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笔者在《罕见的法大“史料”》一文中已经提到，据《北京市高等教育志》，北京政法学院1965年前原三级以上教授有一级教授两名：钱端升和费青；二级教授一名：雷洁琼；三级教授五名：严景耀、曾炳钧、戴克光、于振鹏和徐敦璋。吴恩裕当时虽是四级教授，但业内公认水平不低于三级。此外，楼邦彦由于去北京市司法局担任副局长影响了职称评定，但实际水平并不低。
无论从哪个角度，钱端升“老院长”都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标志性人物。
周恩来总理称“老院长”为“端公”，本文也以“端公”代称“老院长”。
钱端升（1900～1990），我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教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教授，1954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大法学院院长，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的建校筹备工作，并担任首任院长。在学院的各项工作中，钱端升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始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为学院教学生活条件的改善做出了努力，“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1974 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1981年，聘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共产党。1990 年1 月21 日病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端升先生毕生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著作除短篇外，有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民国政制史》，独著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战后世界之改造》、《政治与政治学》，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007 年，为了纪念钱端升先生对于中国法学的卓越贡献，激励学者勇于创新，促进中国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推进国家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发起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2016年3月，第六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评奖活动正式启动。
（二）
笔者在拙文《“老院长”的书桌》一文里介绍了张国华、沈宗灵和余叔通三位先生撰写的有关端公的文章。
《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收录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默·利文斯顿政治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邹谠的一篇纪念文章《钱端升老师对我最深远的影响》，全文如下：
“我在联大时，曾就学于钱端升老师。当时，《比较宪法》对我影响最深，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始终未选修任何一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但却熟读端升师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于百忙之中，以1年时间完成的《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我以为此书至今仍是权威之作。
我本应寄一长篇论文，评述钱老师的政治学思想与研究成果。但自中风及得心脏病后，行动不便，无法到图书馆重读钱老师的大量著述，加以每月能读书及写作的时间不长，未能如愿。
好在端升师对我最深远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某一著作，而是他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风格。我在联大时是一个很平庸的学生，远不如陈体强等同学的成绩，但得端升师的介绍，能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政治系就读。此后始终是以钱师治学的精神为榜样。
我已属耄耋之年，多种疾病缠身，仍尽可能每日抽出数小时读书写作，准备草就一两篇学术论文，以政治学原理与方法，解释中国、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历史。这些文章也是以实际研究与论述去解答钱师早在1926年发表的‘政治学’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可见先生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功能是无穷无尽的。在纪念钱端升老师时，我辈应以此自勉。
1999年5月15日于芝加哥”
邹谠是端公的弟子，笔者看到过邹谠与端公的合影。
据杨保筠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邹谠（Tsou Tang，1918–1999），美国华人政治学家。原籍广东大埔，生于广州。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犹他大学政治系任讲师，1955年起执教芝加哥大学，历任美国外交政治中心副研究员、政治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6年起），是美国政治学协会、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曾任《中国季刊》、《现代中国》、《亚洲概览》编委。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侧重研究中国政治和美中关系。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和北京的国际实践》、《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1968）、《中国在危机中》（3卷，与何炳棣合著，1968）、《西方的概念和中国的历史经验》（1969）、《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编，合著，1981）、《政治变化和改革》（1984）、《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1986）和《邓小平选集：方向上的历史性变化与过去的延续》等。其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获1965年“戈登·莱英奖”（Gor—don J．Laing），成为少数在美国政治学领域获得成就的华人之一。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多次来华讲学。病逝于芝加哥。
网上查询得知，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先生于1999年8月7日晚上7时30分（美国中西部时间）因心脏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学医院，享年八十。
也就是说，邹谠的纪念文章是其去世前两个多月，远在美国并身处病中写出的，这可能是邹谠先生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用眼，而且需要用脑，更需要用心才能读懂！
（三）
昨天，笔者专程拜访了端公的第五任秘书陶和谦老师（按：陶老师是笔者的“老政法”前辈和北大学长），不仅与陶老师长谈四个小时，而且共进了午餐。陶老师赠予笔者的未刊稿《回首话当年》，其中有专节回忆端公（详情有时间以专文记述）。在此仅引用陶老师已经发表的博客里的文字，就可体会到陶老师对恩师的深情：
想起恩师的关怀，就惭愧、惶恐，我要深深地感谢三位恩师（按：指钱端升、张友渔和雷洁琼）的教诲、指引和鼓励。我将把余热用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上，努力向前。
第一位恩师是钱端升先生，我在1950年入北大政治系是他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后，他任院长。改革开放后，我研究经济法起步时，曾多次请教，先生均来信做恳切的指引。录几封来信。
和谦同学：
信悉。经济法论文汇编亦收到，至感，至感。
搞经济法是符合当前需要的。我意基础不妨打得广些。如有时间，对民法的系统，将近二百年来在各国的发表及今后的趋势，不妨钻一下，求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此为我所未能做到，吃亏很大，故愿以此进告。
钱端升
1980．11．8
（注：此信是我刚担任《经济法概论》主编后，恩师认为‘搞经济法是符合当前需要’，教导我要深入研究民法，还说他未能做到。读后，我百感交集，无地自容。）
和谦：
信悉，所寄讲义两张亦收到。
你知道，我对经济法是一无所知的，没有发言权的。但既承下问，本想在自学方面有何可以提起注意之处，可供参考。不幸，视力实在太差，不允许我进图书馆翻翻书，因此抱歉得很，我实在无话可说。
只有一事提醒注意。经济法既然是新的，当然教好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对同学循循善诱，万不可使他们望经济法而生畏。必须由浅入深，在开始时要尽可能地避免提出过多的概念性的东西，以及繁琐的论述。对于讲给学生听的东西，讲的人首先要自己懂的透，讲的清，既不含糊，又不单凭概念行事。
你新搞经济法要满足上述的要求已是不易，但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也未尝不可做到，望勉之。所言若无当，置之可也。此复并候。
教祺
钱端升
1981．7．28
（四）
清明节前，笔者的“老政法”前辈和北大学长程味秋老师（也是陶老师的北大同窗，而且同是王铁崖点名的国际法专业同窗）曾私信程老师拜谒端公墓的照片。感动之余，节前避开高峰，专程独自前往端公墓地拜谒。
1990年1月21日，端公仙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据林来梵教授撰写的《钱端升先生学术年表》，端公1924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洋百年史’”。了解了这一点，再读端公1933年翻译的煌煌两大册《英国史》，对先生的学术功底就会多一层理解。
近日借得入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钱端升卷》，编者孙宏云的导言写得明白：端公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现代政治系的开创者之一。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
“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作为学者，这已经足够了。
放眼法科学界，这样的学者有几人？
作为端公服务近20年的“老政法”的一名非著名的而且快要退休的教师，笔者近来多次寻访端公的弟子，探访端公工作和生活过的旧址，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这位先贤的学者风范和精神风貌。这样的先贤值得高校的学者和学子们静心阅读！
谨以此文献给著作等身、学问“评价甚高”且“多无异议”的纯正学人钱端升先生的在天之灵！
汉尊2 2017-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