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民国红粉 罪错胡适之 2019年4月10日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随后出现了与“五四运动”一样广为流传的另一个历史概念，叫做“新文化运动”。严谨意义上的五四运动，是一个虽然扭转了历史轨道却并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偶发性政治事件；严谨意义上的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杂志直接启动的文学革命加思想解放的文化建设运动。但是，在包括教科书和正统学术著作在内的各种宣传文字当中，人们更加常用的是并不严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2014年的5月4日，是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迁址于前燕京大学校园的新北大所谓的116周年校庆纪念日。按照中国人逢五逢十都要纪念一番的老旧习惯，相关人等自然要热闹一番。张鸣在《联合早报》发表的《两个“五四”在今天》一文中写道：
“其实，五四运动过去不久，学界就有两个五四的说法。的确，在我看来，五四运动，其实是两个，一个是发端于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是以1919年5月4日反日游行为标志的五四政治运动。两个五四，其实是两回事，但现在人们习惯混着说。”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过去不久”，民国学界并没有所谓“两个五四”的说法。把“五四运动”区分为两个，是当今学术界以及媒体人颇为流行的一种不识数现象。诸如另一个陈独秀、另一个鲁迅、另一个胡适、另一个顾准之类的时髦文章，就是这种不识数现象大肆泛滥的典型症状。
关于新文化运动比较经典也比较恰当的叙述，无论如何都要首推《新青年》同人杂志的灵魂人物胡适。1922年3月3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写道：
“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
胡适在这里所说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是“两件事”，而不是张鸣所谓的存在着“两个五四”。仅就人们更加常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它拥有的是多层级、多维度、多侧面的立体性，而不等于在这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外，还另外有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存在着。
一个硬币有正反两面，不等于有两块硬币。一个山头有阴阳两面，也不能说是两个山头。一个人可以人格分裂出许多张脸谱和面孔，不能说这个人等同于两个人或多个人。
关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置身于孔子儒学的传统文化之中却偏偏要极端否定孔子儒学的自相矛盾，当年的《新青年》同人已经有过否定性反思。
1920年9月25日，钱玄同在写给周作人的回信中表示说：
“我近来很觉得两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做的那些文章，太没有意思。……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所主张，也是20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拿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所以颇惮于下笔撰文。”
1922年4月8日，面对陈独秀关于“非宗教同盟运动”的极端表态，钱玄同在致周作人信中再一次检讨说：
“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务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
钱玄同是《新青年》同人团队当中比较诚实的一个人，他很快就意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坑道里面谈传统文化，是永远谈不明白的。《新青年》同人团队当中，真正有资格、有能力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故”整理得还算明白的，是在美国留学了整整八年的比较充分地世界化的胡适。
与钱玄同的相关反思可以相互配套印证的，是被包括钱玄同在内的《新青年》同人反复攻击的前辈文人林纾，他早在1917年2月8日刊登于上海《民国日报》的《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中，就留下了这样一段经典话语：
“民国新立，士皆剽窃新学，行文亦泽之以新名词。夫学不新而唯词之新，匪特不得新，且举其故者而尽亡之，吾甚虞古系之绝也。……吾恐国未亡而文字已先之，几何不为东人之所笑也！”
这里的“东人”，指的是既较好地保存了中国大陆的一些传统文化，又在整体上虚心扎实地学习西方文化的脱亚入欧、君主立宪的日本国。
《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真正盲区，并不在于借助西方现代文明反传统、反儒学、反孔教，而是在于当年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根本就没有踏上过欧美文明国家的一寸土地，更谈不上真正走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孔子儒学文化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思想专制”。他们反传统的所谓“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自相矛盾地以旧反旧、以儒反儒的旧文化。
关于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以儒反儒、以旧反旧的历史局限性，鲁迅在1925年5月10日写给许广平的情书中表白说：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筋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1925年8月10日，周作人在他自己主编的《语丝》周刊发表《代快邮——致万羽的信》，其中也反思了五四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以来的民气作用，有些人诧为旷古奇闻，以为国家将兴之兆，其实也是古已有之，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前例甚多，照现在情形看去与明季尤相似；门户倾轧，骄兵悍将，流寇，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明白了上述历史事实，再回过头来看张鸣的相关议论，所谓“当年五四政治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输入学理，改造文化的实践，刚刚开了头，就被一场挟带道德高调的政治运动打断，扎实的文化改造和建设，至少部分地被浮躁的群众政治取代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
《新青年》同人团队中间，拥有比较扎实的现代文明新观念的只有胡适一个人。连当年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都在迷恋着他早年信仰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张鸣教授所谓“五四政治运动的模式，一次次地被复制，直到去年的‘九一五’反日游行中，人们依旧是抵制日货，抓内奸，把所有买卖和使用日货的人，都视为汉奸，要他们承担丢失钓鱼岛的责任”；依然是周作人所说的中国传统儒生古已有之的“汉之党人，宋之太学生，明之东林”的尊王攘夷、独尊儒术、替天行道、党同伐异的旧思想、旧戏法、旧模式。……
张鸣教授是我多年来一向表示尊敬的有道义、有担当的好师长、大学者。但是，在现代文明社会，拥有较大份额址知名度的公共人物，也应该拥有较大份额之社会责任尤其是公共信用。一个写历史人的人，总是不肯在文献考据方面下功夫、做功课，无论其如何炒制既泛泛而谈又花样翻新的回锅肉，在学术上都是站不住的。
我研究宋教仁案，只是认定陈其美是第一嫌疑人，从来没有提到那个孙，张鸣教授连这么一点简单事实都没搞懂，就到处大放厥词，实在是玷污教授博导的牌位了。
【补记：2007年春天我住院治疗鼻炎期间，张鸣教授在人民大学受到打压排挤，我曾经带病写过声援文章。随后我与中国艺术院打官司，张鸣教授也拔刀相助写下了一篇雄文。但是，自从我在文章中针对张鸣教授提出学术层面的商榷意见之后，两个人之间的隔膜日渐加深；尤其是这篇文章之后，几乎上是彻底决裂。
我个人坚持认为，偏于情感抒发的文学化思维，总体上是宗法农耕及等级专制社会的一种前文明思维，已经远远落后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散文化理性思维。儒学研究中所谓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唐子西文录》）；中国特色文学研究中所谓的“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口头禅；在散文化理性思维面前，只是经不起简单推敲的低级趣味的煽情发泄。
2000多年前的孔丘的知识水平，在总体上已经远远落后于互联网时代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一千名读者眼中的哈姆雷特无论有多么大的差别，都不会把勇于担当历史罪责的哈姆雷特，等同于中国特色的通过逃避自由而独善其身的多情种子贾宝玉。即使传统寓言故事中的“瞎子摸象”的盲人，也不会把一头大象误认为是两头大象，而只是把大象的局部特征误认为整体特征。最应该讲究证据链条之考据发现的历史学界，竟然出现了动不动就是两个胡适、两个鲁迅、两个陈独秀、两个顾*准之类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学术时尚，无论如何都是不正常、不严谨的学术闹剧。
现代社会的读书人和写书人，应该运用逻辑清晰的散文化语言来正大光明地主张个人权利并且宣扬普 世 之法理，而不应该再像传统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之类的文学老愤青、儒学老书生那样，满足于原始本能甚至于扭曲变态的情感抒发。】
*本文最初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2014年5月6日，原标题为《两个“五四”，不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