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伍德:启蒙运动是一场否定性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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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是一场否定的运动

启蒙运动在其较狭隘的意义上作为一种本质上是论战性的和否定性的运动、一场反宗教的十字军,从未上升到比它的起源更高,而伏尔泰则始终是它最好的和最有特色的表现。但是它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而并未丧失它本来的特性。

既然它所根据的观念是,人生主要地是并且一直都是一桩盲目的、非理性的事业,却又有可能被转变为理性的东西;所以它在其自身之中就含有两种直接发展的萌芽:一种是回顾性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历史性的发展,这种发展会把过去的历史展示为一幕非理性力量的戏剧;一种是前瞻式的或者说更实际的或政治性的发展,在预示着并且企求着实现一个千年福王国,那时将会确立理性的统治。

过去的历史是非理性力量在起作用

作为第一种倾向的例子,我们可以引征孟德斯鸠和吉本。孟德斯鸠的功绩是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但是他误解了这些差异的本质上的特性。他不是引用人类的理性来解说他们的历史,而是认为那是由于气候和地理方面的差异所致。换句话说,人类被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则要求之于自然世界的事实。历史这样加以设想后,就会成为一部人类的自然史或人类学,制度在这里就不是作为人类理性在其发展进程中的自由创造,而是作为自然原因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事实上是把人类生活设想为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反映,和植物的生活并无不同;而这一点就蕴含着历史的变化只简单地是一些不同的方式,而那唯一不变的东西,即人性,就以这些不同的方式在对不同的刺激作出反应。

这种对人性和人类行为的错误概念,乃是任何一种理论的真正瑕疵,它(像孟德斯鸠的那种)是企图引用地理的事实来解释一种文化的特征。可以肯定,任何一种文化和它的自然环境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但是决定它的性质的东西并不是那种环境本身的事实,而是人能够从其中取得什么东西;而这一点又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孟德斯鸠是极端非批判性的;但是他坚持人与其环境的关系(尽管他误解了那种关系的性质)以及他坚持经济因素,——在他的见解里,经济因素奠定了政治制度,——不仅就其本身而言是重要的,而且对未来历史学思想的发展也是重要的。

吉本是一位典型的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他同意这一切到了这种地步,竟至于把历史设想为除了不是人类智慧的展示而外,它可以是任何东西;但是吉本并不在自然规律中去寻找它的积极原理,而那对于孟德斯鸠则仿佛竟代替了人的智慧并为人创造了人所不能为他自身创造出来的社会组织似的。

反之,吉本在人类的非理性本身之中发现了历史的动力,而且他的叙述就显示出他所称之为野蛮主义和宗教的胜利的东西。但是为了有可能出现这样一场胜利,就必须首先有某种东西是能被这种非理性所战胜的;于是吉本就把他的叙述的开端置于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候人类的理性在统治着一个幸福的世界,即安托尼时期。

这种有关往昔黄金时代的概念,赋予吉本在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中以一种颇为特殊的地位,一方面使他同化于他的前辈,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而另一方面又使他同化于他的后继者,即十八世纪结束时的浪漫主义者。

未来必定会确定理性的统治

在启蒙运动前瞻的那方面,这种黄金时代就被设想为处于不远的未来,它可以以孔多塞为代表,他的《人类精神进步史纲要》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当时他正在狱中等待着被处决;这部书展望着一个乌托邦式的未来,在那里暴君们和他们的奴隶们、教士们以及他们的受骗者都会消失,而享受着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人们则将会按理性行事。

根据所举的这些例子,显然可见启蒙运动的历史编纂学是启示性的而且达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确实正如“启蒙”这个名词本身所提示的那样,对这些作者来说,历史的中心点乃是近代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在那以前,一切都是迷信和黑暗、谬误和欺骗。对于这些东西是不可能有历史的,不仅仅因为它们不值得进行历史研究,而且因为在其中没有理性的或必然的发展;它们的故事乃是一个痴人所讲的童话,充满着叫喊和狂乱,毫无意义可言。

因此在这一关键的情况,即在近代科学精神的起源上,这些作家就不可能具有关于历史的起源或过程的概念。纯粹理性不可能从纯粹非理性之中出现。不可能有从这一个导向另一个的发展。科学精神的旭日东升,从启蒙运动的观点看来,纯粹是一场苦迹,是在以往事件的过程中毫无准备的,也不是适宜于得出这样一种结果来的任何原因所造成的。

他们之无力从历史上解释或阐明被他们看作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的那种东西,当然就是一种象征;它意味着他们总的说来并没有有关历史因果关系之令人满意的学说,他们也不能认真相信任何事物的起源和产生。因而在整个他们的历史著述中,他们关于各种原因的叙述都肤浅到了荒谬的程度。

例如,就是这些历史学家们发明了这种荒诞的观念,认为欧洲的文艺复兴乃是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学者们随之被驱逐而另觅新居;而这种态度的一个典型表现则是帕斯卡尔的名言,假如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生得长了一点的话,整个的世界历史就会不同了;——这是历史学方法的典型破产,它对真正的解释感到绝望,就默认用一些最细小的原因来解释最巨大的结果。这种无力发现真正的历史原因,无疑地是和休谟派的因果关系的理论相联系着的,依照这种理论,我们永远不可能觉察到任何两桩事件之间的任何联系。

启蒙运动的实质

或许描述启蒙运动的历史编纂学的最好的简捷方式就是这样说:它接收了17世纪晚期教会的历史学家所设计出来的历史研究的概念,而又把它转过来反对它的作者,是以一种有意的反教会的精神而不是以一种有意的教会精神在运用它。

他们并没有企图把历史学提到高出于宣传的水平之上;相反地,它的那个方面倒是被加强了,因为拥护理性的十字军运动仍然是一场圣战;而且当孟德斯鸠说到伏尔泰在精神上是一个专为教士而写作的修道院历史学家时,孟德斯鸠正好击中了要害。

同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又确乎是作出了某些确切的进步。尽管他们是不宽容的和不理智的,他们却正在为宽容而战斗。尽管他们不能欣赏群众精神的创造力,他们却是从这个主题的观点而不是从政府的观点在写作的,因此他们就把艺术和科学、工业、贸易和一般的文化的历史带到了一个崭新的显赫地位。

虽然他们在对原因的探索上是肤浅的,他们至少确实是在探索原因,这样就隐然把历史设想为(不管休谟如何)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桩事件必然导致下一桩事件。这样,在他们自己的思想中就有一股潜移默化的力量在发挥作用,它倾向于打倒他们自己的教条,并超越他们自己的局限性。

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它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既不是由于开明专制君主的意志,也不是由于一个超越的上帝的硬性计划,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必然性,即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而非理性本身在其中,则只不过是理性的一种伪装的形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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