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上）
——致海内外爱国华人
小 引
今年三月十四日拉萨藏人暴力抗议的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大量报道了中共军警在藏区的镇压行动。与中国官方媒体只突出藏人暴行的一面之词针锋相对，外界的新闻报道明显表现出同情和支持受压藏人的倾向。对藏人和国内外同情藏人的人权人士来说，这次镇压不啻为十九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场镇压在藏区的重演。从打压维权上访活动到抓捕异议人士，直到最近强硬地处理拉萨事件，北京当局的所作所为显然不断在违背当初申办奥运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西方国家本指望通过北京承办奥运来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现在却无奈地看到，随着奥运盛会日益临近开幕，人权状况反而每况愈下。国际社会的强烈不满和中国政府的很少退让于此形成紧张对峙的局面。
众所周知，官员腐败和贫富差距悬殊是当前中国严重的社会矛盾，长期以来，民众对政府的作为，不满情绪远多于赞同的表态。但这次拉萨事件发生后，很多国内公众与海外华人的观感和反应却让人颇感意外。住在国内的人只能看到官方的报道，移居海外的人多习惯接受发自国内的消息，由于电视上反复出现的总是藏族“暴徒”打砸抢的画面，对所谓“藏独”的分裂活动 ，收视中的反感情绪就难免油然而生。十九年前的情况却有所不同，那时候尚未军管的中央电视台全面向国内外播放天安门广场的实况，明显的新闻导向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了召唤支持的作用。更由于解放军进城后所杀所抓的平民皆为汉人，国内民众与国际声援一直紧密相呼应，全世界华人几乎一致谴责中共政府的罪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当局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这次遭军队镇压的全属藏人，其边远的处境本来就不太受主流民意的关注；再加上官方长期灌输的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在那些更看重国家领土完整及其幅员广大的国人看来，比起“民主”、“人权”之类空泛的说辞，“西藏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样的叫嚷就响亮动听得多了。因此，看到国外一边倒偏向“藏独”的报道，很多爱国华人都发起抗议，为维护国家主权而公然护短践踏人权的中共政府。
奥运会开幕在即的情势更强化了这种紧张。迎奥运的电视宣传每天都在营造办喜事的气氛，整个国家差不多处于登台亮相前的亢奋状态。几年来苦心孤诣做准备，为的就是要向世界展示大国崛起的气派，偏不巧在这个节骨眼上闹出了拉萨事件，致使奥运火炬在世界各地的传递成了自取其辱的行动，大煞风景的场面让亢奋中的国人大扫其兴。受挫的民族自豪感于是破裂为愤懑，从国内愤青到海外爱国华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向他们所认为的“反华势力”发出了猛烈的反击。他们既上网做文字抨击，也去街头示威张扬。留学国外的，多去围攻CNN；住在国内的，只有抓住家乐福乱搞抵制的闹剧。种种挥舞五星红旗的壮举都干得来势凶猛，一时间掀起了冲击西方的中国民族主义新浪潮。
针对此类爱国狂热和仇外情绪，最近网上贴出了不少尖锐批评的言论。或以“单刃毒剑”标签民族主义，或斥爱国主义为“无赖最后的避难所”，所有怒加指责的言论多限于罗列现象和就事论事，贬斥之余，明显有剖析欠足之嫌。对那种长期受压下从安全阀缝隙间迸发的情绪及其滋生的病态环境，论者尚乏深入的讨论；对民族主义这个在太多的上下文中已磨损得趋于偏解的概念，更未放在历史脉络和世界背景中做适当的还原。总的来说，在批评水平、更大的包容性、有效的说服力以及启发引导作用诸方面，都还显得用力不足。本文拟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出正本清源的检讨，清除其备受扭曲的积垢，追寻其有待完成的使命，并力求在历史还原和真伪剥离的勘探中触摸出建设性的可能。
一、民族/国家主义溯源
从民族国家说起 英语“nation”一词兼有“国家”和“民族”两义，通常所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也有人译作“国家主义”。就民族这一面言，该词更强调民族和文化的共同体；就国家这一面言，则又强调一个具有高度主权的政治实体。在今日的世界上，大量的国家都是民族国家，但并非所有的民族都具备构成主权国家的条件。因此，提起中文“民族主义”这一用语，我们首先应考虑到，在不同的语境中，它既有民族（ethnic）导向的一面，更有国家（state）导向的一面。由于各国的国情及其历史境况存在差异，这两方面的导向自会有各不相同的侧重。为避免“民族主义”这一中文通译可能造成的偏解，本文特以“民族/国家主义”命题，意在强调其被忽视的国家导向。
须知，我们今天泛泛而谈的民族主义，本是在荷兰、英国等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过构成作用的一个因素。它表现为不受教区限制的共同体（civic communities）追求自治的努力，纳税者参与议政和决策的要求，议会对王权的挑战，商业协会寻求和建立武装保护的谋划。欧洲社会冲突摩擦了好几百年，正是在这一缔造商业繁荣和开展贸易竞争的过程中，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封建割据被逐步整合，帝国解体，贵族没落，一个个现代民族国家才陆续取代了原有的君主政体（monarchy）。早在清末，一位去英国考察的大臣就曾敏锐地指出英国值得中国的效法之处：“至其一国精神之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 1这位大臣并没提说“民族主义”，仅就他对英国这两句扼要的赞赏而言，已多少点出该词在当时英国脉络中的要义。
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可分两阶段简述如下。起先是从割据走向统一，从另一角度看，也可说是由各个自治的共同体组成共利的联合。比如早在十四世纪出现的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就是由很多自由城市中的商会为保护商业利益而结成的组织。这种组织进一步发展，则是被迫征税以设立海军，以自费装备的武力抵御海盗，抗拒王权，在共同价值和优先权的基础上开了国际合作的先河。2再如“光荣革命”后的英国，王权越来越受到限制，主权转入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生活在英伦三岛的人民虽各以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自居，但等到1707年联合王国形成，标准英语在官方推行下日益普及，英吉利民族遂在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对大不列颠的认同。在这一自上而下推行国家—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另一个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由下而上，边抗争边和解地走向共和的趋势。
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按照Greenfield富有启发的说法，民族主义这一独特的社会意识首先出现在十六世纪的英国，再由英国移民带到美国，十八世纪传至法国和俄国，进而遍及欧美各国，随后远达亚洲。她把现代西方文明界定为“经济文明”，其发展趋势为追求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她所强调的这个民族主义动力，只有在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正面的和重要的国家价值的情况下，才能从中起积极推动的作用。比较地看，在欧美国家，这一经济文明的发展多呈现由国内向国外扩张的趋势，而在经济落后的亚洲国家，特别是在皇权吞噬一切的中国，则呈现为对外来挑战的消极响应，与前者自发而主动进取的势态明显地形成了被动挨打的对比。
Greenfield非常推崇《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的经济学见解，并引用笛福的观点说，国家的财富就是国民的财富，是个人福利的总合，而非该国的经济资源。国家支配经济资源和将国家的财富用于政治或军事目的的权力正是国民财富本身的功能。这就是说，既然税收、源源不断的基金和军费的开支主要来自贸易和商人，国家的武力便应保护商人的利益，为开辟国外的市场和贸易扩张而大力服务。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把英国社会重新界定为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样的国家中，经济不但不再受政治和宗教的束缚，且一跃而升至价值的顶端。一个人的出身于是不再完全决定他的社会地位，职位的声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一种被期待为公益服务的功能。国家利益就在国民的利益之中，因而公益就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随着国家更加关注国民的需求，平民也就日益受到尊重。国民财富正是英联邦（commonwealth）这一由共同利益组成的政治实体立国的基础。由此可见，英国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其实与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所强调的自由、法治、主权自民（popular sovereignty）等要点是一致的和相通的。
Greenfield反复强调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源泉，是促使现代经济增长的伦理动力，而公平和竞争则是它的两大原则。英国在经济上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带头作用，进而在各国唤起一波又一波的反应。对这一起到推动作用的潮流，Greenfield更从理论上赞美说，“赚钱经商的行为从被鄙视的铜臭中蝉蜕而出，赢利于是成为一种与贪婪无关，且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物质自利中因而增加了利他的成分，在我们今日的集体想象中，经济已被提升到具有荣耀的地步。”3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上的竞争必然促使民族主义的动力从内部联合趋向一致对外的国际冲突。发生在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不都是纯粹的入侵和烧杀抢劫，特别是在欧洲，很多战争都杂有贸易冲突和争夺资源分配的因素。欧洲国家所结集的武力，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在为各自的商业护驾开道，早在中世纪，打起宗教旗帜的十字军远征，据说就带有打通欧亚商路的目的。在不久前大陆推出的大型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我们更可以明显地看出，海洋上一艘艘满载财富的商船，其百舸争流的气势几乎都是在本国海军的支持下壮大起来和得到安全保障的。1815年，欧洲各大国海军的总吨位数排名如下：第一名英国为60.93万吨，其次为法国的22.83万吨，俄国的16.73万吨，西班牙的（从早先的24.22万吨下跌到）不足6万吨。英国的总吨位数超过了其它三国的总合，其海上霸权在当时达到顶峰。4此时重商主义的英国进一步向自由贸易的扩张过渡，欧洲各国的商船竞相靠武力开辟亚洲市场，闭关自守的清王朝首当其冲。在古老的中国大陆上，西方民族主义的经济文明所追求的公平竞争原则先是碰了不平等对待的钉子，接下来他们便动用武力，迫使连续吃败仗的清政府接受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二、天朝心态vs贸易扩张
天下主义的妄自尊大 “中国”者，四国之中之谓也。该词在最初仅表示方位，并非专有的国名。四国泛指周边的蛮夷，中心便是华夏政教的“天下”。天下的位置恒久不变，它延伸广阔，富于包容，像一个想象的舞台，可供不断更替的王朝上台来展示各自的文治武功。在这个泛天下的文化地理范围内，中国与蛮夷的界限既划分严格，又伸缩可变：“华夏夷狄则夷狄之，夷狄华夏则华夏之。” 华夏模式被奉为唯一的标准，本为夷狄的满清入主中国，一旦拥有了天下，也就以华夏自居起来。
