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0月8日,“爱国者”梁启超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政治流亡生涯,回到了中国,开启了他的政治新旅程。这一次,他的合作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政敌袁世凯。

此时,距离清朝瓦解、民国肇建正好一年。

梁启超的归国,成为民初政坛的一大焦点新闻。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的归国,竟然牵动了各派政治势力。北洋系、革命党、国内立宪派、地方督抚等等,都纷纷登门造访。一时间,梁启超由国内各派嫉妒的人物,成为各派欢迎的炙手可热的人物,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平均每天上百人次。

梁启超的政治声望此时已达于顶点,政治呼声也达于顶点。各派政治势力,都希望这个立宪派的领袖、舆论界的骄子来增加自己的政治筹码。接下来的是,他将面临人生又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他是该选择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抑或是岑春煊?是该选择依附还是中立?在诸多政治势力中,与梁启超纠合最久、最深、关系也最复杂最微妙最深刻的,无疑是袁世凯北洋系。

立宪派与北洋系的纠葛与斗争

北洋系崛起于袁世凯的天津小站练兵。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弥补战争损失,着手建立一批新式陆军,先是由胡燏棻在天津小站训练十营定武军。895年10月,胡调任津芦铁路督办,由袁世凯继任新建陆军督办,接手定武军,后改名新编陆军,主要军官由袁世凯亲友、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淮军旧部组成。1899年编入武卫军,组成武卫右军。这批部队在八国联军之役时参加东南互保保存实力,因此不像其他武卫军般损失惨重,战力完整的定武军在庚子一役后成为清朝北方仅剩的新军武力,1902年改名常备军,计划辖左右两镇,后扩编为三镇。1904年加入全国新军改编(计划全国36镇),常备军扩编为六镇,改名为陆军第一镇至陆军第六镇。原则属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称北洋六镇,也即北洋军。袁世凯因其曾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故成为北洋军领袖。

北洋系是中国近代政治的一个巅峰。北洋势力的崛起,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军事格局,甚至也改变了后来国民革命的格局。北洋系虽然发轫于清朝,但也是清王朝统治的终结者之一。不过,如果没有立宪派及革命党的介入,北洋系也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由此,北洋系、旧立宪派、南方革命党,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的民初中国的政治版图。在这幅政治版图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权力划分:北洋系和革命党是政治对手,一度成南北对立之局,而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被夹在中间,一度与北洋系合作,共同对付南方革命党,但很快又被北洋系抛弃,转而与以岑春煊为首的地方督抚结盟,共同对付袁世凯。立宪派一直游刃于北洋系与南方革命党、地方督抚、满族亲贵“宗社党”之间,起着调和南北、平衡新旧的作用,对于巩固南北和谈局势,功不可没。

康梁立宪派与袁世凯之间的政治恩怨自戊戌变法时即已产生。此后,康梁一直致力于倒袁和除袁的行动。康为此还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保皇会组织,希求借助海外华侨与秘密会党组织,武力勤王,但武力勤王的前提是,必须剪除慈禧太后的左膀右臂荣禄、奕劻和袁世凯。在北美活动期间,梁启超甚至还加入了北美最大的秘密会党组织致公堂,并充任军师,很多三合会成员都成了梁的势力,目的就是为了发动革命。在康梁的计划中,除掉慈禧太后、荣禄、奕劻与袁世凯等顽固派势力,与还政光绪、推进立宪是同步进行的。

康有为是一个爱憎分明的顽固分子,一当把袁世凯列为政敌,就绝不可能与之言合作。但梁启超有所不同。长期以来,梁启超既将袁世凯当作头号政敌,但也一直试图与袁联络与合作,只不过碍于康有为,梁不能公开与袁联络。作为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要推动立宪,依靠保守的慈禧太后肯定不行,依靠软弱无权的光绪不行,依靠暴民政治起家的孙中山、黄兴不行,依靠没有操守的地方军阀不行,依靠旧官僚也不行,希冀最大的唯有袁世凯。可以说,就政治人格而言,袁世凯是绝对的专制独裁人物,但袁世凯又是可以进行立宪的开明政治家。在清末的军、政两界,袁世凯是谁都嫉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但又是谁都不得不承认的实力派人物,甚至连孙中山、梁启超也不例外。

原本,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将立宪的希望寄托于还政光绪之上。但还政光绪的前提是必须除掉慈禧、荣禄、奕劻和袁世凯这几个最大的政治障碍。但要除掉这四人,何其之难!保皇会多年的资财几乎全用于除掉这四人上去了,尤其后康有为在海外招募义士梁铁君,蛰伏京城,密谋行刺慈禧,结果慈禧没除掉,反而丢掉了性命。袁世凯尽管在政治上与慈禧、荣禄等人属于同盟关系,但掌握满人政权的慈禧太后,从内心来说是并不十分信任作为汉族官僚的袁世凯的,再加上有另一个汉族官僚岑春煊的存在,使得慈禧无法彻底信任袁世凯。岑春煊虽然与康梁维新派暗通款曲,但他对清廷的忠诚,深深感动了慈禧,尤其是慈禧西逃时,岑春煊的救驾之功,让慈禧彻底信任了岑春煊,而岑春煊的存在,却成为袁世凯最深的恐惧。所以,有了岑的存在,袁就无法彻底信任于慈禧。慈禧心理十分清楚,结束满清统治的,有可能就是袁世凯这个最大的野心家。于是乎,慈禧对袁世凯既利用又防范。

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在除袁与倒满之间,当然是以倒满为上,除袁为次。在梁的计划中,倒袁与联袁甚至可以是一体的。何时除袁,何时联袁,乃因时而需,当然前提是为了立宪大计,这体现了梁启超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素养。

“丁未政潮”:北洋系与岑春煊之政争

考察梁启超与北洋系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同样与袁世凯北洋系有着尖锐政治冲突的另一个派系,即晚清以瞿鸿禨、岑春煊等为代表的朝廷清流派。清流派与袁世凯北洋系向来(也被称为“浊流派”)矛盾甚深。梁启超与这两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意思的是,在晚清,无论是满清贵族中的改革派,还是袁世凯北洋系,抑或是以岑春煊、瞿鸿禨为代表的清流派,都主张在中国实行预备立宪,且都想借助于梁启超这个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岑春煊与袁世凯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因1907年“丁未政潮”而扩大化,并以岑春煊、瞿鸿禨的被开缺而收场。但袁世凯在这场斗争中也元气大伤,实际获益者恰恰是梁启超立宪派。在这场斗争中,梁启超立宪派借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赢得改革与立宪的话语权。“丁未政潮”将梁启超立宪派与北洋系、岑春煊及瞿鸿禨的朝廷清流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丁未政潮”是清末一次较大的政治风波。政潮始于1907年(丁未年)4月,终于同年8月,历时4月有余。由于这次政潮发生在清末预备立宪期间,既与预备立宪必然导致的权力再分配有关,又反过来影响了预备立宪的结果。因此,有学者指出,弄清“丁未政潮”与预备立宪的关系,对深化清王朝覆没前十余年的历史之研究,对于了解辛亥革命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将有所裨益。(张践《丁未政潮与预备立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2期)

