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销书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中国④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图书市场。
我们挑选了若干本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找到当年相关的作者或者编辑，请他们讲述每本书的故事。
一方面回顾这些传奇之书的故事，更重要的当然还是：我们为什么有了如今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曾经历过什么，我们得到和失去了什么，我们积累了什么样的财富和共识，我们何以走到今天。
这是第4本。
“如果说回过头来看，它肯定是比较粗糙的，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历史的刻痕。作者是谁并不重要，它肯定是时代催生的”，在《中国可以说不》出版 21 年后，作者之一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中国可以说不》是本 1996 年出版的畅销书，副标题为“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书中， 5 位作者（宋强、张小波、乔边、古清生和汤镇宇）发表了对中国国际关系和国内时政的各种看法，主要表现为“批评美国，质疑西方霸权”。当时，这本时政类文集销量“估计有 700 万册”，还被译成了 8 种文字，吸引过全球上百家媒体报道。“这本书可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西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宋强说。
90 年代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相比 80 年代只是遥远地通过书籍、电影等文化产品接触西方， 90 年代的中国则更多地卷入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有了直接利益冲突。
比如： 1989 年以后，中美双方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多次较大规模的谈判。 1991 、 1994 、 1996 年，美国贸易代表多次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知识产权报告中将中国列入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国家”名单，并进行贸易制裁；
1993 年 7 月 23 日发生了“银河号”事件。当时，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并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制裁。“银河号”货轮被迫在达曼港接受检查。中国、沙特代表和美国顾问在 9 月 4 日签署检查报告，确认“银河号”没有违禁化学品；
1993 年 9 月 24 日，中国“申奥”失败，北京以两票之差败给悉尼。同一时期，中国在艰难地进行入世谈判。当时，这些困难都被看作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阻挠的结果，国际关系相当现实与残酷等等。
1995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小东和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房宁、《中国青年报》记者马明洁、《北京青年报》记者杨平四人在位于北三环新闻电影制片厂旁边的红楼吃了一顿饭。饭桌上，王小东提议做一个“中国青年看世界”的问卷调查。该调查最后由《中国青年报》执行，回收点清的问卷达 15 万份。这一调查中，美国被参与问卷的中国人列为最不友好和最无好感的国家。王小东觉得，这代表了当时中国民间的声音。
“《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也讲了，他们写这书受了‘中国青年看世界’这个调查很大影响”，王小东向《好奇心日报》回忆道。后来，王小东和《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宋强、张小波合作推出了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他自己还被外媒称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旗手”。
这时，民营书商张小波敏锐地感觉到 90 年代中国人心理上的这些变化。“他们开始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首先考虑的问题，关心我们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位置，我们的国民生活。这些都是能从情感上、直觉上感受到的东西”，张小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 80 年代，张小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热爱写诗，是个诗人。出于生计考虑，他后来成为了书商，现在则是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裁。
机不可失，张小波邀请了四个好友（宋强、乔边、古清生和汤镇宇）写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每人大概 3 万字。当时，宋强在重庆经济广播电台做部门主任；乔边（笔名）在北京园林局工作，平时还用笔名“莫非”写诗；古清生是北漂两年的自由撰稿人；汤镇宇是《中华工商时报》的记者，参与过中国加入 WTO 谈判的报道。据张小波回忆，写书过程非常松散，没有分配任务，谁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比如宋强自己选了写美国部分。一个月后，张小波就收齐了手稿。又过了一个多月，《中国可以说不》在夏天正式出版。书名借鉴了日本右翼组织青岚会成员石原慎太郎和索尼董事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新日美关系的对策》。
也许是巧合，《中国可以说不》出版这一年（1996）恰好爆发了“台海危机”。 1995 年 6 月，时任台湾领导人李登辉访美，这遭到了大陆的谴责。 1996 年 3 月，大陆向台湾周围海面发射导弹。美国方面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了两支航母战斗群进入台湾海域。中美之间一触即发。所以，这本书当时还被海外很多人误认为是中国政府宣传的产物。