天下主义的心态是一种文化政治上的妄自尊大，与那些在发展商业文明的过程中富强起来的西方国家不同，满清皇帝和官员既不懂各国之间已经确立的国际法和关税保护，对西方意义上的外交关系和国家主权更缺乏起码的认识。这是因为，自明至清，中国与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的往来，一直都属于高度礼仪化的封贡关系。封贡关系重视的是泛文化性质的礼仪交往，而非国际贸易，是政治虚荣，而非经济实利，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文化自负氛围中，清王朝并不认为中国与他国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外交关系。其涉外机构理藩院处理的只是把外国当藩属对待的藩务，与西方国家的外交部性质上根本不同。因此，当西方国家本着自由贸易的观念前来与清王朝接触，试图建立对等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时，满清皇帝及其官员依然把那些洋人视为蛮夷。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先后两次派外交使团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满清的官方文件对人家仍以贬低的“贡使”相称，而且坚持要他们见皇帝时行叩头大礼。只因在此类繁文缛节上争持不下，英国使团与清王朝最终未达成任何协议。中国自称天下宗主的角色与西方的主权观念难以相容，华夏的朝贡体制与西方的外交往来体制发生了重大的冲突，中国农业社会的自给自足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实在无法接轨，正是在最初那些鸡同鸭讲的龃龉误解中一再地冲撞摩擦，最终触发了鸦片战争。5
把这种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泛称为“种族主义”，又把受到列强欺压后从朝廷到民间的排外仇外情绪归结为爱国或民族主义，实属概念不清的模糊影响之说。6 “种族主义”（racism）仍为来自西方的观念，它源于欧洲19世纪已降的人地学（anthropogeography）及其白种优越论，主要指白种人歧视和排斥其它非白种人的种族优越感，属于宣扬优等民族统治劣等民族和种族清洗的反人类罪行，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根本是不沾边的。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最关心的是维持天朝的尊严，即皇帝和官员的面子，只要能保住皇权的至尊，即使牺牲国家利益和臣民的生命财产也在所不惜。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及其后与列强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种种自取其辱的做法都吃了妄自尊大之亏，其中既无种族自我优越意识可言，也无关于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种族主义固不足称赞，但如此腐朽而虚荣的天朝心态，实不配称为种族主义。
我在此特指出这一点，并非对列强的侵华史做合理化的解释，而是要强调妄自尊大的天朝心态在国民心理和历史教科书导向上所埋下的病根。《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对割地赔款和开放口岸的要求愈益严苛，清王朝遂从敬酒不吃的老大帝国堕入不断吃罚酒的半殖民地状态。英法等国一味按照西方自由贸易的原则在中国不断扩张，所谓公平竞争，不过是列强那一方独霸的公平，对硬着头皮挨打的清政府已无任何公平可言。Greenfield在她的书中津津乐道西方的经济文明，更从理论上把那一整套规则讲得头头是道，不幸它在炮舰护送下传入中国，却成了打破天朝中心局面的灾难性冲击。这就是李鸿章惊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它造成了几代人仇恨列强和怨愤满清的心理，至今仍如鬼魂萦绕，成了中国人心中难以泯灭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
对比满清的妄自尊大及其对列强的笨拙抵制，再看一看中共政权今日自恃的“伟光正”形象及其拒不兑现人权承诺的强硬态度，两者的力不从心和死不认输何其相似乃尔！一百多年前，每当中国落后的海军抵挡不住洋人炮舰的进攻，清政府就纵容民间的仇外势力滥杀传教士或外交使节。这种无力在军事上对抗列强，转而煽动暴民袭击非武装外国人的做法，无论就当时的国际公约或交战国双方应守的道德准则来说，都是很卑劣的。中共惯用的“人民战争”其实并非什么新玩意，慈禧太后和满清王爷早在对付八国联军时已作过惹火烧身的示范。1949年以来的历史课本一直把此类义和团行为作为反帝爱国的英烈事迹大加宣扬，致使几代人从小深怀民族受害的心理，排外仇外情绪几乎成为国人的本能。近年来，每逢当局遭遇外来压力，此种情绪便获得猛烈释放的机会，政府不便直接出面去做的事情暗中唆使民众去做，让富有中国特色的爱国狂热一再发挥出官方无从施展的威力。
日本对列强的反应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贸易扩张很快也指向闭关自守的日本，这个被中国一贯蔑视为小日本的岛国却做出了远比中国积极的反应。1854年，在美国炮舰的威慑下，日本被迫接受了类似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与只打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满清不同，日本并没停留在仅仅买回坚船利炮以加强防守的水平上，而是很快就实行了全面的改革。首先，通过“倒幕开国”的战争，逐渐消除封建领主的割据，加强了天皇的集权。其次，大力效法俾斯麦主导下迅速崛起的德国，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日本开始推行“文明开化”、“殖业生产”和“富国强兵”三大政策。而对于同为岛国，地理形势又很相近的英国，日本的改革者更加以全面对比，瞄准英国人成功发展海上贸易的方向，从一开始就把经济民族主义置于改革的首位。大久保利通考察欧洲后，深为西方的经济成就所震撼，他带着某种自卑的心情回到日本，立即向政府提出指导和鼓励民众努力致富的建议。另一个改革倡导者福泽谕吉则认为，政府的决策管理只是西方国家强盛的一个因素，培养国民情操其实比前者更为重要。他指出，与西方相比，日本人的国民情操相对薄弱，因此要建立西方的经济文明，除改革制度，还要加强国民情操的培养。7日本人显然看出了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本同源的道理，人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劣势归罪于列强的欺凌，而是迅速走自强的道路，首先建立起愿意和有能力推动变革的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也很重视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和国民性的培养。成功的改革使日本很快就有效地发挥了民族主义的动力，从此不但摆脱了落后挨打的劣势，而且大有追踪列强，后来居上的势头。
顺便在此指出，在学习西方的事情上比中国早了一步的日本，后来很快就成为西方思想观念向中国传播的中转站。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从日文语境中搬回中国急需的西学，西文中不少关键词在早期的中译，最初都是直接从汉字书写的日文中直接挪用过来的。比如“国民”和“国民性”两个用语，即照搬自日文。国民乃组成国家与民族的实体，无国民则无国家民族可言，而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自然与国民素质之高低有直接的关系。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论，梁启超的“新民说”，都是在面对清王朝一败再败的危机形势下，对比了日本改革的成就而提出的。自晚清以至五四，有识之士一再对中国人国民性的衰弱提出批评和改良的言论，他们多持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论调，把国民性的衰弱贬斥得似乎中国人的人种本身就很成问题。对比日本的情况看，那些责备中国人国民性衰弱的言论显然忽视了一个视而不见的事实，那就是日本人已获得国民身份，并受到了国民教育，而满清统治下的中国人则根本没有。
三、从排满到国民革命
从臣民到国民 中国人显得素质低下，是因为王朝统治下的个人并不具备国民的身份。天下主义的王朝只能滋生臣民意识，一朝天子一朝臣，臣民的身份是相对于朝廷和君主而言的，故无从确立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臣民与他们的君主在华夏的天下相处了几千年，并没有出现素质低下问题或需要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清末民初的国民性焦虑，都是在贫弱的中国受外来挑战的情况下，因落后挨打而激发出来的。这种一面自怨国家弱，一面憎恶洋人强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在本质上是一个现代化焦虑的问题。这就是说，学习和追赶西方，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途，但由于时势所迫，社会的积弊太重，走不出经济的瓶颈，既向想要师法的对象发出怨恨的攻击，也对天下主义的威望失去信心。在从前，每一朝代灭亡后，通常都会留下一批以遗民自居的人物，这些遗民对现政权的反抗仅以恢复前朝的政权为目的。遗民只论朝廷，不论民族，连金和元那样的异族王朝，都有各自的汉族遗民。直到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打起民族主义旗号鼓动革命，明亡以来的反清活动才突破了“反清复明”的局限。中国人从此逐渐摆脱臣民意识，在亡国亡种的危机中开始寻求民族和国家的认同。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为了在文章中确立一个有别于清王朝的中华，竟因无国名可用而不得不借用日文中“支那”一词称呼自己的国家。面对延续数千年的“天下”即将瓦解的局面，梁启超在确立民族国家观念的问题上忽然陷入了认同的焦虑。他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无有文物，无有政体，不成其为国，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国视之。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8 今日以汉族自居者若仔细回顾历史，其实就连“汉”这个族名本来也是匈奴对汉朝臣民的称呼——正如后来称唐朝臣民为“唐人”，称宋朝臣民为“宋人”一样——，而非天下化的华夏人固有的族名。只是在长期对抗异族的历史积淀中，族群意识渐趋明确，直到清末，才出于排满的迫切需要而提出了汉族认同。至于被称为汉族始祖的轩辕黄帝，这个在《史记》中被描绘得荒诞不经的神仙家人物，也是在那时候才与汉族扯上了关系。在西方持续的冲击下，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几千年来自我定位的华夏中心论遂趋于幻灭。自我忽然被置于“他者”定位的尴尬地步，中国人不得不根据外来的标准和界定来确立国家民族的认同，连那个刚挖掘出来的民族始祖黄帝，也被中国文明西来论者说成是从昆仑那边进入中原的征服者。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同盟会排满的号召在五族共和的民国成立后随即作废，国民革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主张国内各族共存共治，对外一致反帝。按照孙中山的论述，这个民族主义的纲领就是“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并同时修改各国条约，以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纲领明显地偏于国家导向，而非狭隘的汉族族群导向。从帝制转向民国，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改朝换代，但并非清帝一退位，满人被打倒，天下随即平定，秩序迅速建立。帝制时代，朝廷派官管民，官员任吏办事，那一体系运转已久，如今一旦解体，要建立政府，管理财政，处理外交，一系列社会转型的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因此孙中山在提出民族主义纲领的同时，也提到有关民生、民权等必须一起推行的设想。按照孙中山的设计，在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同时，国民政府更需提高国民的政治知识能力，要保证国民能“行使其选举权，行使其罢官权，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在确立国家独立和实施民权的基础上，国家应进一步把更多的工作转向民生的建设，也就是对“全国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
从上引孙中山这些浅显、粗略而贴近当时现实需求的建国纲要可以看出，在帝制废除，共和初创之日，对不再是臣民的中国人来说，获得国民的权利，乃是进入民国社会一个重大的身份变化。在这一潦草的民国建国蓝图中，国民的权利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谓与Greenfield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统一的说法遥相呼应。正因为“民国”和“国民”这两个新用语与西方脉络中的民族主义在观念上彼此相通，今日英美所出版有关民国历史和国民党的英文论著中，在翻译“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这些关键词时，对“国民”这一定语都通译为“nationalist”。这样看来，西方意义上的nationalism，置诸民国的语境，也许译作“国民主义”或“民国主义”才更贴切通达。