预备立宪初始,清廷就出现政治纷争,且矛头所向直指袁世凯和奕劻,这不能不使清廷内外为之震惊。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袁世凯,继承曾、李衣钵,建立了北洋军阀集团,在中央与奕劻“深与接纳,为其谋主,于是北洋遥执朝政。”(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在预备立宪活动中,袁世凯表现得极为活跃,他参与中央官制改革,全力支持清廷实行责任内阁制,“冀以内阁代君主,可总揽大权”(赵炳麟《松柏丛集》第6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在地方官制改革中,袁与奕策划,把力图在立宪中有所发展的岑春煊远调边地云贵任总督,同时将自己的势力伸向东北,使时任东北的总督、巡抚皆为北洋班底。袁世凯借立宪排斥异己,发展本集团势力,自然激起了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反对。

瞿鸿禨、岑春煊皆西狩途中受知于慈禧。瞿鸿禨入值军机,颇有清望。岑春煊则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与袁相抗衡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此二人本与庆、袁政见不合,他们都主张对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应加以裁抑。适值预备立宪,袁又直接触及了二人的利益,故二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丁未政潮”。丁未政潮之发生,北洋系的恶性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矛盾实有以致之。

在瞿的支持下,御史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纷纷上书弹劾奕劻、载振父子“置时艰于不问,置大计于不顾,尤可谓无心肝。”(《光绪朝东集录》第5660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瞿、岑在参劾奕劻、袁世凯一党腐败的同时,又大力提拔立宪党人,“瞿、岑戊戌前,皆尝与康有为、梁启超款曲。”(《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在政潮中,瞿力举康、梁,并请开放党禁,岑则对江浙立宪党人大力提拔。瞿、岑之用心在于拔除庆、袁一党,以立宪党人为奥援,廓清政治。

身在海外的立宪党人卷入了此次政潮。丁未年(1907)夏,梁启超与蒋智由、麦孟华等于日本组织政闻社,发行《政论杂志》,发表宣言,主张立宪,并在宣言中表示“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转引自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第26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可见其立宪宗旨还在真心保皇,与袁世凯势不两立。所以政潮一起就引起他们的关注。留在国内的徐勤、麦孟华、何天柱等人不时将政潮的动向向康、梁通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政潮的隐秘细节也了如指掌。如岑春煊由邮传部尚书改任粤督的消息发表不久,在日本的梁启超便获知了其行踪路线,并由此制定了与岑会晤的计划。他曾告知上海的徐佛苏:“知西林南下欲往沪,要之于路有所陈说,一为全局,一为桑梓。”并指出“岑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机会殊难,故不得不失彼。”(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6月3日,梁由日抵沪。然而“沪道得端方电,到处访查”(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使二人终未见面。

岑春煊与康有为女婿麦孟华的关系更非同一般。岑取道武汉入京的计划麦孟华就十分了解,并打算与岑一同入京,借此增加立宪派影响。岑曾表示“抵力相助”(《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第42—4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只因消息走漏,未能成行。“丁未政潮”失败,岑到上海,麦孟华与他见了面,商议对策。麦孟华向他提出了缓就粤督,滞留上海,静观时局的建议。然而袁世凯指使御史陈庆桂大加参劾,攻击岑春煊以“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依为心腹云云。”(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15—4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使岑春煊开缺。岑春煊的开缺,使麦孟华痛惜万分,致书梁启超谓“(岑)已陷入全行失败之地位”。其继任张人骏“必无十分振作,且彼与西林颇有意气,恐其尽反西林所为也。”(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康、梁等立宪党人在政潮失败后,对整个政局的估计十分悲观,徐勤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说:“今张(之洞)、袁(世凯)入军机,必日以压制吾党为事,就现下情形而论,吾党万难于政界占一席,只有于商务、教育大为整顿,候数十年后,以待其变而已。”(《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其实,庆、袁一党也在极力拉拢海外立宪党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梁启超、熊希龄、杨庆等人将保皇会改组成帝国立宪公会,就得到了袁世凯、端方等人的暗中相助(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可见袁世凯等人在立宪问题上处理较为灵活。

袁世凯与“宗社党”之争

梁启超对待袁世凯北洋系的态度复杂而多变。有时是以倒袁为主,有时是以联袁为主,有时是一边倒袁,一边和袁。梁启超倒袁,既有来自于康有为的指示,也有出于自身主观的策略考虑。但梁启超联袁,则纯出于梁自身的策略考虑。在晚清政坛,除了立宪派和清流派,袁世凯在朝廷内的另一个政治对手就是“宗社党”。鉴于“宗社党”与袁世凯的对抗及君主立宪立场,梁启超立宪派与之也有紧密的联络。

1908年,是康梁密谋倒袁较为频繁的一年。这一年,光绪、慈禧相继崩逝,康梁遂加紧了倒袁的步伐,康梁倒袁所借助的,是与袁世凯有仇隙的满族亲贵。

袁世凯的复出,增加了一部分满族亲贵的不满,于是,辛亥前后,在康梁立宪派与袁世凯北洋系、革命党之间,诞生了另一个与袁世凯和革命党相抗衡的政治组织“宗社党”。在清政府濒于瓦解之际,“宗社党”一度频繁活动于北洋系与革命党、立宪派这几个政治势力之间,形成了一个四角角力关系。

“宗社党”是由满族亲贵组成的一个重要政治组织,旨在反对袁世凯当政,对付革命党,复辟满清政权,推行君主立宪。核心成员由善耆、良弼、铁良、溥伟、载涛、载润等组成。以往的历史叙事中,虽然良弼被认为是“宗社党”首领人物,但良弼不过是年轻的台前人物,实际首脑人物是善耆。良弼属镶黄旗人,虽然祖上系宗室,但顺治年间七世祖巩阿岱(贝子拜音图之弟)以附睿亲王多尔衮故,被削爵、幽禁、黜宗室,直到嘉庆四年始命复宗籍,赐红带子。所以,良弼在满族宗室中爵位是不够显赫的。而善耆在满清贵族中则属于亲王,晚清重臣,政治地位显赫,历任乾清门头等侍卫、副都统、统领、民政部尚书、民政大臣、理藩大臣,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建造者之一。善耆在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协助下,建立了巡捕队,成为中国警察制度的滥觞。而且,善耆在晚清属于绝对的实力派人物,与立宪派、日本势力、满蒙王公、地方督抚等都广有联络。民国元年(1912年)6月,善耆开始全力组织“勤王军”来配合日本政府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善耆准备在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起事。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但就在这批军火运抵郑家屯附近时,被吴俊升的军队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1915年袁世凯称帝,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的计划是,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100万元,并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然而,正当善耆以为复辟指日可待时,袁世凯忧愤而死,“扶清讨袁”口号已经失去意义。日本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开始压制善耆,不让其轻举妄动,“满蒙运动”再告失败。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宗社党”一直是被作为复辟君主、保守、顽固、反动的形象出现的,而且认为“宗社党”成员都是一些开历史倒车的满清皇室的守旧死硬分子。实际并非如此。“宗社党”成员是满清贵族的少壮派,大多有留学经历,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尤其是受到康梁维新变法及立宪思想的影响,思想开明,且一直致力于立宪政治运动,以谋求满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宗社党”成员大多数是支持、拥护立宪的骨干分子,是晚清立宪运动中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至于其忠于满清王朝,从政治正义角度而言,固然是一种历史倒退;但从政治道义角度而言,无可厚非,甚至值得大力褒扬。

