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朋霍费尔／文
Dietrich Bonhoeffer
© 高师宁／译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中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弄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还是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品质的意义
除非我们有勇气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和有益的包容而战斗，否则，一切人间价值都将被湮没在混乱之中。粗鲁地蔑视这种包容，同内心的不稳定一样，正是乱民的标志，因为，为贏得傲慢者的恩宠而大吵大闹、阿谀奉承，同自降到乱民的水平一样，正是变成乱民的途径。在自尊自重被放弃了的地方，在对人类品质的感受以及包容的力量衰退的地方，大混乱正在逼近。在为物质上的舒服而允许粗鲁无礼的地方，自尊自重就被放弃，防洪的闸门就被打开，而大混乱就会冲垮我们曾立誓要守卫的堤坝。这是对人性犯下的罪恶。在别的时代，为一切人的平等而奋斗，也许一直是基督徒的职责。然而在今天，我们的职责是热情地捍卫人与人之间的包容意识。倘若我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行动，倘若我们成了反社会的人，我们就将受到谴责。我们必须心平气和地接受那些低劣的讥嘲。它们是乱民们对于礼节和秩序的一成不变的抗议。迁就和动摇，就是没有意识到什么东西正处于危急之中，并目无疑大大有助于为那些讥嘲辩护。我们目睹着社会各等级的差距正在被拉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一种新的高贵的意识正在诞生，它正在从以前的各个社会阶级中把某些人集结到一起。高贵，是从自我牺牲、勇气以及对自己对社会的一种始终如一的责任感当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期待着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但也对他人表现出同样自然的尊重，不论他们的等级是高是低。自始至终，它都要求恢复失去了的对品质的意识，恢复以品质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品质是一切形式的一致性的死敌。在社会方面，它意味着一切对地位的追逐的终止，意味着对“明星”的崇拜的终止。它要求人们的眼睛既要向上看，也要向下看，尤其在自己的密友的选择方面更是如此。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暇，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数量是彼此竞争的，而品质则相互补足。
同情
我们绝不能忘记，绝大多数人只是通过亲身的体验才学到智慧。第一，这说明了为什么能够事先采取预防措施的人是如此少有——人们总以为，自己到时候总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克服危险。第二，这还说明了人们对别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原因。同情与对临近灾难的畏惧是成比例地生长的。对于这种态度，有许多具有伦理根据的辩解。任何人也不想去同命运正面冲突：只有在面临实际的危险时，才会需要内心的呼唤和行动的力量。任何人都不能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苦难和不义负责，任何人都不想把自己作为这个宇宙的法官。从心理上说，我们的想象力、敏感性和心理的敏锐之匮乏，由于一种稳定的平静、一种不受扰动的专注力和一种对苦难的巨大包容性而得到了平衡。但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些起镇静作用的条件，没有一个能够补偿那个最重要的因素，即真正宽广的同情心之匮乏，基督在自己的时刻来临之前，一直没有遭受苦难，但是一当苦难来临，他就作为一个自由的人，伸出双手抓住了它，掌握了它。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基督以自己的身体，承受了我们人类的一切苦难，似乎这些苦难都是他自己的一样（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并且完全自愿地忍受了这些苦难。当然，我们不是基督，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任何行动或受难来救赎世界。我们不需要把这样一个无法忍受的重担加诸自身。我们不是主人，而只是历史之主（上帝）手中的工具。在他人受难之时，我们同情他们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我们不是基督，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基督徒，我们就必须通过负责地行动，通过抓住自己的“时刻”，通过像自由人那样面对危险，通过表现出一种并非出自畏惧、而是出自基督对一切受难者的解放和救赎的爱的真正同情心，来展示出类似基督同情心的广度。袖手旁观，最不合乎基督之道。基督徒不需要等到自己亲身受难之时；基督为之而死的他的弟兄们的苦难，已足以唤醒他的积极的同情。
乐观主义
做一个悲观主义者是要谨慎一些。这是一种防止失望的安全保障，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我早就这么给你说过。”——谨慎者就是这么谴责乐观主义者的。乐观主义的本质在于，它不考虑现在，但在别人都已心灰意懒的地方，它却是灵感、活力和希望的源泉；它能使人高高地抬起头来，争取自己的未来，绝不把未来交给自己的敌人。当然，也有那么一种愚蠢的、随机应变的乐观主义，它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是，作为对未来的意愿的乐观主义，绝对不应当受到轻视，即便它已经千百次被证明是错的。它是病人绝不该去非难的健康与活力。有些人认为它轻薄，有些基督徒认为，在此生中希求并准备更好的东西来临，是非宗教性的。他们相信混乱、无秩序和大灾变。他们认为，那就是当前种种事件的意义，在彻底的心灰意懒或虔敬的遁世主义中，他们放弃了对于保护生命、对于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所负的一切责任。也许，明天就是最后审判日。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将愉快地放弃为更加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劳动，可是，绝不是在明天之前就放弃。
我们仍然有用吗？
我们一直是种种罪恶行径的沉默的见证人。我们的头上已经滚过了许许多多的风暴。我们已经熟悉了欺诈和模棱两可的讲话技巧。经验使我们怀疑他人，使我们丧失了开朗和坦率。痛苦辛酸的斗争，已使我们困倦消沉，甚至玩世不恭。我们仍然有用吗？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天才，不是玩世不恭者，不是愤世嫉俗者，不是机敏的策略家，而是真挚的、坦诚的人。要使我们能够找到重返纯朴与真诚的道路，我们的精神包容量足够地充分，我们自身的正直足够地问心无愧吗？
摘自《狱中书简》
译者秦传安 2018-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