买办和军阀 但孙中山那些有关民权和民生的设想，当时只是口头上提说而已，真正要全面实行，眼前还有很多障碍。剪掉臣民的辫子并不难，获得国民的权利就不是起草一个纲要那么容易的事了。在革命者眼中，帝制崩溃和外国势力侵入过程中出现的两个新兴阶层就是很大的障碍。他们是被称为买办的富豪阶层和被称作军阀的权力阶层。前者因代理服务外商而快速致富，在社会上获得了比早期的公行商人更富裕更自主的地位；后者因掌握了一定的军权而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二者在历史传播中一向被描述得形象很差，几乎统统背上了腐蚀社会，勾结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罪名。
应该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的压迫下启动的。西方势力的陆续侵入，固然冲击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但外国投资者同时也以其先进的经营方式提供了示范，在租界和通商口岸区相对稳定的环境下最先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是列强侵略所具有的两面性：既有因侵犯中国主权，控制中国经济而激起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面，也有引入西方法制观念，打破了官商垄断市场，开拓了民间私商的空间，从而促使中国经济发展的一面。买办阶层尽管帮洋人办了很多在中国谋取利益的事情，但毕竟通过他们那种两头周旋的活动，中国人才学到了洋行内的管理技能和讨价还价的游戏，进而自行创业，开办了中国人投资的公司和工厂。10买办的作为多少带有Greenfield所说的民族主义创造财富和勇于竞争的精神。只可惜那一切都出现在内乱和外患频仍的年代，在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起步并未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孙中山关于民生问题的设想仅粗浅地谈到欧美各国经济利益相调和促使了各种事业发达的现象，但他对资本主义，多着眼于可被利用的价值，却并未洞察到它与民族主义的同源关系，没有从富国强兵的角度构想发展经济的宏图。西方的资本主义更多地被视为外在于中国社会的东西，常被同中国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像通商口岸和租界区那些被渲染地概括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地方，在激进的爱国主义者笔下，就都成了洋场的罪恶象征，包括买办以及其它富裕阶层的形象，也一并被染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妖孽的阴影。
不只是孙中山有关民生问题的设想没有条件融入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进程，他另一个有关民权的设想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也徒托空言而难以落实。于是就有了国民革命军讨伐军阀，收编和重组军阀部队的国民革命。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带兵打仗已成为一种争夺权力的新兴行业，大量的失业人口正好可补充不断需要的兵源，上军校和入伍当兵，于是都成了便捷的谋生之途。战争消耗着过剩的人口，也给形形色色的冒险者带来了发迹或实现抱负的机会。所谓参加革命，也就是找到一个危险的，但也可能很有前途的工作。在各路兵马分合不定的情况下，因人员的互相流动而呈现出谱系混杂的状况，不管是军阀还是国共，他们的实际面貌都并非书本或银幕上刻画的那么黑白分明。新事物正在随着旧事物的剥落而蜕变出来，正是这些采取日式或德式练兵的军队被一批批推向战场，中国军队的训练和装备才逐渐向现代化过渡。中国并没有赢得日本人那种在国家独立统一的状况下建立现代化军队的环境，更不具备英国那种商船和海军互相壮大的发展条件。整个的国家长期陷入混战，在军阀与军阀、革命与反革命的厮杀中，旧势力逐渐衰落，新成分随之而生。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就是在这样纷乱的色调中痉挛悸动，派系或党派的冲突，以及其间的路线分歧，大都在国际局势的影响下，配合着外国势力的介入而分合消长，起到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军阀的当道即使施行了恶政，也不妨视其为中国社会向民治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恶”。帝制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关系是通过朝廷派去的官员联络和操控的，按照传统的回避规则，所有的地方官均来自外地，他们在地方绅士配合下行使其“外来”的职权。帝制废除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新兴的军阀依仗手中的兵权，取代了外来的地方官，在各自的故土称雄一方。就民族/国家主义自下而上的联合趋势讲，军阀割据的局面其实就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军阀割据固然造成了全国性的战乱，但长远地看，军阀们曾主张的“联省自治”若能在自然发展的趋势下得到有效的推动，它总比人为的设计——比如像民初的精英们按照法国或美国的模式设计的议会——更有利于共和体制的建成。至少就阎锡山在山西或陈炯明在广东所取得的局部成就看，资本主义在军阀的势力范围内还是搞得很不错的。不幸当时的国际形势不断发生险恶的变化，列强对中国的压迫不断造成北洋政府的执政危机，各种社会矛盾最终都聚焦在列强侵华这个引爆点上，致使民族主义的情绪一再地爆发出反帝的冲动。
蒋介石明眼识苏俄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斗不过拥兵自重的军阀，只好去南方建立党军，试图武装夺权，快速解决所有的问题。国民党从此成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不再走宋教仁那种争取选举和议会席位来推行其政治主张的民主政党道路了。孙中山得不到英美等国的支持，遂转而向苏俄寻求合作。为赢得苏俄的军事支持，他接受了联俄容共的条件。但孙中山一开始就明确向第三国际的代表越飞（Adolf Joffe）表示：第一、共产主义不能实行于中国。第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统一国家和争取完全独立。苏俄对国民党的援助以及国民党与俄共的合作，其目的都是为促成这一伟大事业的成功。针对孙中山这一明确的民族主义态度，囿于俄国语境的列宁竟可笑地称孙中山为“民粹主义者”。列宁这一颇带微词的误称说明，苏联对国民党建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并不感兴趣。后来蒋介石去苏联考察，根据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归国后立即写信向廖仲恺警告说：“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西泽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11
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苏联，在对华政策上依旧延续了沙俄扩张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根性。在满清所对付的众列强中，沙俄最为阴险和贪婪。从鸦片战争至今，众列强对中国的诸多侵扰均未能从中国的版图中瓜分走一寸领土，唯独俄国，多次趁中国危机之际巧取豪夺，从中国的东北方到西北方，陆续割去的领土达几百万平方公里之多。有一种误传已久的说法，说列宁代表苏联政府宣布把沙俄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都交还给中国人民，其实这是对苏联政府1919年对华宣言的误读。苏联所承诺的，仅指1896年以后的各项条约，在苏维埃新政权惠及中国的那一点退让中，根本就没涉及1896年以前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就是说，苏联从来也没有宣布要把《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割去的土地还给中国，列宁的宣布不过是一个无损于苏俄既得利益的卖嘴讨好罢了。12他对所谓孙中山的“民粹主义色彩” 曾那样不以为然，足见苏共以及第三国际想要在中国推行的共产国际运动与国民革命所坚持的民族/国家主义路线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国际主义排斥民族主义 柏林（Isaiah Berlin）未必十分了解中国的国民革命，但纵观他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利用亚洲民族革命服务于欧洲革命的偏狭立场是不会真心实意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的。他说，“就是列宁也认为，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器，在这些运动似乎会加速或迟滞欧洲革命进程时，才值得关注一下。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他和他的革命同志都相信，欧洲是世界权力的中心，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将解放全世界工人，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权将由此而被消灭，他们的臣民将被整合进解放后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列宁对多样的共同体生活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他是紧跟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印度、中国或爱尔兰问题的论述，对这些国家的前景可以说没有提出一丁点见解。”因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错误的意识，是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旧贵族残余合谋而致的意识形态，是保持和完善阶级控制的工具，这样的社会以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为基础，其中，生产过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组织成具有纪律性、规模、政治觉悟、实力不断壮大的力量，时机成熟，工人将推翻资本家压迫者，资本家间的残酷竞争使其两败俱伤，削弱他们有组织地抵抗工人的能力。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行将敲响，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议会民主等等，也将随之被历史抛弃。民族差异或许依然存在，但与全世界工人大团结及生产者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自由协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种族性之类的东西，就微不足道了。” 13 柏林的描述再明显不过地让我们看到，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将要消除一切差别，最终抹平的不只是个人与个人的差别，连作为个人身份依据的民族区分最终也要一笔勾销。
注:
1 转引自钟沛璋：《思考大国崛起》，见博讯网站。
2 参看诺曼•戴维斯：《欧洲史》，郭方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页323-325；另见Liah Greenfiel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59-61. 此书乃友人周剑岐推荐，书中要点亦由周君提示，特此致谢。
3 参看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pp. 1-2, 56-58.
4 所有数据均引自唐晋主编：《大国崛起》，人民出版社，2006，页166。
5 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计秋枫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129-133，165-189。需要向中文读者提醒的是，此书最近在大陆另出有简体新版，受检查制度的限制，整个内容被肆意阉割删改，建议读者勿读这个版本。有关情况可参看张耀杰《阉割历史的盛世和谐》一文，载《北京之春》，2008年5月号。
6 綦彦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检讨》（“民主中国网”）和Hugo《汉人种族主义的起源》（“博讯网”）两文便存在脱离历史脉络和世界背景而混淆概念，比附不当等问题。
7 参看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rowth, pp.328-331.
