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 刘柠 2019-05-02
2018年6月24日，一个溽热的周六下午。帝都“宇宙中心”（五道口）的706空间，门窗紧闭，窗帘半合。作为“讲台”的桌前坐了三个人，大约十五六个青年男女坐在下面。前一天，会议通知被人从网上摘掉，据说是为了“控制规模”。
如临大敌至此，其实无非是为了一本小书的出版发布会——一本212页的小精装，书名是《人间的命运——致巴金》（以下简称“致巴金”），作者是日本著名作家、前日本笔会会长芹泽光治良。
说是发布会，其实是三位嘉宾与读者的讨论会。三位嘉宾分别是书的译者、日本作家加藤嘉一，历史学者雷颐先生和笔者。三人彼此熟悉，加藤君去美国前，更是与我不定期喝酒、交换意见的朋友，此次是为译著出版专程从美国赶来。
芹泽光治良（Kōjirō Serizawa，1896-1993），中国读者大约比较陌生，但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则是知名度很高的日本作家。1922年，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1925年赴法留学。
但在巴黎不幸罹患肺结核，1929年回国疗养，同时开始创作，翌年即以小说《布尔乔亚》（『ブルジョア』），登上文坛。1943年，出版表现放洋法国的日本留学生生活与爱情的长篇小说《死在巴黎》（『巴里に死す』）。1952年，由森有正译成法文后，在法国一年之内刊行10万册，轰动法国文坛，并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1963年，大河小说《人间的命运》由新潮社出版，煌煌三部曲（共14卷），历时五年才出齐。作品以从日俄战争到昭和动乱的日本社会前所未有的大变动为背景，表现伊豆半岛的小渔村出生的主人公森次郎自我修炼的心路历程。贫困而孤独的少年，在动荡的时代，渐次成为一个禁欲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自由思想家，对周遭的社会环境，到家国、宗教、科学、文艺，无不以充满怀疑的目光重新审视，有种文明批判色彩，被视为作者的自叙传。
1896年，芹泽光治良出生于静冈县沼津市，在后辈同乡加藤嘉一的眼中，是“乡里的荣光”。翻译此书，既是向前辈致敬，同时也有一种“致良知”的意味。
1965年3月27日，在芹泽东京东中野的家中，芹泽与访日的中国作家老舍（左）和刘白羽（右）合影
“致巴金”原题为《爱·知·悲伤》，从构成上，可以看作是《人间的命运》的附录，是作者致巴黎时代的旧识——中国作家巴金的一封长信。在这封长信中，芹泽追忆了自己与邵可侣一家从战前到战后漫长的交游，其间穿插了作者自己从青春时代直到暮年的人生经历，勾勒了几个家庭的离合悲欢，从东京到巴黎到上海，从欧战到中日战争，把那场发生于二十世纪前半，超越民族国家和国境，对整个人类社会构成了深刻影响的大悲剧复现于笔端。书一开头，芹泽就把镜头切换到了一个世纪前的巴黎：
巴金兄，您应该知道，雅克·邵可侣的家位于巴黎郊外，是一栋毗邻林荫街道的老房子。虽说只有两层楼，却是四个家庭同住，而且是木制的，就像今天距离东京市中心很远的房子那样。雅克一家住在二层右侧的四个房间。
要知道，这不是一处普通寓所，而是历史的重要场域。芹泽初入客厅时，主人是雅克·邵可侣（Jacques Reclus，1894-1984），一位学钢琴出身，因事故而失去右手无名指，后成为社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青年。这幢宅邸，是雅克的祖父、一位享誉世界的地理学者伊利赛·邵可侣的遗产。伊利赛·邵可侣曾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大学任教，同时也是一位欧洲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
他的客厅曾接纳过列宁、克鲁泡特金等政治流亡者，日本的安那其主义者石川三四郎在“大逆事件”后流亡，也是向雅克的家族寻求庇护。女主人名叫克鲁那李桑，是一位身形高大、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与雅克形同母子，但却是一对公开的情人，雅克称她为丽丽。
雅克·邵可侣（左）与芹泽光治良
同一屋檐下，还有差不多与雅克同龄的青年弗雷德，是克鲁那李桑夫人的儿子，刚刚大学毕业，服务于国际联盟。四岁的幼女比埃拉，称雅克为爸爸，唤夫人为妈妈，其实是俄国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孙女（其父在伦敦与一位女演员同居），被雅克和克鲁那李桑夫人认作养女。
