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晟:清明时节忆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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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笔者在《罕见的法大“史料”》一文中已经提到,据《北京市高等教育志》,北京政法学院1965年前原三级以上教授有一级教授两名:钱端升和费青;二级教授一名:雷洁琼;三级教授五名:严景耀、曾炳钧、戴克光、于振鹏和徐敦璋。吴恩裕当时虽是四级教授,但业内公认水平不低于三级。此外,楼邦彦由于去北京市司法局担任副局长影响了职称评定,但实际水平并不低。

无论从哪个角度,钱端升“老院长”都是北京政法学院的标志性人物。

周恩来总理称“老院长”为“端公”,本文也以“端公”代称“老院长”。

钱端升(1900~1990),我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和教育学家,历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教授,1954年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首任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任北大法学院院长,1952 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法学院并入新成立的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参与了北京政法学院的建校筹备工作,并担任首任院长。在学院的各项工作中,钱端升十分重视教学和科研工作,并始终关心同学们的学习和生活,为学院教学生活条件的改善做出了努力,“全力为新中国培养及输送高质量的政法人才”。

1954年,被聘为全国人大宪法起草委员会顾问,参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1974 年,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出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及法律顾问。1981年,聘任外交学院教授。同年,加入共产党。1990 年1 月21 日病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端升先生毕生从事政治学、法学研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其著作除短篇外,有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与人合著的《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本质》,《民国政制史》,独著的《中国政府与政治》(英文版)、《战后世界之改造》、《政治与政治学》,译著《英国史》、《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007 年,为了纪念钱端升先生对于中国法学的卓越贡献,激励学者勇于创新,促进中国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推进国家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发起了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2016年3月,第六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评奖活动正式启动。

(二)

笔者在拙文《“老院长”的书桌》一文里介绍了张国华、沈宗灵和余叔通三位先生撰写的有关端公的文章。

《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收录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哈默·利文斯顿政治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邹谠的一篇纪念文章《钱端升老师对我最深远的影响》,全文如下:

“我在联大时,曾就学于钱端升老师。当时,《比较宪法》对我影响最深,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学习时,始终未选修任何一门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但却熟读端升师在哈佛大学任教时,于百忙之中,以1年时间完成的《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1912–1949》,我以为此书至今仍是权威之作。

我本应寄一长篇论文,评述钱老师的政治学思想与研究成果。但自中风及得心脏病后,行动不便,无法到图书馆重读钱老师的大量著述,加以每月能读书及写作的时间不长,未能如愿。

好在端升师对我最深远的影响,还不是他的某一著作,而是他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的风格。我在联大时是一个很平庸的学生,远不如陈体强等同学的成绩,但得端升师的介绍,能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政治系就读。此后始终是以钱师治学的精神为榜样。

我已属耄耋之年,多种疾病缠身,仍尽可能每日抽出数小时读书写作,准备草就一两篇学术论文,以政治学原理与方法,解释中国、中国革命与建国的历史。这些文章也是以实际研究与论述去解答钱师早在1926年发表的‘政治学’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可见先生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功能是无穷无尽的。在纪念钱端升老师时,我辈应以此自勉。

1999年5月15日于芝加哥”

邹谠是端公的弟子,笔者看到过邹谠与端公的合影。

据杨保筠主编《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邹谠(Tsou Tang,1918–1999),美国华人政治学家。原籍广东大埔,生于广州。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在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和犹他大学政治系任讲师,1955年起执教芝加哥大学,历任美国外交政治中心副研究员、政治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6年起),是美国政治学协会、亚洲研究协会会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曾任《中国季刊》、《现代中国》、《亚洲概览》编委。研究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侧重研究中国政治和美中关系。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革命经验和北京的国际实践》、《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1963)、《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1968)、《中国在危机中》(3卷,与何炳棣合著,1968)、《西方的概念和中国的历史经验》(1969)、《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编,合著,1981)、《政治变化和改革》(1984)、《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与毛以后的改革》(1986)和《邓小平选集:方向上的历史性变化与过去的延续》等。其中《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获1965年“戈登·莱英奖”(Gor—don J.Laing),成为少数在美国政治学领域获得成就的华人之一。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多次来华讲学。病逝于芝加哥。

网上查询得知,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令其声名大噪,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先生于1999年8月7日晚上7时30分(美国中西部时间)因心脏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学医院,享年八十。

也就是说,邹谠的纪念文章是其去世前两个多月,远在美国并身处病中写出的,这可能是邹谠先生留给世人的最后文字,这样的文字不仅需要用眼,而且需要用脑,更需要用心才能读懂!

