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明训,但上流下层之间、士农工商等四民社会的分层之间,基本上是井水河水之泾渭有别,老死不相往来的。在社会平稳期,各阶层各领域的人们彼此分立,所谓一盘散沙;到了严重时刻,危急关头,人们才开始凝聚,共度时艰。这种靖赴危难,平民百姓付出的代价令人心碎,其行迹比精英之士更为纯粹。近代史上就有这么一位草莽英雄,以其义薄云天的豪侠和毁家纾难的牺牲,赢得了后人长久的尊重。人们习惯称他为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本名正谊,字子斌。他出身贫寒,三岁时父亲去世。王五跟母亲相依为命,小小的年纪即开始养家糊口。他原籍河北沧州,沧州自古崇侠尚武,武林高手云集。王五在此地方氛围里,也不免使拳弄棒,但他并不止于简单的习武健身,而是入门之后即向最高的境界攀登。他跟人学艺,在得知当地最有名的武师是双刀李凤岗之后,又以至诚感动李凤岗,拜在李门下,刻苦学习。一把一百多斤的“青龙偃月刀”使得极为娴熟,深得师傅器重。李凤岗为培养他,让他跟着师兄一起押镖,行走江湖。几年后,王五出师,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京崇文区半壁街开办一家镖局,“其势范围,北及山海关,南及清江蒲(今江苏淮阴市)”。

这种类似于今天社会的保安公司远比今人的生活要丰富,那就是他们的敬业精神、职业操守跟今人有别。除此以外,他们开设镖局,固然是为了生计,甚至为了挣大钱,所谓万贯家私;但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有极强的社会化意识。他们的社会参与精神远比今人要强烈。他们虽系一介草莽,但他们生命的最高境界是为人侠义,除强扶弱。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个草莽中国的江湖社会,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强者有所忌惮,弱者不因孤苦而无告。王五的行为使得当时人不呼其名,“任侠之流皆奉为祭酒,于是有大刀王五之称,大刀者,非以刀名,人以此尊之耳。”

甲午战争失败后,御史安维峻向朝廷上疏,力陈议和之弊,要求严惩误国者,遭到清廷的贬斥,被革职戍边。这种贬官一般落魄,行走社会不免危险。王五出于义愤,自愿担负起了护送安维峻的责任。这种义举在王五的生活中举不胜举,因不满朝政腐败、贪官横行,王五甚至干过劫官济贫的勾当。他常活动于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北方数省,是当时民众眼里的一代豪侠。

中国文化中的公共空间一向狭窄,末世社会的治安情况尤其糟糕,而社会各界因利益族群的冲突也极为尖锐。在这样的时代,一旦肩担道义,王五注定受到社会的尊重。就在皇城脚边,南横街的汉人和牛街的回民之间,就发生了回汉械斗事件,这一事件因王五的调解才告平息。因为他的功德,众人赠给他“德容感化”和“义重解骖”两块匾额。

这个侠客注定不单为自己而活,活得不同流俗。他的眼光越社会化,他就越能把社会的危难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样的传统教训在他那里不是一句空话。甲午战争使得中国败于邻邦日本之手,最有世界眼光的李鸿章委屈求全,仍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朝廷的无能,使得国人义愤填膺。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为此“公车上书”,一时震动天下。即使如此,朝廷在国民心中依然是强大的,高高在上的;个体是弱小的,报国无门的。很多人激昂一时,但时过境迁,不过仍因循过生活了。

但王五并不因循,他的交游极广,在命运无形之手的安排里他仍在努力尽自己的人事。同行为他介绍了湖南人谭嗣同来学艺,他除了向徒弟传授单刀和七星剑外,也向徒弟学习了胸怀天下的肝胆和志向。他在甲午战争一年后即开办“文武义学”,免费招有志青年入学,特聘有名学者教授经史、新学,自授武功。用现在的话说,他称得上“毁家纾难”,但他又绝不是一个不动脑子的莽夫,据梁启超说,王五颇有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曾对谭嗣同说:“出了居庸关,乃东北千里之地,大山连绵,森林茂密;还有一片辽阔的土地,水草丰盛,人烟稀少。我打算买下一批骆驼牛马,在那里放牧,再招集游民,发展农牧经营,建立一个‘塞外王国’。我奉你为主。也可以利用这些经营资助你的朋友,继续干你的事业。”