不过，确实令张小波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书一经出版，迅速引起了媒体关注，开始走上了畅销之路。距离该书发售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接受了《亚洲周刊》、《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四大电视台、美国之音和 NHK 等众多媒体的采访，书也在不断地进行加印。而且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也转载了外媒对此书的报道，促进了其销量。“某种意义上它是出口转内销”，宋强说。而且，《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畅销也改变了宋强个人的命运。“我的人生从此以后就进入出版界了”，宋强说。
不过，宋强觉得，《中国可以说不》在西方有着那么大的影响是个“悲哀”。“西方对中国有猎奇的东西，它觉得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定是政变或者国家内乱，或者是民族主义崛起，这一类东西对他们来说才有新闻消费价值，所以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好事情”，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在国内，《中国可以说不》的畅销使得书中的一些口号成为了时髦用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比如“美国谁也领导不了，美国只能领导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有时日本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美国的完蛋只是时间上的事情！”、“不出十年，最多十五年，美国经济一定会出大问题”、“21世纪将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世纪”、“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等等。
令人刺激的还不止是书里的口号，图书封面也很好传达了这一诉求。在象征中国的长城下方，是个有着自由女神头像、双手叉腰的美国大兵躯体，两者带有很强的冲突和符号特征。“从封面质量来说它是不合格的，但是恰恰因为中国读者的心态他比较浮躁，必须有一些标志性的文字和标志性的一些图谱才能引起注意，所以在那个时候这个封面是成功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同时，《中国可以说不》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比如“《中国可以说不》是作者对世界政治的情感抉择，但感情不能代替政策。如果 21 世纪的大国动辄说不，时代的主题岂不是要从和平与发展退回到冷战与对峙？中国对世界大事的表态绝不能如此轻率而不负责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沈骥如在《中国不当“不”先生》一书中写道；《中国经济时报》发文称“中国国内正酝酿着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将中国导入歧途。历史证明，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是容易犯高估自己力量的错误的。”文章作者为该报副总编辑张剑荆，现在他是财新《中国改革》常务副总编辑；《南方周末》发表编辑鄢烈山的文章称《中国可以说不》“所论的是极其严肃的外交政治问题，而所取的是极其轻率的浮躁的态度“；著名作家王小波也写了一篇《百姓·洋人·官——评<中国可以说不>》批评此书。甚至影响到了官方不得不出面表态的地步，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就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中国可以说不》并不代表政府的观点。”
不过，宋强觉得，说“不”其实是一个弱者的姿态或者是个新的挑战者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之前关系的不平等。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整个 1996 年中国是一个比较喧嚣的时代，好像是大家都觉得不管是各自的人生和事业都在上升的一个阶段，所以他们就比较在乎国家整个一个上升的态势和个人的关系，所以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些真实的反应”，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所谓的大国开始崛起，但国际地位的上升速度无法匹配国力的上升速度，国际地位依然“低下“。这大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主义情绪，反美反西方的思潮也就有了稳固的心理基础。
而且，这一思潮不仅存在于以《中国可以说不》为代表的大众社会。 90 年代以后，知识分子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比如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等，都对西方进行了批评。这与之前被看作和五四运动有着一脉相承，被称为 “新启蒙运动”的 80 年代氛围完全不同。
1996 年底，李希光、熊蕾和刘康等八人合著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出版，助推了《中国可以说不》掀起的反西方和民族主义浪潮。“美国媒体完全代表大资产阶级和跨国集团的利益。发自中国的任何报道都必须是为了给美国公众灌输这样一种偏见：中国是一个极权的、专制的、反人权的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既然苏联已经解体，下一个就该是中国”，《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一书中写道。
1999 年 5 月 8 日，美国 B-2 轰炸机发射使用三枚精确制导炸弹或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炸伤数十人，造成大使馆建筑损毁。对此，美国解释是误炸。但中国许多民众并不接受这一解释，掀起了中国反美和民族主义的一次高潮。他们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沈阳等地的使馆前示威游行，甚至开始焚烧美国快餐店、破坏美国使领馆等。宋强觉得，这一事件“应验了我们的观点”。
