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褒贬扬抑截然不同。二十世纪刚过去不久,我们在时间上还没有足够的观察距离,但无论如何评价,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一些历史事件或曰历史时期会对后来的历史发生长远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它们依次为:辛亥革命、五四、抗战、新中国成立、文革、八十年代(改革)。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几千年的王朝政治;五四奠定了中国人现代观念的基本结构;抗战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亡国危机中的绝地反击,是最深入的民族动员;新中国成立,是中国以全新方式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开启;文革离开了中国人常识理性的传统,其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真诚最终化为疯狂暴戾和虚伪的悲剧;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精英和广大知识精英、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改革时代,不仅开辟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正确道路,而且影响了世纪之交的世界历史进程。然而,这一百年来,中国人始终行色匆匆,来不及思考和分析,或者由于种种原委压抑了这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尤其对抗战,对文革,对八十年代的研究都相当不足,与它们的历史地位不相称。

无论是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意大利历史学家、哲学家1866-1952)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是科林伍德(R.G.Collingwood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1889-1943)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都蕴含着这样一种历史观念:历史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历史研究者可以在心中感悟、复活的过去。怎么才能复活呢?必需经过理性的梳理,经过系统性的批判审视和总结,才有理性的记忆。否则,即使是像抗战中的日军大屠杀、文革中的大迫害,这样最惨痛的记忆也只是经历者个人的记忆,随着一代人或几代人逝世,记忆就消失了,或者像肌体对疼痛的记忆一样,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常态。而正面的经验也一样,没有理性梳理就不能为后人提供再出发的能量。因为,这样的记忆没有真正进入历史。

作为八十年代的经历者,我一直认为记叙和反思这一段历史,我们具有特别的责任。

今天,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算,八十年代的改革已历时近四十年了,改革中的探索和成果,有的成为了今天的基础,有的成为了今天改革的对象,有的是我们继续往前的重要凭恃,还有的是至今没有超越的高地。这就如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德国哲学家1900-2002)强调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并存,所谓“有效的历史”徘徊在当下,回顾和研究意味着探索未来,而不是怀旧。

八十年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有著名的三大民间文化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

我于1983年初来京参与了《走向未来》的事业,1989年下半年后《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都停止出版,编委会也不再活动,唯有中国文化书院还艰难支撑。1990年,我在《走向未来》丛书一位常务编委的帮助下,做好了丛书编委会和二十一世纪研究院的全部善后工作,我自己也脱离了体制内的工作机构,需要重新考虑工作方向。1991年春,老朋友刘东提议我去中国文化书院,并自告奋勇地找汤一介先生提出建议,回来告诉我“汤先生的反应是‘可能吗?’”当时我和汤先生认得,而不太熟,我对文化书院也不够了解,于是我分别找了我比较熟悉的孙长江、庞朴、李泽厚先生商量,他们一致赞同。孙公、庞公都在书院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就直接与汤先生商定此事。这样,我和汤先生面谈后,1991年8月28日汤先生带我去季羡林先生家面谈,第二天书院院务委员会执委会上就决定我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副院长,负责书院日常工作。这一任职持续至今,在我的事业天地和感情世界里,都留下了浓郁的笔墨,我对汤先生和中国文化书院的先生们始终怀有致敬之意和感恩之心。

然而,要来写中国文化书院,却需要尽可能和感情保持距离。

如何评价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大潮中的作用和位置?2014年12月,在举办中国文化书院三十周年庆典时,我做过一个视频致词,我这样概括中国文化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有全国性重要影响的民间文化团体中唯一保持活动至今的,它在今天代表了八十年代精神和思想的延续;中国文化书院是八十年代文化热中唯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全国性文化团体,它代表了一个历史的维度;中国文化书院汇聚了一批五四以来历尽动荡与政治风霜的学术老人和老中青三代学者,它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守学术尊严与梦想的传承。”