尽管宗社党人与袁世凯之间的斗争由来已久,但相比于革命党,清朝覆亡以前,宗社党与袁世凯毕竟还是属于政治同盟关系,只不过彼此有权争而已。在对付革命党上,二者的立场是一致的。在革命军的高压之下,虽然溥伟、善耆、良弼等人主战的态度十分坚决,但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迷信武力。他们早就看出,这次起义其实是中国未来政体之争。旧体制难以为继,若想保全君主,就要“以立宪弥革命”。为此,他们注意到了海外的梁启超,并一直在京奔走串联,为立宪造势。

良弼与袁世凯素来不和。身为禁卫军统领的良弼,因反对与革命党议和而遭嫉恨。军咨府成立后,良弼充任军咨府,实际是军咨府大臣载涛的得力助手,良弼是晚清贵族中支持康梁立宪的实力派人物。1906年,清廷设贵胄学堂,专门培养八旗子弟,以将来控制军权。这时许多留日士官生陆续归国,被派往北洋新军担任下级军官。当时,良弼曾周旋于亲贵之间,时常游说亲贵“我们训练军队,必须打破北洋武备势力,应当找士官作班底,才能敌得过袁世凯。”(《北洋军阀史料选辑》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

1908年秋,清廷宣布预备立宪,首先从改革官制入手,“宗社党”成员铁良就削减地方督抚权力问题与袁世凯发生了激烈争论。良弼的态度更为激进,主张将袁世凯杀掉,只因忌惮北洋军官不便弹压而作罢。光绪、慈禧驾崩后,溥仪继位,载沣监国,在各派势力的运动下,袁被开缺回籍。但善耆对袁仍很警惕,秘密派人监视袁的动向。“宗社党”成员载涛在其《载沣与袁世凯的矛盾》一文中提到:“袁住在彰德渔上村之时,善耆对他并不放心。那时日本人川岛浪速是善耆的警察顾问,亦即是他的心腹之人。川岛手下曾秘密侦探袁的行动,随时都有密报。”

1911年“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被迫做出让步,摄政王载沣辞职,袁世凯复出,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取代载沣行使行政大权,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主动请缨南下镇压革命军,但遭到了载沣和奕劻的拒绝,后又反对袁世凯复出,此时良弼遭袁世凯排挤,被夺去禁卫军统领实权,善耆、良弼、铁良、溥伟、载涛等人遂组建了“君主立宪维持会”。为扩大扶清力量,良弼极力拉拢冯国璋等感念清朝旧恩的北洋系将领,四处纠结满族军人,不停召集会议,并常以在北京发动军队暴动为恐吓手段,威胁清廷以载沣为主的主张共和的一派及袁世凯。当袁世凯以内阁全体辞职要挟清廷接受退位条件时,“宗社党”主张批准袁内阁辞职,另组“战时皇族内阁”,由在亲贵中“素以知兵名”的良弼出任总司令,准备孤注一掷与革命军作战。1912年1月下旬,“宗社党”发布激烈宣言,攻击袁世凯,同时散发《北京旗汉军民函》,说袁世凯得饷已近千万,“仍不开战,是何居心?”

尽管“宗社党”动静很大,但毕竟不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为防止他们捣乱,将良弼调为有名无实的军咨使,同时调心腹冯国璋代替良弼,总领禁卫军。良弼的禁卫军统领一职虽已被冯国璋接替,但在禁卫军中仍广有人脉,铁良更是久历行伍,在军中影响颇大,因此“宗社党”势力不小。

然而,就在“宗社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候,24岁的四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的一枚炸弹,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1912年1月26日,良弼被彭家珍刺杀身亡。“宗社党”与袁世凯的斗争也以良弼之死而暂告一段落。

“联满倒袁”

“宗社党”坚定的反袁立场,让康有为大喜过望,康迅速制定了一个“联满倒袁”计划,联络“宗社党”便是其中的重要步骤。

“宗社党”台前领袖良弼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往来,并深慕谭嗣同为人,对维新变法十分赞同。“宗社党”幕后领袖善耆更是立宪派的朋友。1901年12月,各省请愿团纷纷到京要求提早立宪,载沣拒绝接见,各衙门更是唯恐避之不及,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却出人意料地在民政部大堂接见了请愿代表,听取他们关于立宪的主张,介绍了民政部在预备立宪期间的工作安排,并含蓄表达了他赞同提早立宪的主张,可见善耆对于立宪政治之鲜明立场。

“宗社党”是晚清的一个政治怪胎,它背靠日本和满蒙王公势力,妄图通过控制北中国来复辟清朝统治。善耆之女就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著名间谍川岛芳子。从政治上来说,“宗社党”是为了复辟满清统治,是开历史倒车的,但它的立场又是主张立宪的。故此,对于这样一个组织,康梁立宪派自然不能不予以关注。

康有为很早就注意到了“宗社党”成员的立宪倾向,并指示保皇会成员开展联络工作。

1908年2月,康有为致信梁启超,言及除袁方略:“离庆乃第一策,此如戊戌吾欲离荣庆事,惜樵野不敢行,致败。今未知所托之人如何,并在世续前行之诚佳,但其人须能常出入王公间。肃乃名士派,亦与端方等,未必能任重大事,但彼此已交亲,借彼此怒怨,以合王公,终胜他人耳。铁良则吾见汪大燮、孙宝琦皆极称之,以为满人第一,且有心于上,最有才魄,诚可深结。所来方略与吾所闻,分毫不差,是在办事之人能行此方略否耳。”(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七日康南海《与任弟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93页)

康有为信中所说的除袁与联满是同步进行的。康认为,除袁必先离间袁的后台庆亲王奕劻,奕劻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总理大臣,位高权重。剪除奕劻,可以依靠的人有“肃”,即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与袁世凯有旧怨,善耆是康梁与满族亲贵之间联络的中间人物。另一个人物是陆军部尚书铁良,铁良手握陆军部大权,可以制衡袁世凯。这些满族亲贵,在一定程度上都有立宪倾向,且素与袁不和,故在康的谋划中,可善加利用。

在梁启超1908年二三月间给康有为的回信中表示,已安排汤觉顿返国,秘密联络于善耆及满族诸亲贵之间。汤觉顿是梁启超在国内开展活动的重要联络人之一,与宗社党善耆、良弼、铁良等人的联络,都有赖于汤觉顿。梁启超认为“良弼乃宗室中最才者,而革党恨之最深,日思中伤者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致南海夫子书》,同上)