8 转引自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一书页6。
9 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10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434-435，441-443。
11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见“博讯网”：http://www.boxun.com/hero/sulian/4_1.shtml
12 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通称《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写道：“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议进行谈判。”
13柏林：《民族主义：被忽视的过去与当代的力量》(秋风译)，见http://huanggua80.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348708&PostID=10043741&idWriter=0&Key=0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7/30/2008
康正果：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下）
——致海内外爱国华人
四、民族/国家主义的路线及中共的反动
中共的反民族主义本质 国共两党互相利用的联合最初建立在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直到孙中山临终，那份著名的遗嘱中所叨念的“革命尚未成功”，仍在强调要废除列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期望中国在国际上获得平等待遇。从鸦片战争延续下来的排外情绪一直在持续加剧，至1925年到1927年之间，国民革命中指向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怒潮空前高涨，极端的反洋行动最终导致了国共分裂。这些极端的反洋行动有一部分仍沿袭义和团方式，如1927年3月在南京攻击外国居民与使馆人员，招致英美炮舰的还击。但在联俄容共的形势下，反帝的总方向已受到苏俄的控制，且由鲍罗廷等派到中国的顾问直接指挥：它属于国际反帝国主义革命在中国的部署，是为对抗和围剿资本主义世界而在中国开辟新战场的一个策略。其中心目的当然不是建设民国，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而是发动工人在城市暴动，通过武装夺权建立中国的苏维埃政权。不幸此类盲动更受到莫斯科两个司令部——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互相冲突的影响，以致在中共党内引起忽左忽右的路线分歧和接二连三的权力更换，几乎所有的暴动——从南昌暴动到秋收暴动——很快都以失败告终。这种另类洋人主导的反洋活动愈演愈烈，两党在持续的夺权斗争中最终酿成国家民族的大分裂。毛泽东对中共在中国领导的这一场革命表述得很清楚，它远远超出了国家民族利益的范围，已成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从属于斯大林伟大的战略，它“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一道桥梁，建立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因此，毛泽东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合起来”，这个爱国主义始终都从属于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主义。14在中共四中全会的檔中，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
也正是在这一分裂国家和民族的路线指导下，中共于1931年在赣闽边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时公布的“宪法大纲”规定： “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直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仍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两相对比，中共政权反民族/国家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人的国民身份之剥夺，自始至终都未改变。从该宪法的民族政策更可看出，今日中国境内民族分裂主义倾向的始作俑者实为中共。如其中这一条款：“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中共为什么如此坚决地支持各民族独立呢？因为不管他们独立到什么地步，对中国苏维埃和中共期望出现的蒙古、回、藏苏维埃来说，“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乔巴山领导的外蒙古独立便是在促使中国各民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路线指导下由苏联一手策划的。对此分裂中国领土之举，中共立即发表声明全力支持，而且站在苏联的立场上指责国民政府说：“最无耻地，到现在国民党政府还不承认外蒙古是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把外蒙古看成中华民国的附庸。” 15 回顾这一分裂国家领土的史实，不知今日的海内外爱国人士觉得到底谁“最无耻”？
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外交路线 与中共的国际主义反帝路线形成明显的对比，中国政府——从北洋政府到南京的国民政府——则忍辱负重，一直坚持通过民族主义的外交路线尽可能维护国家主权。 比如在1921 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上，中国代表在美国支持下就争得了不少国家利益，迫使日本放弃对山东的占领，但顾维钧所提“关税自主”案仍为各国所拒。海关主权是国家主权重要组成部分，自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海关行政管理权、关税自主权和税款支配权丧失殆尽。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即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经过拉锯战的谈判，国民政府先后与各国达成协议，最终争得关税自主权。此后关税收入大大增加，正是靠这笔重要的财源， 南京政府支付军费开支，初步发展了教育、文化、交通、厂矿等事业，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因素的积累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西方压迫下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国的建议、辅助和控制既有推动中国建立制度，改善管理的一面，也有限制中国独立发展的一面。明清两朝长期海禁，在清政府与他国未建立正式外交和贸易关系的情况下，并未设立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既不存在海关总署那样的机构，也无所谓关税主权。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中国到后来处于被剥夺主权的状况，海关主权意识才逐渐从中觉悟和树立起来。天下主义的领土观是一个大而化之的概念，它重中心而轻周边，只是在列强逼迫下接二连三向外国割地划界，中国政府的领土意识才逐渐强化起来。在弱与强的对抗中，弱国是在抗拒强国压迫的过程中强壮起来的，它被迫地通过“他者”来定位自我。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就是力图摆脱这一尴尬处境的焦虑。
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曾就赫德领导下的中国海关如是说：“我们英国人尤其关心它（海关的外国监理）能运作良好，这不仅是因为它能规范贸易，而且因为它是把进步引入中国的一个通道。事实上，中国对此一无所知，因而也没有引起它的猜疑。最后，如果我不是大错特错的话，还应千方百计、未雨绸缪地防止中国建成一支舰队或一支军队。” 16威妥玛这一席英国对华政策的谈话露骨地表达了列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所设的限制，也透露了国民党建军之初未能从英美等国求得援助的原因。苏俄的及时援助在当时可谓雪中送炭，但苏俄帮国民党建军并非为中国真正的独立自主着想，其目的是要把中国拉入苏共的反帝阵线。只是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摆脱了太上皇式的俄国顾问，待海关收入稍微充实了财政，他才得以转向德国：聘德国顾问，买德国武器，取得德国的工业和军事援助，赶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练出一支德式装备的军队，做成了威妥玛不愿意让中国政府做的事情。
小小的繁荣 但南京京政府所能控制的地盘毕竟十分有限，财政的拮据一直使它的行政运作和军队建设捉襟见肘。按照史景迁和费正清的叙述，蒋介石及其军队在北伐中曾对上海商会采取勒索军费的手段，在江浙商绅中一时引起恐慌，五院结构的南京政府建立后，所谓训政期间的政绩似乎也乏善可陈。17尽管南京政府在民生问题上没做出多少显著的成绩，但至少就蒋宋、宋孔的联姻，蒋本人与张静江的交往，以及政府在金融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论，蒋介石政府与财富集团的利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在这个短暂的统一局面中，由争回关税自主权而赢得的利益毕竟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对民族资本家来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总要比不断闹罢工和搞暴动的情况好多了。中共指责国民党政府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此话说得没有错。现代的民族国家不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将何以促进经济的繁荣？不靠繁荣的工商业纳税，哪里有钱建立强大的军队？民族/国家主义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由民富到国富，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建立强大的军队，在经济的持续增长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中共的暴力分田和城市暴动等苏共主导的国际主义革命路线则是劫富济贫，其平分财产的结果是削高填低，降低原有的经济水平，最终造成社会动乱，把国家拖入灾难的深渊。这正是孙中山不同意在中国搞共产主义的原因。
南京政府在国民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固然不大，但毕竟开始扭转自清朝以来受列强压迫的现代化发展劣势，毕竟建立了一个为各国承认的国民政府，为国家自主地发展经济多少争取到某些有利的条件，其初步取得的小小繁荣在历史上被誉为“黄金十年”。只可惜那局面很快即因日本的入侵而化为泡影，真正的繁荣尚未形成，很多美好的事物都像歌曲《花样的年华》所感叹的那样消亡于弥漫的硝烟。战争的破坏，经济的崩溃，救亡压倒一切，民族/国家主义路线陷入的深重危机反而给中共的夺权斗争创造了浑水摸鱼的条件。
五、抗战：国共美苏的歧途
促战情绪与缓战策略 闻一多死在国民党特务的枪下，实为一错误的讽刺，这位烈士“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态度一经毛泽东赞扬，他丰富多彩的一生便定格于最后那个壮烈牺牲的镜头。闻一多年轻时其实是很反共的。20年代留学美国时，他曾积极组建“大江会”国家主义——他强调nationalism的国家导向，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准确的中译——团体，该会的第三条宗旨就明确指出：“鉴于国内经济落后，人民贫困，主张由国家倡导从农业社会进而为工业社会，反对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的共产主义。” 18闻一多回国后一直宣扬国家主义的立场，1926年与同仁召开“反俄援侨”大会，抗议苏联践踏中华民国主权和残害在俄华侨的行径；后在青岛教书，曾因批评学生中要求政府立即对日宣战的言行而受到激进分子围攻，以致无法在那里继续执教。纵观闻一多的立场和言行，我们不难想见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共产党所持的怀疑或反对的态度。同时，闻在对日宣战问题上较为理性的见解也可作为民意抽样来证明，蒋介石在日本侵华初期的不抵抗政策并非无人理解和支持，也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弱势，对付外来的军事挑衅，不讲策略地盲目回击，未必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早在满清时代，有些本可通过谈判和外交手腕解决的冲突，往往在朝野主战情绪的影响下贸然宣战，结果均因实力相差悬殊而打了败仗，最终招致更多的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及其政府不是不愿抗日，而是企图以缓和的方式拖延时日，一边争取国际干预来制止日本的侵华行动，一边加紧集结军队，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战。中国当时尚处于内乱，中日军力的对比相差过于悬殊，仓促上阵，只会造成无谓的牺牲，反而妨害了抗日大计。无奈中国民众的爱国心一向偏于意气用事，激愤的群情与当局的缓兵之计于是形成强烈的冲突。受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鼓动宣传的影响，民间激烈的反日行动给日军的挑衅制造了借口，使本来就很紧张的局势一触即发。蒋的对策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抗战的呼声再次掀起了民族主义怒潮。在这一气势汹汹的促战主流中，有一股暗流实来自苏俄。
