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和后共产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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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和后共产综合症(上)

康正果

话说天下大势,左极则右,右极则左,东风与西风的彼此消长回荡其间,公平的诉求与不平之心的杠杆相互作用,由此产生的种种对抗和互转构成了今日世界政经文化论坛上持续的论争。好多年前,当共产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形势被宣传得一片大好,而古拉格、大清洗和饿死人等罪行尚未广泛披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西方或东方都是挨批的靶子。它被指责为剥削和掠夺的势力,贫穷和犯罪的根源,帝国主义扩张的贪欲,它的种种罪恶被凝聚成黑暗的底色,从而反衬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后来柏林墙倒塌,冷战随之结束,自由民主的价值大获全胜,共产专制首先在苏欧土崩瓦解,世界形势一时间似乎真的走向了福山所宣布的“历史终结”。在过去的二十来年中,大概除了极少数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在自言自语地批判资本主义,在整个西方的语境中,该词消失得如同白糖化入开水。正所谓 “百姓日用而不知”,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反而很少谈论“资本主义”这一问题。

只是随着这两年金融危机的蔓延,股市和房市大跌,华尔街成为公众眼中的罪魁祸首,资本主义的恶名才暗礁般浮出水面,突然又成了左派人士热议的话题。著名制片人迈克•摩尔及时推出了他的纪录片《资本主义:一个爱情的故事》(Capitalism: A Love Story),他自编自导加串讲,以一副失业工人的模样走上前台,把观众的视线引向了资本主义罪恶的现场:有丧失抵押品赎回权(foreclosure)的家庭如何被银行收回房屋,有法拍屋经纪人(condo vultures)趁人之危的恶劣行径,有公司老板从死亡雇员身上捞取人寿保险金的骗局,有种种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展现出来的悲惨场景。摩尔的批评矛头主要指向美国的金融界和大公司,通过他技巧的剪辑,美国社会的阴暗面颇为辛酸地展现在了观众的眼前。而金与权的勾结,政界右翼与华尔街的联合,则被归结为那些不幸者遭灾受罪的根源。影片在高昂的《国际歌》中响起尾声,银幕上竟然亮出了镰刀斧头旗子的画面。摩尔以苏维埃式的口号宣布:“资本主义就是邪恶,它不可救药,我们必须消灭它。”

但通观该片的叙述,除呼唤改变,重复着奥巴马那个竞选口号以外,并未看到有任何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被提议出来。反讽的是,就这么一部揭露资本主义金钱罪恶的片子,却也以资本主义的方式让摩尔赚了大钱。没有警察阻止他在高盛公司门前拍摄搞笑的现场,没有检察机构剪去他与政府官员有关纾困救市的讽刺性对话,当然也没有出现观众看了控诉资本主义罪恶的电影就会去华尔街砸摊子的煽动后果。民主制度是靠言论自由维持的,政府没必要担忧任何批评言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正因为全面开放的社会中从不设防,言路畅通,广漠的舆论空间反而有足够的余地化解冲击,自动地吸收了喧嚣的杂音。前不久摩尔携此片到威尼斯电影节参赛,当他被记者问及为什么愿意用资本家的投资拍一部骂资本主义的电影时,对自己的选择,他避而未谈,却幽默地强调了资本家乐意出钱供他拍戏的事实。他说:“资本家只要能从中赚钱,甚至连你用来绞死他的绳子也会卖给你的。事实上我过去二十年所拍的影片全都帮那些老板赢得了利益。”与报喜不报忧的共产专制政权正好相反,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似乎具有连赚钱带赎罪的功能,媒体和娱乐业在主持公议和传达舆论的同时,也顺便以它特有的闹剧方式让公众泄愤消气,无形中起到了耗散不满的作用。美国社会就是有这样的魄力让媒体大搞自暴其丑的卖点,任慿批评的声音风一样呼啸,等那阵劲吹呼啸过去,天和地照样明朗澄清。对惊弓之鸟的中共当局来说,那里面的奥妙恐怕是至死也想不通的。

如果说欧洲因更重视公平而在一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市场的自由,美国则因放任自由而被认为有损公平的原则。福山的历史终结点更寄望于欧盟而非美国,就因为欧盟所欲建立的跨国法制旨在超越主权和传统的权力政治,而美国的世界霸权,特别从伊战以来,一直都受到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在众多的批美论家中,近来在中国最负盛名的一个就是援拉康理论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怪才齐泽克(Slavoj Zizek)其人。他出书三十余本,中译本已有十数本之多,其走红中国的势头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米兰•昆德拉。数月前,在美国新出的小册子《始而悲剧,继而闹剧》(First as Tragedy, then as Farce,Verso, 2009)一书中,齐泽克从近来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谈起,全面诊断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化形势下的困境,进而对他所期待的新共产主义实践作出了模糊的勾画。正如摩尔的纪录片巧于剪辑场景,齐泽克在他夸大其词的论述中大量插入了东拼西凑的引文和有关近来经济危机的见闻。在该书“共产主义的假设”一章中,他从如何界定“共产主义”展开话题,但那个新的共产主义具体的内容到底如何,他则语焉不详,只是用更多的笔墨描述了产生对共产主义需要的种种对抗性情势。书中重弹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阶级划分的老调子,把二十一世纪的战斗任务归结为组织贫民窟中“被损害的大多数”,对他们进行政治动员。至于为什么要实现和如何去实现他认为必须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他的论述则含糊其辞,最终也未做出任何明确的解释。