是年3月,汤觉顿致书康有为,报告其与善耆联络事宜:“肃邸纯为帝党,自戊戌以至今日,宗旨坚定,经千曲百折,曾不少变,于贵胄中诚为仅见……去年项城入军机后,其地位颇危,谨乃能保……此人他日纵不能得政权,亦必占一重要之位置。吾党今日得此人而联络之,天所赐也。”(光绪三十四年三月汤觉顿《致南海夫子书》,同上)汤觉顿此信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一是善耆在清廷贵胄中地位十分重要,且是一位十分值得联络的人物,二是善耆与袁世凯矛盾甚深,三是善耆将来的政治前途十分看好,即使有庆亲王奕劻这样的政治对手在,善耆的未来政治前途亦是很好的。

1908年11月23日至25日,梁启超向同情改良运动的清廷宗室、北京外务部主事长福发了数封密函,力促清廷诛杀袁世凯,声称光绪皇帝死得可疑,不能让奸贼逍遥法外,希望载沣等“定奇谋,成奇勋”。

由于康梁在海外密谋倒袁,并参劾袁的同党庆亲王奕劻,使得外间有康梁密联广东都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的谣言,于是袁力促张之洞奏请慈禧太后,揭发康梁的乱政密谋,张氏对于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一向比较反感,深恐其留日学生为康梁所利用,便毅然奏请解散梁启超的政闻社,通缉首犯,于是,政闻社遭清廷查禁。

1910年10月21、22日,光绪、慈禧的驾崩,使得清廷政局蒙上了重重迷雾,同时也打乱了清廷内外各派政治势力的步骤,当然,也打乱了立宪派的计划。一方面,光绪的驾崩,让保皇派觉得曾经一直寄托的精神支柱突然崩塌,光绪死后,已经无皇可保,至少不会出现能够取代光绪这样一直支持维新派的帝王了;但另一方面,慈禧的驾崩,也让立宪派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对手,让袁世凯失去了一个政治靠山。从此,立宪派可以加紧实施倒袁的步伐。

1910年11月间,梁启超通过蒋智由、汤觉顿等立宪派骨干,频繁活动于肃亲王善耆、监国摄政王载沣、军咨大臣载泽之间,积极倒袁;与此同时,袁世凯方面亦通过秘密手段,污蔑梁启超及立宪派人士。为了达到彻底除袁的目的,梁启超还通过善耆给载沣上了一封万言书,历数袁世凯的罪状。在致善耆的书信中,梁启超建议彻底宣布袁的罪状:

一是酿成朝鲜东学党之乱,以致引发中日甲午战争。二是戊戌变法之际向慈禧告密,以致酿成两宫纷争。从此维新变法事业受阻,维新派长期遭受打击迫害,光绪皇帝被囚禁。三是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煽动义和团变乱,并将义和团之乱引至京津,酿成中外惨祸。四是培植党羽,残害异己,又招权纳贿,虚耗公款,造成国库损失。(《梁启超致肃王善耆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梁启超在信中明言,“以彼贼诬君误国之罪,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但监国仁慈,必不忍出此,且持之太急,或恐外人疑及今上皇帝宽仁之度。则以鄙见策之,虽最轻亦宜加以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字句,既宣布其罪状而特恩赦之,则真所谓仁至义尽,为天下万世所共谅矣。”

梁启超还通过善耆向载沣等人谆谆告诫:“外国人不通我国内情,谓袁贼为维新派,而指与袁反对者为守旧派,动窃窃焉疑袁之去后,政府政策将为之一变。其实,袁于新政行何与,袁去而新政之行方如旭日东升耳。窃谓当于明年元旦,焕发大诏,一方面,通饬臣僚整顿内治,与友邦之交谊,务使益加敦睦。一方面,示人民以朝廷励精图治与民更始之意,更晓以兹事体大,非卤莽所能有成,人民务宜随同政府协力以求立宪政治次第之进行,不可轻举妄动,为宪政前途更生障碍云云。”(同上,第314页)此时的梁启超认为,袁世凯以维新派的身份伪装自己,实际是维新事业的最大阻碍,只有除去袁世凯,中国的新政才能得以顺利实施。

当然,想除掉袁世凯的并不只有梁启超立宪派。在清廷内部,与袁世凯有仇隙的人包括载沣及其身边的满族亲贵,善耆等人都曾劝说载沣剪除袁氏。据《载涛回忆录》记载,促成载沣下决心解决袁世凯问题的是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他们曾向载沣进言,内外军政诸机构单位,全是袁氏党羽,太后一死,失去了唯一的钳制,他日坐大,除去更为不易。根据善耆的主张,应该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乘袁世凯单身一人进宫之际,抓起来杀掉再说。但如前所述,促使善耆进一步有剪除袁世凯的动机的则是梁启超。所以,在除袁这一件事上,梁启超立宪派起着重要的策动作用。

载沣从内心里也是希望能除袁的。载沣与袁世凯之间本就有嫌隙。但这种嫌隙,尚不足以一定要除掉袁世凯。何况,载沣是一个性格软弱之人,缺乏除袁的大气魄,在除袁这件事上他犹豫不决,思之再三,还是决定与庆亲王奕劻、张之洞通通气。但殊不知,奕劻本就是袁世凯的后台,而张之洞这种老谋深算的官场老油条更不可能积极主张除袁。通气的结果就是奕劻劝他谨慎从事,张之洞则坚决反对。尤其是此二人对危险性的警告,使他最后放了袁世凯一条生路。载沣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留下了一个有力量颠覆大清帝国的人。对这种有能量的人,如果让他觉得国家是自己的,他就有能力保卫这个国家。如果不信任他,也不能让他知道。一旦让他知道不被信任,就该杀掉他。他公开表示了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彻底寒了袁世凯的心,却又没有把他除掉,这无异于制造仇敌而又养之于卧榻之侧。而这,恰恰让他在这一年,又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来代替自己的位置。而袁世凯的出山,使得中国从此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漫长时代,立宪遥遥无期。

康、梁分道:“倒袁”与“和袁”

袁世凯被载沣罢免职务之后,清廷立即采取了一个重大举措:建立“皇族内阁”。所谓“皇族内阁”,即在载沣的新内阁中,大部分成员均为满洲皇族。“皇族内阁”的成立,引发了汉族官僚和梁启超立宪派的极大愤怒,这也是导致梁启超欲抛弃满族亲贵、发动宫廷政变的导火索,当然,也是梁启超计划改变的导火索,即由“联满倒袁”转向“联袁倒满”。而这,正与康有为的策略相悖。这是康梁师徒关系在辛亥前后发生戏剧性转折的标志性事件。

为了推翻“皇族内阁”,梁启超等人与掌管军咨处事务的郡王载涛及载洵建立起了联系,目的是为了拉拢与奕劻、载泽有矛盾的载涛、载洵,并以载涛取代载泽。载涛向梁启超打入北京做地下工作的康有为门人潘若海问计,梁委托潘建议载涛一面收抚禁卫军,一面拉拢驻扎保定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谋划于1911年夏历九十月间,里应外合,发动政变,消灭奕劻与载泽等,掌握政权。计定,梁启超即利用华侨捐献的大量金钱,收买禁卫军。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梁几乎将1910年各方所得全部投入。