俄国自1904年在远东败给日本，不但丧失它原先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连西伯利亚的安全也受到很大的威胁。中日战事初起之日，对比英美之袖手旁观，不能不承认苏联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低息贷款2.5亿美元，提供飞机一千架，派遣大约两千名飞行员和五百名军事顾问——之大度及其所起的作用。苏联帮中国，当然也是为自己，它支持中国抗日，并竭力通过中共的活动迫使蒋介石早日对日宣战，意在让战火只烧在中国，由中国拖住日本的后腿，自己好集中兵力对付欧洲的法西斯势力。中共从江西苏区撤出时，起先只是盲目逃窜，后来则打算分途去新疆和内蒙寻求苏联的接应。所谓“北上抗日”的长征，喊出的口号竟是“武装保卫苏联”，而非解救沦陷的东三省。后来中共的路线从“反蒋抗日”转向“联蒋抗日”，也都是在按斯大林的指示办事。假若没有因西安事变而促成过早抗日的局面，假若蒋当初确实得以在“安内”后再转而“攘外”，中国的抗战损失必会更小，全国的抗日力量必会更加凝聚，而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也必会大不同于今日。
美苏的援助与霸权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焦虑之总根源在于中国自身的积贫积弱。中国无力单独对付外来强敌，故不得不联合国际的反法西斯势力，不幸在得到外援的同时也受到了援助国的牵制和困扰。中国一边以血肉长城死战日本，一边被掣肘在应付美国和苏联的不愉快关系之中。国际间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援助，援助及其所附带的要求往往使援助带有侵犯受援国主权的成分。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在中日交战的问题上严守孤立主义（isolationism）态度。如就美日在1939年7月以前的贸易往来论，美国卖给日本大批石油和汽车零件的生意，其实等于在间接地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作为中国友邦的苏联，为全力迎击德国，摒除后顾之忧，竟于1941年背着中国与日本签署中立协议，对日本所作的承诺不啻为对中国的背叛。美国直至珍珠港挨炸后对日宣战，始正式与中国结盟。因为美军要在中国修建机场，要从中国起飞轰炸日本，美国更指望中国战场拖住日本更多的兵力，从而减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压力，而且为兼顾东南亚战场，美国更调遣国军最精锐的兵力到缅甸协同英国人作战。盟军在帮助中国的同时，也以其优势军力的霸权僭越了国军的指挥权，在美国指挥官高标准的要求下，国军简陋的装备和缺乏训练有时就难免显得又寒伧又低劣了。军事观念和物质水平的差异就这样在蒋介石与史迪威（Joseph Stilwell）的合作中不断引发冲突，史的专断独行极大地伤了蒋的尊严，蒋的民族主义死硬原则也惹得史非常恼火，两个最高军事统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一个弱国在接受强国援助过程中被动而委屈的处境。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以最后的一击加速了日本的投降，但美国没有采取原先要从中国大陆出发占领日本的计划，而是选择从太平洋登陆日本各岛。这一计划变更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共军在后来的内战中获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美国自始至终都回避卷入中国本土上发生的战争，美国不愿意付出太多的人员伤亡，很害怕陷入中国事务的泥坑拔不出来。因此罗斯福才与斯大林在雅尔塔暗定密约，牺牲中国在东北和蒙古的主权，在满足苏联利益的条件下，取得了苏军出兵东北的许诺。据蒋经国回忆说，当年他受父亲的指示当面与斯大林争持，要求保留中国在蒙古的主权，斯大林先对蒋经国的要求表示了一番同情的理解，然后冷酷而现实地对他说：“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19 斯大林蛮横的坦白狠狠地将了蒋经国一军，这位在苏联滞留已久的太子党人物终于认识到，国家与国家的较量，得慿各自的实力，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布尔什维克并不在乎中国人高贵的民族主义感情。无论是蒋还是毛，当然都不会自愿放弃国家主权，把国土拱手让给他国，只可惜中国的国力和军力不具备什么事都可说“不”的资格。这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面对领土完整的问题时常常情绪不佳的困境，从前是，现在是，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是。
苏联虽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却为中共的得势办了好事。国军抽不出手去打关东军，美国不愿付出那样的牺牲，结果把扩张的机会让给了苏联。苏联在美军轰炸广岛两日后才对日宣战，红军迅猛开进东北，打了场瓮中捉鳖之战。日军投降后，红军在中国的土地上劫掠价值20亿美元的工业设备，作为战利品拆运回国，没收价值30亿美元的金条和8.5亿伪满币。唯独从日军手中收缴的武器没带回去，而是全部移交给前来接收的共军。这批武器落到解放军手中，自然对中共后来的获胜起了关键的作用。斯大林当时未必想扶植中共政权取代国民政府，他与蒋介石的中苏友好条约签订得十分满意，占尽好处，恐怕只有毛泽东闻讯后甚感窝火。斯大林始终要求中共紧跟苏共的共产国际路线，但他每一次与中国政府打交道，只会把苏联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毛泽东的美国情结 斯大林不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因为毛一直在搞他自己那一套本土化的马列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党内的莫斯科派已被他一个个扳倒。从某种程度上说，毛反倒更喜欢亲近美国人，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谈，当然要比应付共产国际同志要从容自在多了，他至少不必遮掩他那离经叛道的面貌。毛与斯诺等左派文化人和美国政府派到延安的代表在一起总是谈笑风生，胸襟开朗，给他们都留下了某种新型中国人的印象。那时候美国记者一批批前往延安采访，他们的报导——特别是斯诺的《红星高照中国》——发表后，在美国朝野一时间引起对那个边区政府充满想象的好感。热闹的政治讨论和模式化的军事演习，表面上天真的农民民主，自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秧歌舞代表的群众文艺，所有那一切在更同情劳苦大众和喜欢浪漫化民间人情味的美国人眼中，全都显得共产党人的情调与乐观坦率的美国人更为相近，他们的民族主义革命精神似乎也比较符合美国的民主价值。与重庆的国民党官员相比，延安人让美国人觉得更富有活力。后来去那里的军官考察团甚至确信，在国共的下一场争斗中，共产党将会获胜。美国人对延安肤浅的好评和他们戴着民主有色眼镜去看待中共的美好感觉显然也感染了中共高层。由于担心蒋介石独霸抗战的胜利果实，毛泽东和周恩一直都在考虑夺取政权的多种管道，比如直接争取美国的支持，便是他们所打的一个主意。据说在抗战胜利前夕，毛即秘密向美方建议，希望以中国政党领导人的身份访问华盛顿，亲自与罗斯福会晤。毛的请求后来通过赫尔利（Patrick Hurley）传给罗斯福，忙乱中的罗斯福没来及认真考虑此事就突然病逝。后来迪克西使团访问延安，毛再次提出要求，而且向该使团表白，说美国是战后援助中国“最合适”和“唯一的国家”。20毛的暗示显然在向美国人强调，中共往后并不指望事事都靠苏联。怪不得斯大林指责中共是“萝卜型”——红皮白心——的共产党。经过长期求幸存的斗争，中共好容易熬到出头之日，如今进入美苏两国不同的引力圈，其民族主义的姿态自然呈现出左右摇摆的步调。
如果美国抓紧机会拉中共一把，最终促成联合政府，会不会把中共拉入民主阵营？会不会避免那一场失去中国的内战？会不会最终建成宪政的新中国？后来美国政府认真检讨过对华政策的偏差，追究责任，后悔不迭……无奈那曾富于包孕性的转机业已流失，随后的事态就一直向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况恶化下去。1946年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曾取得最佳决议：未来的宪法将保证各省的省长来自民选，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各有适当的权力分配。当时的中国社会多少还保留了地方自治的良好基础，中外人士都觉得和平与民主的实现很有希望。但中共的谈判要价太高，蒋介石一点也不让步，停战协议一再在冲突中破裂。蒋的判断没有错，他越来越确认到国民党的前景：不灭共产党就会被它所灭。他错在该消灭共军时没消灭共军，已到消灭不了共军之日却指望在美国帮助下一举把共军打垮。美国人很怕被蒋拖入中国的内战，他们只能派代表在国共之间断断续续做调停的工作，结果没起到和解的作用，反贻误了国军的战机，也招致了中共的恶感。
后来中共地下党藉沈崇事件在国统区掀起“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民众中造成国民党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恶劣印象。美国驻军被闹得声名狼藉，不得不陆续撤出平津，为共军进一步扩大解放区扫除了障碍。直到四十多年后，当事人沈崇供出她当初如何在党组织安排下执行色诱美国兵的任务，外界才得知，原来中国人捍卫妇女贞操的民族尊严感完全是一个打起爱国旗号的仙人跳诡计挑起来的。21但对苏联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大肆强奸中国妇女的暴行，出于投鼠忌器的考虑，中共方面就只得吞下耻辱，有苦难言了。22 在“一边倒”的50年代，很多正直的普通人仅出于自发的民族感不小心批评了苏联的霸道，踫到运动中被揭发出来，不是被打成右派就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非标准就随着中共对外立场的变化而左摇右摆地更迭下去。
胜败与民族气度 抗战胜利后，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组织中赢得较高的地位，号称四强之一。中国收回了日本强占的土地，各国也先后放弃在华租界，中国从此摆脱了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孙中山期望的国际平等初步实现，民族主义这一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可谓基本完成。
但八年抗战也耗竭了国民政府，那最后的获胜仅可称作惨胜。疲惫不堪的国军虽打败了日本，却还在共军牵制下面临内战的威胁。当时最大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国民政府本应全力投入国民经济建设，不幸却陷入了内战。因此国军并没能配合美军登陆日本，一展其驻军占领的威风。这一场胜仗似乎胜得并不彻底，没打到直捣黄龙府的地步，难免在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打了不少折扣。
反观苏联和美国的战况，就对比得中国相形见绌了。苏联境内受到入侵德军严重的破坏，苏军死伤十分惨重。但红军最终攻克柏林，强奸几百万德国妇女，掠走尽可能到手的财物，至今红军的坦克和纪念碑还耀武扬威，矗立柏林广场。美国的珍珠港固然遭到日本惨重的破坏，但美国后来对日本的空袭千百倍于日本，在美军全面占领日本和改造其社会制度期间，美国兵在日本的放纵造出了大量的混血儿，直到今天，美国的军事基地仍设在日本的领土上。俄国人和美国人都通过征服和占领伸张了各自的正义。在事过境迁后恩仇已了，他们也就没必要再去翻陈年旧账。留在他们心中的战争记忆只是惨痛的教训，深沉的哀悼，而不是受害者没完没了的怨诅和一再由官方煽起的仇恨。受害者意识是弱者的变态心理，因感到自己无力无能，便只能熰烟似的在心里怄气。
即使吃了败仗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垮的也只是错误的军国主义道路。战败归战败，除了战犯受惩罚，国家原先的工业基础、文化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气概，还都与国土俱在，并没有随战败而横遭唾弃。经过50年代的恢复，两国都在经济文化上迅速崛起，以更加富强的姿态再次翘楚世界。今日的世界格局已不同于二战前后，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不可能，也没必要为称霸一方而与他国在武力上争雄。日本人也没有对美国投原子弹的罪行怨恨不休，人家另走了一条自强争气的道路：在技术和出口产品上争取领先，让日产的汽车和电子制品绝对地占领美国市场，不动一刀一枪，就赚了美国人，乃至全世界的大钱。德国在这方面的成就绝不次于日本，德国的名牌汽车甚至拥有比日本更大的市场和声誉。因此日本人和德国人都能心平气和地面对美国和俄国，照样以大国国民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与中国人那种老是心理不平衡的状态恰形成明显的对比。
上述的情况表明，任何国家，打了胜仗也好，打了败仗也好，要在战后自立于世界，赢得平等的国际待遇，首先要解决好本国的民权和民生问题，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还需进一步提高各自的民族主义品质。这就是说，每个国家都想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但当今之世，这个地位不可能全靠武力征服取得，而更多地取决于是否能推出比他国优秀的产品——物质的、技术的和文化的产品。
可悲的仇日心态 然而中共取得政权后六十年来，在优化民族主义质量的努力上却做得实在太差。由于把大量的政治工作都放在加强全国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教育上了，结果反而劣化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质量。从年老的到年轻的，很多中国人对战争的认识至今仍缺乏现代人的人权立场和人道关怀，尤其是年轻的一代，甚至表现出好战的和反人类的狂热。提起对外战争，特别是涉及到日本的战争，中国人在其民族主义情绪爆发的亢奋中每每露出复仇的狠毒。2004年，美国的伊战虐囚事件在新闻上曝光，新浪网就交战中如何对待敌方妇孺和战俘的问题作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卷的结果令人震惊，竟然有82.6%的中国青年赞同枪杀妇孺和战俘，特别在如何对待日本人的问卷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回答几乎众口一词地表示要全部杀光。请看他们的回答：“如果是日本人，我会杀光，烧光，把他们从地球上清掉。”“ 如果是日本人，我连孕妇也杀，何况妇孺和战俘？杀杀杀！！！”“如果是日本人，老的开肠，男的活剥皮，小的砍手脚，女的轮奸后凌迟至死。” 23类似的杀戮狂回答还有很多，残忍的字句令人不忍卒读。