我想,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书院是恰当的。

关注八十年代研究的读者,往往遗憾缺少基于历史资料的个案研究。由于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比较薄弱,八十年代的宏观研究就显得研究者个人解读的成分比较多,所以有的学者就此质疑“‘80年代’是怎样被‘重构’的?”但由于体制内机构的档案资料还不可能对外开放,而当时的民间团体机构大多早已解体,且当时也往往没有完整的档案资料建立并妥善保管,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必然的。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有可能为弥补此缺憾做一点工作。2014年秋,对一份汤一介先生2011年春节时录下的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过程的录像谈话逐字稿是否可以公开及怎样公开,中国文化书院领导层有不同看法,经乐黛云先生和王守常院长认可,由我来负责编辑整理。我编辑整理的《几度东风,几度飞花——汤一介先生谈中国文化书院》全文在中国文化书院三十周年纪念册刊出,节选在《经济观察报》等报刊刊发。汤先生无意间的一句话触动了我——汤先生在回忆1988秋至1989年秋书院内部的分裂事件时说,“反正那些材料都还在书院的铁皮柜里”。于是我打开了那个铁皮柜。这里有200多个档案袋,没有编号,没有分类,基本是开完一个会搞完一个活动,就把当时的材料装袋存档,或者过一段时间汤一介先生把手头的一些材料放入口袋存起来。有几个口袋是当时特意收集了一些资料归档的,但此后的相关资料又散放在其他档案袋了。这些档案袋从未有人一一打开整理过,有不少重复的,或不属于文化书院的资料。我非常庆幸它们的原始状态,只要有过当事人整理就会有意无意地在取舍中失去部分真实。

此后两年多里,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面对这个两米高铁柜里的200多个档案袋,常常是一天10个小时。于是,先整理汇编了《中国文化书院八○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完成了有17个大类656个文件目录的《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进行《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集1984-2014》的分类、编号、目录整理,并完成了这本主要基于中国文化书院历史档案资料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所以,我真正用于写作的时间并不多,主要时间都花在了几千份档案资料的整理中。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到一个人,刘若邻女士。2016年5月办完退休手续的刘若邻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财务总监,书院的档案资料记载,她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1988年2月从北京市化工总公司财务室调入中国文化书院任会计,时年26岁。她在书院的高峰期进入书院,但在书院陷入困境时依然坚守,一晃28年,青丝成白发。档案文件保管本非会计的责职,但在很长时期中书院办公室的专职人员只有她一人,她就把这些文件袋视若她的财务帐本, 28年里,书院搬家8次,一次一次的打捆装运,一次一次的解绳装柜,“一个不能少”。她从来不去掂量这些文件有用没用,值不值得她如此费力,她只是守护。我在写作此书时常常想,中国文化书院真该感谢刘若邻,用“感谢”都太轻了,应该用“致敬”!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份个案研究,是基于史料的个案研究,是主要以团体内部档案为据观察团体内部事务为主的个案研究。

所以,本书的特点为:还原中国文化书院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的人与事,重当时文字资料(以历史资料为基础而不以当事人记忆为基础);重事件过程(以重现历史过程为重点而不以诠释和评论历史为重点);重内部观察(以所研究个案的内部事务为焦点而不以该团体与外部事件的互动为观察焦点)。

本书在对资料的处理中以文字资料为主,对当事人的访谈记录为辅;文字资料中离事件发生时间越近的记录,优先级越高;对所有资料尽可能互相验证,并以事件展开的逻辑验证。

本书以记事为主,记人为辅,所涉人物处事之是非曲折评判,均严格限定在当时当事,即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范围之内。

八十年代乃风起云涌之时代,多的是朝东暮西的潮流,多的是喧嚣一时的事件,多的是慷慨悲歌的壮士,中国文化书院只是洪流之一舟,迎风走浪于其间。然而,本书注重于书院内部事件和关系之观察来透视时代背景,非从大时代大事件的角度审视其中之一书院,着眼于细枝末节在所难免。

为什么写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截至在1991年底?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的主体内容以及附录《中国文化书院八○年代大事系年(1984-1991)》、《中国文化书院档案文献目录汇编(1984-1991)》所涉时间都是1984年至1991年,起于1984年自然是因为中国文化书院建立于1984年,止于1991年底就有一个对八十年代起止时间的界定问题。