由于对当今西方左派缺乏实际行动能力的情况甚为失望,齐泽克甚至想通过重新阐释文化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来探求他那莫可名状的“重新发明”。他试图在今日后共产世界的特殊情况下活学活用毛的“激进的批判”,发挥所谓“主观能动性的威力”。在强调市场的自由正是出卖劳力者的不自由之后,他接下来大谈了代议制的弊病。按照他的说法,一方面,绝大多数选民处于被动投票的情势,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面临的非常情况而不断增强了执政者的行使权,因此,代议制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已成为资产阶级专政。他援引法国毛主义者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话说:“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叫‘帝国’或‘资本’。它叫‘民主’。”说今天阻碍我们对资本主义进行质疑的东西正是人民在反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对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仰。对民主制度下的竞选过程,他基本上持犬儒式的怀疑讥讽态度,他特别举粗暴专权的俄国总统普京和嬉皮笑脸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由这两个人把经济搞得很糟却仍有较高支持率的事实说明,今日的民主选举已萎缩成仪式化的空壳。若按照齐泽克的逻辑来看问题,甚至连迈克•摩尔那类好莱坞式的“社会批判”影片也由于其批判的对象与无限追求利润的市场共同协作而丧失了它那个“反资本主义”能指的颠覆意义。

除了大谈民主在西方的贬值,齐泽克更基于所谓“亚洲价值”的成功,进一步质疑了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十分忧虑地向读者指出,面对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扩张,起初有不少论者还以为只要中国的经济如此飞速地发展下去,到时候政治民主自然会水到渠成。然而现在的事实却令西方的观望者甚为失望,共产党不但拒不实行政治改革,反而在摆脱经济困窘后财大气粗,蠢蠢然翘起尾巴,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挑战了西方的自由民主。齐泽克因而发出警告说:“如果这种威权资本主义表现得比我们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更有效力和效益,如果民主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它反而可能造成障碍,那我们将何以置辩?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在后共产国家中,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失望情绪也许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们对资本主义缺乏现实主义的认识以及他们那‘不成熟’的期望了。”

如果情况确如齐泽克所说,那民众的不满又该归结为什么呢?

齐泽克毕竟是在南斯拉夫那样的前共产党国家从下长大的,他和他的同胞,以及前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的广大民众,看来都有颇为相近的心思和情结:他们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共产专制,但未必期待在共产党垮台后全面接受资本主义制度,更没有对接下来的社会转型在心理上有所准备。恰如齐泽克所描述的那样,“他们渴求的是在国家的控制之外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与欢聚畅谈,他们渴求单纯而真诚的生活,渴求摆脱粗鄙的意识形态教条束缚和摒除遍及社会的犬儒虚伪。正如很多评论者所见,主导抗议者的理想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来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他们渴望某种可被称之为‘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包括齐泽克本人在内,提起了那种被笼统地称之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情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怀念。他告诉我们,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社会主义的最后十年过得最好,因为除了拥有国家资助的食物、住房、工资、文化,还享受着可以抱怨政府的乐趣。原来,吃惯了大锅饭的民众当年所厌弃的主要是专制下的意识形态束缚和物质匮乏,从柏林墙这一边向那一边远远望去,他们只看中了那儿的自由和富裕。直到后来专制垮台,国民经济向市场化转型,他们才逐渐感觉到生存竞争的艰难,以及种种难以容忍的新出现的差别。正因从这种不适应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情绪出发,在后共产国家,有不少人又怀念起公有制年月的某些福利。

在东欧,除罗马尼亚曾一度发生激烈的武力冲突,其它国家的统治精英都是在迫于形势的情况下顺从了天鹅绒革命的潮流。旧政权不得不与反对党坐下来协商谈判,交出了权力的大小官僚一般都没受到政治清算。那些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前共产党人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人事关系,比起民粹主义的异议人士,他们更能有效地管理新的资本主义经济。于是趁变天之机,机灵者纷纷摇身一变,从原来的掌控政治权力转而掌控了经济权力,在私有化过程中暴发成巨富。国有企业部分地转入私人之手,大量的中年工人失去了工作。人们一边欢庆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一边却眼睁睁干看着某些前共产党高官过上了百万富翁的生活。这就是在后共产时代的俄国及东欧国家,大量的失意者对资本主义大失所望的社会现实。齐泽克深有感慨地告诉我们: “当反共产主义的英雄们仍旧怀抱他们新社会自然会有正义、诚信和团结的梦想时,前共产党人却冷酷地迎合了新的资本主义规则和残酷竞争的市场新世界,对肮脏的骗术和腐败,不分新旧,他们全都兼收并蓄。在那些共产党人允许资本主义扩张,同时又紧抓住政权的国家,这样的扭曲则更为加剧。与西方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那里的情况更其资本主义。经此匪夷所思的双重颠倒,资本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但却为此胜利付出了代价,共产主义如今竟在资本主义的地盘上安营扎寨,占了上风。”柏林墙倒塌的胜利转眼幻化为一场闹剧,随着冷战和东西方对立的终结,反共人士看到了他们以前并未预料到的现象:前共产党官僚纷纷化身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来自西方的投资者如今反而与这些人联合在一起。

左与右的分野和转换一时间呈现出错位的怪象。在很多东欧国家的政党纷争中,反倒是从前在共产党政府中默默服务的实干家勇于与时俱进,那些前左派分子脑筋活,转轨快,更热衷推行私有化,民粹主义的右派群体却变得恋旧,舍不得尽弃公有制留下的遗产。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把抵制资本主义的情绪与反共清算的仇恨悖谬地扭结在一起。这就是天鹅绒革命所付的代价。在匆忙的社会转型中,一没完成革命的宣泄,二没建立健全的法制,致使经济在转型,正义却未得到转型。人民对新旧精英的幕后交易产生怀疑,他们难免感到世事荒谬,有一种受到历史愚弄的失落。每遇执政当局经济搞不上去,社会问题成堆,反共潮流便与日俱增。2008年6月,立陶宛通过一项法令,禁止公开展示镰刀斧头之类的共产主义形象,并不许演奏苏联国歌。2009年4月,在波兰政府的提案中要将禁止极权主义宣传的范围扩大到共产主义的书籍、服装及其它对象,包括体恤衫上的切•格瓦拉头像。据齐泽克所说,在斯洛文尼亚,甚至连同性恋权利和堕胎合法化都被划入共产主义阴谋淫乱国家民族的范围。他因此为共产党叫起了不平,说极右的民粹主义者把新的问题和挑战缩减为重复旧的斗争方式,指责他们沿用了共产党整人的手段。

