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
我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士埕的吴家。我的家族在福建当地世代经营盐业买卖。清朝时，家族里出了很多高官。
盐业专卖是朝廷委任的官职，生意的规模很大。家中买卖遍及整个福建省，甚至远涉台湾。在一百年前我祖父的时代，一年的利润能有几十万两白银。吴家因此相当富裕，与陈、林、沈家并列为福州的四大名门。
我的祖父辞去道台一职后，便继承了盐业专卖，生意持续到辛亥革命后清朝灭亡为止，规模相当大。
福建省远离北京，朝廷鞭长莫及，沿海地区自古就海盗猖獗。吴家需要向台湾运盐，为了避免船只被海盗劫持，祖父平日里与海盗头目有来往。海盗常会传信来说：“在某日某时某地放某个数目的钱。”祖父按照指示放钱后，钱在第二天就会被海盗拿走，而船只的安全也有了保障。这对于出钱的一方来说，好比是过路钱。祖父也曾受海盗邀请而前去赴宴。来接应的人蒙上祖父的眼睛，把他送到宴饮之地，祖父受到极为丰盛的款待后，又被蒙着眼睛送回家。那是个豪迈而豁达的时代，与现在不同。
祖父名叫吴维贞，爱好十分广泛。他从日本订购了菊花苗，每年都养出大朵盛放的菊花。他还会做各式各样的笔、墨，甚至连印泥也亲自动手做，并且时常奏刀篆刻。我至今都保留着祖父做的印泥，用于落款后的钤印。
虽说我出生于福建的吴家，但生后一百天便离开了家乡，所以并没有在福建家中生活的记忆。但我在儿时曾看过照片，记得照片上的园子里有很大的池塘，上面还泛浮着几艘小船，院落想必很大。
我的外祖父名叫张元奇，也出生于福建省，是清末的一位重臣。他闯过科举的难关，历任各种官职，最后升上了御史的高位，真是如同励志故事里的人物。御史是负责向皇帝进谏的重要官职，光绪帝被幽禁后，进谏的对象就转为西太后慈禧。多年以后，吴家的祖母还时常给我们孙辈讲外祖父张元奇的故事，其中经常提到慈禧。
据说慈禧太后非常好看。外祖父张元奇任职当时，慈禧年事已高，但怎么看都不超过三十岁。外祖父等高官们为了写有关政事的奏折，天亮前就得起床，沐浴洁身后，用小楷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写，写错一个字就必须从头重写。总之非常麻烦。奏折写成后呈上朝廷，慈禧就在帘幕后面看，现场一一裁决。裁决非常快，而且直击要点，针对奏折内容的发问也很犀利，大臣们常常惊叹于慈禧的聪敏。
外祖父担任的御史一职，实际上夹在清末以光绪帝为中心的激进派和包含慈禧在内的保守派之间，是颇为难办的差事。后来，外祖父终于厌倦了在朝廷任职，此时正好遇到一件事，外祖父按理应向慈禧进谏，但如果这样做，显然会惹恼慈禧而遭贬职。外祖父当时反而希望被贬职，于是故意向慈禧进谏。不出所料，他被贬去浙江省做地方官。此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后，外祖父作为徐世昌的心腹，继续在政坛活跃。最后他官至统辖东三省的奉天省省长，然后引退归隐。母亲年轻时曾跟随担任地方官的外祖父辗转北京、浙江、湖南、东三省、福建等地，后来常跟我讲述有关旅途的回忆。
我的父亲是吴维贞的末子，名为吴毅。我的母亲则是张元奇的长女，名叫舒文。两位祖父是同乡，并且相识甚早，交情也很深。不知从何时起，吴维贞对张家的女儿舒文格外中意，想让她嫁给儿子吴毅。而张元奇虽然子女众多，唯独最喜欢长女舒文，因而迟迟不肯应允，但到最后，他折服于吴家执着的热情，答应了这门婚事。父亲吴毅和母亲舒文于是在福建省喜结良缘。这时父亲十七周岁，母亲二十周岁，母亲比父亲大三岁。
我的出生
我出生于中华民国三年的农历五月十九日。民国三年是一九一四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三年。出生地是福建省的吴家，我是继长子吴浣（字涤生）、次子吴炎（字景略）之后的第三子。本名为泉，清源是字。
