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3-15
图为天安门母亲群体2019年新春聚会。（图源：天安门母亲网站）
1926年，鲁迅先生悲愤地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以哀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等人在北平段祺瑞政府门前广场请愿时被枪杀在街头的三一八惨案；1933年，鲁迅又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以纪念1931年遇害的左联五位青年。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在“八九六四”过去了近30年的今天，凶手未得惩处，逝者无法安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六四遇难者家属也依然在抗争，以她们永不言弃的坚忍卓绝，写下了拒绝遗忘的悲歌。
每年4月5日的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人们祭祀先人、为逝去的亲人扫墓。几天前，就在清明节前夕、也是全国两会召开之时，天安门母亲群体通过中国人权网发出长篇祭文，重申天安门母亲要求政府披露六四真相、为死难者讨回公道的“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诉求。
下面我们为听众朋友摘选这一祭文的几个段落：
“六四屠杀过去卅年了。卅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对于人生又何其漫长——足够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成为怀抱孩子的父母。卅年的尘与土，卅年的云和月，都无法平息我们内心的创痛！
卅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从未放弃、从未停止过寻访同命运者，从未屈服于我们悲怆的命运，我们相互支撑、相互扶持，在胝足前行中凝聚共识，凝聚成天安门母亲群体——这个特殊的六四苦难命运的共同体，始终不渝地在风雨中共同为你们守灵。”
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言人尤维洁女士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首先谈到写这一长篇祭文的初衷：
“30年了，我们第一个字就是哭，因为我们内心的痛苦无法用任何方式排解。30年了，希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能够认识到，解决六四惨案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尤维洁女士说，“两会”年年开，“六四”年年过，给国家领导人写的公开信也年年用挂号信寄出。然而，历届“两会”代表与国家领导人置若罔闻，不予理睬。六四难属的善意与诚意换来的只是公安、国保、国安们更为严厉的控制。她说：
“每到清明节都要为家里的亲人扫墓，我们今年提前发出六四祭文，有两个目的，一是在清明节前向我们死去的亲人表述，我们仍在为你们继续抗争；二是现在正开两会，希望国家领导人能听到我们的心声，我们这个群体表述的也是民生和民权的一部分，应当得到关注。”
30年前，尤维洁女士失去了她的丈夫，她说，她有一年的时间，没办法从痛苦中走出来：
“我的丈夫在六四被打死，我当时36岁。我们当时非常关心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的丈夫就决定去看一看学生的情况。他是半夜一点多骑自行车去广场看学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在家附近听到一阵枪声，到早晨6点多有一个送信的小伙子找到我，说我丈夫在同仁医院。他是被打在膀胱，骨盆粉碎性骨折，两天后在医院走了。”
从1995年开始，尤维洁女士就一直参与六四难属的签名活动，向国家提出诉求：
“那时我们还不叫天安门母亲群体，当时我们与丁子霖老师一起开始寻找难属，当时只有二十多位，后来参与签名的人越来越多。”
到目前为止，丁子霖和尤维洁女士等已经寻访到二百多位“六四”遇难者的家属和七十多位伤残者。他们组成的“‘六四’难属群体”被称为“天安门母亲群体”。
30年过去了，惨案未昭雪，公道今安在？天安门母亲群体发出的祭文说，当初，当权者放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调数十万野战军进京杀人放火，但事后，当局却相互推诿，卑劣怯懦地编造历史：政府先是将“六四”定性为“动乱”、“反革命暴乱”，几年后又改口为“政治风波”……。然而在2018年，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大事记》中，又将“六四”重新标明是“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如此颠三倒四，反反复复、进一步退两步，岂不是越描越黑吗？
尤维洁女士说，到目前为止，政府对六四惨案一直采取冷漠态度，希望六四被淡忘，从媒体到网络完全不提六四惨案：
“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30年了，六四每一位难属对自己家人遇难的每个细节仍然记得很清楚，我想许多中国人也记得30年前的惨案。但唯有中国政府，希望大家忘记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这个惨案。”
尤维洁女士说，每到两会、清明节、六四敏感日和国家重大活动时，天安门母亲群体是政府维稳的主要对象，许多纪念活动遭打压。她接着说：
“30年了，如果是1989年出生的孩子，到现在很多人都结婚成家有孩子了。在和平时期动用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国民、同族屠杀，在现代社会和平时期绝无仅有，官方还振振有词说是平暴或者风波，这都不能诠释当年政府是在违背自己制定的宪法，因为每个国民都有对自己国家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能用屠杀生命来剥夺。”
尤维洁女士女士说，其实作为难属，他们一直寻求用法律解决六四惨案，而政府想让国民忘记这个惨案，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
“现在的政府和当年六四惨案，应当说没有关系。我们认为，八九六四时政府所为是犯罪，我们希望对六四惨案的法律解决，能促进中国进入真正的民主法治。”