(三)

昨天,笔者专程拜访了端公的第五任秘书陶和谦老师(按:陶老师是笔者的“老政法”前辈和北大学长),不仅与陶老师长谈四个小时,而且共进了午餐。陶老师赠予笔者的未刊稿《回首话当年》,其中有专节回忆端公(详情有时间以专文记述)。在此仅引用陶老师已经发表的博客里的文字,就可体会到陶老师对恩师的深情:

想起恩师的关怀,就惭愧、惶恐,我要深深地感谢三位恩师(按:指钱端升、张友渔和雷洁琼)的教诲、指引和鼓励。我将把余热用在经济法理论研究上,努力向前。

第一位恩师是钱端升先生,我在1950年入北大政治系是他的学生,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后,他任院长。改革开放后,我研究经济法起步时,曾多次请教,先生均来信做恳切的指引。录几封来信。

和谦同学:

信悉。经济法论文汇编亦收到,至感,至感。

搞经济法是符合当前需要的。我意基础不妨打得广些。如有时间,对民法的系统,将近二百年来在各国的发表及今后的趋势,不妨钻一下,求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如此为我所未能做到,吃亏很大,故愿以此进告。

钱端升
1980.11.8

(注:此信是我刚担任《经济法概论》主编后,恩师认为‘搞经济法是符合当前需要’,教导我要深入研究民法,还说他未能做到。读后,我百感交集,无地自容。)

和谦:

信悉,所寄讲义两张亦收到。

你知道,我对经济法是一无所知的,没有发言权的。但既承下问,本想在自学方面有何可以提起注意之处,可供参考。不幸,视力实在太差,不允许我进图书馆翻翻书,因此抱歉得很,我实在无话可说。

只有一事提醒注意。经济法既然是新的,当然教好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对同学循循善诱,万不可使他们望经济法而生畏。必须由浅入深,在开始时要尽可能地避免提出过多的概念性的东西,以及繁琐的论述。对于讲给学生听的东西,讲的人首先要自己懂的透,讲的清,既不含糊,又不单凭概念行事。

你新搞经济法要满足上述的要求已是不易,但有志者事竟成,下定决心也未尝不可做到,望勉之。所言若无当,置之可也。此复并候。

教祺

钱端升
1981.7.28

(四)

清明节前,笔者的“老政法”前辈和北大学长程味秋老师(也是陶老师的北大同窗,而且同是王铁崖点名的国际法专业同窗)曾私信程老师拜谒端公墓的照片。感动之余,节前避开高峰,专程独自前往端公墓地拜谒。

1990年1月21日,端公仙逝。中国政法大学全体教职工暨校友挽以长联:“执教六十载,著作等身,诲人不倦,倾心育英才,师情似海,五洲桃李永怀钱翁;参政大半生,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切为人民,望重如山,四海法曹同悼端公”。

据林来梵教授撰写的《钱端升先生学术年表》,端公1924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讲师,讲授‘西洋百年史’”。了解了这一点,再读端公1933年翻译的煌煌两大册《英国史》,对先生的学术功底就会多一层理解。

近日借得入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钱端升卷》,编者孙宏云的导言写得明白:端公是“中国现代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中国现代政治系的开创者之一。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而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和进退出处,则有赞有弹……”

“关于他的学问,其同辈学者评价甚高,在其身后也多无异议。”作为学者,这已经足够了。

放眼法科学界,这样的学者有几人?

作为端公服务近20年的“老政法”的一名非著名的而且快要退休的教师,笔者近来多次寻访端公的弟子,探访端公工作和生活过的旧址,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这位先贤的学者风范和精神风貌。这样的先贤值得高校的学者和学子们静心阅读!

谨以此文献给著作等身、学问“评价甚高”且“多无异议”的纯正学人钱端升先生的在天之灵!

汉尊2 2017-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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