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自传(3)寻找那缺少的东西,但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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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打败蒋介石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像日本投降那样在我心中引起欢欣若狂的感情。是不是因为我从一九四六年起就在解放区生活,或者因为这场胜利早已是预料中的事呢?一九四八年冬我们从哈尔滨乘专车开入硝烟刚刚散去的沈阳,已经提前体验过这个胜利了。记得我在沈阳车站上看到蓬头垢面拥挤不堪并且肩扛手提着过重负荷的群众时,曾猜想过:只要全国一解放,这一切很快就会改变,人们将变得更文明、衣着更整洁,那将是真正的旅行,也不必携带这么多的东西了。后来的三十几年每当我乘火车又见到车站的景象时都会嘲笑自己头脑太简单了。

这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它的绝对信赖与拥护为基础的。甚至使许多顽敌也望风披靡,心悦诚服。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我,也以为党和人民的这种关系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变化。

在各大城市里,青年团干部将有几年时间忙于调查青年人在继之而来的各种运动中的思想动向。目的不是据以调整、改变党的政策或措施,而是批评扭转群众的各种错误思想,使他们更起劲地投身到党所号召的各种行动中去。党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乐于接受它的教育和领导的。听不到对于决策的异议,差异只不过是行动上积极性的高低。听不到有人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对于党的正确性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信赖的。

的确,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

于是,在党与人民之间便形成一种单向渠道:党做出一个又一个决策,发出一个又一个号召,掀起一场又一场运动,人民这一边则是听取,服从,行动……既然如此,党就非常繁忙,百务缠身,也就无暇去总结为什么在自己的历史上“左”的东西在造成灾害之后仍常常得势,来不及审视过去在一个村庄、一次战斗中行之有效的那一套东西对于治理复杂、多变几千倍的一个大国是否适用了。而它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又是空前艰巨的——无视中外历史上除苏联以外的一切管理社会的理论与制度,一切都另起炉灶。

一九五一年春我调到北京参加共青团中央正在创办的报纸《中国青年报》的工作。

共和国的成立,使我面临一个新的抉择。多年来我一直把自己从事的工作看作为中国的解放而从事的临时性工作,现在可以按我的志愿行事了。于是我选择了报纸工作。作记者,是我十几岁以来的志愿。

一九五0年冬,我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苏联,我担任翻译。即将创办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少年报》需要学习苏联的经验,于是我就为《中国青年报》未来的总编辑张黎群和《中国少年报》筹办人之一朱洪作了翻译。我们认真听取了苏联《共青团真理报》《少先队真理报》主编与编辑部各部门负责人的介绍。这自然成为我去《中国青年报》工作的一个极好机会。

我走进一个我十分熟悉的那类人的圈子。编辑部是由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二十六岁的我已属于年长者了。他们来自大学,是参加过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学运的。绝大部分人尚是独身。几十个人很快熟悉起来,说说笑笑,相互之间既无政治戒备,也无利害冲突。在为那即将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而举行的各种会议上,并没有几个人说出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意见,但那多半并非由于恐惧,而是认为党不会错,因而主动放弃了异议。这种状态一直继续到一九五六年。

伴随着这张报纸的创刊,这个内战战火刚刚熄灭不久的中国,几乎同时卷进了几场铺天盖地、热火朝天的狂热的政治运动的浪潮。全国各个大小城镇和乡村同时爆发了抗美援朝运动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一边,是无数十几岁到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女热烈报名参军或加入军校,那一边,则是前国民党军政官员和特务跑到各地政府自首,交代自己的罪行。城乡人民一面热诚地捐献钱物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向政府检举他们认为是隐匿的反革命分子的人,直至自己的父母。敲锣打鼓欢送青年参军和揭发斗争反革命分子与恶霸的大会小会同时进行。在人们毫无保留地拥护中共中央发起的这两场运动的热情中,不难看到对于中国终于赢得民族独立的欢欣,和对于一个新世纪终于到来(其标志是国民党溃退前夕疯狂的通货膨胀终于被制止,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社会治安逐步恢复等等)的感奋心情。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这一切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也就以同样程度的信任和服从寄予新政权。