在那本小册子的最后一段出现了更为戏剧性的一幕,齐泽克告诉我们,很多反共的左派人士由于对资本主义产生了幻灭的感觉,如今又回到了共产主义的旗下。他们爽然若失,深感反悔,很想在临死前与共产主义理念和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终其一生徒然反抗的那个东西,原来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

齐泽克笔下这种既受骗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又幻灭于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之迷惘,可以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东欧国家存在的后共产社会病症。但共产专制在那些国家垮台毕竟已二十个年头,齐泽克所列举的不满和失望,应该说,在转型初期或某些比较落后的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而后来随着改革的深入,从俄国到东欧,整个的情况实际上已有了很大的好转。齐泽克显然片面夸大了那里的后共产病症。如果说在美国,他那些共产专制垮台后的负面报道通常很难引起耸人听闻的效果,那么在中国,可就正好迎合官方有关东欧“剧变”多糟糕,“休克疗法”多可怕等歪曲性的宣传了。对不满现状的中国公众来说,更会由此激起厌恶资本主义的情绪。不久前,魏京生的一篇短文——《时代潮流的转型》——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他说东欧“许多反共的民主派人士越来越感到社会在倒退,共产党并没有被击败,而是转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专政背后仍然是共产党,列宁斯大林的专制共产主义体制。”如果你读过秦晖和金雁有关东欧变革的系列论述,仔细参照一下其中所提供的事实,就不难看出魏京生此论的以偏概全之嫌,他恐怕是把他个人从某个东欧朋友口中听到的一面之词与他自己印象中难以抹掉的中国现状搅混在一起了吧。齐泽克书中那些反共左派人士回归共产主义理念的悖谬现象的确值得华人群体稍作反省,特别是那些以民运自居或在网刊上常发政治异议的人士,尤应自审自问:看他们一直反抗的某些东西是否也潜藏在他们自己的内心深处。

要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自我清理,首先应该给自己来点有关资本主义常识的补课。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解释,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数据都归私人所有,资本家雇佣劳动力发展生产和创造利润,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行使,生产和销售主要由私人公司控制。简言之,资本主义是一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它鼓励私人在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追逐最大的利润。自由市场允许个人和公司从事其所擅长的产业,商品在自由市场的环境内进行交换,政府对生产过程和商品价格的制定通常都不作过多的干涉。价格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制定的,你生产出优质商品,提供了优质服务,才有可能得到优厚的盈利。而所谓竞争,就是要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同时要力求降低价格和广开销路。自由市场经济的首要规则就是优胜劣汰,而最基本的条件则是不要政府作过多的干预。政府的职能仅至于通过立法和限制以保证公平的优胜劣汰。譬如,不许非法组织在市场上强买强卖,防止伪劣商品等一切欺骗性的商业行为,制止行业垄断,打击毒品、酗酒、赌博、色情等商业犯罪活动。正如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所说:“让我们(政府)接受这些有力的措施,而不要去限制物品的价格,这是有违事物的本质的,也是不实际的。但是(政府)要惩罚投机,垄断,高利贷,及高税收。”美国社会正是在此一自由市场的原则下,快速地发展成世界上最富裕和强大的国家。

但无庸讳言,在成功的经营背后,一直都有无数未成功的公司相继倒闭,更有无数的失意者挫折潦倒,饮恨吞声。公司经营有得失,个人事业有成败,这本来就是人世的常态,头脑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多会以平常心看待之,只有左情左思者才惯于妄发齐泽克那类不平之论。此类人由于自己缺乏竞争能力而对社会怀有怨愤,一旦获得发言的机会,总喜欢把个人的义愤提升到代言穷人和弱者的高度。总之,不管怎么说,自由市场的实践已明确地证实,优质的产品及服务之得以精益求精,优秀的个人之得以代代相续,优等的生活品级之得以逐步扩展,就是在此一看似冷酷,实则非如此不可的优化进程形成的。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如今营销全世界的名牌产品——从波音到微软,从德国的汽车到日本的电子器具,到法国的名酒和香水——全都是在优化竞争中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最大追求固然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因权衡利害的趋势本身具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才得以调节胜负,排比高下,从而推进了市场的优化机制。当绿色产品更具有竞争的优势,当回报社会能建立更好的公司形象,当商品消费中更有文化意味可供享用,聪明的经营者就不再因唯利是图而一味把市场与社会责任对立起来了。经过权衡利害的调整,他们自然会在经营上寻求市场与社会责任的重新统一,以争取互利的结果:如采取鼓励雇员的参与合作,与顾客对话,重视环保,以及经营透明等一系列措施,从而使资本主义这个被认为只是赚钱机器的东西逐步改进为实现社会福利最有效的工具。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在谈到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问题时总结了九条经验教训。他指出,私有制是市场运行良好的首要条件。一般来说,财产所有权分人格化与非人格化两种类型,理想地看,两类形式中非人格化的所有权应占主导地位,美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就东欧国家发展的顺序而言,则为从人格化的私有开始,然后逐渐向非人格化为主导的方向过渡。因此,科尔内主张国家鼓励个人化,也就是人格化的财产所有制。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其社会转型最值得肯定的一点就是从大规模的私有化起步。关于国有企业的变革,科尔内认为国有资产不应平均分配给每位国民,而应大规模地抛售出去。在企业变革后,未来企业的负责人到底应由原有企业内的人员担任还是从外面另求人选,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科尔内则认为交给外来者管理是最佳的选择。对亏损国企,他主张通过破产与清偿来实行私有化的改革,但他特别强调,在此过程中必须建立新的规则和约束。为建立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他所强调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强化合同管理、严肃金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鉴于东欧国有银行的种种弊病,他认为银行的私有化势在必行,而强化法律和防止腐败,更是市场经济得以良好运行的重要保证。

