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鬼使神差自投罗网
第二天上午开大会，中午回宾馆时，房间内凌乱不堪，显然已有人在此翻箱倒柜。我们仔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丢失。我到会务组报案时才知道，几乎所有北京人入住的客房均被翻动，同样未有东西丢失。此时大家已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了。
下午有空闲，我独自上街买报。宾馆附近有公共报刊栏，我便驻足流览。各家报纸头版几乎全是通缉、抓捕、检举、自首、判刑、枪毙、取缔非法组织和有关“反革命暴徒”的暴行，以及革命群众如何谴责暴行、如何热烈拥护党中央的平暴行动、如何拥护戒严部队官兵的报导。其中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七日的消息说：北京判处八名打砸抢烧罪犯死判；已有一百零九人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合会和各地工自联、高自联的头头也都列入抓捕范围。
这几条讯息引起了我的高度警觉，这说明搜捕的规模、搜捕的范围在日益扩大和深入。六月十七日距六月四日只有十三天，八名所谓罪犯便被草草判决，这说明当局已丧心病狂到极点，毫无理性、法律可言！当局在刻意营造恐怖氛围，现在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了，武器的批判已经彻底压倒了批判的武器！
当天晚上，妻子往北京家中打电话，获悉甘家口派出所副所长刘丰协同两个便衣到家来找王誉虎，说是有事调查一下，听说我出差，就说没什么大事，等回来再说。
我与刘丰熟识，当晚便给刘副所长家里打了电话以探究竟。刘在电话中说：“没什么大事，分局的人找你是想调查了解一些事情。你安心开会，不用着急回来。”
如何理解“你安心开会，不用着急回来”？刘丰与我称不上朋友，更谈不上肝胆相照，但打过交道，关系不错。正面理解可解读为没有危险，有可能只是调查取证；反面可解读为有危险，不要回来！但是不管是哪种可能，都不属于迫在眉睫，眼下出差开会期间肯定是平安的，回京后则吉凶难料。
这次钢材定货会也蒙上了六四阴影，没有了以往的喜庆和红火，差价较小的品种订货不踊跃。基于对严峻形势的推断，大家都不乐观，认为时局突变，市场波动在所难免。我在这个问题上也进退失据、把握不准。依常理推断，六四屠城镇压了自由民主运动，等于遏制了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的正义潮流，那么以权谋私和官倒腐败必会进一步氾滥！后来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内主张镇压学生运动的元凶们，往往本身就是大官倒、大腐败分子。尔后这些元凶及其子女大多成为上层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人物！
本来可以拿到八千吨太原钢厂生产的镀锌板，包括返利，每吨单价八千元。但是，我担心市场风险，一旦自已逃亡会给公司、给冶金部带来不小的损失，对不住废钢处相关的朋友，也败坏自己的声誉。
每次定货会都如影随形的老土却不以为然，说：“到时候如果市场价暴跌，咱们就不履行合同呗！冶金部总不能让客户赔钱呀！别忘了，咱们既没交定金也没预付款，是货到托收呀！”作为生意人，老土的话不无道理，无奸不商嘛。然而他的话在我心里激起的是的别样的警醒：违反合同不但事关何延生的叮嘱，也会给冶金部的朋友添乱抹黑。更关键的问题是，我如果逃亡，妻子没有掌控公司的能力，公司业务必将险象丛生。此外，用镀锌板生产易开罐曾是李鹏责令下马的，如今李鹏得势，计划经济复辟的可能性很大。
我权衡再三，最后决定放弃这笔巨额定单。
四个月之后，镀锌板的市场价飙升为每吨一万八千元左右，每吨毛利一万元，八千吨就是八千万——我与亿万富翁失之交臂！