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在梁启超策动下,驻守石家庄的清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驻守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驻守奉天(沈阳)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在滦州举行兵谏,三路大军紧逼北京,迫使北京立即实行立宪;与此同时,在宫廷内,梁启超以载涛控制的禁卫军包围紫禁城,逼迫监国摄政王载沣退位,解散“皇族内阁”。计定,梁启超即急驰回国,利用禁卫军实施上述计划,拥立时已担任军咨府大臣的载涛为总理,收抚革命党人,消弭起义。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即“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康有为同意梁启超的这一计划。这就是改变了晚清历史的“滦州兵谏”。(详见朱中原《1911:梁启超的宫廷政变计划》,《中华读书报》2015年11月04日07版)

“滦州兵谏”发生后,清廷内部形成了一股极力要求袁世凯出山的势力,“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首先力荐袁世凯,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袁出山,改变目前困局“非袁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挟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

另一名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更是相信袁世凯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他赶到彰德面见了袁世凯。作为袁的老部下,二人政见一拍即合,认为在当下应该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争取民众的支持,组织更具西方色彩的责任内阁,在政治上宽容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解除党禁,袁世凯表明自己可以出山,但不能听任最高层的摆布。他害怕再一次遭到用完即弃的命运,提出中央政府需授予自己军队全权。徐世昌回京后立即将这些意见转告摄政王载沣。

除了中央政府的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地方督抚中的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也屡次对摄政王施压。李经羲致电张人骏,希望他以大局为重,举荐袁世凯,电称:“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同一天,陈夔龙致电责任内阁,明确要求调回湖北前线的荫昌,改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

袁世凯的更多政治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袁世凯,宣称: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袁世凯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袁世凯出山已势成定局。

袁出山之后,立即对参与兵谏的新军进行了镇压。就在梁启超整装待发之际,忽然得到袁世凯调毅军统领姜桂题率兵入卫京师的消息,导致政变计划横生阻碍。而且,袁世凯派段祺瑞暗杀了起事的新军统领吴禄贞。吴禄贞的被杀,导致梁启超宫廷政变挫败。

尽管政变失败,但康有为并没有就此放弃除袁的行动,他又酝酿了一个全新的政变计划:“联满倒袁”,也称“除袁保皇”,即联络被袁世凯打压的满族亲贵,推倒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由立宪派掌握中央“全权”,三者结合,构成了一份完整的政变纲领。这是康有为武昌起义后的一份新的应变计划。康氏的这一全新计划,实质是一种复辟和倒退,即力图推翻袁世凯,回复到满清主政的时代。

袁世凯出山时,清廷中即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于袁世凯,寄希望于康梁出山。袁世凯出山后,他利用革命党逼迫清廷、夺取权力的行为引起满蒙王公亲贵的强烈不满。恭亲王溥伟就曾面奏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幼无知的人,本不足惧。臣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势力,恫吓朝廷。”溥伟这里所指的“乱臣”,显然就是袁世凯。在这一情况下,一部分满蒙亲贵主张听任袁世凯辞职,由铁良组织内阁。还有一部分亲贵则准备联合康梁立宪派,共同除袁。

当时,在北京以那彦图为首的蒙古王公即是一支坚决的保皇力量,他们既坚决反对共和,也反对袁世凯篡权,准备组织勤王军,并拟派人赴日本,迎接康、梁回国,共同保皇。显然,正是那彦图等人点燃了康有为的热情,促使他产生联络满蒙王公,排袁保皇的幻想。1911年12月6日(阳历1月24日),那彦图致电梁启超,请其速速归国保皇,“蒙古合境上马,愿执鞭以从。”(民国元年一月二十四日那彦图等《致任公先生电》,《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4页)梁启超对此不置可否,但康有为却非常在意,催促梁启超回国实施“联满倒袁”计划。

但梁启超并不赞成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他已经从内心承认清政府实际上被推翻的现实,也准备承认袁世凯掌握权力的现实,借以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动乱。对于康有为的新计划,梁启超给予了否认:“素以排汉为事”的铁良等人不可共事;即便能倒袁,也不能得全权,更无兵力维持秩序;民族主义已成潮流,不能与之为敌。不仅仅如此,梁启超还对康有为拒绝承认现实的幻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师所论或亦有之。然遽断其必如是,得毋太武!汉阳复后,英日出而调停,此众目所共见者。英美商团请逊位,其建言书亦见各报,何由尽指为伪……但愿师勿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

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厉训斥,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回归师门。但是,辛亥之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老师百依百顺了。梁启超除了对康有为的政变计划提出质疑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保皇派内部也对康的计划提出质疑。1911年12月16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等致函梁启超,指斥康有为的计划“偏僻迂谬,不切时势,万无服从之理”。张等主张联袁,函称:“本初(袁世凯)早已赞成共和,南北磋商今复就绪,逊位之事发表在即。吾党不欲登舞台则已,如其欲之,必须早与本初携手,方能达其目的。”(宣统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张浩、梁炳光、冯翼年、何天柱《致孟远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8页)

从此,康梁分道扬镳。

“虚君共和”的提出与归国拥袁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启超与袁世凯都是政敌,是互相打击的对象。但是与孙中山革命党相比,梁、袁之间,又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政治盟友关系,甚至可说是互相砥砺前行的知遇之交。事实上,梁启超最大的政治对手并不是袁世凯,而是孙中山。梁、袁之间,既互相斗争,互相攻击,又有一种互相同情、互相激赏、互相砥砺、互相勉励的同袍之情,怜惜之情。这从袁世凯对梁启超的万般礼遇即可看出。

一直以来的历史研究者,都将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国最大的野心家。这一点当然是无可置疑的,无论如何翻案和粉饰,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但这些对于一个政治权力者而言,都无可厚非,最要紧是,袁世凯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他能将中国带上何种轨道,是否能有益于中国政治的进步。这一点,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又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在清末,要实现立宪,非袁世凯莫属。袁世凯是一个十分开明且善于包容的领袖。各派政治力量,各派政治人物,只要有其所长,他都会深相结纳,善加利用,尤其是对于梁启超这样的立宪派领袖,袁世凯更是求之不得,所以礼贤下士,体现出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宽容大度。尤其是在载沣被迫交出行政大权、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之职、控制京城之后,袁一连几封函电,敦请梁归国就任法律副大臣之职,其情辞之恳切,礼遇之恩隆,亘古未有。对于袁的邀请,梁婉言谢绝,但却同时驰函为袁积极建言献策:“今惟有于北京、武昌两地之外,别择要区,如上海之类,速开国民会议,合全国人民代表,以解决联邦国体、单一国体、立君政体、共和政体之各大问题,及其统一组织之方法条理。”(《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

