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死于和平年代｜《人民死于胜利之后》一文补篇
梅德韦杰夫 译者秦传安 2019-01-12
苏联1932～1933年的农村饥荒
© 罗伊·梅德韦杰夫／文
Рой Медведев
© 何宏江等／译
1月6日，本公号推送了《人民死于胜利之后｜苏联大饥荒真相》（作者：徐元宫）一文，有读者提出质疑。对于认真的质疑，我们一向是欢迎的；而对于无端谩骂和信口开河，则直接无视，不予理睬。
老实说，由于那篇文章面向的是普通读者，所以从学术上讲不够严谨，一些事实和数字没有给出详细的出处。读者质疑后，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那篇文章的材料主要取自梅德韦杰夫所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罗伊·梅德韦杰夫是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而且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让历史来审判》是他的成名作，材料翔实，征引严谨。为了回应读者的质疑，我们特意选载了书中的一节，作为前文的补篇。
还有读者留言说，战争年代，饿死人很正常。且不说这个观点是否值得商榷，这位读者完全没有阅读那篇文章，而是信口开河（所以这条评论没有放出），因为文中介绍的三次饥荒都不是发生在战争时期。为了回应这一质疑，我们特意将转载标题定为《人民死于和平年代》，特此说明。
对于苏联农村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不仅大规模实行了集体化，而且出现了夺走几百万人生命的可怕饥荒。1930～1931年，粮食不足的问题已经在农村地区越来越突出地显现出来，因为农业总产量逐渐减少，而国家的收购量却不断增加。1932年深秋，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到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北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饥荒尤为肆虐。从危害程度看，这场灾难大大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尽管那场饥荒的波及面也不只是伏尔加河流域。然而在1921年，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饥荒，组织了全国范围的募捐活动，安排了对灾民的国际援助，成立了援助各受灾省份的专门组织。1932～1933年根本没有这么做：一切有关饥荒的报道都被禁止刊登；在苏联境内外都未开展任何援助灾民的活动。相反，官方否认普遍饥荒这一事实。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灾民涌向城市和情况较好的州，但很少有人能够到达目的地，因为在路上和车站上都有军队设卡，不准从遭受饥荒地区来的农民通过。到达城市的人在那里也得不到帮助：没有粮卡商店就不卖给他们面包。在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南方城市，一大早首先要收拾农民的尸体，把它们装上马车运到城外，安葬在一些叫不上名的大墓地里。在1933年2月即这场可怕的灾难最肆虐的时候，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农村的饥荒只字未提。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口号：“使全体集体农庄庄员成为生活富裕的人。”[1]
斯大林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也拒绝讨论饥荒问题。例如，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书记Р．捷列霍夫曾向斯大林报告哈尔科夫州农村因歉收出现的严重状况，并请求拨给该州粮食，而斯大林对关于农村困难的报告的反应非常令人奇怪。斯大林粗暴地打断报告人的话说：“有人告诉我们说，捷列霍夫同志，您是个出色的演说家。原来您是个善于讲故事的人——编出了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想吓唬我们，但是办不到！要是让您不再担任州委书记和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而去作家协会写故事、让傻瓜们去读，岂不是更好……”[2]