我只订了五百吨紧俏的没有风险的线材，并千叮咛万嘱咐我老婆，以防我逃亡后在经营中出现纰漏。
我不愿东躲西藏，更不愿逃亡，我已完成了“原始积累”，正向所憧憬的目标迈进，我的宏图抱负即将展开。此外，还有家庭的牵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以及对民主自由宪政的信仰和追求，在我心中从未泯灭。我坚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权威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中国大陆，发展私有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改变专制政体的根本途径！那种陈旧过时的草根式揭竿而起的革命是不现实的，即便成功，也只能是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我的事业、我的政治理念紮根在国内，除非万不得已，我不会到国外避难。
为了探知我是否已沦为抓捕对象，我和妻子绞尽脑汁想出个自己以为的万全之策：准备回京后在傍晚时分到副所长刘丰家拜访，当面问个究竟。如果没有危险，刘丰必会据实相告；如果有危险，刘必会让我择日到派出所或公安分局去面谈。我不是刑事犯，刘丰不可能翻脸不认人当时就扣押。再说，戒严期间派出所警察不可能有枪。如果判断有危险，我便藉故逃匿。只要未遭通缉，我自信游刃有余，绝不会轻易就擒。
六月二十四日，我回京后没有回家，而是入住在大都宾馆。二十六日妻子给甘家口派出所打电话，得知刘丰身体不适，没有上班。这正是好机会。
托运公司后面不远便是刘丰家。下午三点多钟，我径直上楼敲开刘丰家门。刘丰的老婆开门说，刘丰刚刚出门不到十分钟，去甘家口医院了。我不假思索，便叫来司机刘登山，坐车直奔医院。我心想，在医院门诊部与刘丰见面探问虚实再好不过。
路程很短，到医院一打听，护士说刘所长拿完药刚走不到五分钟，说是回派出所了。
派出所离医院相距几百米，此时的我竟鬼使神差般坐车到派出所去找刘丰。
甘家口派出所分里外院。外院很小，只有一排简陋的平房。我从里院找到刘丰后，二人便来到外院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屋内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张单人床、一部电话，陈设极简单。落座之后，刘丰与我寒暄了两句，说分局有事需要核实，便拨通了电话。电话那端的声音很小但很清晰：“好吧，我们马上就到！”
我内心咯噔一声，心想：“不好了！肯定要被抓，否则不会马上就到。”但我仍然故作镇静。
此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刘丰出去几分钟后端回热乎乎的饭菜，说：“老王，先吃饭吧，他们还得过一会儿来。”
“我刚吃过饭，不用了，真的！”我食欲全无，顺口说了谎。
刘丰把饭端走，旋即端来一盘切好的西瓜：“这是冰镇的，多吃几块。”然后又说：“我到隔壁有点儿事，有事你叫我。”刘丰起身出去，没把门带上。
我从玻璃窗看到刘丰往里面的房间走去。
我所在的房间是进大门排头第一间，离大门只有十米左右，如果我想要溜走应该不成问题。
我强撑着吃了两块西瓜，思忖着：刘丰的一系列反常表现都说明吉少凶多。他披着那张警皮，如此做已算仁至义尽了。我的车还在外面等候……
我起身走到隔壁房间，对刘丰说：“刘丰，我去告诉司机，让他先把车开走。”
“好吧，你去吧！”伏案的刘丰说完又把头低下继续写着什么。
我一人走出大门，波罗乃滋车已掉头停在二十米外。我的步履艰缓，思想在激烈地斗争。走到车前，打开车门，侧头看了一眼派出所的大门，没人，整个胡同都没人。此时我的思想在倒海翻江：坐上车就逃跑绝无问题！逃跑？不，我没有鼠窃狗偷，为什么要落荒而逃？！刘丰把我当君子，我为什么要像小人？我跑了，刘丰怎么交待？一种莫名的也可以说是迂腐的道德观和人格尊严主宰着我，最终我若无其事地对司机说：“小刘，我有点事，你先把车开回去，过两小时我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事后回想，我当时绝不是缺乏勇气，而是一种君子坦荡荡的情怀！为了这种情怀，为了一时的尊严，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为了这种情怀，为了一时的尊严，我终生后悔不迭！