有人认为，如果平反六四，中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就会分崩离析，尤维洁女士说，这种说法她也听到过。在这次发布的祭文里，提到德国总理勃兰特对于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反人类罪行所进行的道歉，也就是著名的“华沙之跪“：
“二战时希特勒的罪行应该与他没有关系，但历史是延续的，德国总理并没有认为希特勒反人类的罪行跟他没有责任。如果德国总理能为当时纳粹反犹太人的罪行下跪道歉，那么当年六四屠城惨案也是反人类的罪行，中国的现任政府不能够逃避这个责任。”
“华沙之跪“发生在1970年12月7日，指的是当时任西德总理的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一事。当天西德与波兰签订了华沙条约。
在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勃兰特突然自发下跪并且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无可否认，华沙之跪提高了勃兰特和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形象，为此，1971年勃兰特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华沙之跪也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诸国改善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尤维洁女士建议中国政府认真想一想，她说，如果中共想要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就请解决六四问题。但现在政府的做法是一直回避：
“这个民族的历次运动对很多家庭都是灭顶之灾，一直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最后才导致六四惨案的悲剧。现在30年过去了，政府对年轻人的教育都是歌功颂德教育，对六四没有任何忏悔和反思。”
令人悲哀的是，尤维洁女士说，中国政府的这种人治结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话就是造成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现象，大家用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
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利·威塞尔曾经说：“忘记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他还说：“如果我们遗忘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帮凶。拒绝记忆必将使我们重复过去的灾难和战争。”
不幸的是，尤维洁女士说,在30年漫长的抗争和等待中，有些难属已经去世：
“这些去世的难属虽然没有看到平反那一天，但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心声。我们所有公开信和祭文里都包括了那些死去的难属，他们的名字都签在后面，他们和我们在一起、精神永存。六四平反之日，就是告慰他们在天之灵之时。”
岁月无情，从1995年起，天安门母亲这个苦难群体中，已有55位参与苦苦抗争的难属先后含冤离世。其中最为惨烈的是难友轧伟林先生，他的儿子轧爱国在六四遇难。2012年，73岁的轧伟林先生实在熬不住这漫长的艰难岁月，选择自缢、以死相抗，用这样决绝的方式到另一世界寻觅他的爱子…然而，这也撼动不了当权者的铁石心肠。
难友们一个个离去，2018年又走了五位…
30年过去了，六四难属们在发出最后的声音，尤维洁女士说：
“大家聚会时许多难属都说，虽然我们可能看不到死去亲人昭雪的那一天，但我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还有的难属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会放弃，大家在风雨中互相扶持。有很多父母去世了，他们告诉自己的子女要继续参与抗争。”
尤维洁女士说，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女士现在年事已高，丁子霖女士的丈夫蒋培坤先生已于2015年病逝。丁子霖女士特别嘱咐大家说，无论如何，今后一定要把天安门母亲群体的火炬接下去，直到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的那一天。正如祭文中所写：
“卅年了，还没有为你们讨回公道，还无法让你们安息，我们无比愧疚，能做的就是坚守住‘三项要求’的底线，维护生者与逝者的尊严，保持难属群体的独立性，做坚定的守灵人，做坚定的守望者！”
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她的丈夫蒋培坤是这个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里，他们17岁的儿子蒋捷连，在北京木樨地被戒严部队枪杀。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的时候，首先站出来公开了儿子遇难的经过，随后开始寻访“六四”遇难者家属和伤残者。
六四惨案十年后的1999年，丁子霖女士曾经到木樨地儿子遇难的地方祭奠儿子，希望为儿子讨回公道，因身体支撑不了而一度晕倒。
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以YOUTUBE上香港一家电视台发布的丁子霖女士在祭奠儿子之后所说的一段话的视频，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语：
（视频片段）
“这每一天都很难过,就被那种思念之苦煎熬着…昨天为什么我最后体力不支？可能是连续以来很累吧…记得我当时断断续续我就跟儿子说，我说小连，爸爸妈妈来看你了…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说，爸爸妈妈想你呀，我求你常来我梦中让我看看你…我跟他说…妈妈老了…爸爸病了…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是我们不会放弃的! 我不愿意用平反这个字…我就愿意用讨回公道，重新评价六四…”
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将播出“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下集）：专访天安门母亲张先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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