梁谢绝就任,袁再驰一电相邀:“国势土崩,人心瓦解,凯起衰病,安任巨艰?廷命公推,坚辞亟盼账哲,入救危亡。公抱天下才,负天下望,简命既下,中外欢腾……务祈念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即日驱车北上,商定大计,同扶宗邦。”(同上第367页)

尽管袁世凯情辞恳切,但梁启超仍不为所动。1911年11月间,袁世凯又致书梁启超,促请其速速归国:“十余年来,执事含忠吐谟,奔走海外,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每读所著文字,未尝不拊掌神往也……执事热心匡时,万流镜仰,现值国事羹沸之际,民生涂炭之秋,必不忍独善其身,高蹈远引,不思同舟之急难,坐视大厦之就倾。”(同上,第367页)袁对梁的结纳,不能说是违心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不止是需要梁启超这样的人为他装点门面,更重要的,他是真心赏识梁启超。

尽管梁启超再次拒绝了袁世凯的殷切邀请,但他在内心是拥护袁世凯统治的,并于当年九、十月间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与康有为一起鼓吹“虚君共和”的政体主张。该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单一国体和联邦国体的问题,下篇论虚君共和政体和民主共和政体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梁启超主张中国宜采单一国体,其理由甚多,以为联邦国体不适合中国,易造成四分五裂之局面。关于第二个问题,梁启超首举六种不同的共和政体而研究之,次即决定六种共和政体中惟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政体最适宜于中国。文中对虚君共和政体与其他五种政体的利害得失的比较,及其所以最适宜于中国的理由,论述甚详,惟对于如何采用的问题,因为种种困难的缘故,未能作肯定的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不同的共和政体进行论述后认为,唯有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最适宜中国,但是选择虚君问题上,梁启超却遇到了难题:如果让孔子的直系后裔充任虚君的话,则不能免于政教混合之嫌疑,蒙、回、藏的内服亦难以维系;如果让现有皇室充任虚君,又不足以取信于民,因为身为异族的清朝皇室在两百多年来“久施虐政,屡失信于民”,后来又在立宪问题上不肯对舆论和各种政治团体“稍有分毫交让精神”,最终导致声望全失,及至革命爆发,清廷才迫于形势,废除“皇族内阁”,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冀偷活,而既晚矣。”

梁启超“虚君共和”主张发表后,即遣人赴国内与各方联络,冀有所成。但遗憾的是,革命派因主张和立场的不同未能采纳,而袁世凯方面,则别有所图,虚与委蛇。到十一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十二月南北议和成功,清帝退位,局面即完全改变。此时,“虚君共和”卒已成过去。

“开明专制”与梁袁蜜月

“虚君共和”固不能实行,梁启超随即又抛出了“开明专制论”,以为袁世凯的统治背书。“开明专制”是梁启超于立宪无法得以立即实施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政治抉择。

“开明专制论”最早提出于1906年。梁启超为此专门撰写了《开明专制论》一文,基本体现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和执政理念。梁启超撰写此文的时代背景,是清政府在内外压力下,终于同意朝立宪政治方向改革之时。1905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年底,梁氏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私下应邀为政府宪政考察团代拟了考察报告。报告建议清政府赦免戊戌维新党人,以法儒孟德斯鸠所倡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定国基”,“采用今世各文明国之立宪政体,更新百度,与民同治”。

梁启超认为,与其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这是基于当时革命、专制与立宪相互较量且相持不下的一种现实政治局势下的施政策略,体现了梁启超高度的政治智慧。然而由于其过于超前,为当时人所不解和不能接受,遭到了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梁宣扬“开明专制”就是维护专制,就是反对民主革命,就是一种反动和倒退。

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中明确表示,他写作此文的目的并非是要维护专制,而是要推动专制政体朝着“开明”的方向走。所谓“开明专制”,并非是永久的,而是一个暂时的阶段,“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此时代不必太长,且不能太长,所过之后即进于立宪,此国家进步之大顺序也。”当时的局势很清楚,既然清政府表示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认同了文明世界的共同之路——立宪,除孙中山等少数人仍以“我国今日为异族专制,故不能望君主立宪”为由,继续进行暴力革命外,主流民意还是希冀国家能够和平地实现政治变革。梁启超特别说明“开明专制”一词,是借用革命派烈士陈天华的说法。对于在中国实行立宪,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对此大家本来都无异议,革命派叫“训政”阶段,或即陈天华所谓“开明专制”,因为从古代社会转型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确不可能一蹴而就。

于是,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之下,梁启超开始了与袁世凯亲密合作的蜜月期。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后的第十天,即1912年2月23日,尚在日本的梁启超即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为袁世凯稳定统治出谋划策。

他建议袁世凯大借外债,以渡过财政难关,建议袁世凯以清朝旧官僚集团为中坚,集合旧立宪派,拉拢革命派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政党竞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他说:“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大若相反,然在共和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旧革命派自今已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治,则议论纷起。政府所以对待彼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

在1912年4月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梁启超再次表述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并且比《开明专制论》更为具体。梁启超认为,中国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不具备“完全国家”的条件,中国要想把国民紧密结合起来,就必须实行“保育政策”,即国家干涉政策,因为中国国民的程度无论在政治上、生计上、种种设施、各个方面都有待国家的“督率”。

“保育政策”的贯彻实施,当然要依靠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此,梁启超极力主张中国应实行中央集权,而不是地方自治,更不是地方分权。“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标志有二:一是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而论,中央赋权地方,并对地方实行监督,而不是相反;二是就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而论,行政人员应来源于立法机构并与其融为一体。为此,宪法中应规定:第一,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惟有通力合作,酌盈剂虚,建设一健全之中央政府。俟此政府巩固之后,借其力以发达地方,庶几有济”。第二,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藩镇之祸再现。第三,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第四,不可效颦美国立法与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造成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各不相谋、私相交涉的恶果。第五,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之权”。总之,人民对于政府“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外部成一系统,然后观其效也。”此种思想不惟于现时中国不能合,即与当时之中国,亦不能合,这是专制政治的鲜明体现,自然会受到共和派的坚决抵制。然而,为了能实现立宪,梁启超不得不行此权宜之计。

这篇讨论中国立国方针问题的大文章,其中心内涵是开明专制思想在共和制已经确立起来的形势下的重新表述。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在袁世凯手中,因而所谓“畸重国权”实质上就是加强中央政府首先是袁世凯的权力;所谓“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实际上有利于袁世凯的统治。

为了辅佐袁世凯的统治,梁启超成立了进步党,以与宋教仁改组的国民党相抗衡,走上了政党政治之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击败袁世凯的对手国民党,协助袁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总统职位。进步党在国会两院中,围绕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教仁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多问题,与国民党展开激烈斗争,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进步党都站在袁世凯一边。