从另一层面讲，我还是缺乏谋略、智慧和决断。在那非常时期，应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应该做最坏的准备并付之行动，而不应该心存侥幸自投罗网。这或许就是冥冥之中的命运使然。性格即命运，信然！
我与刘丰打个招呼后又回到了那个房间。事已至此，即来之则安之！我索性把盘中的西瓜统统吃光。又过了几分钟，门外有车戛然而至。刘丰出门迎进两个便衣警察，其中一个矮个白净的年青人打着官腔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作答。
这位便衣警察从皮包拿出一份事先填好的传唤书，让我签字，然后冷冷地说：“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临出门时，刘丰很诚恳地说：“哥儿们，这是我朋友，千万关照点儿！”
“好吧，你放心吧！”那位白净的年青便衣警察应允着。
门外停着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那个没说话的便衣警察进了驾驶仓，白净青年则打开侧门，扶我上车，并对车内两个头戴钢盔端着冲锋枪的士兵说：“老弟，对这位先生照顾着点，他不属于打砸抢分子！”说完就坐到副驾驶位上了。
两个士兵让我坐在中间，然后一左一右像泥塑木雕一动不动。
突然，我觉察脚下有人在动。一个士兵抬腿往下用穿军靴的脚狠狠一跺：“妈的，老实点！”
由于过于紧张，上车时我竟没注意车座下还半露蜷缩着一个被踩在脚下的年轻男子。
车开了有半小时，透过前档玻璃，我知道车停的方位应是崇文门附近。
那位白脸便衣警察确实很客气，亲自送我到一间约20多平米的临时囚室，那位同车的年轻男子则被士兵一脚踹倒在室内。这个囚室很特别，没有装门。门口有一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把守。这栋临时牢房很像中低档的招待所。
15、狱中传扬韩东方
临时囚室没有装门，里面只有七八个人，听说其他有门的房间己人满为患。除了我和同车抓来的小伙子，其他几个人都蹲坐地上，垂头丧气一声不吭。我己经从慌乱、沮丧、紧张中舒缓过来，调整了心态，准备从容应对。我对自己在这场动乱中的一言一行进行了快速梳理，做好了抗辩和据理力争的准备——这种准备在被捕前就己多次梳理过。我对刑事诉讼法有所了解，对彭真领导的对刑法的修定和改革曾经给予关注。首先，我没有所谓的打砸抢烧行为，暴乱之前已离京在厦门，与刑事犯罪不沾边。其二，我倾力而为的是劝学生们无条件尽快撤离广场，而不是相反，所以与制造、怂恿动乱无关。其三，我没有所谓的反革命行为，只是公开支持党内以赵紫阳为代表的改革派，反对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派。虽有对错之分，却不违犯刑法，何况共产党还称赵紫阳为同志。其四，我确曾对学生鼓吹和平演变，鼓吹渐近式民主改革，但它并不触犯刑律，据理抗辩的方略已成竹在胸！
让我隐隐感到忧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那上千份自已编写、自已复印的大号传单！传单上虽有抨击邓小平的短文，但短文中也肯定了邓在胡、赵协助下对经济改革的贡献。按说，对个人的抨击和不敬不触犯刑律，但问题是有法他们会不会依！再有，就是转载了香港媒体的几篇报导和评论，轻微触犯了当时的刑律！幸亏早有防范，未署名姓，也没向学生说明。
此时我不但完全恢复了镇静，而且一种维护正义的冲动油然而生。我准备在有理、有利、有节为自已辩护的同时去伸张正义！心中有底了，神情便泰然自若。我走到门口，主动与负责看守的士兵搭讪：“小伙子，你们是38军的还是27军的？”