科尔内所总结的九条经验教训基本上符合上述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从独联体到东欧国家,上自政府,下到民间,这二十年来追慕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便是在上述经验教训的碰磕跌宕中谱写出来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了三百来年,其间经历的曲折和冲突有目共睹,至今仍危机时现,得在不断的调整中向前发展。而前共产国家要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重重的困难和举措的失误当然是在所难免了。据有关资料的统计,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经过一度的困难和混乱后基本上在步入正轨,如今已在提高和健全的方向上向前迈进。尽管局部地区还存在问题,而且前进中时有难以避免的危机出现,但就发展的总趋势来看,日益改善的政治经济状况已在不可逆转地与欧洲接轨,而非如某些模糊影响之说所夸大的那样缺乏效率一团糟。

中国的东欧问题专家金雁在她最近的东欧之行考察报告中提供了很多澄清谜团的信息,根据她此行的见闻,用“东欧”来笼统指称那些前共产国家的提法如今已不太适用,而应予以废弃了。她提出了“新欧洲”的界说,并以此涵盖那些曾一度被冷战分裂到欧洲之外的前共产专制国家。这个“新欧洲”二十年来的发展变化可被描述为重返欧洲的复原过程。它们本来就属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欧洲世界,在摆脱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所强加的专制体制及其计划经济之后,经过了转型的“阵痛”,新欧洲国家正在与“旧欧洲”融合,而最终会全部纳入欧盟体系,最终在北约的协防下,势必将共产专制东山再起的威胁远远地杜绝在与现存共产专制国家的分界线之外。在此一复原的艰难过程中,不管后共产病症造成了多大的障碍,不管在未来还会遇到什么难以预料的困难,共产专制的狂澜之已倒则是既成的事实,任凭左情左思者如何呼唤,也是落花流水,无可挽回的了。

至于齐泽克所欲重新发明的那个“共产主义”,按照德里达在其《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解构性的描述,仅为左情左思者迷惘的视境中游荡的一个幽灵而已。这幽灵只能“处于来临的状况……资本主义社会总算可长嘘一口气对自己说:共产主义将由于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的崩溃而被终结,不仅终结,而且它根本未曾发生,它仅仅只是一个鬼魂。资本主义可做的只能是否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东西本身:一个永远不会死亡的鬼魂,一个总是要到来或复活的鬼魂。”

阻止此鬼魂复活的坚实的现实基础就是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健全。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并非如齐泽克所说的那样“不再是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和自然伴随的结果,” 新欧洲国家二十年发展的实践恰恰证明,其经济转轨之所以历尽艰难而终得以稳步前进,正是从改革的起始即彻底废弃共产专制,建立和健全了民主体制的结果。从1989年底到1990年初,所有中东欧国家都举行了议会和总统选举。在选举活动中,除个别国家外,执政的共产党大都惨遭败选,痛失政权。共产党下野后,右翼势力独揽了大权,从此多党并存,打开了多党制选举的局面。这些党派不管打出什么旗号,制订什么样的竞选纲领,均在新颁布的宪法和政党法规定下遵守各政党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国家需一视同仁地向各党提供办公场所、设施及竞选经费;各党均有权出版报刊,平等分享舆论工具;禁止各党派干涉国家机关、军队、执法机关、国家舆论工具、教科文组织的活动;禁止成立附属的青少年组织和带有军事性质的秘密组织;禁止各党在工作单位建立组织和从事政治活动等等。多党竞争机制全面取代了二战结束以来一党和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

二十年来,或左翼执政而右翼在野,或右翼上台而左翼下台,左右翼在不断的较量中良性地互动,以轮流坐庄的形式持续地发挥出优化选择的作用,而“回归欧洲”和“重新确认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成就”,以及建立公正、人道和自由民主的社会等诉求则逐渐成为各党共同努力的目标。在左与右几经较量的回合后,近年来更出现了各自向中左和中右偏移的趋势,中间力量正在崛起,在很多国家,出现了由两党到多党组成联合政府的现象。这种由混战转向兼容的整合趋势,已在民主的角力中开拓出新的方向。

被外界认为情况最不好,而国内的如实报道又特别少的俄国,其实也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去年十月十一日,普京访问德国,他在接受德国ARD电视台和《南德日报》的采访时如是说:“我们正在建设一个与我们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社会。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的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目前,俄罗斯有四千个电视台,四万多份报纸和杂志,其中半数以上与外国媒体合办。与许多国家不同的是,俄罗斯不打算对国际互联网进行监控。俄罗斯不打算重返苏联时期的政治体制,我们只是在探索一种适当的体制,既能保证我国公民享有自由,又能保障他们享有管理国家及解决各种问题的权利,同时还能使国家成为造福人民的工具。” 普京这段陈述中所保证和许诺的是否已在俄罗斯完全落实,读者尽可以打怀疑的折扣,但仅拿他如此坦率的表白与胡温讲话的拘谨陈腐相比,即可看出中俄两国的悬殊差距,以及中共的顽固和反动了。