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家庭的客厅，1926年的一天，正在巴黎留学的日本青年芹泽光治良，第一次见到了四个中国青年。夫人以为来自远东的人都是“邻居”，很高兴地为芹泽引荐。芹泽此前完全不了解中国人，且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一般日人的偏见。事实上，他对那几个中国人的第一印象也确实欠佳：
那四个人年龄跟我差不多。会说法语的只有一个，其他三个人说英语和德语，但只会一点点。……他们说话时动不动就吐痰，当比埃拉进来时还把桌上的橙子拿起来喂她，他们的行为给人很不文明的印象。
可是，这并不妨碍芹泽与那几个中国人成了朋友，如那位会说法语、彼时正在写小说的“陈君”。
本书作为“致巴金”书简，作者并没有直接交代与巴金交游的过程。但我怀疑，那四个青年中，就有巴金的影子。我早年读巴金的随笔，谈他自己如何写起小说来，也是说在1927年去法国时，开始写了《灭亡》，从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文青时期的巴金也是无政府主义者，据说他的笔名便来自两个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至于巴金有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便不可考了。但芹泽不愧是小说家，颇善于捕捉细节。吐痰是中国人的标签，尤其在那个时代，地球人都知道。
不过，更直接的联想，应该是作家、国际著名汉学家盛成。1928年，盛成在法国出版了长篇小说《我的母亲》，由诗人瓦雷里作序，出版后，引起法国文坛瞩目。芹泽读了，也深受震动……所有细节，包括小说的名称，甚至作序的法国大诗人，都与盛成的案例高度重合。
1948年，盛成应聘赴台湾大学任教。1961年春天，在东京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巴金，应邀去芹泽位于东京西郊的家中做客，当主人问及“陈君”的情况时，巴金“面无表情”地答道：“他在台湾，在台北大学教昆虫学。”作为日本笔会会长，芹泽当然“知道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他在信中写道：“实际上，巴金兄，您后来再也没有提及陈君的事情。”
1957年9月，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时任日本笔会会长的川端康成（右）与副会长芹泽光治良
随着故事的发展，芹泽回日本养病，雅克则去了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等地教书，同时投身于中国的社会革命，满腔热忱。用克鲁那李桑夫人的话说：
与其说他喜欢上了中国，不如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真地考虑如何解放中国大众。当然，从性格来说，他是当不了革命家的，但他似乎坚信能够把解放的思想渗透给中国青年。解放人间本来就是邵可侣家族的传统，也是理想。这也活生生地体现在雅克的精神中。他相信这就是他的使命。
在波谲云诡、战云密布的二三十年代，目睹日本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抬头，雅克深深同情中国人民，在中日之间，毫无保留地站在中国一边。但物理的阻隔，客观上也导致与丽丽情感的疏离，原本就有相当的年龄差，长年聚少离多，使两人开始各自面对现实。
克鲁那李桑夫人曾尝试挽回，与雅克一起去日本旅行，在轻井泽泡汤，也蛮开心，可对渐行渐远的爱情却收效甚微。原本承诺只在中国待三年，但期满后又接下了北京大学的聘书，显然已“乐不思蜀”。
芹泽也曾试图居中调解，1938年，曾以改造社特派员的身份，去北京访问雅克，却吃了闭门羹——雅克去了云南。从雅克中西合璧的华丽居所和当时住在那儿、自称是雅克朋友的法国医生V先生的口风中，芹泽直觉他可能已经结婚了——这是后话。初访大陆的芹泽，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日军的暴虐，在牵挂老友安危的同时，心理的天平更朝在情感困局中处于弱势的克鲁那李桑夫人一方倾斜。
战争是对人生最深刻的改写，无论对谁都一样。经过欧战，克鲁那李桑夫人的父亲去世了，儿子弗雷德去了美国。养女比埃拉虽然成功逃往英国，但在英军登陆诺曼底前夕，竟死于伦敦的一次轰炸，死前应该怀有七个月的身孕——“克鲁泡特金家族的血统，就这样被切断了”。夫人自己则在孤独中日渐衰老，已离不开拐杖。