头顶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出乎意料地回答：“我们执行任务时是混合编制，不像谣传的那样。”
“你们都是人民的子弟兵，你们知道吗，学生和老百姓反腐败、反官倒、反特权，并不反对解放军。”
这个像学生兵的士兵不再作声。
我刚要再说话，便被同车被抓的小伙子一把拽到里面，压低嗓门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忒大了！”然后又说：“你肯定在外地不在北京，不知道北京的情况，他们都杀红眼了，打你个半死算便宜！”
倾刻间两个陌生人的距离拉近了，互相敞开了心扉……
约摸过了半小时，我被点名带到过道中一个陈设简单的房间。内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只有一个三十岁左右身穿茄克衫的预审员。
“来，请坐！”预审员让我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并从暖瓶往纸杯里倒满了开水，说了声：“渴了就喝水。吸烟吗？”
“吸。”我探身接过香烟，顺势用桌上的打火机点燃。
预审员打开卷宗，拿起笔例行公事地问了一番之后转入正题：“9006070的手提电话是谁的？”
“我的。”
“怎么跑到非法组织高自联头头手里的？”
“我借给他们以便他们动员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的。”
“高自联头头们用你的电话与美国、香港进行通话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给学生们捐款了吗？”
“捐了。”
“捐了多少？捐了几次？”
“记不清了，好像两万元左右。”
“捐款目的是什么？”
“一是同情同学，二是资助他们撤离广场用。”
“你把夏利轿车借给非法组织高自联头头们用了吗？”
“我把夏利借给学生组织动员撤离天安门广场用了。”
“你宣传赵紫阳是党内改革派，李鹏是反对改革开放的保守派，要支持赵紫阳，反对李鹏，是这样吗？”
“是这样！”
“你给学生分发的传单是你写的吗？”
“不是。”
“那么传单哪儿来的？”
“人家给的！”
“谁给的？什么内容？”
“不认识这个人。内容大概就是反官倒、反腐败、反对李鹏什么的。其他记不清了。”
讯问很快便收场了。我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划押。
预审员起身准备送我回囚室时冒出一句话：“你的问题不算严重，但是态度务必要端正。”话锋一转，压低声音：“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死也不能说！”
与预审员目光对视的刹那，我心领神会，轻声说句：“谢谢！”
回到囚室，我又坦然了许多。
出于好奇，也出于一种责任感，我希望尽量多地了解这一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我与那位同车来的小伙子靠坐在里面墙角的水泥地上攀谈起来。
这小伙子是工人，参加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六月三号和四号参加了堵截戒严部队的行动，亲眼目睹了大兵枪杀学生、市民的血腥场面。六月五日，他误信某军倒戈的流言，萌发了武装抗争的打算，于是拣了一枝戒严部队故意丢弃的冲锋枪藏到家中。六月九日，小伙子发觉大势已去，抗争无望，便于当夜用上衣把冲锋枪包好扔到了河里。由于嘴不严走露了风声，被抓了进来。他信誓旦旦地说，很多武器是戒严部队有预谋故意丢弃的，有的军车也是戒严部队故意丢弃的，还有的军车是穿便衣的大兵自已烧的，然后嫁祸于老百姓。穿便衣的大兵，北京人一眼就能认出来，被烧的军车都是又旧又破快报废的！