不过,进步党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了袁的专制,而是组阁,进而推行立宪。这是进步党和袁世凯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由于进步党积极支持袁世凯镇压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有功,袁世凯终于同意让进步党出来组阁,于是组成了以熊希龄为总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立宪党人在内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列名司法总长。这个内阁虽然熊希龄为总理,梁启超只是一个司法总长,但实际控制人却是梁启超。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梁启超为了实施他的政纲,替熊希龄起草了一份实施改造政治、发展经济的施政方针。梁启超在宣言书中踌躇满志地提出了许多计划,诸如改良司法,改革财政,裁军为警,发展实业、交通,普及教育等等,体现了梁启超“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事业”的雄心壮志,也即“开明专制”的政治目标。

为了与袁世凯合作,梁启超还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

一是劝康有为退位。因为与袁世凯合作,立宪派内部最大的阻力就是康有为。思想顽固的康有为,他的毕生精力都用于除袁上,并因此而将梁启超捆绑在一起。梁启超太了解他的这个老师了。所以,他曾有劝退康有为之举,但此举当然遭到康的愤恨,这也是康、梁关系发生明显变化的转折点之一。

二是提出了一系列内政外交的大计,包括财政、司法、交通、外交、军事、教育等等。内政上,必须实行中央集权,以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此来抵御过于分散和各自为政的地方权力。财政上,梁启超认为要摆脱目前的财政窘境,必须依靠大借外债,这是后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大借款的由来。通过这种方式,袁政府摆脱了财政窘境;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大力改革币制,由过去的金本位向银本位改革,确立银本位制度,并加强中央银行的财政控制力。军事上,梁启超认为袁世凯政府应该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立即对德宣战,并借此彻底解决中国山东青岛问题,以赢得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司法上,梁认为应促进独立审判制度的建立,同时,赋予地方审判庭独立审判的权力,以司法促进内政平稳运行。外交上,梁启超更是积极活动,他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和俄国对中国的军事与外交威胁,积极与美、英、法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纾解日、俄、德等对中国的威胁。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不但主张立宪,同时主张共和,更重要是主张共和立宪,将共和与立宪进行结合,这是梁启超在政治思想上的变通。共和立宪是对君主立宪的进步。民初的政治中,袁世凯、国民党和进步党是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在议会中,进步党和国民党是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进步党、国民党虽然都不喜欢袁世凯,但却都想依附实权在握的袁世凯。

尽管梁为了袁的统治,苦心孤诣,肝脑涂地,然而,结果与他的设想差距太大。袁世凯政府为了称帝的需要,积极谋求与日本政府合作,向日本借款,并与日本签订了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二十一条》。当梁启超得知此消息后,愤然发表了几篇政论文章,痛骂袁政府的荒谬举措。而且,为了获得日本政府的支持,袁世凯拒绝中国参加一战,拒绝对德宣战,因为中国一旦对德宣战,则日本的外交权益无法得到保障,这样,日本政府势将势不能支持袁世凯称帝。而梁启超恰恰是强烈主张中国应参加一战的死硬分子。除此之外,袁世凯动用非法手段,解散国民党,以使自己获得大总统的选举权,这不但遭到了国民党的抵触,甚至也遭到了梁启超的严厉批评。在梁启超看来,政党政治国家,此种事情是决不允许发生的。

梁启超很快发现,他的这套施政纲领是只知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所根本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不是无条件的,他要求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野蛮专制,袁世凯超出这个界限,梁氏也是不能接受的。

原本,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为了保持好不容易才从袁世凯那里分到的一点权力,不得不一再对袁世凯委曲求全。首先是接受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谬见,在宪法会议上议决“大总统选举法”,并依这个“法”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首任大总统”。紧接着,在袁世凯授意下,熊希龄又被迫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追缴该党议员证书的命令上副署。但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1914年1月10日又下令解散了国会,从而为专制独裁扫清了一切障碍,熊希龄居然又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最后,袁世凯干脆以“热河盗宝案”迫使熊希龄于1914年2月12日辞去国务总理。事已至此,梁启超与袁世凯再合作下去已无意义,便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坚决辞去司法总长一职。

这样,梁启超通过拥戴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把中国引向立宪轨道的希望彻底破灭,等待他们的,只有护国之战。

梁袁决裂与护国之役

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的破产,成为点燃梁袁决裂的导火索。

然而,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因为,这些在梁启超看来,还仅仅属于私人层面的政治恩怨。只要袁世凯还能推进立宪的轨道,梁启超都还是可以接受的。最根本的是,袁世凯不但未能推行立宪,反而变本加厉,在杨度等御用文人的鼓吹和怂恿下,毅然决然地搞复辟,推行帝制。此时,袁世凯的权力达于顶峰,而梁启超的忍耐也达到了极限。二人关系最终走向决裂。

但梁启超并没有就此马上与袁世凯决裂。在与袁世凯彻底决裂之前,梁启超还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希望能挽回这个走向悬崖边的皇帝。为了挽救袁的帝制,梁启超连续致信袁世凯,以与袁促膝谈心的方式,开诚布公,痛陈实行帝制的种种不可行和不能行。在写给袁的信中,他语重心长地说,大总统一直待他不薄,他应该知恩图报,如果他不阻止袁的称帝,那么就是对袁的不忠不报恩,正因如此,他才要冒死直谏,劝他悬崖勒马,他说他不忍心看到大总统就此而毁灭。除了在言语上进行殷殷劝解之外,在实际行动上,梁启超还鼓动袁的心腹、驻守南京的北洋军事统领冯国璋进京,当面向袁询问是否有实行帝制之想,袁予以否认(冯国璋虽为袁的亲信,但一直反对袁搞帝制)。

袁世凯的欺骗当然没能得逞。当梁启超意识到袁不可能回头之后,便毅然决然地走上了反袁的道路,但他仍没有将事情做绝。他先是在《大中华》杂志公开发表了一篇脍炙人口的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痛斥帝制恶行,进而又以老朋友和老部下身份,给袁写了一封诀别信,等于是向袁宣告了其反袁反帝制之立场。这是一种君子之举。如果他要采取军事行动,按理说,是不能事先给袁透露任何消息的。但梁启超没有这么做,他先是明明白白、坦坦荡荡地告诉袁世凯:我要公开反对你称帝,与你决裂。这等于是公开宣布了与袁为敌,而且为袁的军事准备赢得了时机,梁的处境可想而知。

而当袁世凯得知梁将要发表那篇讨袁檄文之后,立即派人送了二十万大洋给梁启超予以收买,但却遭到了梁的断然拒绝。于是,梁、袁关系彻底决裂。

尽管梁启超已经宣布反袁,但他并不是没有政治策略。一方面,梁公开与袁世凯决裂,但另一方面,梁又与门生蔡锷、汤觉顿、戴戡、陈国祥等密谋于天津汤觉顿宅,史称“天津密谋”。在梁启超的谋划之下,定出了一条计策,即由梁启超在明里宣布与袁世凯决裂,而蔡锷则在暗里秘密起兵,按照梁启超的谋划,由蔡锷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与梁启超脱离师生关系,并向袁称帝表忠心,坚决支持袁称帝。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还装出整天与八大胡同名妓小凤仙鬼混的迹象,以此摆脱袁世凯密探的跟踪。后在梁启超的精心安排下,蔡锷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脱离北京进入天津,再由天津秘密假道日本,由日本经香港、越南河内进入中国云南,组建护国军。而梁启超则借道上海,秘密与冯国璋会晤,策动冯国璋反袁,并在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的保护下,由日本借道越南进入广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宣布独立。这样,两广、云南及江西的李烈钧均先后宣布独立,反袁战争打响后,蔡锷率领的护国军第一路军挺进四川,在四川的纳溪与袁世凯的十万北洋军展开了惨烈的战斗,纳西之战虽然使得蔡锷几乎陷入绝境,但也促使袁世凯北洋军陷入恐惧之中,不敢再战。惨烈的纳溪之战导致袁世凯的十万北洋军陷入溃败,无心再战,大大突破了袁世凯的心理防线。

