王五呢，王五代表的普通民众呢，他们也曾以庄严的献身而参与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想起王五，穆旦的诗就是为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而写的：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本文节选自《盗火与革命》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