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一九七〇年开始写诗，至今已近四十年了。我成为诗人，显然和我们那代人的特殊阅历有关。中国古人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首先是“行千里路”，这一条比后者更重要，因为这种见识更直接，更容易从经验的层面颠覆所有说教和信条。从“文革”初期的“大串联”起，我们就开始免费旅行；接踵而来的“上山下乡”运动，让我们远离城市远离故乡，越走越远；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我们甚至跨越国界。这种行走，使身份认同从开始就有漂移感和不确定性，与诗歌的特质相吻合。
其次是“读万卷书”。由于“文革”爆发中断了正规教育，再加上全国范围的“禁书”，反而促进了我们阅读的饥渴感和杂食性。而获取什么样的知识，往往与获取知识的方式有关。按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的说法，一种是外在的知识，或相对的知识；一种是内在的知识，或绝对的知识。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与心灵无关的知识必导致精神的残缺。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教育，或许是件好事。
从一九一七年第一首白话诗的出现算起，只有九十年历史的中国新诗运动可谓多灾多难。首先是与古典诗歌的决裂造成了早期的硬伤，平淡无味，几乎未留下传世之作；接着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左翼运动”，使诗歌迷失发展的方向。四十年代末出现的“九叶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小小的高峰，不幸的是仅存活了短短几年，由于新中国成立而夭折。其后三十年是中国新诗的灾难，诗歌被官方话语所控制，沦为宣传的工具。这在诗歌史上是令人尴尬的空白。直到一九七八年年底，《今天》文学杂志诞生。
《今天》的重要成员几乎都是青年工人。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当时在精神上已被打垮，无力载道，致使文化传统承接的链条断裂。而无知者无畏，正是一批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青年人敢领风气之先，在历史的转折时刻闯出条新路。“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中国文学的可悲之处，又是幸运之处。《今天》诗歌有两个直接的传统资源：一是革命主义诗歌，二是毛泽东的古体诗词；后来又加上西方诗歌的影响，但由于当时不懂外语，只能依赖译文，使这一资源的利用变得有限。《今天》的创造力来自它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大偏离，而文化革命构成推进这一偏离的动力。“今天派”诗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诗歌的反，等于也造了自己的反。
我所试图描述的外在风景或许多少像面镜子，危险在于作者是否能从中看到自己。说到写作，其实更主要来自内部的动力。这动力神秘而难以言传，往往要回溯到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在那遥远的经验深处，诸多潜因盘根错节，任何描述都会是徒劳的。然而，我还是想举两个例子。
我父亲喜欢买书，但放在书架上的书有限，属于“正统”一类；大多数属于“禁书”一类，都存放在我家过道顶上的阁楼里。从小那阁楼就让我着迷，我把椅子摞起来，偷“禁书”读，在父亲下班前再把书放回去。由于在层层摞起的椅子上站不稳，我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我早年的阅读，就有正与反、公开与隐秘之分，并处在晦暗不明的光线中，外加疼痛感。后来的写作显然与这种阅读经验有关。
父亲让我从小背中国古典诗词，这本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部分。我当时恨透了这种方式，无奈，只能顺从。很多年后，当我成为诗人，才悟出其中让我终身受益的道理：正是背诵，让文字连同音乐性一起渗入血液中，穿透理解上的障碍，在生命过程中时不时照亮自己。
写作与生命，于我，有一种平行交错的关系。当我的个人生活处于危机中，往往是诗歌离我最近，有时带着历史的愁容，听我倾诉，帮我渡过一个个难关。
财经杂志
2009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