不过，有必要指出，在30年代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根本读不到有关1932～1933年饥荒的“故事”。1956年以前，我国的报刊上一直严禁提及这次饥荒，而在30年代，提到“南方的饥荒”这几个字就是进行“反革命鼓动”，许多人因此被捕。只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后，有些作家才开始在自己的作品中触及这个以前禁止触及的话题。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描写了1932年底1933年初的那个可怕的冬天：“紧随着富农后面离开村庄的是中农，只不过他们是自愿离开的。不知是谁下的命令，所有的粮食和所有的饲料都运走了。马匹开始大量地患疫病死亡，而到1933年——出现了可怕的饥荒：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房屋纷纷倒塌，街上行人逐渐稀少，越来越多的窗户不再透出灯光——它们被木板和板皮钉得严严实实，人都进城了……阿基穆什卡的脸变得比炉膛还黑。一双眼睛泛出白光，村里人常常打量这双眼睛，似乎在问：‘这是怎么了？阿基穆什卡，怎么会这样？我们不是跟着你走的吗？你可是党的人啊！’他尽力回答这些问题。他说，上面会搞清楚的。斯大林会派他的人到维谢尔基来的，来人会看看情况，惩罚有罪的人——一切都会好的。但谁也没有到维谢尔基来，幸亏有一些像阿基穆什卡这样的人精神没有垮掉，没有住手不干，于是劳动组合的工作又逐渐有了起色。”[3]
弗·费·田德里亚科夫写道：“在彼得拉科夫斯克村，家畜因缺乏饲料而减少，人吃的是用荨麻做的面包、用亚麻籽做的小饼、用欧白芷煮的粥。不止一个彼得拉科夫斯克村是这样。全国都遇到了一个饥荒年——1933年。在地区中心城市沃赫罗夫，在车站旁的小公园里，常有奄奄一息的被从乌克兰赶出来、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早上在那里见到死人是常有的事，总会驶来一辆马车，医院的马倌阿布拉姆把尸体一个个搬上车。并非所有的人都奄奄一息，许多人拖着由于没有血色而发青的浮肿的双腿在尘土飞扬、凹凸不平的路上徘徊，像狗一样用乞怜的目光注视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在沃赫罗夫没有人施舍。居民们自己要想得到凭卡供应的面包，头一天晚上就得去商店排队。1933年……”[4]
卡·伊克拉莫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写了1933年几十万饥民从中亚各地涌向塔什干的情景。所有的车站都挤满了人。尽管设有关卡，但许多人还是冲破关卡进人城里。他们身体极度虚弱，静静地在街道上徘徊，希望得到施舍。许多人就饿死在街道上。
苏联杰出的作家瓦·格罗斯曼在小说《一切都在流动》中描绘了乌克兰南部饥荒的可怕画面：
……尘土飞扬，白天黑夜都是尘土飞扬，那是在运粮食……人们变得有些惊慌失措……土地出现了裂缝……后来秋天到了，不停地下雨，再后来是多雪的冬天。没有面包。在地区中心城市也买不到，因为实行了凭卡出售面包的制度。也不能到车站的售货亭去买，因为荷枪实弹的警卫队不放行。议价面包也没有。
人们从秋天起就开始抢购土豆，由于没有面包，土豆卖得很快。圣诞节前人们开始宰杀牲畜。这种肉骨头多，肉少。鸡当然也杀了。这点肉很快就吃光了，而牛奶一口也没有，全村找不到一个鸡蛋。主要问题是没有面包……夜里醒来，周围静悄悄的：没有说话声，没有手风琴声，就像在墓地里一样。只有饥荒仍在继续，没有人睡。各家的孩子一大早就开始哭——他们要吃面包。而母亲拿什么给他们——拿一把雪吗？谁也帮不上忙……国家拿不出一粒粮食给饥民，因为国家是靠农民的粮食来维持的。难道斯大林不知道这些吗？……所有道路上都设了关卡，有军队、警察、内务部人员，不准饥民出村，谁也不能走近城市，车站周围有警卫队，连一些非常小的车站都有警卫队……
当雪开始融化时，村子陷入极度饥荒。孩子们哭声不断，睡不着觉：夜里都闹着要吃面包。人们面带土色，双眼浑浊、无神……饥饿使人们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能走的人已经逐渐减少，躺倒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依然觉得，运粮大车正吱吱轧轧地驶来，斯大林已经派人从地区中心城市送来粮食——来救孩子们。女人显得比男人坚强些，她们求生的欲望更强。她们承受的痛苦也多——孩子们往往是向母亲要吃的。有的女人一边吻着孩子，一边哄他们。“别叫了，忍一忍，我上哪儿弄吃的呢？”有的女人则变得非常暴躁：“不许哭，我打死你！”接着便随手抄起东西打孩子，直到他不再哭闹着要吃的……
孩子们的脸看上去显得很衰老，充满痛苦，婴儿像是在世上已经活了70年，而到了春天，这些脸已经不成样子了……这不是人的脸，而是一双双眼睛，天哪！我的天哪，斯大林同志，你看到这些眼睛了吗？也许他确实不知道，可是他写过一篇关于……冲昏头脑的文章……
村里人开始大批死亡。先是儿童、老人，然后是中年人。起初还有人掩埋，后来便不再掩埋了。死人就这样躺在街道上，院子里，而最后死去的人就躺在房子里。这里变得寂静无声。全村人都死光了。[5]
作家阿·科斯捷林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1933～1934年期间到农村和哥萨克村走走会让人感到可怕。我去过斯塔夫罗波尔、顿河流域、库班、捷列克以及萨拉托夫州和奥伦堡州的几十个村庄。窗户被钉死的房屋，空荡荡的院子，田野中到处是被丢弃的农具。死去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儿童。大田和宅旁园地都荒芜了。在库班，哥萨克们苦笑着说：在我们村旁的草丛里已经有狼了。
人们走起路来神情有些呆滞……[6]