齐泽克在他的斯洛文尼亚也曾竞选过总统,讽刺的是,多年后他草成这本“闹剧”小册子,却给当今的代议制民主体制扣上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帽子。在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新欧洲”国家,民选官员如今都在力求讨好选民,选民的投票正在使左派与右派的对垒趋向含混,在某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不再基于各自所属的党派投出选票,而是根据执政者当下的施政效果来决定予夺了。远的不说,就让我们举眼前发生的事情为例。美国麻州一向是民主党的大本营,但不久前老肯尼迪病逝,所留下的参议员席位竟被共和党一举拿下。为什么?显然是某些民主党选民对奥巴马当局的执政现状有所不满而把选票投给了共和党候选人。再如当前台北市市长竞选的预测,据报道,竟出现了不少泛蓝选民表示要支持民进党参选人的戏剧性变化。就此而言,选民的手岂不也像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在起着择优汰劣的作用!不可否认,在媒体的鼓噪下,选民有时也许会陷于盲目而为时势所左右,但只要他们的支持率能对不得人心的政策起到惩罚作用,民主制这个最不坏的可行之策总是对伸张民意和鞭策政府有好处的。特别是相对于至今仍在中共专制下受压的中国公众,不加分析地引入齐泽克那类消解自由民主价值的闹剧性言说,实无异于为中共批驳普世价值的论调提供了有力的帮腔。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17/2010

资本主义的爱情故事和后共产综合症(下)

康正果

所以我在此必须坚持我一边倒的论述策略,那就是坚持在中文——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语境中突出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积极进取的一面,而对左情左思者批评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民主价值的言论,则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尽可能抵消它们在中文受众中造成的消极影响。

民主政治既有保障自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一面,也有放纵它过分刺激消费的一面。一般来说,执政党为争取选票,在竞选时往往做出满足选民要求的许诺,比如像提高社会福利和加强劳工保护这样的政策,就特别能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与中国相比,中东欧前共产专制国家的人民本来就享有较好的福利,民主化之后,又因地处西方欧陆与北欧福利国家的拥围中而深受福利主义的影响,齐泽克之所以赞赏“人性化的社会主义”,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此一政经地缘的特殊诉求。譬如在波兰,连农民都享有公费医疗、退休金和度假等福利,而在“工会掌权”期间,《劳工法》所保护的利益并非劳资两利,而是只侧重雇员,结果使企业负担的社会保障金过重,不但吓跑了外来的投资者,也拖跨了国民经济。再如在捷克的克劳斯执政期间,因实行高税收、高福利、高就业和企业保护政策,致使经济缺乏活力,弄得国家欠下了大量的外债。针对此类偏差与教训,反对党上台后总会将调整的砝码向另一极端推移,经过纠偏,自由放任的政策再次伸张,而高福利政策所依赖的政府干预又会得到适当的修正。这里面的是非正误当然十分复杂,虽难以三言两语在此澄清,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选情的起落总会反复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而随着问题的每一次解决,改革的进程自然会跃上新的台阶。

对俄国经济的评价,因受官方导向的影响,国人往往只嘲笑俄国的GDP增长比不上中国,却没注意到两国人民的福利水平差距有多么悬殊。相比而言,俄政府更重视民生,而非唯保GDP之为务。2010年初,俄罗斯的社会最低生活保障为8000卢布(1800元人民币),2010年年末将涨到8400卢布。与之相比,中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227.75元人民币,农村仅为100.84元人民币。水平排前的北京城区为月410元人民币,北京农村年人均才是2040元。俄社会保障金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其中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金为9300亿卢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中国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 3%)。从2010年新年起,俄罗斯各种退休金平均比2009上涨一倍半。政府拨款3500亿卢布,用于在2009至2011年间提高教师、医生、科研人员和文化工作者等事业单位人员工资。据有关资料,从1999年至2006年,俄罗斯的经济年均增长约6%,经济总量增加了70%。然而,俄罗斯人的工资和人均收入却增加了 500%,扣除通胀后,人均收入实际增长超过了200%。八年间,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高出二倍。要说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俄罗斯老百姓显然比中国老百姓分享的又多又实在了。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早于俄罗斯,且速度更快。但这一高经济增长率反映在居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及素质上却与俄国有所不同。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却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者的工资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与非公职人员的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七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成千上万中国人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还在下降。但在今日的俄罗斯, “贫穷”是相对的,那里的穷人再穷,多少都有生活保障,除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之外,他们还享有种种补贴和救济。尽管在俄国也存在贫富差别,但却不像中国那样尖锐对立,特别是严重的官民对立。中国公务员平均收入是所有劳动者平均劳动收入的1.9倍,若加上灰色收入,不知还会高出多少。在中国,非民选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团如今已成为寄生在改革开放成果上的吸血群体,别的不说,仅1100万庞大的公务员,就要耗费国家的巨额钱财。中国2008年公款吃喝、公款出国旅游、公交车消费用了纳税人9156亿元人民币,比原预算288亿元多花了8868亿元。这样算下来,每个公务员除拿工资奖金和其它福利费外,平均每人还要花掉人民血汗钱近8.324万元。按照当前贫困线标准人均年收入688元算,中国有2900万的贫困人口,如果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达九千万。如果把三项“公害”消除,中国就没有贫困人口了。据统计,2000年行政管理费在国家财政总支出中所占的百分比,俄国是7.6%,而中国则高达25.7%。

中俄相比,为什么差距如此之大?道理十分简单:因为俄国取缔了共产专制,实施了正在改进中的民主制度。执政者不能不考虑选民的满意度,故而在财富分配和社会福利上必须向民意倾斜。中国的经济尽管飞速发展,GDP已高于俄国,但由于共产专制依旧,面对政府官员的作威作福,平头老百姓完全无可奈何。三十年来,全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所提高,但好处大半为中共寄生群体所吞噬,广大的无权者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是少得可怜。