我出生后，另有一位弟弟和五位妹妹相继出生。但弟弟和三妹、四妹都夭折了，所以在我之后，按照年龄大小，分别是清仪、清瑛（兰）、清桦三位妹妹。除却早逝的三位弟妹，我们六兄妹现在都已年过六十，虽然分散在中国的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美国，所幸熬过了战乱和动荡的年代，全部健在。
说到福州，因为它地处中国南部，所以夏天傍晚经常打雷。我出生的那一年，雷阵雨尤其频繁。母亲儿时与外祖父一起生活，官邸曾遭雷劈，有过很恐怖的经历，自那时她就极其厌恶打雷，后来发展到稍有雷声就身体不适、卧床不起，甚至无法进食的地步。母亲因此营养不良，生我的时候身体非常虚弱。而雪上加霜的是，那年闽江泛滥，我出生之时正值洪水暴发，洪水侵入产房，母亲就在几张铺了棉被的八仙桌（像日本的麻将桌那样的长腿正方形桌子）上生下了我。据母亲说，当时鱼都跳进了我睡觉的房间。所以我的名是泉，字是清源，都与水缘分很深。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性格也是水胜于火。
母亲对打雷的恐惧终生都没能治好，来到日本后，也是稍有打雷就卧床不起。或许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出生的缘故，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比起两位兄长，也更加沉默寡言，不怎么好动。
从鸦片战争起，欧洲列强就开始侵略中国，而到了父亲成年的那个时期，侵略更是变本加厉。清政府衰败，民间沦为乱世，吴家的盐业生意也不再顺风顺水。因此，祖父过世后，父亲和他的几位兄弟聚在一起商议，最后决定分掉家产，各自开拓道路。
于是在不久之后，我们一家就拿着分得的那部分财产，离开了我出生的故乡福州，朝着北京出发。
北京
父亲二十二岁时，曾凭借母亲家亲戚的关系去过北京。在我出生之前，他还在日本留过学，不过只待了两年就结业回国，所以可能只是去念了某个大学的预科。至于他留学的目的和专业，我也并不很清楚，或许父亲只是想给自己增加一些留洋的背景。总之，他从日本带回来的书都是围棋书刊或棋谱，几乎没有与学问相关的。或许父亲在日本的时候，更热衷于围棋而不是学问吧。当时他好像经常去本因坊村濑秀甫创设的方圆社。
那时，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但其实尚未实现全国统一。我们一家迁居的北京城，当时正处于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与革命政权完全无关。北洋政府以北京为中心，虽然黎元洪身为总统，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派系的军阀手中，也就是段祺瑞为首的安福派（亲日）和冯国璋为首的直隶派（亲英美）官僚及直系军阀的集合，本质上依然延续着革命前的旧时状态。父亲对此心知肚明，但为了在北京落户，他前往相当于司法部的平政院就职。
我们一家于是在北京街市的一角安顿下来。住宅很宽敞，包括堂屋和距离堂屋稍远的厢房。堂屋中间有个大客厅，客厅两边各有两个房间，那里是家人们的起居室。离开堂屋略远处有两间厢房，每间都有三个房间，左边的三间是书库、书斋、会客间，右边的三间是休息室、棋牌室、餐厅。家中的佣人有门房、厨师、车夫、奶妈、女佣等十余人，每人都有各自的小房间。我们一家的生活是当时北京中产阶级的普通水平，并非特别奢侈。那时物价很便宜，佣人里奶妈的工钱最高，是四元，其余都是两元。只要有两百元，就足够我们全家一个月的开销了。
然而父亲的薪水一直被拖欠，最严重的时候半年只给一次，所以家里其实是靠着一点点变卖财产来生活的。
父亲这时很年轻，才二十多岁，向来性格耿直、刚正不阿。有次车夫向他索要高于约定工钱的小费，结果父亲动气和车夫大吵起来。当时，连我这个小孩都觉得多给一两个铜板就完事了，何苦争吵。