1947年5月，雅克突然回到了巴黎，带着中国的夫人和一个六岁的女儿。大概是内心纠结，怕伤着丽丽，在酒店里待了三天才回到巴黎郊外的家。一切解释其实都是多余的，丽丽接受了一切，她对雅克的爱情原本就混合着母爱，“我的幸福只能存在于你的幸福之中”，事已至此，只有接受现实。
看到雅克的混血女儿，完全是一个法国孩子，更是欣慰，打心底祝福亲爱的人，甚至答应为他抚养孩子。但10月上旬，雅克夫妇准备回北京，走前打算再看一下孩子，“告个别”。可一看就改变了主意，执意要把女儿带走，“应该是她母亲的主意吧”。丽丽说：“这样也好。孩子应该跟父母在一起长大，让她跟父母成为一个国家的人是最幸福的。”
据后来克鲁那李桑夫人给芹泽的信：
我记得是在1949年底或1950年。新中国要求所有外国人离开中国，他们也必须离开……这是雅克亲自告诉我的。我当时读着他寄来的信忍不住喊：“雅克不是外国人啊！”不过，他和女儿的母亲还是得离开中国……但因为女儿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孩子，所以有关部门就命令他们把女儿留在中国。
站在所爱的人及其所爱国家的立场，克鲁那李桑夫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是尽力献身新中国的建设了吗？他不是在中国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帮助中国重新起航了吗？……反正他们收到命令后立即收拾行李。虽然被女儿拽着头发死不撒手……但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一开始去了香港，但出境时中国海关把他们所有的行李检查一遍，雅克在中国收集的美术品、纪念品等被认为是违禁品，全部没收。”
雅克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革命。却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迫回到巴黎，其时国内（法国）环境已大变。居无定所，生活拮据，且无时无刻不思念留在中国的女儿。战后，出于老友的情谊，芹泽多次以日本笔会的名义，试图通过中国作协系统，说服雅克的女儿回法国与父母团聚，巴金、冰心、刘白羽等作协领导均曾受到过芹泽的请托。
作协方面也确实做过努力，但终未果。1961年11月5日，中国作协致芹泽的信中写道：
巴金、冰心两先生曾先后写信来委托我们，代为了解法国邵可侣先生女儿的情况，以便从中劝其到法国去。现经了解，邵可侣先生的女儿（已改名孙立先）不愿去法国，其志甚坚。谨代巴金、冰心先生复函您，特请见谅，并请转达贵友邵可侣先生。
巴金、冰心两先生均嘱代致问候。
巴金致芹泽亲笔信
多年后，芹泽去巴黎探望雅克夫妇。席间，曾不揣冒昧地问道，“当初为什么被要求离开中国”？雅克答道：“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除了是具有法国国籍的外国人以外，我也想不到别的原因。……反正，对中国来说我变成了多余的人。我也想开了，既然如此，就回国吧。”
女儿成年后，雅克的妻子曾专程回北京，“试图用母爱改变女儿的心情和想法”：
毕竟，如果女儿要从中国出来，政府是许可的……结果，女儿说坚决不回到像法国那样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我耐心地给她讲法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她却连听都不听，还说假如母亲回到资本主义国家，就再也不把我看成母亲，并让我再也不要把她看作女儿。
“女儿说，新中国是由他们自己建设的，正在山林大学读书……但她根本不想来法国，也不认为在法国有东西可以学习”，雅克夫人流着泪说道。
雅克接过话茬：女儿把姓改成孙，也是誓与父母断绝关系的姿态，“她也拒绝与我通信。即使我写完寄出去，她也会直接把它给我寄回来。”雅克最后见到女儿是她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到学校见她，她说不想见我……从那至今，我们一次都没见过面”。
“雅克的声音颤抖着。他妻子似乎不想让我看见她哭泣的样子，就急着跑到厨房去了。”可芹泽却注意到，“雅克和妻子始终都没有说出一句批评新中国的话”。