在新欧洲国家,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将如何发展,远非本文所能尽述。需要进一步追究的是,号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国特色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党天下”的中国,党的权力垄断一切,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拿中国的特殊国情为借口,给中共政权的垄断性打掩护罢了。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本应萌生和发育于传统向现代创造性转化的自然进程,它起步于清末,发展于民国,它就是被毛泽东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那一个阶段及其泥沙俱下的流程中浩浩汤汤之趋向。只可惜其中的中国特色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便为毛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腰斩。从此以后,中国被绑上中共的战车,国成为党国,民成为党民,所谓党领导一切,其实质就是由中共集团垄断国家、社会和民生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本为苏俄及其共产国际在中国开辟的一个分部,它的中国身份完全从属于共产国际。早期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拿的是卢布津贴,受的是来自莫斯科的训练和指挥,随后大搞武装暴动,连他们建立的红色政权都以“苏维埃”命名,其革命行动和目标既反传统,也反现代,明显把苏联的一套强加给中国,哪有什么“中国特色”可言!正是这一分裂国家和反西方的西化——苏俄化——倾向把中共的路线导向血腥的武装革命,而为了在斗争中幸存下去,只有纠集农村的无业者打起土地革命的旗号,靠掠夺地富,盘剥农户来养活他们的军队。在夺取政权以前的战争年代,中共集团的实质只有一点,那就是用尽一切可用的手段,只要能求得幸存。而在夺取政权后的建国前三十年中,为巩固权力和财富的垄断,从土改中斗地富到镇反中大开杀戒,再到反右中大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直到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共发起的每一次运动,实施的每一项政策,都旨在破坏传统中国社会,消除民国世代起步的资本主义因素。

直到文革式的暴戾行动再也难以为继,国民经济落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才不再死抠“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保党保权而不得不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这几年来,从官方的导向到西方的部分论断,都把“中国奇迹”归功于大政府威权的制约和效力,按照这种说法,三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被归结为党的英明政策和政府领导得力的结果。“中国特色”论和齐泽克强调的“东亚价值”论,便建立在这一被过分夸大的成就之上。

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社会三十年来的“进步”,其间每向前迈出一步,在中共均出于被迫。中共集团从成长到壮大,每一步都建立在剥夺人民自由的基础上:先是靠剥夺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打胜了内战,继而靠剥夺农民的土地和工商业者的资产建立起公有制体系,最后靠剥夺全民的各项权利来维持其极权统治。只是到后来生产队养活不起农民,也贡献不出更多的粮食养活中共集团,而工矿企业也养活不起吃大锅饭的职工时,政府才不得不实施土地承包制挽救农业,才勉强许可职工离开单位去自谋生路,才不得不开放自己无力开拓的空间,让民营和外资企业插进来援之以手。改革的动因始于政府背不起经济的重担,为减轻三十年折腾造成的负担,权力垄断者被迫向民众让出了一部分市场的自由。按照耶鲁陈志武教授的说法:“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他认为,“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三十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值得肯定和彰显的是老百姓获得部分自由后所释放的积极性,所发挥的创造力,及其谱写资本主义爱情故事的光辉篇章,党和政府的威权又有什么功劳可讲!恰恰因党政机构及其官员死抓权力和滥用权力,中国的经济让另一只看不见的手搅混得昏天黑地,问题成堆,至今仍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这只手已被证实是从中作梗的黑手,捞取好处的脏手,把利益天平压制得严重失衡的巨手,它就是罪恶的党手。正因权力的垄断滋生了腐败,才弄得本来就倾向于仇富的国人在后毛时代的中国更多地看到了西方的过去——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

现在中国已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中国人的阿Q德性于是又有了新的表现,连街上摆摊子的老太太都喜形于色,为崛起的祖国攥了一大把美国打下的白条子而倍感自豪。有论者预测人民币将取代美元的地位,更有人断言美国的经济还会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彻底的崩溃,中国的崛起指日可待。西方的危机再次让某些喜欢随声附和的国人油然生出了“社会主义就是好”的自慰。如今的时势似乎又回到本文开头所提到的那个年代,随着西方的形象在金融危机中光彩尽失,“中国模式”一时间被烘托得自我膨胀起来。得意忘形的中共当局再次摆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强势,在严控国内媒体,大搞网络封杀的同时,更不惜花费巨资,对国外的媒体大搞起渗入和收买的活动,妄图组织起媒体的“国家队”,在世界市场上搞一场非市场竞争的宏大宣传。

改革三十年,中共政权到底进步了多少?从本质上看,与其把中国当前令人感到可喜的某些方面归结为执政当局的进步,不如把那一切视为中共集团被迫作出的撤退:今日的时局充其量只能说退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所许诺的包容程度,不过相当于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状况罢了。只可惜当年的重庆谈判最终搞成一场空谈,后来的政治协商仅止于形成书面上的共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在最关键的时刻突然刹车,前功尽弃于血腥的内战。抗战胜利大接收导致的政府腐败,中共优势宣传造成的民间民主诉求与国民党专制独裁的尖锐对立,反饥饿、反迫害的呼声,特务横行,进步人士被逮捕遭暗杀……所有那些一直被指责为国民党失去民心,导致垮台的王朝末日景象,现在越来越多地重演和倒映在中共当局身上,其复现的程度可谓后来居上,变本加厉,而且比前者更加卑劣和蠢笨。齐泽克大段引用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批判德国旧制度的言论讥讽今日西方的困境,其中有一段可摘抄在此,谨供读者对比今日中国的情况。马克思说:

