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辩书”引起的冲击波

本人写下这个题目,是不是故作惊人之笔呢?在下以为,能称做“最大挑战”者,必须有两个特点,第一,使江李现政权难以招架的严重威胁;第二,它的威胁不仅是致命的,而且是所有反对势力中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所谓“挑战”,是六月初香港《信报》发表了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自辩书。已成历史文献的这份东西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使江李等人寝食不安,神不守舍。据《南华早报》讯:江泽民已经下令调查香港报刊发表这篇“答辩书”的政治动机。

今年五月里,外传杨尚昆曾在广东某地与赵紫阳聚会一事也成了江总的一块心病,可能成为调查的重点。《南华早报》的报导中有一句话:“广东官员告诉西方外交官,赵紫阳并未到过广东。”

这份“自辩书”的披露,为什么使江李等人如此惊慌失措?我们从赵的自辩书中即可看出:前总书记赵是以人民的身价性命为重,是以国家民族的前途为重,敢于对邓小平错误决策说出“不”字,那时邓还没有下令屠杀天安门广场的青年,这篇自辩书等于给“慈禧”邓作了盖棺论定,这需要何等的魄力与勇气!

自辩书的另一个内容:即承认八九民运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并警告邓、李,(该“自辩书”中有两处友好地提到杨尚昆,透露杨是不赞同下戒严令的,这就为今年赵与杨在广东的会见找到了解释。)如采取武力镇压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因此,赵的那份“自辩书”,在五年前即被中共四中全会秘书处压下来了,如今挑选出笼的天时恰到好处,正是在邓大人将死末死之际,正是在“平反六四”的呼声弥漫于海内外,并在军中也有不少响应者的时候,即使不发表这份“自辩书”,前总书记为什么被撤职,被长期软禁,本来是众所周知,赵的存在即表明了共产党里头也有好人,打击他,排斥他的自然是坏人,是暴君。正由于民心的向背,在台上的江泽民、李鹏的合法性,权威性就成了大问号,即使有邓小平、陈云一伙人力保,反而让公众连那伙老一辈的慈禧们也产生了怀疑。

赵紫阳是江李政权的尅星

五年来赵被软禁于瀛台,留下活命,后来准许他外出打高尔夫球,他只要活着,就是邓、李、江政权的对立面,也就是他们的尅星。五年中赵紫阳的存在只是一种潜在的威胁,而今不知谁把压了五年之久的自辩书公之于众,就从潜在的威胁转化为直接的挑战了。据一位中国问题专家金尧如的分析:赵本人不会同意公布他的自辩书,多半是赵的旧部下民主派人士干的。我则认为:不管是谁发难,挑选今年夏日公布这一历史文献,在时间上很适当,在“人和”方面也是正中下怀,虽然不必夸大这份东西可能产生的作用,仅仅从江泽民下令调查其政治动机这件事而论,可以肯定的一点:赵的部属在大陆各个党政部门散布得很广;其中还包括胡耀邦的部下,由于胡、赵同任总书记,这二人因同情学运都遭罢黜,胡不幸早逝,激发了八九民运;此后信仰胡耀邦的人士大多转入赵的名下。这股江李的反对派潜势力,江与李二人加起来的保皇派势力无法与上述的反对派攀比。一旦真的把“政治动机”调查清楚,大概会把江、李吓一大跳,江泽民不能像捉拿民运人士那样,用拘留审查、捉捉放放等手段除去这个眼中钉,主要就是惧怕上述这股势力的存在。

稍为明智的当权派,对赵紫阳这样的人物,只能用软的羁糜手法,如果来硬的,必然在诸种危机积聚的火山口上浇油。所以,怒不可遏的江泽民下达的指令,只能限于可怜兮兮的“调查其政治动机”,以及“加强监视赵紫阳”。(这是七月二十五日《中央日报》转载《南华早报》消息的大标题。)

表明江、李一伙寝食不安的种种行为,他们只得从打压赵的外围下手,明显的事实,由中宣部长丁关根出面禁止召开“纪念邓小平南巡讲话两周年的研讨会”,发起这个会议的有田纪云、于光远、李锐、童大林等人。仅从这件事上,看出江泽民的神经衰弱到何等地步,连歌颂邓大人的功德也遭禁,岂不犯了“投鼠忌器”的嫌疑?