我听后并不奇怪，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人，这些与毛皇帝周旋过的人，个个老谋深算，加害人不讲底线。相比而言，大学生们只不过是一群满腔热情、有勇无谋、稚嫩天真的娃娃而已！
深夜两点左右，我一人被带上军用吉普车，照例由荷枪实弹头戴钢盔的两名士兵押解着，来到了雍和宫附近的炮局看守所。该所隶属于北京公安二处，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夜深人静，监狱大铁门的开启声清晰刺耳。我被领到一间小屋，勒令我交出所有违禁品，包括手錶、钱币、皮带、手绢，然后搜身。值班警察当面清点钱物，开具收据交给我。我被带出小屋面壁站立等候。为了不使西裤滑脱，我双手交叉捂住下腹。近旁蹲着几个面向墙壁的人，警察不时申斥几声。
很显然，我受到了优待，犹如刚被抓捕时坐在吉普车上一样。
大约过了五六分钟，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狱警引领我走向关押区。电动铁门开启后，走进了灯光昏黄、宽敞的甬道。甬道是青灰色的水泥壁面，感觉有如地堡一样坚实。我判断监狱近似“非”字形，上下两层。
狱警带我向左拐进第一条侧甬道，两边是一间间铁门牢房。狱警在第四间左侧的牢房前停下，一大串钥匙在死寂的空气中哗啦乱响，厚重的铁门被打开了。
狱警玩世不恭地用右手做出恣势：“王总，请进吧！”
我正欲进门，但迟疑一下又把伸出的脚收了回来。借助昏暗的灯光，室内地板上好像满仓的鱼——地面上躺满了赤裸裸一丝不挂的身体。
“他妈的，起来，起来！”狱警一边粗暴地命令着，一边用皮鞋踢踹着靠门口的几个熟睡的囚徒。几个囚徒不情愿地侧身蜷腿腾出两巴掌大一小块空地。
“请吧，委屈您了！”狱警再次略带揶揄地说。
我用一只脚挤了挤，才勉强有立足之地。牢门轰然关上，又是一阵上锁的震响。
牢内阵阵汗臭味，令我有些窒息，但很快臭味的恶感便被疲劳取代了。我无奈地蹲下身体，却引来一阵骚动，招来几句骂声。很快一切又都沉寂了，有的只是阵阵鼾声。在人肉堆的缝隙中蹲坐，我开始打量这间牢房。
略微长方的牢房有十六平米左右，厚重狭窄的铁门上有一处可从外面开启的监视孔。铁门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换气扇在轻声转动。后墙上方有一扇装有铁栏杆的紧闭的玻璃窗，约有四十公分见方。屋顶中央有一盏被铁网罩住的低瓦数灯泡散发着昏黄的灯光。前墙的右角落有一个水龙头，下面是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水泥池。看来即可以饮用、盥洗又可以小便，应急时自然可以大便。牢内没有铺，全是可以席地而卧的地板。
墙内墙外两重天，十多小时之前还是车接车送、养尊处优、腰缠万贯、气指颐使的王总，此刻已是身陷囹圄的阶下囚。生活犹如万花筒，瞬息万变！但是，此时我并没有多少绝望、沮丧、痛苦和懊悔，更多的是亲历伟大历史事件的好奇以及为正义做出牺牲的充实感！当然，对自己案情的把握也是我乐观自信的重要原因。
半蹲半坐了几个小时，腿脚已经酸麻，总算熬到天亮，刺耳的铃声响了。囚徒们赶忙起身，依序在水池内匆匆洗漱、小便，然后面向铁门排成四排，席地而坐。两个大学生和一个驼背的小伙子主动与我搭讪，并把我安顿在最后靠墙的一排坐下。此时，一个紧靠后墙角的傢伙满嘴不乾不净地说：“嘿，他妈的还挺抱团，政治犯就是比他妈的我们这些小偷流氓强！”
我侧视了这傢伙一眼：三十多岁，瘦长，平头，眼斜，嘴有些歪，流露着蛮横、满不在乎的神态，河北口音。这个傢伙有些特殊，一个人占了两个人的地儿。大学生已给他起了外号叫斜眼儿。斜眼儿是绺窃犯，看守所的常客。
牢房关了二十四个人，超员一倍，政治犯与刑事犯混杂，刑事犯居多。依照监规，囚徒们不许说话闲聊，不得串通案情，不得横躺竖卧。
铁门的监视孔突然打开了，换岗的狱警大吼一声：“不许说话！”然后观察了一会儿牢内，似乎在清点人数。
非常时期，牢内没设号长。斜眼儿喜欢出人头地、发号施令，也就成为实际上的牢头。这个未经任命授权的牢头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对参与六四暴乱的囚徒总是礼让三分，对大学生和我始终是井水不犯河水。