应该注意到，在这些青年人发泄仇恨的言词中，基本上都强调了要“强奸”或“轮奸” 日本妇女的欲求。对比上述苏军和美军在德国和日本的征服行动，我们不难想象中国人仇日情结中郁积的压抑是多么无助而无奈。按照心理分析理论的说法，性暴虐变态心理是性无能造成的，心理上或口头上残忍的人，行动上往往软弱无力。以上问卷的回答让我们明显地看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变态心理既缘于中共极权对民众的高压，也折射了中共的军力一直无法与强国争雄的弱势焦虑。中共的海军发展了六十年，连一艘航空母舰都建造不起。只因自忖没把握挑战日本海上自卫队，故至今仍不得不坐视日舰多年来巡游钓鱼台海域，不得不容忍日本公司参与东海油田的开发，以至在最近与日方签下让步的协议。这才是愤青们激愤的病根。可悲的是，愤青们只有银样蜡枪头能挺出阵来，也就只有在安全界限内放他们愤怒的空炮了。
这些年轻人都是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面对他们如此暴虐的战争狂热，不能不令人对所谓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作一检讨。历史书写的出发点是历史的真实，在古代，秉笔实录乃史官的职责。只有面对真实的记录，后人才有可能谈论兴亡盛衰和是非成败的道理，对民族国家的命运作有益的思考。因此，历史在中国一直都被视为资治的镜子，任何王朝及其皇帝，都必须面对那一面镜子的鉴定。从古至今，敢于公然歪曲历史真实，进而编造自身神话的，恐怕只有中共政权一个。因为中共一直都在靠掩盖真相求其幸存，揭出真相，原形毕露的中共便很难再见容于天地。
为简单明了，以下就直接用数字来说明真相。国军在抗战中死伤总计三百一十二万六千零八十七人，阵亡将官达二百多位。抗战初起，逃至延安的红军仅剩二万余人，抗战结束，其军力已扩充至一百二十万之众。这正是中共按照毛泽东的教导——“七分发展，二分扰蒋，一分抗日”——所取得的辉煌成果。谁流血牺牲，谁自肥壮大，数字便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可以说，日本侵华，反救了中共，中共才是抗战胜利的真正赢家。从现象上看，是共军打败了国军，但就根源论，国民政府主要是让八年抗战拖垮的。凡读过黎东方《细说抗战》或看过大型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年轻人，必会在吞声饮泣的惨痛中对国军抗战的艰苦卓绝留下深刻的印象：弱势的国军尽管打得很惨，却也锤打出拼命的顽强，原来分散的各路兵力反倒因受到巨创而凝聚了力量，在血肉模糊的挨打中硬是拼出不屈的民族气概，居然坚持到日军投降的最后一刻。在几近崩溃的持久抗战中，伤亡非常大，屈辱也很深，但民国人向来都不屑喊冤叫娘，弱者要保持弱者的尊严，只有把打断的牙齿吞进肚子。这一沉默的坚韧可谓民国人抗战精神的基调，也是国民党方面书写抗战史的态度：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一般均以平实的笔法记叙和评论，很少作煽情的渲染。
1949年国民党被赶到台湾，中共掌握了历史书写的大权，为塑造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中流砥柱形象，从历史课本到文艺宣传，大陆上所有的文字音像媒介不但全面抹杀国民政府的抗日功绩，而且把日军侵华过程中中方的种种失利和窘况都归罪于国民党的投降路线。特别是在反映抗战的文学影视作品中，为突出国民党的软弱无能及其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一个惯用的手法就是大肆描绘日军烧杀抢掠的场面，在激起公众对日本法西斯仇恨的同时，进一步加深对国民党的唾弃。在《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电影和《烈火金钢》、《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通俗小说中，为突出八路军游击队的英勇善战，日寇和汉奸的形象多被妖魔化或漫画化，惊险的场面总是以我方的出奇制胜告终，敌人除了令人发指的凶恶，剩下的只是可笑的愚蠢。公众在皆大欢喜中认同了党的抗日路线，但同时也潜移默化，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虚假观念，感染了伪劣情调：戏剧化的战争场面给年轻人造成一种杀人放火如同儿戏的印象，它不是通过表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恐怖景象来探讨有关人类罪恶和人性觉醒等严肃的问题，而是要对观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你对敌人的仇恨，激发你消灭敌人的志气，在永远是我方/英雄和敌方/坏蛋的黑白对比下，敌人已被归类为非人。每当银幕上的我军在进行曲中冲锋陷阵，把刺刀插进敌军心窝的时候，在场的观众总会跟着意淫一次爱国主义快感。有一部青春片中年轻的主人公如此表白说：“在新的一场世界大战中，我军的铁拳定会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一名举世瞩目的战斗英雄将由此诞生，那就是我。”好战，狂妄，正是通过这一类空洞的豪言壮语，被戏剧化的英雄主义暴力支配了青少年爱国的或民族主义的想象。
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怀着类似那个青春片主人公的英雄气概派志愿军去抗美援朝的。1950年，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军的共军正处于骄兵得志的状态，韩战打已到鸭绿江边，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冒险去教训美帝一下。尽管那只是斯大林摊派给中共的一个烂差事，尽管党内高层多不同意贸然参战，但毛泽东执意要打。他要向世界显示中共坚强的民族主义姿态，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结果中方的伤亡极其惨重，实际的情况并非影片《上甘岭》中那么高昂的血染风采。在哈金最近发表的小说《战废品》中，你会惊恐地看到美军的凝固汽油弹杀伤力多么恐怖，成千上万的志愿军在冰天雪地中如何白白送死。
韩战后的中共政权卷入了美苏对立的冷战体系，随着反帝和反西方资本主义路线的确立，中共的一系列政策都指向了反民族和反国家的方向：民族/国家主义的动力被摧残殆尽，党族/党国主义登峰造极。
六、走向孤立的党天下
人民拔高和民间湮没 民族国家的建立需诉诸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从而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但中共政权的法统来自共产国际及其意识形态，一个在办公室或会场照例要悬挂马恩列斯头像的政府自然不会把它的合法性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为给其“外来”性质的政权增补一本土的出生证，“人民”这个本来很普通的字眼被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致使其高升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资源。早在七大闭幕的讲话中，毛泽东就把人民捧为中共的上帝。这个被架空到天上的“人民”，在新中国建立后更成为各种新生事物通用的冠词，从“人民共和国”到“人民政府”，到“人民代表大会”、“人民解放军”、“人民警察”、“人民法院”和“人民公仆”，直到印有毛泽东头像的“人民币”。这一命名的泛滥遍及各种机构与团体，它以人民当家作主的表面现象赢得民众的认同，突出了新社会优于旧社会的面貌。
但仔细地辨析，“人民”实在与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或国民有很大的不同，它并非指向个体的法律概念，而是用来圈定特殊群体的政治概念。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不用说都明白，并非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社会成员都被当人民对待。那时候，人民首先是以劳动大众为主体的，只有赞成和拥护共产党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员才属于人民的范畴。反之，就是阶级敌人。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说法，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人民的社会地位固然提高了，但他们同时也被国家确定为必须争取和动员的对象，打击阶级敌人的力量，党指向哪里就走向哪里的大军。随着人民的概念进入党的政治论说的核心，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间”遂被推向边缘，以至趋于湮没。民间者，民众生活之空间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民众依其熟悉的方式过活，追求他们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结成这样或那样的社会组织，如宗族、行会、村社、宗教会社等。”自古以来，民间以其多样性、自主性和私人性在官方的控制外繁衍出丰富的社会生活。尽管“从历史上看，‘民间’的产生与存续并非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在发生学意义上，它与现代性过程也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比较地看，其中多少还是“包含了若干与civil society相似的要素：一个商品交换的市场，家庭的内部空间，中介性的社会组织，某种公众和公议的观念，以及一种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社会空间与秩序。” 24 特别在进入民国社会后，出现了商会、农会、合作社等新型组织和社会团体，又有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倡导农村建设活动；此类组织与活动若能在宪政的法律保护下寻求各自的利益，伸张不同的要求，形成与政府互动的社会生活网络，必将为民族/国家主义发挥其正面的动力——经济成就、竞争性和繁荣被确定为国家的重要价值——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国家机器被确立为压迫阶级敌人的工具和主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部，人民群众尽管在表面上被抬高到当家作主的地位，实际上却处处受到国家的干预和控制。社会生活完全政治化，任何独立于党权之外的群体活动都有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从属于人民群体的个人没有发言的自由，没有参与决策或要求知情的任何权利，连传统社会中民间互助和自救的功能亦不复存在。比如像从前发生饥荒时富户或慈善组织的赈济活动，在60年代初的中国就丝毫没有萌生的可能。结果几千万人民活活饿死在被隔绝的穷乡僻壤，地方当局不但不放他们出外找一条活路，连他们饿死的消息都全面封锁，不准任何人公开谈论。
人民性的反民族本质 人民性的观念也是反民族性的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它的核心其实是阶级性。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被重写为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历史，农民起义被描述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搜集各朝各代的民间暴动，编排出一套劳动人民“造反有理”的革命谱系，为中共政权的法统疏通了历史的源流。经过人民性这一转换，中共的国际共运外来法统落地生根，在本土血脉的灌注下遂拥有了历史道义和广大的群众基础。华夏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及其历史进程于是在人民性这个武断的标尺下被简单地划分成“封建”和反封建、压迫和反压迫两股势力的阶级斗争。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标志着旧的历史的终结，劳动人民全面获胜的新纪元之开始。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激烈批判，中国的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至文化大革命几乎被彻底否定，破坏殆尽，历史被按照当前的政治需要任意曲解，被吹得无限膨胀的人民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取代民族，成为革命暴力的图腾。
这一非民族化的阶级斗争路线也同样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在中共语境中，“大汉族主义”主要是谴责国民党政府压迫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罪名，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则与之相反，它被宣扬为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局限，正像解放汉族人民那样，党也要领导各民族人民打倒他们本民族内部的压迫者。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像在汉族地区一样，从50年代起，同样开展了社会改造及其它政治运动。各民族中靠近共产党的积极分子被发动起来，让他们挑起群众去斗那些曾与国民党政府有关系的土司、头人、喇嘛、活佛、阿訇、奴隶主等等，把他们都列为人民的敌人。积极分子在运动中被提拔入党，重点培养，进而安排到叫做自治区或自治县的地方政府内担任领导，成为党在不同民族中可靠的代理人。这些少数民族领导被培养得更像汉族中的领导，至于他们身上的民族特色，大概只有在他们作为各民族的人民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喜气洋洋地穿上各自的民族服装时，才显得最引人注目。当各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方领导与汉族人民及其地方领导之间的人民性认同远远高于他们对本民族及其传统的认同时，所有的少数民族还能有多少本民族的民族性保被允许留下去？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的党化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民族性的削弱、贬抑与它对中华传统的削弱、贬抑一直都在同步进行，都达到了不相上下的地步。从历史虚无化到民族虚无化，在各民族的大家庭中，要想避免被归类为阶级敌人，只能紧跟党的领导，老老实实当红色臣民了。