在我们编辑部里,一面紧张地从事大家都相当生疏的编报业务,同时连续地把白日和晚间的时间用于开会,具体审查政治历史上有可疑情况的同事。在全社会公开进行镇反运动的同时,公职人员内部还开展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必须逐一 坦白交代自己历史上不纯洁的形迹。一天早晨,在我的办公室里却发生了一件引起震动的事:坐在我对面办公的一位我手下的编辑人员丁佛恩,忽然不见了。事先事后都无人向我说明逮捕的理由,我只风闻此人是一个“托派“。我知道他是从安徽来的,读初中时便思想左倾,想只身奔赴解放区,投奔共产党。但这时一个友人介绍他加入了一个自称是共产党的组织,据说其实是托派,冒充共产党,因而他便成了托派。

丁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沉默寡言、工作十分认真踏实,也有一定能力。我怀疑,既然是无意中误入托派组织,若无反革命行动,是否算得上是个“托派”.但在那时政治警觉高低直接等于革命觉悟高低的气氛中,我又怀疑自己是否太“右”,心想:此人的沉默寡言和常有忧容,落落寡合,我一向以为性格如此,是否就因为历史上有不可告人之事呢?总之,没有人认为一个人被秘密逮捕有什么不正常。只要是“革命需要”,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

这年三月,一辆当时极为罕见的豪华进口轿车有几次开进我们报纸所在的团中央大院。听说里面坐着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大家都跑出去想一睹她的芳容。那时江青还很年轻,身材苗条,笑容可掬。她是负有毛的特殊使命来找当时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历史学家许立群的。许立群是著名才子,于中国历史也颇有研究。不久,我们就得知江青来此的目的了。发起一场全国性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那篇《人民日报》社论,就是由毛泽东授意经江青传达,由许立群执笔的。

这部解放前夕由进步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拍摄的电影,一部传记片,本来是为了赞颂清朝以行乞手段兴学、为贫苦大众献身的农民武训的伟大精神的。主人公既出身于劳动农民,宣扬的又是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因而在几大城市上演都很受欢迎,甚至获得了中共高层文艺领导干部的好评。谁也没想到毛泽东竟认定它是一部有毒的影片,还成为一次全国性运动的批判目标。

我们看这部影片时,它已经是作为批判对象的反面教材了。然而武训为使平民能受到教育而宁愿过苦行僧式行乞生活的精神,仍然感人落泪。当我读到毛和他人批判文章中指责影片“污蔑农民革命斗争”宣扬“被压迫者的解放可以通过教育达到,并不须经过革命手段和暴力行动”等错误时,最初半信半疑,觉得似乎提得过重了。然而在自省中,又觉得这正表明自己一向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毛的高瞻远瞩,能从一个人的故事中看出有战略性意义的根本性问题,令人敬服。

那时根本不会想到这场批判和同时进行的对几部小说、剧本的“人性论”、“侮辱劳动人民”等问题的批判,会使一批作者、演员一蹶不振,几十年停止创作生涯;使整个文艺界创作人员陷入惊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思考,或停止创作,或尽力迎合中国共产党的需要,为此不惜歪曲现实,以致使中国文艺事业日益衰落达二十余年之久。

这年的七月一日,在北京市先农坛体育场召开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的大会。细雨蒙蒙中在观众席上悬挂的大幅标语,红色显得特别鲜艳,上写“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心中忽然出现一个念头:这话是不是说得太早了些?这种话似乎应该留给别人去说,而不是共产党自夸自赞。我立即察觉这个念头几近叛逆,然而又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个口号。

我并不反对批判《武训传》,但看过电影后又觉得它即使有些缺点也并没有说得那样严重。至于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我没读过。作者萧也牧就和我在同一个大院工作,我觉得他人很好,即使小说有错误,值得这样连篇累牍地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吗?过份了吧?我这时若能预见到萧也牧其后的命运—“三反”运动中受批斗、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被迫害而死,若能预见对这篇以及一系列作品的批判会给全国文艺界与思想界造成的严重后果,我就不会止于怀疑了。