针对 90 年代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突然再度高涨（近代的最开始高涨是因为西方的侵略）的现象。媒体人马立诚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解释道：“一是中国与西方在价值观和体制方面存在差异并不断产生摩擦，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不时处于紧张之中；二是 80 年代末事变和苏东剧变之后，一度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消失。意识形态不能不求助于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力量，民族主义因而强劲飙升，并且从知识分子小圈子的探讨迅速走向大众情绪化的狂潮。”
到了 21 世纪，中国奥运会申办成功；成功加入了 WTO ； GDP 排名也从世界第 7 （1996）上升到世界第 3 （2008），仅次于日本和美国；人均 GDP 从 5898 元（1996）升高到 24121 元（2008），汽车从 149 万辆（1996）增加到 934.55 万辆（2008）等等。而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让政府官员的学习精神和态度发生了变化，很多中国人也对西方产生了怀疑。
2008 年，中国举办夏季奥运会。在奥运会之前的火炬接力过程中，中国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遭到了传递困难或抗议。比如在法国遭遇到的抗议，由于法国警方应对不力，国内网民还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运动。奥运会这一极大能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豪感的仪式性活动自然将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向了另一高潮。
这时，张小波又一次敏锐地捕捉到国人心理上的变化，决定出版被看作《中国可以说不》续篇的《中国不高兴》。“我们觉得是恰逢其时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2008 年 10 月 3 日，张小波、宋强、王小东、宋晓军、刘仰和黄纪苏等人来到北京上庄水库附近的一个农家院。其中，宋晓军是央视和凤凰卫视的军事评论员；黄纪苏是剧作家和社会学家，编剧过话剧《切·格瓦拉》《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刘仰是媒体人和学者。
这一帮人大多互相之间是认识多年的老朋友，连续侃了三天，张小波则对这次聊天全程进行了录音和记录。之后，张小波把整理好的录音分别发给 5 位作者做补充或修订。最后，在 2009 年 3 月，也就是“两会”期间，《中国不高兴》这一时政读物正式出版，而最先的主题“中国与西方有条件地决裂”变成了其中一个章节，“内政的愤懑”部分也做了删减。
《中国不高兴》的副标题为“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腰封上大字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国家运程、外交变局、社会迷失”。书中称，“中国领导世界是天命所归”、“做世界老大，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西方人要排第二”、“尚武精神”和“持剑经商”等等。
除此之外， 5 位作者还点名批评了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丁学良、崔卫平、朱学勤、余世存、马立诚、王蒙、王朔、王小波、李银河、周孝正等著名知识分子。他们大多被看作是自由派的代表。
在他们看来，《中国可以说不》是说不想领导这个世界，只想领导自己，而《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是想领导这个世界。这其间的变化原因则是中国在 13 年间国力的变化，所谓的大国正在崛起。就在《中国不高兴》出版的前一年，张小波还为王小东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作品《天命所归是大国：要做英雄国家和世界领导者》。
所以，王小东称，《中国不高兴》的主要读者是名校理工男。“理工男了解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国在科技、工业上的巨大进步。文科生并不懂，他们只知道忽悠，但不知道实际情况”，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和《中国可以说不》出版后的情况类似，《中国不高兴》同样引来了大量媒体报道。其中包括《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BBC 、凤凰卫视等等。王小东称，据不完全统计，就我看到的《参考消息》，关于我们这本书的文章就有 16 次之多。这些报道自然推动了其销量。
最后，《中国不高兴》这本首印只有 7 万册的书，不但自己卖到了 100 万册以上，也催生了一系列有着类似书名的图书，比如《中国很高兴》《中国凭什么不高兴》《中国为何不高兴》《中国谁在不高兴》《中国为什么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又成为了一个爆款。
“《中国可以说不》和《中国不高兴》都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引爆的一个产物。我们还想写，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再出一本《中国不高兴》，当然不是我来写了，因为更多有代表性的人能写这本书“，在《中国不高兴》出版了 8 年、《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了 21 年，并因此进入出版业后，宋强在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道。
和宋强解释的“恰逢其时”“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王小东认为这本书的畅销完全是因为稀缺。具体来说，他认为，在中国掌握提供文化产品垄断权力的文人和整个文化市场是脱节的。这些人被王小东称为有着“逆向种族主义”，自我矮化、自我否定的种族主义，排己媚外，“认为中国什么都不行，中国是劣等种族”。