1898年,康有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锐意变法,谭嗣同参与其中。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这样的大事,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心理准备不足。即使满清数百年统治已经混淆满汉之间的分裂,但无论官场,还是江湖草莽,都不清楚变法的图景。何况康有为等人,在当时虽有影响,但社会资望不足。这种变法注定是如同捅破天一样的大事,是“与虎谋皮”,出事也是大事,而出事是必然的。

一般草莽中人对这种事多是旁观,即鲁迅一再感叹的国民的麻木;王五却倾其全力支持谭嗣同。他说:“维新变法是富国强民之路,也是王五所愿,能与复生同道同志,乃王五之福分。”为支持谭嗣同,谭的衣食住行由他操持,他还选派精壮武师卫护谭嗣同的住所,而他自己则常随谭嗣同的左右。王五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他的投入在今天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他广交武林豪杰,发展赞同变法的人加入维新行列。用今天的话说,他几乎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他不放过每一个宣传变法的机会。这跟大多数国民仍只关心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改革措施相比,实在让人难以想象这样的英雄豪杰曾在中国社会存在过。

也许他的匹夫英烈无形中影响了谭嗣同,使得这位“天才轶荡”的大思想家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谭嗣同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即使王五力劝谭嗣同出走,谭仍坚持自己的选择:“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死了,死前他留下了百年千载之后仍让人叹息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梁启超认为,“所谓两昆仑者,其一指南海(康有为),其一乃侠客大刀王五。”这是梁对他战友心地最为精当的解读,也是中国读书人对江湖人最高的回报。唯有如此,读书人才不负屠狗辈。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但到了谭嗣同和王五那里,这一中国社会中的功德和罪性现象有所救赎。谭嗣同为我们读书人争得了荣誉,王五再一次证明了屠狗辈的肝胆侠义。

据说,王五曾密谋劫狱救谭,但秘密被泄漏,刑期提前。1898年9月23日,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六人(世称“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谭嗣同临刑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王五闻讯,不顾个人安危赶到刑场伏尸大哭,涤尽烈士身上血污,收尸装殓。据当时人记载:戊戌时,谭嗣同之受刑也,人无敢问者。侠客伏尸大哭,涤其血敛之,道路目者皆曰“此参政(指谭嗣同)剑师王五公也”。

死者已矣,生者何安?在被捕前,谭嗣同把自己隨身佩带的“凤矩”宝剑赠送给王五。王五将谭嗣同入殓后,在居所密设灵堂,祭奠七日,又置盛棺,扶棺送往谭的老家、湖南浏阳安葬。因此,这些努力也是必然的了:这个侠客联络武林豪杰,等待时机再行变法。同时,他决计刺杀载漪、荣禄,为谭嗣同复仇。……

王五的命运是必然的。这个草莽英雄注定要为历史捐躯,谭嗣同死后两年,他也死于国难。关于他的死,有很多种说法,一说他死于义和团之乱,一说他死于八国联军之手,一说他死于袁世凯之手。最可能的仍是民间传说:当年八国联军洗劫源顺镖局时,王五进行了抵抗,后被八国联军杀死,头被挂在城门上,家人无法给王五入殓。“津门大侠”霍元甲听说后,只身从天津赶来,夜里将王五的头取下、埋葬。

这样的英雄在近代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变法失败了,那些有负变法烈士的仍多是读书人。有些人甚至反动,如变法派主将康有为都成为保皇派;更多的人因循,随波逐流,过起自己的日子。当他们在欧美畅游列国的时候,当他们在国内口吐真言或激扬文字的时候,或者说,当他们融进中国社会的黑暗衰败之大潮的时候,我们的英雄烈士在历史的尘封中被人遗忘。

在在戊戌变法的诸多人物中,今天想来最使人觉得可歌泣的是大刀王五。康有为和梁启超早已以其文章事功而誉满天下,谭嗣同等人也早已以其“引刀成一快”的行实而炳为英烈:他们都成功地与那个专横、愚妄的王朝相剥离,末世衰世的灭亡所溅起的污秽没有能玷污他们名字。但是王五呢,王五代表的普通民众呢,他们也曾以庄严的献身而参与了我们民族的历史。想起王五,穆旦的诗就是为这样的普通中国人而写的: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老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了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本文节选自《盗火与革命》

余世存工作室 2017-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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