是中国的戈尔巴契夫

从辩证法的矛盾统一律来解释中共领导集团的兴衰,大体上是有效的,比如说:共产党不是外力能打得倒的,必须从其内部冒出个戈尔巴契夫或叶尔钦式的人物,才能最终埋葬貌似强大的共产党。由于中苏两国国情不同,故中共能够在苏、东、波瓦解以后,还能撑持五、六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从党的本身分化出一批改革派,中国同样不能逃脱上述规律。如此说来,胡耀邦、赵紫阳就是中国的戈尔巴契夫。他们的遭际不如戈尔巴契夫那么顺利,造成这两起可悲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是邓小平。他就是获得“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称号,报刊上也一致给他冠以改革派的帽子。我则认为:自从他罢黜两位总书记,邓小平就变为破坏改革的历史罪人,我们同意赵在“自辩书”中给邓的盖棺论定。这里再引胡平在今年三月号《北京之春》上“从自由出发”一文中对邓小平的评价:“有些人也承认‘六四’屠杀犯罪,但奇怪的是:他们却又不承认那个犯罪的主体是罪人,理由是这个人还做过许多好事,这是一种什么逻辑呢?这是道德储蓄银行的逻辑,就好比治好一百个病人便可以抵消害死十个病人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区分有罪与无罪的基本界限被抹杀了。……对过去的罪恶辩解,就是对未来的罪恶纵容,除非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标准,让人们都知道,有些事是万万做不得的,一旦做了,不管你以前或以后还做过多少好事,你都永远洗刷不掉历史罪人的耻辱。否则,我们便无异认可了这类罪行的合法性,并为以后此类罪行的再次发生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这里我要补充的,这位历史罪人至死不悟,他并不认罪悔过,反而宣布“六四平反,天下大乱”之类的遁辞;他的接班人江泽民声称:“如果不是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八九年的动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繁荣。”也就是说,六四屠杀不仅是合法的,还是有功的,这岂不是法西期暴君的“杀人有理(利)论”吗?

中国不是没有戈尔巴契夫式的人物,与苏联不同之处;中国的胡耀邦、赵紫阳头上多了一名太上皇,此人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封号沾沾自喜,实际是一个假戈尔巴契夫扼杀了两位戈尔巴契夫的前程,同时,他自己却窃取了“改革派”的称号。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必须澄清中共文宣所制造“正名”上的混乱和功与罪的颠倒,还其邓小平本来面目。

保证和平演变

所谓“最大的挑战”,“自辩书”的出笼即宣告了直接与专制政权对立的纲领,使天怒人怨的人心找到了一个归宿;赵紫阳又拥有中央至地方的实力,一旦时机成熟,这些分散的相互不知情的改革派就会聚集在赵紫阳的旗帜下,这时儿皇帝的江、李便处在劣势和孤立地位。即使江泽民约合三五走卒,从现在起筑更多的防线,也如螳臂挡车,不堪一击。

以赵紫阳所代表的是民主制、平反六四、惩罚贪污官倒的政治路线,恰好是治疗江李政权产生的多种危机的对症下药。如此鲜明的政治纲领在中央领导层中是独树一帜,而且深入人心!这面旗帜有它特殊的魅力还在于:有利于争取共产党内的民主派改革派干部;中共传统上实行“党指挥枪”,党内干部跑过来了,估计军人也会跟进,这样,由于江李体制的垮台,不至于引发大乱和无序状态。因此,这场跨世纪的政权交替便可以和平演变方式到达目的。虽然,在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会发生变数,需要冷静对待。不过坚信世界潮流的总趋势,上述这一过程恰好与辩证法的内部斗争从量变发展至质变的规律合辙。

民主派的任务

海内外民主派的任务,应该集合在赵紫阳的旗帜下,与赵的实力派携手,共同结束江李的专制统治。拥护赵紫阳复出,此其时矣!大陆人民与港台人士希望北京换一个智商高一点的领导人,如大旱之望云霓。民主派首先要把“自辩书”的内容传播到祖国的每个角落,进行一场民主化教育的启蒙,并揭露毛、邓生前的罪行与江李之流的极左政策的危害。为切实兑现“自辩书”中所宣示的几条政纲,如平反六四,释放一切政治犯、思想犯、宗教犯;改造共产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新闻、出版自由等等。

这时候,民主派在节节胜利中,很容易成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的角色。有必要先提醒大家:记取共产党进城以后,渐渐遭到人民唾弃,又开始走上革命者变成革命对象的恶性循环的道路的教训。

另一点要预先讲明者,赵紫阳的“自辩书”的出现,很可能成为新权威主义的版本。我的意见是,只要赵紫阳上台,真的实现“自辩书”所宣示的纲领,这就是中国走上民主化的伟大胜利,新权威主义可以作为转型期的过渡方式,也可以通过民主选举和多党政治加以改造。

至于“自辩书”中还有个别的不合时宜的提法,如坚持邓小平的所谓“四项原则”,继续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之类,这反映了赵紫阳在“六四”前夜的认识水平。(证明这份“自辩书”不是膺品)他与民主派接触以后,我们相信,邓小平思潮的流毒自会克服。作为异己分子,也应该允许别人持有异见吧。

《民主中国》1994年9月号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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