中共对中华传统及各少数民族传统破坏之严重令人想起了《诗经》上“螟蛉有子，蜾蠃负之”的现象。螟蛉是一种青虫，蜾蠃是细腰蜂。细腰蜂用它的毒刺把青虫一蛰，将被麻醉的青虫拖入巢内，把蜂卵排入青虫体内。青虫不死不活，不动不腐，正好给孵出的小蜂提供了新鲜的食物。等到小蜂成群飞走，青虫只剩下一具空壳。中共就是寄生在中国各族人民身上的细腰蜂，它靠民族主义资源壮大了自己的力量，结果却恶化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质量。
马克思主义者常说，“工人阶级无祖国。”国际共产主义的革命是跨越国界的和不分国别的。毛泽东自知中国无力与苏修争雄，他转而向亚非拉等前殖民地国家扩大影响，输出中共革命的土经验，试图领导所谓第三世界的人民掀起全球范围的革命高潮。比如：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支持共产党的武装革命，造成华侨在那些国家被大量屠杀。对非洲很多朝三暮四的国家提供丰厚的无偿援助，慷国家之慨，在国内经济极其困难的年代给那些不断在发生政变的政权花了大量的冤枉钱。中共与朝鲜和越南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有悖于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两个共产政权在受中国援助期间曾与中共十分亲密，可惜到后来都因倒向苏联而与中共矛盾重重，最后反闹成为最危险的邻邦。如果我们能搜集到确切的数字，把中共支持第三世界革命的各项花费汇为一编，其总数很可能远远超过清政府对所有列强的赔款。就此而言，中共的反民族主义路线就不只是观念错误的问题了，该路线到底给国家民族的利益造成了多大的损失，的确需要进一步搜求数据，深究其罪责。对中共来说，党族的利益大于民族利益，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共都力争在各族或各国培植亲共的势力，最终把各族各国的人民统统圈定为共党一族。此其所以为党族主义也。
党即国家 党国主义是一种党—国二元结构的体系，从中央到地方，任何政府部门都设有党组，任何行政官员都受相应的党组书记的监督指导。法官无权判案，决定权在党的政法委；军长名为最高指挥官，实际上要受军政委的领导和监督；公司有经理，学校有校长，但他们的权力都低于该单位的党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真正存在，它只是中共中央及其政治局的一个外部表现。
在建国之初，由于联合政府的许诺言犹在耳，毛泽东在1949年9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多少还是作出了与各民主党派联合执政的姿态。随后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在任职的安排上给党外人士也留有一定的名额。但在这个权力股份公司内，党掌握了绝大多数股份，党外人士仅拥有一点奖励性的股份，民主共存的局面打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点缀成份。不幸那些党外人士太相信党的优待，其中有些人竟不知趣，敢在正式场合放肆议政。梁漱溟最先在毛泽东面前碰了钉子，紧接着1957年大举反右，联合政府的生机从此被连根除掉，幸存的民主党派成员都规规矩矩作了党派花瓶。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变而为党的天下。
尽管如此，民族/国家主义的动力仍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明灭闪现，不时擦出几星火花。在解放区根据地曾主持政权建设和财经工作的一批负责人在解放后都担任了各部门的行政要职，像周恩来、刘少奇和陈云之类务实的中共高层，他们在日常工作上所建立的制度，所追求的效率，就与毛泽东经济建设上的冒进路线常发生冲突。行政权与党权的摩擦催发了党天下内部的国家主义诉求。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居二线，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国家主席从党主席的身影中分离出来，中央书记处主持党的日常事务，毛被闲置在一边编织他意识形态权谋的蛛网。党—国二元结构的体系内出现了二元对立的苗头，一种健全政府职能的努力开始发挥作用，它抵消着毛的干扰，也使毛感到被架空的不适。这就是使毛泽东一直感到压抑和焦虑的资产阶级路线。他后来一手发动文化大革命，费了那么大的力气，以至打倒了刘邓，仍不放过要设国家主席的林彪和陈伯达，其最终目的就是干脆废掉国家主席的位子，像慈禧太后那样躺在他中南海的大床上操控一切。毛主席在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后终于成为唯一的主席，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主席，但同时他也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
毛的愚行和风派 从土法炼钢和人民公社直到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毛泽东建设现代化的路线一直是一条反现代性的路线。西方的封锁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使中国处于与世界先进技术隔绝的境地，毛利用他煽起的伪民族主义热情——反帝反修的狂热——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企图靠发挥到极致的人力来提高生产的效率。他从愚公移山的愚行中得到了超英赶美的启示，可惜那远古的干劲在现代化的竞争中毫无效力。那时候发达国家正在竞相发展新技术，开拓新领域，亚洲的台湾、南韩和新加坡也顺应潮流，急起直追，资本主义世界呈现出一片经济增长的繁荣景象。只有中国的经济像一个吃自己的血肉来养自己的身体的怪物，在文革末期，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毛还在运动全国人民，对唯生产力论和资产阶级法权开展了大批判的活动。
中共自公开反修以来，在中国的东北和西北边界上不断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领土纷争加剧了中苏两党的路线分歧。苏联的核打击引而不发，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面临的局势并非毛泽东所说的“东风压倒西风”，实际上中国从来也无力刮起大王之雄风，在国际上一直都处于随风倒的境况：不是追随东风，就是追随西风。这一处处被动的境况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难耐的焦虑。一个一直成不了大气候的国家，又不甘励精图治，踏踏实实地追赶世界潮流，它势必机会主义地拉拢可联合的国家，靠外援摆脱暂时的困境。因此中共的路线不得不根据“他者”的情况自我定位，最终难免在超级大国的引力范围内左右摇摆。60年代以来的反修路线延续到70年代中期，中共的走向在不知不觉间向美帝靠近过去。出于对抗勃列日涅夫强硬政策的目的，毛泽东终于在临死前与尼克松坐到了一起。党天下此时已走到绝对孤立的地步，与美国人握手言欢，预示了改革开放的到来。
七、崛起中的蹒跚
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唐德刚有所谓“历史三峡”之说，他把中国百年来社会转型的艰难曲折比喻为船行三峡，认为这缓慢的进程实受限于历史的必然，该走的路若未走完，还会长久迟滞峡中。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在经济改革上已取得不少成就，从国家的财富积累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基础建设的完成到对外贸易的增长，一种被期许为崛起的景象大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势。但就在这似乎即将出峡的航程上，明显有一道人造的大坝横梗航道，它一直在积压旧问题，制造新麻烦，把改革开放的进程阻挡在强力控制的范围内。这一人为的障碍就是共产党本身及其体制性、结构性矛盾。
如上所述，中共本为一逆历史潮流而起的势力，故自其诞生之日起以至今天，它都处于为幸存而斗争的状态。求幸存不但塑造了它的党性，也成为它的惯性动力。改革开放是在毛泽东反现代性的总路线走不下去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救措施，也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为从党内保守派手中夺权的一个叫板。如果说在改革之初，其作为多出于策略性地希图幸存，及至改革逐步深化，势不可逆，党便越来越感到骑虎难下，很害怕革掉自己的老命了。事情就是这样吊诡，本为挽救危机而努力，结果竟促成了致命的变局。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夺权斗争，因受中共意识形态法统的限制，路线制定者每越雷池一步，都得在理论修辞的掩护下求得顺利的放行。所以在起步之初，邓小平只能含糊其辞地推出他那个著名的“猫论”。明明是接续被中断的民国使命，回头去补所耽误的现代化功课，但他偏要说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领导人民搞了三十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路越往下走，越暴露出它的资本主义方向，也越弄得党声誉低落，名不副实。据说，李瑞环最近已在党内提出尽快更换“共产党”这个党名的建议。党其实早已变色，已到了必需尽快卸下面具的一刻。但由于党—国二元结构的系统至今未变，它不但使党本身处境尴尬，而且拖累了国家的民主进程。党与国家形同连体婴儿，党的任一举动都会牵扯得国家抽搐痉挛，党政关系因而日益成为彼此妨碍的痛苦关系。邓小平早就提出“党政分离”的建议，其出发点当然是为了消除毛泽东时代“以党代政”的恶果。但邓在陆续扶植起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国家领导人之后，自己始终不放手太上皇的大权，随后还是因不能容忍他们在政改——所谓政治改革，其核心就是国家政权独立于党权的改革——上所做的努力而将那两个接班人先后废黜。在邓的时代，还有李先念和杨尚昆这样有资历的老人出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后已不存在此类元老级人物，他们进而演出“党政合一”的模式，以总书记之职兼任国家主席。尽管如此，情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党从毛时代的高踞国家之上渐变为进入国家之内，做起了一身二任的事情。但随着政府职能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加强，像朱镕基和温家寳这样能干的总理便明显地独当一面，朱有胆识强力推行救急的政策，温善于担当排忧解难的主角。四川抗震救灾中，胡锦涛几天后才莅临现场，他的讲话一口团总支做总结报告的腔调，与第一时间赶到灾区调兵遣将的温总理相比，他那些关于做好政治工作的指示就明显是在打圆场了。在改革的洪流中，党—国体制设下一系列重迭碍手的机构及职位已明显地机能退化，像已无水利只有水害的拦河坝一样，如何爆破拆除，正在成为最棘手的问题。这种机构与职位共生的权力化障碍也是改革的一个包袱，它在强行的削减中仍呈现暗暗增生的趋势。面对十七大会场的电视报导，请注目与会代表的神情，你不难从中看出党气已衰的迹象：在大会那种红色基调刺目的映衬下，主席台上绷紧西装的政治局常委呆坐在各自的席位上，所有染得太假的黑发与一张张没有表情的面孔形成了奇异的反差，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红拂女眼中那个“尸居余气”的杨素大人。
共产党确实已到了该考虑如何下好台阶，全身而退的时候了。然而共产党人仍在固守他们保卫红色江山的观念，根本没有化作春泥护持新事物的胸怀。他们现在掩映在国家的巨影之下，继续分享国家崛起的光彩，在党与国家所保持的一体化中延续个人及家族的既得利益。但经济崩溃的后果将比地震的破坏更加可怕，有钱有势者要比平头老百姓冒更大的风险。据新华社最新报导，温总理在国务院主持会议，听取地方负责人和经济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通货膨胀严重，股市泡沫吓人，能源紧缺，就业情况不良，宏观调控日益吃力，弄不好奥运会之后经济会有滑坡危险。温总理缺乏朱镕基实话实说的勇气，已经养成口号治国的腔调，专家们随声附和做帮腔，吃紧中还在许诺增长的前景。但终席之间，并无人直言点出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的危机。
暴力冲突在升级 毛泽东和党的一系列错误造成的后果至今仍是中共当局甩不掉的包袱，因此他们至今不敢正式启动政改，拼死也要杜绝颜色革命。为把年轻人的目光集中到今天的光明面上，现代史教程中从1921年直到文革结束那一段史实的编写不得不一再删改和简化，凡有损于党“伟光正”形象的事情全都不讲章法地隐讳过去。但历史不只写在纸面上，它更活在人们的记忆中，没有消解的积怨拖得越久，申诉的呼声只会越强。目前，地主的后代正在向有关方面提出申诉，要求执政当局重新审视土改运动，希望国际人权组织调查运动中侵犯人权的现象。近年来，有些健在的老右派一再上书中央，强烈要求官方向反右运动的受害者道歉和赔偿。不但清算毛泽东错误路线的呼声不绝于耳，十九年来，天安门母亲的抗议也从未停止。对来自群众的此类要求，执政当局始终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他们打算就这样拖下去，一直拖到申诉者一个个死去，大地上再没有冤头债主。从江泽民到胡锦涛，中共高层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坚持做好看守政府的工作，只求维持现状到交班之日，把他们现在不愿意面对的情况留给将来的领导人去解决。这样僵持下去的做法当然不可能建立和谐社会，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在党—国体制下谈爱国，已成为让人头痛到精神分裂的问题：当很多人在他们生长的土地上常常遭受国家主导的不义和暴行，被剥夺到连起码的国民权利都享受不到，以致觉得祖国已是一个住不下去的地方时，他们的爱国心民族感该在哪里着落！于是有人愤而著书曰《来生不做中国人》，有人恨而撰文曰《死后不当中国鬼》，更有人哀歌曰《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25