斜眼开始吆喝几个囚徒打扫室内卫生，并示范如何“走板”——跪在地上用抹布左右大幅拖擦地板。然后把抹布甩给一个新来的小偷，一边呵斥一边催促指挥着，直到那新来的小偷走板的恣势标准规范为止。
甬道里，一阵忙乱声中混杂着牢门频繁开启声。
斜眼儿发号施令：“穿衣、备鞋，准备放茅！”
号内一阵忙活，随时准备起身放茅。
牢门被打开，一个狱警把在门口，发出指令：“准备放茅！”
约摸过了一两分钟，狱警发令：“放茅，快点！”
我在人流的簇拥下左转，直奔甬道尽头的厕所。
厕所是水泥蹲坑式，两排，可同时蹲下三十多人，无遮无拦，一览无余。估计也就过了两三分钟，狱警便声色俱厉地催逼着：“到时间了，快出来，快出来！”
与我仅一坑之隔的斜眼儿不满地嘟囔着：“这孙子！连脱裤子放屁的功夫都不够！”
“他妈的，你嘟囔什么呢？”狱警站在厕所门口：“你又欠收拾了吧！”
回到号里我才知道，正常放茅时间是五分钟。但因人而异，赶上心眼不好的狱警，就倒了楣了。按规定，每天还有二十分钟的放风时间，可是据斜眼儿说，有两个多月没透过风了！
九点多钟时，甬道响起铁门的开启声和桶勺的磕碰声，开饭了。
两个暗黄色的窝头，一碗清汤寡水的熬茄子。我自然没有食欲，连尝都未尝一口，便把饭菜交给一个驼背青年处置。我摸了摸自已的将军肚，宽慰自己：正是节食减肥的好机会。
已经连续两天未进食，到第三天开始饥肠辘辘了。暗黄色的窝头和有些牙碜的熬小白菜吃起来也蛮有味道，真是饥饿是最好的调味品啊！
星期日晚饭是白面馒头，猪肉熬白菜。虽曰猪肉，实际上主要是肉皮、囊包肉，还有一两片肥肉。菜汤上的浮油不少，我吃得很有滋味，感觉格外香美。按规定每星期吃一次馒头，可是后来每个月才吃到一二次。囚徒们编了个歇后语：炮局的馒头——没盼儿！
己进入七月，盛夏的炎热煎熬着牢内囚徒。后窗始终紧闭不开，牢门上方的小小换气扇懒洋洋地发出低微的嗡嗡声，闷热、汗臭折磨着囚徒，疥疮在囚徒间流行。人们已顾不上尊严，几乎个个脱得精光。只有我和一个少言寡语而又靦腆的大学生穿着裤衩。全裸的人群给斜眼儿提供了猥琐淫秽的谈资笑料，牢内的气氛由此略显活跃，时而还有笑声。
据斜眼儿和其他几个囚徒说，对面的牢房里曾经关着著名笑星陈佩斯。听说陈佩斯因为六四时站在一个平板三轮车上发表演说被抓，后经其老爸与高层疏通，仅关押十多天就给放了。
斜眼儿还钦佩地竖起大拇指说，某号牢，就在厕所对面，有个叫韩东方的爷们儿，那才是条汉子！就是不认罪，大喊大叫，绝食好几天，所长亲自出面说好话才甘休！那爷儿们的喊声楼道里都听得清。
驼背青年对我说：“韩东方真是条汉子。他说他是工人们选举出来的头头，是受工人的托付为工人服务、为工人办事的，只有功没有罪！与工人阶级对抗，镇压工人的才有罪！”
韩东方，这个名字牢牢铭记在我的心中。
有一天上午八点，狱警换班。牢门洞开，几个狱警簇拥着看守所所长出现在门口：“谁叫王誉虎？”
“我是。”我站立作答。
所长年近五十，脸色黑红，有些发福，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看了一辈子犯人，全是偷钱、抢钱、骗钱进来的，还没见过捐钱进来的！还真有花钱买罪受的！”然后嘴里自言自语地不知嘟囔着什么，便调头走了，牢门砰然关上。
进牢房的头几天，提审次数频繁。有时是在白天，有时是在夜晚。
预审室很小，我坐在椅子上背朝门，对面桌子后面是一位身材不高，约有三十七八岁的预审员，听说是一个副科长，还有一位年青的女书记员负责笔录。期间，有一两位略显发福、面相富态、身着便装的人两次来参加审讯。
说来奇怪，我面对审讯总是高度兴奋，从容应对。如果几天不提审，也没人搭理，反而寂寞难耐。
我并不隐瞒自已的政治主张，只是对邓小平的负面评价有所收敛，对李鹏、王震坚持抨击立场，对赵紫阳、胡耀邦的改革开放仍持肯定赞赏的态度。
预审员问：“你把你的这些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向学生宣传灌输，就是想影响学生，是吗？”