我读到这里时，脑海中突然闪出了李慎之先生的一句话：革命会吃掉自己的儿女。其实，这句话是李慎之先生援引法国大革命时期，被送上断头台的革命家维尔涅临死前的名言：Revolution may devour her own children。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NHK的纪录片《红孩子》（Red Children），表现了一群“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后代的故事。他们的父母，多像雅克一样，早年因对中国革命发生理想上的共鸣，遂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青春献给了这片热土。
而他们的后代——“红孩子”们，虽然生得金发碧眼，却是在北京、上海的普通学校里接受教育，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大熔炉里，经受淬炼。尽管他们头脑中的革命意识形态，丝毫不逊于普通民众的子女，可他们的脸，却对融入社会主流构成了先天性的妨碍，这也成了他们焦虑的根源。
但焦虑的结果，是更大的焦虑。在“文革”前后漫长的岁月中，“红孩子”们被歧视、被隔离、被批斗，饱受折腾，甚至被打成间谍、特务，遭关押、入狱，命运化作齑粉，亦非鲜例。多少人长年绷紧的心弦实在绷不住了，便瞬间崩溃。如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中英混血的独子杨烨，因备受歧视和迫害，人变得高度自闭，神经异常敏感，后虽然辗转回到英国，并在姨母家安顿下来，却终因“找不到祖国”而失智，最后竟在卧室中自焚，时年尚不足36岁。
日本很多小说，介乎于虚构与随笔之间。“致巴金”更是如此，名为小说，其实更接近非虚构作品。据雷颐说，他在网上查过，“孙立先”的名字曾见诸于一家艺术品拍卖机构的登记资料，“但人好像已经去世了”。
已故学者金克木先生曾在《教师应考》一文中，回忆过与雅克·邵可侣的师生缘分。他知道邵可侣是巴黎公社著名人物的后代，在北京大学教法文，是法语教育的权威。1933年，金曾旁听过邵的法语课，得到他的赏识。后金整理、校订学习笔记，编成《大学初级法文》一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邵可侣曾在序文中提到了我的贡献”。金克木没想到，这竟成了只有高小毕业文凭的自个儿直接进大学当教授的敲门砖。
学者孙才先先生是著名化学家、我国现代化学工业先驱孙承谔之子，从小在燕园长大，母亲黄淑清也是大家闺秀，中法大学毕业，酷爱体育。孙才先曾写《燕东园：我们童年的乐园》一文中追忆孩提时代，其中写道：
母亲的五姐黄淑懿是燕京大学的陶艺师，专门制作精美陶艺品，教授陶艺课。她的先生是邵可侣（Jacques Reclus），祖上是法国学者兼革命者，伯祖父是巴黎公社社员，1928年来到中国，曾先后任上海劳动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著有《大学初级法文》）、抗战期间的云南大学和抗战后中法大学、燕京大学的法语教授，解放后被迫离开中国。他长期从事创作和翻译，如著有《太平天国运动》等，许多与中国有关。他们夫妇抗战后曾住在朗润园，其独女后来加入我们家，自取名孙立先。
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这应该是关于雅克·邵可侣之女最清晰的线索了。
《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
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
中华书局2018年5月版
近读《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时，发现梅贻琦笔下有不下五处对邵可侣的记载。一般是邵单独来梅居所，谈工作，有时也会携夫人出席社交活动，有共餐，有茶叙。如1944年8月6日，梅在日记中写道：
晚赴黄人杰夫妇饭约，系为邵可侣夫妇结婚五周年。
西南联大时期的梅贻琦与夫人韩咏华
据此，我们可做两个推断：
一是上文中说到芹泽光治良战时曾赴北京寻找雅克而未果，留守邵宅的法国医生V说邵去了云南，确切地说，邵当时应该是在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大教书；
二是邵可侣与夫人黄淑懿是1939年8月6日结的婚。
如再联系芹泽在书中转述克鲁那李桑夫人的话，“1947年5月，雅克突然回到了巴黎，带着中国的夫人和一个六岁的女儿……”那么，也许可进一步推断：邵可侣夫妇的独生女孙立先，应该是1941年，出生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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