很多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其说是民族分裂主义，不如说是要在各自的民族脉络中争取国民的基本权利。他们要的是真正的民族自治，而非分裂独立。因为今日所谓的自治区政府只是党官和各民族内党的代理人混合任职的官府，除了那些党的代理人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以外，这种自治政府与其它省市的行政建制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少数民族地区不存在真正的民族自治，也就像各省市根本不存在地方自治一样。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官与该民族内党的代理人已形成压迫老百姓的特权阶层，其对各族居住区社会和谐之损害，一如内地各地方政府的粗暴执法在当地民众中引起公愤一样影响恶劣。就问题的症结来说，今春拉萨的骚乱和包括最近瓮安暴乱在内的很多官民冲突在性质上都有基本的相同之处，不管是藏民还是汉民，都因官民对抗情绪太厉害，每到民众忍无可忍，一个小小的冲突就爆发成围攻政府的事件。不同的只是，藏民有国外流亡藏人扩大影响，足以引起国际人权组织的同情和支持，而其它地方的暴力事件未必能在国外引起关注，一旦事件平息，民众的维权要求从此便无人过问。但只要当局还在打压网上言论，封锁敏感消息，只要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和记者被不断投入监狱，只要各地政府在征地、拆迁、截访过程中仍采用暴力手段，群众的暴力抗议事件仍会越来越多，中国政府的人权纪录也就会越来越坏，国际上的批评和施压就不会断绝。
历史就是这样讽刺，在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所争取、依靠和动员的人民现在纷纷走向了党和政府的对立面，以致使党和政府在越来越多的人民眼中变得反动和凶恶起来，变得快成了共产党曾经领导人民去打倒的那种党和政府。毛泽东不是说过“镇压人民绝没有好下场”的话吗？党和政府的确应该放弃镇压的手段，认真考虑现代化和民主进程中那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了：政府的职权如何由干涉和管制转向监督与服务，如何放宽限制，促使民间社会逐渐复兴，如何放手建立各种非政府非赢利的组织，让它们发挥积极的作用，各自解决本小区内的问题。中央如何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如何通过真正的民选组成地方政府，从而消除目前地方政府的暴力倾向和黑社会化……
然而，执政当局仍不愿放下上述的所有包袱，仍无意促进平等、信任、容忍、妥协、合作等赖以实行法治的社会价值。抗震救灾中刚刚涌现可喜的民间自救行动，可惜为时不久，公安即严厉打压，成都的黄琦即因此而被捕。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自恋于“大国崛起”的形象，如果照现在这样背上如此之多的包袱硬撑下去，真不知沉重的国体将如何崛起？
崛起狂想曲 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与一党专制的根本区别是：前者“把任何一个人——哪怕是身份低下的，性情古怪的或口齿不清的人——对政府及其高层的批评均视为神圣的权利。”26 而后者则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批评政府。专制政权恍如气球，只能靠吹嘘膨胀和上升，批评它等于拿针戳它，因为它一戳破立即干瘪。因此国家必须靠报禁网禁维持消息上的恒温状态。在这种报喜不报忧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大量的国人也会养成爱听人说国家好话的习惯。他们喜欢把个人的受不受重视与国家地位的高低联系在一起，他们多少都有“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敌情意识，如果在任何情况下能对外国人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有机会做出反驳，他们更会产生自我崇高的宽慰。即使他们对党和政府也有不满之处，也发牢骚也骂娘，但只要见洋人发难，他们就立即变了面孔。护短使他们感到亢奋，排外的冲动振作了他们长期受压的精神，他们心里有太多无从发作的义愤，他们需要找机会把那些无名的怨气像过年时放炮一样热闹地喷射出去。另有很多爱国者是当前改革开放的受惠者，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已达到中产阶级，甚或富豪的水平，对他们曾经仰视的西方，如今渐生不以为然的心理，在隐隐的发福感中，他们渴望起合群的自大。于是，他们瞥见中国崛起的图景，一种新版的“东方红”照亮了他们想象中的天空。胡锦涛大概已淡忘了邓小平“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的告诫，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他在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指出了眼前“难得的战略机遇”。胡主席此话一出，从党报到民间论坛，种种浮夸的言论竞相鼓噪起“大国崛起”之说。今年北京正好举办奥运会，值此风云际会，中国人当然要在全世界面前一露大国崛起的风采了。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诉求再次陷入自我的“他者”定位。“他者”者，客体之谓也。女为悦己者容就是一种他者心态，她要从对方满意的注视中汲取自信，装饰和仪态增强了她确认自我的快感。北京主办奥运的好强心争胜心就有不少他者心态的成分。这样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值得同情，中国百年来受压挨打，没少受弱女子遭坏男人侵凌的屈辱。抗战胜利后名为四强之一，实际上是在其它三强的挟持下硬充好汉。接着就是冷战体系下的毛泽东对抗路线，受西方敌视，与苏俄及其集团反目，不屈的姿态像一块贫瘠的石头，顶住了外来压力，也荒芜了整个国家。在中国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同样暗藏着类似毛泽东想见罗斯福那样的愿望：要以新中华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一洗百年尘垢，赢得举世瞩目。在实现这一美好愿望努力上，中国人民与政府是有所相通，彼此呼应的，国际奥委也是在理解这一心意的基础上才把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给予了北京。
然而奥运会毕竟是奥运会，不是演员初次登台亮相，中国民众尽管对国家亮相的荣耀满怀兴奋，却并不完全了解中共当局另有其更重要的政治目的。如果我们还记得1990年北京成功举办亚运会后摆脱了“六四”困境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中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以来把办奥运列为国家大事，不惜劳民伤财，一定要在全世界观众眼中留下最美好的印象了。奥运会正是中共给“大国崛起”作广告的良机，中共要通过奥运会的操办让世界相信威权统领下的办事效率。胡锦涛在十七大讲话中向全党发出要“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的呼唤，“风险”和“干扰”是什么？就是北京承办奥运以来国际上的人权施压和各方面藉奥运之机逼中共就范的诉求。对中共当局来说，承办奥运还另有顶风而上，偏要和西方对着干的战斗目标。国际社会想通过奥运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共当局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是要通过成功地举办奥运让西方看到，打压力了人权，不搞西方的民主，才得以保持中国的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提高，其中还鼓足了对抗西方价值的劲头：中共高层一心想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后让西方公众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在减缓西方压力的情况下更加强化对国内藏独、疆独、民运、维权、法轮功等活动的打击。
脆弱的强权 说什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共和西方明明是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中共的奥运讨好明显表现出欲迎还拒的色诱动作，在好客殷勤的接待中，始终都在坚定不移地推行其绝不买人权账的路线。
然而北京毕竟在演色诱的戏，国际社会和世界观众可不是单单来逛体育狂欢节的。他们不会只迷醉于鸟巢的声光电化，不会只安享奥运村的宾至如归。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保护所谓“圣火”的卫士在伦敦等地对抗议者动粗，脸上涂抹五星红旗图案的留学生在世界各地发狂，外交部发言人一副红卫兵好斗架势的时候，北京的全球主义笑容就不可避免地向他们露出了民族主义的凶相。在21世纪文明社会的公众心目中，泱泱大国并不是这等模样。中国还未真正崛起，先已暴露了自己的小国气量。原来中国的强权如此脆弱：中国政府的爱面子就像中国人待客总爱把瓷器擦得干干净净一样，但与此同时，那一片办奥运的好强心争胜心也像瓷器一样坚硬得太容易打碎。就是从拉萨事件到火炬传递那一起起风波，中国的崛起已在国际社会留下太多遭人议论和令人疑惧的印象。
余论
站立的人无需提说崛起，只有在爬行状态下才会生出“崛起”的议题。崛起是民族国家已成熟的存在状态，如山峰的耸立一样静默。但妄言“崛起”，急于出头，就难免显出一个长不大的孩子那过于延长的幼稚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拖得太久，弯路也走得太长，后发的劣势中，不知怎么竟会流露出这个底蕴本来深厚的民族不应有的浮躁、虚荣和某种近似弱智的顽冥。
那个党及其所垄断的政府，我们惹不起也管不了，就不必再提说它了。让我们回到中国人每一个体本身，考虑一下自己如何才能立端行正的问题。在这个国家的政局仍然不太乐观的情况下，我们不但要争取国民的权利，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让自己单纯的爱国心迷失了方向。国是千千万国民组成的，头脑清醒的人越众多，国才会越优质。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不再只是数量增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的提高。产品不只是纯粹的供消费的商品，它还要讲究环保，审美，人性，未来……人比国更为重要。一个至今还没能力向世界提供重要价值的国家，一个在当代的人类精神成绩薄上交白卷的民族，生产再多的产品，创下再多的外汇，也是谈不上崛起的。所以作为国民，个人要靠自己的努力争做人的尊严，最好不要掺和合群的自大，不要跟上千万个依赖成性“我”混到众多的“我们”背后去狂欢和起哄。崛起的冲动实来自个人本身的软弱感，就像发烧来自内脏的发炎，它是过去的受压挨打残留在国民集体意识中的焦虑。但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力都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弱较量的问题。强者有强者的力，弱者也有弱者的力，其间的能量纵有大小多少之分，但就各自生存状态中自足的运转和充盈的发挥而言，都有其欣然的生意，不可言说的大美。中国人既谈不上有何欠缺，也不必夸耀什么特长，百年中国的不幸全在于自己把自己搞变态了：想要洋气的时候嫌自己土气，想要野蛮的时候又嫌自己文弱，强打精神，矫揉做作，装得不像，磨得不亮，以致羡憎交织，忿忿不平，就是不愿正视自己的原貌，一个劲向外、向“他者”乱扑，至今回不到存在的根本上来。
谈了这么多的民族主义大道理，其实就每一个人而言，也就是一个正心诚意的修持：尽一己可能之力，率本真独有之性，按自己的方式成为中国人就很好了。这才是民族主义的根本。蒋庆的读经，于丹的讲《论语》，老朽学者的《甲申文化宣言》，各种祭孔祭黄帝的盛大活动，都是闹剧和乍势，一种文化中邪的表演罢了。传统和民族精神不可能通过文本宣讲和仪式排练叫魂般回转现实。民族精神古今相通，它充盈天地，流布于每一个体，它永恒地等待着世代子孙的返回。
2008年7月27日完稿
注：
14参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卷，页668-669，520-521。
15以上引文均转引自邓正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伪政权》一文，见“博讯网”：http://news.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8/06/200806210703.shtml
16转引自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455。
17费正清说：“国民党非但不是中产阶级取向的，还破坏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国民党利用黑道的暗杀手段，威吓商人多捐军费。”见《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年，页326。另见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orton Press, 1999), pp. 342-343.
18梁实秋：《谈闻一多》，传记文学出版社，1987年，页49。
19参看《斯大林对蒋经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割走外蒙古》（中华网：http://news.china.com/zh_cn/history/all/11025807/20050225/12130579.html）
20参看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页684-685。
21详情可参看谢泳《重说沈崇案》，见http://www.edubridge.com/erxiantang/library/shenchong.htm
22参看《苏联红军沈阳暴行录》，（“中新网”：http://big5.chinanews.com.cn:89/gate/big5/bbs.chinanews.com.cn/thread-349048-1-1.html）
23该调查报告见《观察》双月刊，2004年11月号。
24关于“民间”的说法及引文，均见梁治平《“民间”、“民间社会”和CIVIL SOCIETY——CIVIL SOCIETY概念再检讨》一文。“法律史网站”（http://www.fsou.com/html/text/art/3355789/335578946_7.html ）
25锺祖康：《来生不做中国人》，允晨文化出版，2007年。《死后不当中国鬼》一文和周云蓬民谣《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均见《开放》月刊。
26 Leo Strauss: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University Chicago Press, 1968), Preface, viii.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6/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