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然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好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它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是中共当局“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的一个说辞罢了。马克思呼吁德国政治力量争取的“愉快的历史结局”是什么?就是劝告德国执政者走出僵化的旧体制,“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零八宪章》吁求的其实也是一个让旧体制愉快地与过去诀别的结局。但中共当局却执迷不悟,拒绝与过去诀别的任何可能,他们若不延续那使他们幸存下来的过去,就会立即失去得意的现在。他们犯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性的错误”,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在想象他们相信事实上他们已不相信的东西。改革三十年,这个剥夺人民的寄生群体一直在加倍繁殖,至今已形成权力与财富结合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的日渐壮大让人联想到卡夫卡小说中的“变形记”故事:有天早晨,梦魂颠倒中的共产党人睁开意识形态的醒眼,忽然惊觉到自己一身资本主义甲虫的模样。那“甲虫”虽在津津有味地自肥,却不免因自身的异化而暗怀恐惧。为了用“异己本质的外观来掩盖”眼前的变化,权贵们与毛派行动分子沆瀣一气,排演起召唤毛魂,重构红色经典的闹剧。从大唱革命歌曲到一系列重拍革命战争故事影视剧的陆续上映,直到建国六十年大庆的游行中再次推出毛泽东巨幅画像,在“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今日,身着毛装的胡锦涛及其同伙真是装得不像,磨得不亮,一副串演闹剧的丑角嘴脸。毛尸毛像以及中共革命史神话已成为维系现政权合法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几十年持续造假,终于造成现有的大业,他们当然不会自揭老底,不会向人民承认任何历史错误。为了将意识形态的老调子硬唱下去,官方大量投资俗滥的文化消费市场,展开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革命传统修复工程。

这一剂共产主义春药带动的资本主义做爱,在纪录片《红色之旅》中反映得极为生动,通过制片人简艺巧妙剪辑的音像记录,革命传统教育与商业消费发生的肉麻关系达到了匪夷所思的高潮。

简艺从小在井冈山下长大,他从当地不少老人口中听到过很多完全不同于党史教材的说法。经历过红色浩劫的老区百姓自有他们的惨痛记忆,据他们所说,红军当年在吉安一带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所制造的恐怖和灾害远甚于原来盘踞在井冈山上的土匪。老区本来就很穷,经过革命战争的破坏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老区变得更加穷困。70后出生的简艺因此才得知,原来国民党叫红军“共匪”并没叫错,错的只是国军败在共匪手下,反被扣上了“蒋匪帮”的帽子。成王败寇,历史就这样由强权定下了铁案。然而山不转水转,铁案已铁得很久,如今终到了它开始锈蚀的一天。龚楚《我与红军》那类揭露红军罪行的书籍,中共可以长久封杀下去,但老区百姓的活记忆却一直在口耳相传中延续,任何禁锢也抹煞不掉。这一历史真相的透露对简艺自然影响深远,它使这位年轻的制片人不屑于为赚钱而去凑主旋律的热闹,而是从真实出发,建立了他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同样是在拍“红色之旅”的纪录片,他的摄影机记录下来的场景就与官方主旋律宣传的制作有了很大的不同。与迈克•摩尔那种主持讨论的介入方式也迥然有别,作为制片人的简艺完全退出了电影叙事的整个过程,他的《红色之旅》妙就妙在直接把现场中人的行动及其事件的展开推到观众眼前,让镜头摄下的画面自己说话,叙事者自始自终都未发表任何主观的评论。导演的视角隐蔽到与观众的视角同一的地步,一组组跟踪摄像的巧妙剪辑,使观众从他们习焉不察的日常生活片断中看到了党文化与生意经交配的杂种是多么恶俗。

中共利益集团深知,随着他们与包括老区人民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差距越来越大,执政党的合法性最终难免褪色的危险。为了让举国上下看到新一代领导人对革命传统的忠诚,胡锦涛及其同僚先后以古代帝王封禅祭天的姿态登上井冈山树立威信,宣示他们抗拒腐败,坚持社会主义路线的决心。技穷的中共当局企图通过“红色朝圣”象征性地重新武装自己,顺便也给老区百姓带去一场温馨的慰问秀,从而塑造他们的亲民形象。一面要强化意识形态,一面又得搞扶贫工程,中央的指示下达到地方,正符合了当地政府急于致富的谋划,激发了民众靠山吃山的热情。革命圣地于是被按照旅游观光地的卖点装点起来,山野风光加上人造的历史景点,呈现出一派游乐场的热闹:毛像不再是被瞻仰膜拜的对象,昔日的伟大领袖如今电影明星一样笑容可掬,作为一项专供旅客合影的服务,你交了钱就可与那块塑料板人像勾肩搭背地亲近片刻,在数码相机中留下那时髦怀旧的作态。连毛在井冈山的革命罗曼史也被改制成商业品牌,山路上跑饥了的旅客去饭馆用餐,服务员送上的套餐竟被称作“毛泽东贺子珍婚宴菜”。革命现在以被出卖的方式达到了狂欢的自赎,“祭神如神在”,按照官方的预期,红色商品即使被消费者当物件把玩,最终也要以它批量的粗制滥造占领市场的一席之地。革命之魂消解已尽,它的骸骨被制成旅游纪念品甩卖出去。更为滑稽的是,各级行政干部从全国各地组织起前来井冈山公费旅游,党挪用纳税人的钱给官员买单,官员的度假日也别有名目,被赋予了政治学习的内容。他们打起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招牌,在尽兴地游山玩水后走进烈士陵园,献上花圈,留张合影,算是圆满结业,带回一张瞻仰过圣地的证明,给入党或提职创造一个不可忽略的条件。对现世享乐的要求于是与关于人的处境的幻觉荒谬地混淆在一起,奉行红色迷信的公务员和生意人买上大把的香火和纸钱,在烈士墓前烧香烧纸,口中念念有词地求亡魂保佑他们早日升官发财。权与钱、官与商、共魂与市场的杂交在今日中国已不伦不类到白日活见鬼的地步,即使让巧辩诡思的齐泽克身临其境,一时间恐怕也难以从中理出他拉康式心理分析的线索。