当时的政府机关极其腐败，除非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后台，或者拿出可观的贿赂，否则无论多有能力都不会升为高级官员。依父亲的性格并不会去行贿，那时外祖父张元奇又已从政坛引退、势力淡化，所以父亲不可能在机关里出头。
父亲的教育
为了让我们三兄弟参加文官考试，父亲没送我们去念小学，而是很早就聘请了家庭教师，施行严格的私塾教育。这种教育的本质，其实等同于从前应对科举的备考。从简单的《三字经》《千字文》开始，到《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再加上《唐诗选》《古文选》《左传》，基本都要全文背诵。
四周岁后，我就和哥哥们一起坐在桌前，每天从早到晚地学习，晚上甚至要学到将近十二点，任务非常繁重。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格，每天如果不完成布置的背诵任务，就会用竹板打手心，然后让我们继续背诵，直至深更半夜。母亲非常担心，有时会对父亲说：“已经很晚了，算了吧。”但父亲却不会罢休。周日本是休息日，但往往不得不补上拖欠的学业，因此无法休息。我虽然最为年幼，学习任务却和兄长们完全一样，而我体质又弱，所以这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期。那时我得了肺病，每天都会咳出很多痰，但不知什么时候病症自然痊愈了。父亲每天都持续着这种斯巴达式的教育，直到我七岁半。
在我七岁时，不知为何，父亲开始信仰道教，每天都会去悟善社打坐。大概当时他对在政府的工作已感到绝望，同时又受到亲戚的劝说，因而入教。父亲一旦喜欢上某件事就会痴迷成性，热衷书法的时候买来成堆的碑帖，喜欢小说的时候小说书在库房里堆到装不下。这次也一样，他马上成了忠实的道教信徒。
或许父亲终于发现，在这个完全看不到未来的动荡年代，让孩子们接受传统教育无济于事，所以他辞去了教授传统学问的老师，为大哥聘请了英语、数学等课程的家庭教师，让他准备中学考试。而对于我，即使完全不学习，他也不会说什么。这虽然是缘于父亲容易痴迷的性格，却造成了突如其来的巨大转变。现在想来，如果没有父亲的这种转变，我也一定不会作为棋士而东渡日本。
父亲自从开始去悟善社后，即使回到家中，也会在每天下午三点和晚上十点各打坐一小时。这段时期开始，他也跟我们几个孩子下军棋。
那时，父亲即便去上班也无大事可做，所以他时去时不去，把时间都花在军棋上，创出了很多新下法。这些下法被配上照片，登在了《北京晨报》上，结果大受读者欢迎。后来不知从何时起，他也开始教孩子们围棋，之后发现三兄弟里我对围棋的记性最好，便逐渐只花精力教我一人。
父亲首先教我规则，然后取出自己收藏的围棋书，每天都让我摆棋谱。此后我显示出对围棋的巨大兴趣，开始进一步学围棋，父亲于是腾出很多时间，从旁看着我研究棋谱。其实连我也觉得自己对围棋的记忆力不可思议，定式等等只要摆一次就全部记住，即使非常复杂也一样，从来都是过目不忘。这段时期里，我每天早晨九点开始摆棋谱，一直摆到将近夜里十二点。因为我实在太热衷于此，母亲很担心我的身体，曾经偷偷地把棋盘藏起来。
父亲刚开始给我看的是中国的棋谱，不久他拿出了从日本带回来的棋谱。后来，他还专门订购了日本方圆社的月刊《围棋新报》，我拿着这本刊物如痴如醉地学习。《围棋新报》合订本分为三册，一共有约六百局棋，此外还附有村濑秀甫的简短评语。书非常沉，第二、第三册尤其重，我每天都用单手托着书摆棋谱，久而久之，双手支撑重量的中指都被压弯了，至今还有些弯曲。
父亲虽然把棋谱给我看，但并不像现在的老师那样细心而认真地传授。他只是看着解说，告诉我下一个急所。对于日本的棋谱，也不过是把日语的解说翻译出来，让我能听懂而已。实战对局时，父亲会做我的对手，也会让我和他的围棋同好一起下棋。