我毫不掩饰地回答：“是的。我就是想用我的观点去影响学生！”
我明白，预审员的这个提问是想把我定性为操纵学生的幕后黑手。但我并不介意，因为从刑法层面考量，我是无罪的。我不在意什么路线，什么对与错，这些对我这个经商的人来说毫无意义，我只刻意把持着罪与非罪的界限。那份大号传单的来龙去脉是我唯一的“软肋”，我讳莫如深，编造了一套故事，并烂熟于心。每次提审这个向题，我都能倒背如流一字不差地回答。此外，就是遵循两个宗旨：一是把敏感问题推脱给已外逃的人；二是对于不能确知己外逃的，凡涉及敏感问题则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比如与王丹见面的问题。
果不其然，传单似乎是审问的重点。分发传单有十多个学生在场，是赖不掉的。
“那几百份大号传单是你写的吗？”预审员问。
“不是！”
“是你或你的公司印的吗？”
“不是！”
“传单哪来的？什么内容？你要交待清楚！”
“有一天中午，我去甘家口商场买东西，正好赶上有人吆喝着分发传单，我就要了一遝.他又塞给我一遝，让我散发。这个人戴鸭舌帽，戴幅眼镜，自称是社科院的。我也没仔细看，好像是同情学生、抨击李鹏什么的，当天晚上我就转交给学生了。”
传单问题被反复审问了十来次。尔后，不管白天审、晚上审还是深夜审，我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着。
事后得知，我一被抓，妻子小李和小舅子向阳便立即对我在大都宾馆的手提箱里和办公室内有违禁嫌疑的书报、传单、录影带等进行了清理。次日，警察搜查了我的办公室和住宿的宾馆房间，一无所获。因查无实据，传单问题不了了之。
通过几次审讯，我揣摩着周永军肯定己被捕。我对周永军的印象很好，有头脑，很谨慎，且又儒雅。周永军确实没有激进的言行，只不过是人民大会堂东门跪交请愿书的三个青年学生中的一个，尔后任工自联宣传部长，完全同意我无条件撤离广场的主张。对他我无需美言修饰，如实回答即可。
审问的另一重点便是四通万润南主持召开有条件撤离广场一事。既然万润南、曹务奇、崔铭山已顺利出逃，罪过或责仼对他们来说已无所谓，关健是尚在任上的段永基是不能伤害的。我对段永基进行了夸大其词地“美化”，还煞有介事地对段永基支持戒严和抨击学生表示不满！
我尤其自感得意的是对向学生宣传和平演变、宣传改变现存政体和实现自由民主宪政应循序渐进所做的自我辩护。
预审员问：“你是否煽动学生改变现存政治制度，联合党内改革派，进行渐进的和平演变？你是否向学生煽动中国应该渐进西化？”
“这不是原话，但基本是这个意思。这些话并没有错，更不违法！”我坦然应对。
“这就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怎么不违法？！”
“我的主张符合邓小平的理论，我想这总不能说邓小平反对四项原则吧？！”我自信地反驳。
“你是在狡辩吧？”预审员有些诧异。
“邓小平在（一九）八七年高层内部讲话上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少坚持二十年！’什么是资产阶级自由化？众所周知，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自由、平等和博爱，就是民主、人权和宪政！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张要进行渐近的政治改革，二十年之后可以不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不是现在。我对学生说的无非就是提前一点儿，意思一样！”我暗中窃喜。
“你这是小道消息吧？！”预审员诘问。
“不是小道消息，是正道消息！”我镇定自若地说：“六月二十六日《北京日报》的一篇社论披露的！就是今年的六月二十六！”
预审员语塞，面露尴尬。
自此之后直到释放，尽管被提审了十多次，却再没有审问过这个问题！
出处：北京之春
整理：2019年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