八十年代的起止如何划分?目前的八十年代研究中主要有三种划分:按自然年份划分:1980-1989;按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的改革为起线、“XX事件”为底线:1978-1989(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在1978年底,故也可以1979-1989);而本书按照最长的一种划分:1978-1991。

何以1991年为底线?我们知道在世纪划分中一般按自然年代划分,但在史学界有所谓“长十九世纪短二十世纪”的分法,即十九世纪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前结束,二十世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至1991年苏联解体结束,理由是以所谓“世纪意识”来划分世纪。循此,从改革意识和活跃主体出发,可以看到1978-1991的一贯性,其中1990-1991是逆转和挫折后的“八十年代”尾声,这两年的氛围和此前当然不同(并不因此而否定1989年是历史转折点),但它是A和A的结束之关系,因为新的时代意识还没有出现。而1992年开出的是新格局,出现了新的时代意识和活跃主体,正式开始了九十年代,它和八十年代就是A和B的关系了,盖1992年邓公南巡后时代精神转移也。

当然,这三种划分都有各自的道理,就个案研究来说,是不妨因事而异的。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是一项八十年代文化团体的个案研究,所有资料的运用取舍囿于一己之见识,不足和错误难免,期待当事人和各位读者的指点教正。而能够如此成书,则要感谢许多人:

首先要感谢中国文化书院诸位负责人,不仅向我开放了所有历史档案,而且当事人大都应邀接受了我的访谈。孙长江先生是我第一个访谈的,2015年盛夏之日,他带病和我作谈,他夫人孙伟大姐不时提醒,帮助记忆;乐黛云老师一直关心此事,不仅接受访谈还不断鼓励我;作为书院创始人之一的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田志远都单独接受了访谈,守常兄还应允为本书题写书名;林娅接受了电话访谈;李林专程到我办公室接受访谈;刘若邻为我查检档案资料提供了各种方便,并随时帮助查找各种事件的细节;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林娅、陈占国、姜敏、文利姮、黄信万、胡晓瑜、方兵、刘若邻等当年的书院同仁,还专门以座谈方式集体接受采访,方兵以个人日记的记录提供具体事件的发生时间,黄信万提供了自己保存的资料。这些老师、老友和新老同仁对我的帮助是令人感动的,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试图对本书的写作施加影响,没有任何人要求在出书前先看到我如何使用对他们的访谈资料,以完全保障这项研究的独立性。最遗憾的是没有能采访到鲁军,万一他能读到此书并提供批评和不同的资料,那对以后此书的补正将是万幸。

感谢尉迟洵、陈辉女士为几千份资料的复印和大量文字输录所付出的辛苦,陈辉女士还为查检八十年代的报刊资料,在图书馆度过许多个周末。

感谢老朋友陈力川先生对本书署名的选择和第九章章节题目的提出重要建议。

感谢章伟升这位九零后的青年朋友,他不但有耐心读完我的打印稿全文,而且提出一份文字和标点勘误表,这是我既感动又受到鼓舞。

感谢北师大跨文化研究院院长董晓萍教授对本研究项目的支持,她向我介绍的在整理资料过程中“逐条写志”的方法,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大大加快了我的写书进度。

感谢明远文教基金会的项目资助。

感谢我的老朋友陈方正先生,我们相识于八十年代末,他时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是中国文化书院的老朋友,九十年代后担任书院导师。方正兄学贯中西,与我亦师亦友,他是最早提议我写八十年代历史事件和当年经历的朋友之一,对本书初稿他提出过重要意见,并为本书写序。

感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出版此书,尤其朱利国先生,他以八十年代过来人特有的情怀投入此书责编工作,付出不少心血。

感谢我的妻子尹捷,她是本书的第一读者,她以为学生修改论文的职业习惯,对我书稿中的一些文法和修辞错误做了修正。

最后,我必须表达对八十年代参与中国文化书院的每一位学者、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由衷敬意,你们那一段的人生经历,不仅仅只是你们个人的记忆,它还属于国家和时代的历史。 2017年3月9日

*作者陈越光,浙江人,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兼任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理事长、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副理事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陈越光:《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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