紧接着,梁启超步步紧逼,又策动岑春煊与龙济光,联络陆荣廷、唐继尧等,在广东肇庆组建了反袁的临时军政府组织——中华民国军务院,军务院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这样,使得反袁护国进入了合法化轨道,等于从政权组织上击垮了袁世凯。袁世凯心腹冯国璋的反水和岑春煊军务院的组建,给了袁世凯致命一击,袁被迫取消帝制。

1916年3月底,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梁启超为避免护国阵营由于思想混乱发生动摇,急电陆荣廷,说明护国运动不专为帝制:“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今兹义军申讨,其大宗旨乃欲为中国服一剂拔毒再造散,不专为帝制问题已也。”4月初,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来电以帝制已经取消为由劝护国军息兵,尽管梁士诒与梁启超私交甚笃,但梁启超在复电中仍断然拒绝:“试就四年来所蕴毒所造孽以推例,将来岂犹谓有一线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四暮三,何关大计。”又如《云贵檄告全国文》代撰:“就令怵于名分,不敢明叛国体,然由彼之道,无变彼之术,亦惟有取国家元气旦旦而伐之,终亦酝酿大乱以底于亡已耳。”

有人就此以为梁启超反袁不是意在反帝制,或是为了攫取权力,实际上梁启超上述不过是权宜之言。梁反袁主要是反帝制,但反帝制与反袁的权力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一体的。所以,取消帝制,并不等于护国战争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而是必须要彻底打击袁氏势力,逼迫袁氏退位,这是军事斗争的原则。但这不能掩盖梁氏反袁的根本宗旨是反帝制。因为如前所述,梁氏与袁氏结合,梁氏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妥协,即只要不实行帝制,只要立宪,其他都可以让步。但就是在帝制问题上,袁氏突破了梁氏的底线,导致梁袁关系彻底决裂。

梁启超的政治底线与袁世凯的政治人格

就“私谊”而言,尽管梁袁相当长一段时间都属于政敌,互相打击,但二人私人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在梁启超看来,袁世凯是清末民初最具有领袖气质和开明政治作风的政治家。而在袁世凯看来,梁启超又是最具有贤臣风范的政治家。二人均认为对方是最好的政治合作伙伴,能缔结最牢固的政治同盟。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二人从政治对手变成了政治同盟,又从政治同盟变成了政治对手。袁世凯决意帝制,对于梁启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然而,更痛苦的是,梁启超与冯国璋一起把袁世凯逼迫至死。袁氏死后,中国将迎来的,并不是一个更好的民国,而是一个军阀割据的民国,一个比袁氏统治更为糟糕的民国。这是梁氏所不愿意看到的。

长期以来,历史学界对袁世凯及梁袁关系的评价,一直停留在政治伦理甚至是个人伦理层面,也即以个人品格好坏对政治人物进行政治评价。这是摈弃了政治人格和历史人格而片面追求个体人格的结果。袁世凯既是权术家,沉湎于权力斗争,而且有极大的政治野心,甚至想当终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但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开明与豁达,是晚清政坛其他人物所不能及的。尤其是在对待文人上,袁世凯基本做到了不杀文人。现在很多流传的民国暗杀事件,都被认定是袁世凯所为。实际上都被一一排除,与袁无关。这其中包括张绍曾被刺案、宋教仁被刺案、黄远庸被刺案等等,后被证实,并非是袁主谋。

客观地说,袁世凯确实想有一番政治作为,甚至希望在他执政时期实现立宪。袁世凯此前之同情维新派,倡言君主立宪,也绝非矫饰之词,这与他追求政治权力并不矛盾。袁世凯可以取代慈禧太后,自己当皇帝,但也可以在自己当皇帝时实行立宪,进行变法,当然前提是必须由自己来主导。这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是梁启超为袁世凯统治量身定做的一个法袍,目的是为了逐步引导袁走上立宪的轨道。事实上,袁世凯也确实是“开明专制”,他是一个有着开明思想的独裁者。这一点,梁启超是能接受的,在梁启超看来,政治独裁并没有什么不可行,甚至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收拾乱局。尽管当时实行的是美国式的共和制,总统的权力应受到国会的制约,但在梁启超看来,总统甚至还可以再强权一点,就是说总统可以控制国会,控制选举,拥有内政外交财政兵事等权力,如果总统没有这种权力,那么就无法保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梁启超的这一主张自然是很难得到认可的,甚至在立宪派内部,也难以得到全面认可。因为,这与实行专制无异。

但梁启超的考虑有他的道理。因为,康梁早就论证过,美国式的民主共和制并不适用于中国,那么,在君主立宪无法实行、而只能实行共和制的前提下,梁启超不得不强调总统的权力。也就是说,总统、内阁与国会,这三者之间,梁启超更侧重于总统掌握权力。只有总统具有了强有力的权力,才能确保中央集权,也才能保证政治的统一。否则,总统、内阁、国会三者各自一盘棋,政局将会陷入无序的局面。梁启超的政治架构是三权分立,总统、内阁与国会互相制约,也即执法、立法与行政三者分立,互相制约,谁也无法取代谁。但在特定情况下,他又特别强调总统的行政权。只有具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总统,才能具有一个强有力的内阁与国会,这正好与另一个主张内阁制的宪政主义者宋教仁的主张相反。梁启超此时所推崇的“强人政治”,实际不过是权宜之计。专制的目的是逐步立宪,在立宪一时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不妨实行开明的专制。

就立宪而言,有君主也好,无君主也好,对梁启超来说,并不是首要。首要的是立宪。而且,在清政府尚存在的前提下,保留君主也就是虚君的名位来实行立宪,是未尝不可的,甚至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清政府也就是封建帝制已经结束的情况下,如果再搞复辟实行帝制,这就是梁启超所坚决不能接受的了。复辟帝制,意味着历史的倒退。这种倒退一旦出现,对于中国来说将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而后来的军阀混战,南北对峙,也确实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梁启超的底线。

然而此时,袁已被冲昏了头脑,一心一意要当皇帝搞帝制,于是走上了自我毁灭的悬崖。袁的帝制之为,为北洋的裂变埋下了伏笔,也为中国的军阀混战埋下了伏笔。

(作者系历史学者、《中国书法》编辑部主任)

注:本文原载《书屋》杂志2017年第7期,刊发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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