不知为何，只要一学围棋，我就会沉浸其中，完全忘我。学到第三年时我九岁，已然可以和父亲对局较量。父亲的围棋其实并不很强，比以前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一些。
十岁的时候，父亲说要带我们出去下棋，便把我们三兄弟带去了北京当年唯一的围棋会所海丰轩。与日本的围棋会所不同，海丰轩的外侧是供应酒菜的食肆，内部才是下棋的地方。北京的围棋爱好者们经常聚集在那里押钱赌棋局，用赌金的十分之一支付席位费，父亲也是常客之一。当时的围棋名手，比如顾水如、汪云峰、刘棣怀等也经常出入于此。父亲便请这些人和我下棋，我记得当时受了五子，输赢已经忘了，但因为是第一次在外面下棋，所以至今都有记忆。
顺带一提，中国的棋盘和日本的有所不同，是用布做的，比日本的棋盘稍微大一些。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好比在球体直径的三分之一处切开，形状很像一只馒头。落子时是摆上去，或者把棋子推过去，不会发出像日本的棋子那样清脆悦耳的啪、啪声。中国的上等棋子是云南石，棋罐则是用黑檀制作。
父亲离世
一九二五年，父亲得了奔马痨，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咳血之后，过了两个月便撒手人寰。父亲去世时才三十三岁。当时我十一岁。
去世前几天，父亲将我们三兄弟召唤到枕边分配遗物。他把习字的拓本给了大哥吴浣，小说给了二哥吴炎，棋谱则都给了我。这其实也是遗言。习字的拓本和小说都是父亲极为钟爱的东西，多年来收集了很多，此前都保管在大行李箱中。
后来大哥从政，二哥从文，我则成了棋士。兄弟三人都走上了父亲期许的道路。
父亲即将离世时发生了许多事。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为了让父亲免于一死，许下了一个“愿”。事情的经过如下。
父亲当时三十三岁，孩子们年纪还小，祖母仍健在。如果他在这时死去，对母亲来说，生活将变得异常艰难。于是母亲向神明许愿—“愿将三个孩子的寿命各减五年，分给父亲。”为了让神明听到她的祈求，母亲此后又做了许多交涉，但似乎因为前世的因缘，无论如何“愿”都不能实现，母亲的祈祷最终落空了。而父亲死后，却又必须撤回“愿将三个孩子的寿命各减五年”的愿望。于是遵照道教的做法，在黄纸上写下撤销许愿的意向，请王先生在父亲的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朋友，也是主持葬礼的人。但在烧掉黄纸的当天夜里，他做了个神奇的梦。
在梦中，王先生坐在豪华的马车里，被带去了另一个世界。
我的父亲站在那里，穿着纸做的华美衣服，身边的侍从也是纸做的人偶。那衣服和人偶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起火化的。父亲对王先生说：“我还在修行，在我的灵前烧纸解愿也没有用。”随后告知了解愿的方法和应该写在黄纸上的文章。王先生在梦中为了不忘掉那篇文章，急忙吃下了“火枣”。火枣并不是真实存在的食物，但道教认为吃了它就可以防止遗忘。
早上起来后，王先生急忙在黄纸上写下了我父亲告诉他的文章。王先生本身并不擅长写文章，但此时写下的文章非常出色，完全就是父亲的手笔。我还记得这篇文章以“祖母、家慈在……”为开头。写完以后，他按照梦中父亲的嘱咐，把纸在灶神前烧掉。母亲的愿望至此才终于解消。
灶神不是直接掌管寿命的神，但似乎能向掌管寿命的神传话。掌管寿命的神是北斗真君。父亲临死之前，信仰道教的亲友曾聚在一起，为父亲向北斗真君祈求延寿。结果得到了“在洗脸池里放满水，一周之后看水面”的神谕。一周后，哥哥在水池里看到了一匹马卧倒的影像。但我去看的时候，却什么也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