“恨中国，骂中国的东西，其实这个社会并不喜欢。写爱中国，中国要强大，中国要牛的东西，这个社会是喜欢的。老百姓中，爱国始终是思想的主流”，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类似地，这本书也带来了诸多批评。比如美国《时代》称，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中国学者吴稼祥在《中国青年报》发文《让中国服从我的心情——评<中国不高兴>所推销的病态民族主义》，称《中国不高兴》贩卖的是病态民族主义。这种病态民族主义有四个特征，一是把伤疤当勋章，二是自恋而且排他，三是眼睛长在后脑勺上，四是好战。总之，是从受害人心理到暴发户心态。
策划过“草原部落”丛书的出版人贺雄飞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后，迅速邀请章诒和、黎鸣、王文元、李建军、周非和自己一起写了批评《中国不高兴》的《中国为什么不高兴》。“我们觉得从启蒙精神来说，五四以来的精神核心还是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应该是中西结合，而不是排斥西方。因为排斥西方的结果只能是闭关锁国。越来越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中国永远也不能站起来”，贺雄飞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不过，王小东认为这些批评并不“中肯严肃”，因为并不是在同一个维度上。“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我们反对他们（注：王小东批评的知识分子）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相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相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王小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王小东觉得，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并不和自由民主这些普世价值观冲突。
不过十多年后，王小东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西方的民主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不能照搬，中国要提出新的政治制度，比它更好。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者来说 ，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哪个有利于国家强大，哪个有利于人民富裕安全，就是好的。最低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才能福祉”，王小东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至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区别，王小东认为，“爱国主义指官方宣传。官方宣传很愚笨，好多人不喜欢。他们把爱国主义搞臭了。民族主义是民间的爱国主义。很多民间的论者想用一个新的词来避免被官方搞臭的爱国主义，所以他们想到了民族主义”。
不过，“中国的民族主义自然需要反抗形形色色的世界霸权，但同时也需要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模式。只有当这种开放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政治内容基本确立，而且通过立宪的方式，确确实实为共同体的成员所自觉认同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才会真正‘实’起来，才会具有稳定的、长久的整合功能，成为全民族的认同对象”，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许纪霖在《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一书中这样写道。
宋强本人也同意民族主义是把“双刃剑”，但是“在中国或者世界在博弈的这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包括未来，民族主义一定是考虑任何事情的逻辑起点”，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
《中国不高兴》出版后的第二年（2010），曾经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摩罗出版了一本民族主义著作《中国站起来：我们的前途、命运及精神解放》，也有着一定影响。就出书而言，民族主义看起来成为了一桩还算不错的生意。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历史和西方态度的不同认知，中国人之间出现了分化。“随着中国的发展以后，这种思想的裂痕就越来越大”，宋强说。自由派、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五毛、美分等等标签不断涌现。
中国这个大国还在继续崛起。 2011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人均 GDP 从 24121 元（2008）上升到 53974 元（2016）；汽车从 934.55 万辆（2008）增加到 2811.9 万辆（2016）等等。
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大国崛起，依然处于高涨状态。 2012 年日本提出将钓鱼岛国有化，引起了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和各种示威游行，甚至非理性行为，比如西安日系车主李建利就被爱国青年们击穿头骨，目前依然在医院接受治疗 。 2015 年底，台湾艺人周子瑜因在参加韩国一档综艺节目时挥动中华民国国旗，引起中国网民抵制。后来，“帝吧“出征 Facebook ，用表情包刷屏台湾《三立新闻》《苹果日报》《自由时报》和蔡英文的脸书主页。直到最近中国在南海与越南和菲律宾的主权争议，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引起的抗议乐天活动，更是轻而易举地就激发出许多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王小东觉得，“年轻人其实比我们这一代更爱国，他们看到的中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反正我觉得还是一帮主流读者，不管是批评它还是肯定它的”，宋强对《好奇心日报》说道。现在看来，它似乎果然变成了主流。
好奇心日报
201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