现在我们不难看出中共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及其“中国奇迹”的本质了。不可否认,它带来了经济起飞,提高了GDP,保住了那个“8”,也制造了一批富人,还在发达国家深陷金融危机的今日持续地稳步增长。但由于中共当局处处死守党权的垄断,在中国今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中,也就处处突现出一种反自由市场竞争机制的可怕现象,那就是劣化的倾向。中国人以为一场华尔街的金融海啸,美国的经济从此就一蹶不振,将来的世界就可能是中国的天下了。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市场的竞争,其前景犹如大海行船。美国的情况好比远洋巨轮,恰在扬帆万里处遭遇风暴。虽险象环生,但冲破巨浪后,前面还会有无限风光。而中国的航程尚在近海,现在的幸免并不意味着党和政府英明会玩,而是船小吃水浅,可在风和日丽中挺进一阵。等将来赶到美国那么远的航程,碰上的风暴一旦更甚于美国今日的遭遇,弄得樯倾楫摧,无处抛锚,中国人就知道喇叭是铜锅是铁了。最近巴菲特在一次談话中就美国经济度过难关,向未来的繁荣发展作了令人鼓舞的展望。他提到了美国至今仍领先世界的四大支柱(four anchors):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强大的重工业,以机动车辆制造为中心的整个配套系统,以硅谷为中心的高科技,还有以纯粹的私有化产业为主的自由市场经济。

其它三个方面,可按下不表,仅就美国除邮局的半国营以外全为私营的经济体系而言,就是拖着国营重担的中国经济拼死拼活也无法比拟的优势。科尔内在其《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指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就是由所有制带来的预算软约束问题,这导致企业不关心如何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等方式来提高利润,而是只关心如何通过讨好上级以及与上级讨价还价来获得利益。在中国的突出表现则是,企业的领导只关心如何利用国有资产为本单位和自己捞取好处,而不关心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赚了钱在企业内部随意消耗,还漫无边际地向国有银行借钱,贷款不还,积压坏账,最后势必造成不堪设想的金融崩溃。朱镕基正是有鉴于国企这一不容饶恕的原罪,对国企展开大规模的改造,关闭卖掉了一大批烂摊子工厂。也就是在那个国企度日维艰的日子,政府放手发展民营企业,大施优惠招商外资,希望靠民营与外资救助国民经济。民营经济的复活——也可以说是民国世代的 “中国特色”在中断多年后的复兴——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三十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然而中共的政治权力垄断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与经济权利的垄断相依为命的,国家之所以绝不放手能源、交通、电力等关系国计民生等大型企业以及文教媒体等机构,就是要把体制内的群体牢牢抓在利益集团的手中,形成与体制外群体的对立,将中国人分成两个等级。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国企实际缴库的金额仅占GDP的很少的部分,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内部。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2009年的获利比前一年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国营的大公实际上实现的乃是一小部分人的大私,中共体制的劣化导向如今已把国家民族推到了内部大分裂的边缘。

冼岩在最近的一篇博克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民主化不会发端于民间的自组织化进展或基层运动,也不会发端于地方分权或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觉醒。相信这些路径的人,都是怀揣着华盛顿、伦敦或华沙的地图,在寻找北京的王府井。在中国,由于政府相对于民间的巨大力量优势,除非发生严重经济衰退致使这种优势消退,否则改革的发动力只能来自于权力高层内部。民间的躁动,只可能延迟这种发动。在中国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最现实可行途径是:等待权力上层的‘多头化’。”冼岩的冷峻分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道出了今日中国残酷的现实,但应该看到,社会状况永远处于动力关系之中,树欲静而风不止,确认这个令人气馁的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都甘心认命,只能无所作为。冼岩愿意在他的自我绥靖主义中等待上层的分裂,那就让他守株待兔去吧,从目前出现的变化来看,我更赞成于建嵘的见解。在谈到中央免去农民的农业税问题时,他向听众指出,“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虑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

在中共当局仍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严酷局面下,任何正常的抗争都被定性为破坏稳定的行为,中国民众今天实在已无任何退路。人们除了在各自的领域内为各自的权利向政府施压,迫使强权后退,再也没有任何改善现状的出路。维权者在通过诉讼、上访、抗议的行动展开每日每时的维权活动;三亿多网民在网际与网警及其五毛党兵来将挡,推广着无孔不入的言论自由;在三月一日两会召开的前夕,十三家报章和三家网络发表共同社论,直指违背宪法践踏人权的中国户籍问题;日前,成都公安悍然阻挠著名作家廖亦武出国参加科隆文学节活动,其野蛮无理的行径已引起公愤,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声讨……中共的权力垄断如今正陷于四面楚歌,八方围剿之中。

这将是持续、漫长和曲折的斗争,民要向官讨公道,民营要与国营争优势,人大、政协在向政治局要实权,地方在一步步摆脱中央的控制……只要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了私产,只要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只要公民社会的基础铺垫起来,中共的权力垄断就难以为继。针对其垄断和霸道,各种争利争权的斗争一直会持续下去,直至政治经济的民主规则建立健全起来,自由竞争的优化机制大行其道。而到了那个时候,中共的权力垄断也就在它自己劣化的颓势中走向消亡。

2010年3月5日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3/2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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