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百柯:校长们——陈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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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
1880~1971

陈垣,字援庵,广东新会人,史学大师、教育家。曾任辅仁大学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

启功先生逝世,让众人哀叹,大师的时代真的已经远去了。启功离去的背影,让我们更加怀念那些曾经的大师们,其中,就有启功的老师陈垣。

北平沦陷期间,陈垣曾语重心长地对启功说:“一个民族的消亡,从民族文化开始。没听说,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的。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保住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把这个继承下去。你我要坚守教书阵地,只管好好备课,教书,这也是抗战!”

当时,被日伪接管的北平其他高校都被强迫实行奴化教育,把日语作为必修课,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惟有辅仁大学,由担任校务长的德国籍天主教司铎及校长陈垣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提出不挂日本国旗,不用日文课本,日语不作为必修课,从而使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惟一不悬挂日伪旗帜的大学。

抗战结束后,有北平媒体赞誉辅仁大学为故都的“抗日大本营”。

由于陈垣在学界和社会上的声望,日本占领军曾派研究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前往游说。此君劝陈垣与日本人合作,并问他:“你总不依命令,难道不怕死吗?”陈垣见对方自称懂汉学,于是从容地引用《孟子》作答:“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还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

沦陷区提倡所谓“读经”,陈垣得此机会,常用儒家经典中的话对人晓以大义。辅仁大学每届毕业生都会出版一份年刊,陈校长必引经书题词。1940年的年刊,他题词:“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敬笃,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敬笃,虽州里,行乎哉!”

陈校长以“蛮貊之地”喻沦陷区,告诫辅仁的学生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控制下,也决不能卖身求荣、助纣为虐。

一日,他和几个知心的师生在辅仁主楼看书画展,偶然凭栏而望,只见日军趾高气扬地走过。陈垣沉默不语,片刻后,低吟“登临独恨非吾土,不为城关画角悲”。语毕,他已眼含热泪。

抗战八年间,除到校授课外,陈垣闭门谢客,撰写了大量著作。后人评价,其中多有“发愤之作”。《明季滇黔佛教考》完成于1940年,主要写清初西南遗民的宗教活动,但书名用的是“明季”,用以强调这些遗民终未降清。明亡后,南明王朝曾在滇黔建立政权,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抗战时的大后方。陈垣在书中称:“明季中原沦陷,滇黔犹保冠带之俗。”

在这本名著中,陈垣的一段结语堪称自诉衷肠:“按祖宗之遗我也厚亦,似比广漠无垠之土地,取无尽,用无竭,进退绰有余裕,吾何修而得此!”

1945年12月底,光复后的北平举行元旦团拜会,国民党要员陈诚批评说,北京这地方没有一点儿民族意识。在场的陈垣听了大为不满,当即站起来反驳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迟了!”遂愤然离席而去。

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在非常时期,“保住民族的文化”,表征着陈垣作为一个学人的节操。从更广义上说,他所治之学,无一不是在追求“保住民族的文化”。

陈垣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曾在中外学界引起巨大轰动,论述的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汉化。此书刻意在“全盘西化论”兴起时著成,饶有深意。他的朋友、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为之作序:“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

陈垣校阅整理京师图书馆所藏敦煌经卷,于四30年编成《敦煌劫余录》,直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敦煌遗书遗物的掠夺。时人以为“劫余”说法太过刺激,劝他改名,他正色答曰:“作‘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译者秦传安 2018-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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