弗·加·柯罗连科的女儿在1934年给她从前的老师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了一封长信。索菲亚·弗拉基米罗夫娜·柯罗连科十分平和而又感人至深地描写了波尔塔瓦地区的情况。但是克鲁普斯卡娅没有给她早在1898年曾辅导报考中学的这位学生回信。漠视关于国家南方地区饥荒消息的不光是斯大林。
尽管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但斯大林仍坚持继续向欧洲国家出口粮食。1928年收获的粮食出口了100万公担，1929年出口了1300万公担，1930年——4830万公担，1931年——5180万公担，1932年——1810万公担。甚至在饥荒最严重的1933年还向西欧出口了近1000万公担粮食。[7]同时，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苏联的粮食在欧洲国家实际上卖得非常便宜。然而，如果从1932～1933年出口的粮食中拿出一半，就足以使我国南方各地区免遭饥荒。
在西欧各国，人们无忧无虑地享用着从遭受饥荒、行将饿死的农民那里剥夺来的苏联粮食。一切有关苏联饥荒的传闻都受到苏联宣传机构和官方人士的坚决驳斥。世界著名的英国剧作家萧伯纳刚好在30年代初访问了苏联，他在回到西欧后竟写道，关于苏联遭受饥荒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他坚信，苏联的粮食供应从未像他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那么好。帕斯捷尔纳克在苏联农村看到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他后来写道：“30年代初，在作家中曾兴起这样一个运动——到各个集体农庄去收集有关新农村的材料。我当时希望和大家在一起，于是也去了，并想写一本书。我在那里所见到的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用任何语言都不能表达。这是一种无法想像的非人的痛苦，是一种与人的意识格格不入的、已经抽象了的可怕灾难。我病倒了。整整一年我都不能动笔。”[8]
至今也没有人知道1932～1933年苏联有多少人饿死。许多研究者同意500万人这个数字，另一些人说是800万，这个数字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死亡人数多于1921年，也超过了中国1877～1878年可怕饥荒中的死亡人数。一些间接的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苏联人口》一书中有关于苏联的乌克兰人数量的数字：根据1926年的普查，乌克兰人有3120万人，根据1939年的普查——2810万人。13年中绝对减少的数量为310万人。同时，在这13年中，白俄罗斯人的数量增加了130万人，即几乎增加了30%。在1926～1939年这段时期，哈萨克人的数量减少了86万人，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人数也减少了。[9]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30年代初的饥荒。
中央统计局的年鉴在6年期间（1933一1938）一直使用同样的关于苏联人口的数字，即截至1933年1月1日的数字：16570万人。1935年12月，斯大林在先进的男女联合收割机手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我国，现在大家都说：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大大改善了，生活得更好、更愉快了。这当然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人口的增加就比过去快得多了。死亡率减低，出生率增大，因而净增数字就大得多。当然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现在我们每年净增人口约300万。这就是说每年我们要增加整整一个芬兰。”[10]
但是，斯大林关于人口增加和关于生活得“更愉快”的结论下得过早了。1939年普查得出的数字为17040万人。由此可见，一年中人口净增长不到100万人。至于苏联生活得更“愉快”，下面就会谈到。
注释
1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20页。——译者注
2 《真理报》，1964年5月26日。
3 《星》杂志，1964年第1期第37页。
4 《奠斯科》杂志，1968年第3期第77页。
5 格罗斯曼·瓦·：《一切都在流动》，载于《十月》杂志，1989年第6期第78～80页。
6 阿·科斯捷林的《回忆录》。
7 《苏联国民经济》，载于《中央统计局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
8 摘自鲍·列·帕斯捷尔纳克未发表的回忆录。
9 戈祖洛夫·A．和格里戈良茨·M．：《苏联人口》，莫斯科1969年版。
10 《真理报》，1935年12月4日。
选自《让历史来审判》，罗伊·梅德韦杰夫／著，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