我对政治生活的冷淡情绪和我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疏远差不多发生在同时。我自幼理论兴趣很高,去苏联时发点零用钱,也买了一些这类书籍。我从这些书中看到,共产党一经掌权,理论的使命就降低为解释领袖的一本著作或一篇论文,从不提出新问题,很少有作者独立的见解了。贫乏的内容和枯燥的词句令我厌烦。我并不想作个理论家,但当我确认只有革命领袖方能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而我们一般人只能学习它和牢记它时,更觉索然无味了。

没有任何决策需要我参与意见。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要大家去探讨和提出不同意见,一切都在上层决定了。我们的使命就是不停地听和记,然后照办。我感到寂寞了。没有任何民间组织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团体,全国社会生活事无巨细都由党承包下来统管起来,个人的作用微不足道。

我刚刚结婚的妻子朱洪是政治积极分子。“三反”运动时我们到一个大礼堂开会,团中央数百名干部齐集一堂。台上站着那位被批判的作家萧也牧,是作为贪污分子批斗的。朱洪和大家一起,使劲喊“坦白交代”之类的口号。我问她:你手里有多少罪证材料?原来只有内部传达下来的一丁点儿疑点,要用众人的压力挤出一大堆来。

我个人生活里这时发生一个关系到整个民族前程的问题。我和朱洪不想很快就生孩子。但政府的政策是不准避孕,禁止人工流产。一九五二年起市场上已无任何避孕药品和工具出售。团中央机关一个工作人员年年生孩子,一概给补助,直到生下十一个,过度疲劳为止。毛泽东说社会主义不怕人多。我对人口问题最初还想得很少,但我和我的妻子经常处在她可能怀孕的恐惧之中,而城市里像我们这样不愿生或不愿多生的人是不少的。这使我想到:为什么没有人听听我们的呼声呢?朱洪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去做人工流产,由于是不合法的,她不能在手术后休息。上海的女工和北京的女知识分子中都发生因自己堕胎而死亡或残废的惨剧。

个人有多大自由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随着政治愈益浸渗到每人生活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个人的地位就不断收缩,越来越渺小了。政治利益是以至高无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目出现的,所以不容怀疑,不容讨价还价,只能服从。我们在办公室、在会场甚至在家里最常听到的词汇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党(连非党员也是)不忠诚老实(既包括不清楚交代自己的历史或家庭、社会关系中的问题,也包括不坦白自己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自然是最危险的个人主义。没有入党要求是落后的表现,要求入党迟迟不成而情绪波动,也是个人主义。工作中的失误、粗心、对于不感兴趣的工作缺乏兴趣、对于想不通的事情抱有异议等等,也是个人主义。想升学深造,为各种原因而不安心现在的工作,要求调离,甚至夫妻分居多年希望团聚,都属于个人主义。

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毛泽东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规定的战略方针中重要的一条。每个人身上都有资产阶级思想,主要又是个人主义。因而每个人都是有罪的,都必须以改造思想来赎罪。而由于“个人主义”囊括了全部个人利益,包括合理的、于革命有利的个人利益,所以思想改造又是没有完结的。

这种思想改造热高涨到什么程度呢?团中央幼儿园里一位女干部,每星期六当她丈夫一周一次回来度假时,首先要他汇报这一周的思想,然后再过夫妇生活。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在我们中间传为笑谈,但其实我们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从这时起,“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这些口号还要流行几十年,没有多少人怀疑过一个政党有什么权力向一般公民提出这种狂妄、蛮横的要求,更没有人识破,这个对于共产党而言是一种僭越、而对于人民则是一种侵犯、剥夺和侮辱的口号,竟然毫无阻碍的变成至少是大陆城市居民的道德准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当然,一定是有人像我一样对这种宣传感到不舒服甚至厌恶的,但是在那种政治气氛中,又有谁愿意或敢于说出来呢?党的权威是那样至高无上,而这种绝对权威却只能通过代表党的个人来实现。这些个人在执行改造他领导下的许许多多个人时自然无暇也无须改造自己,而他们的特殊地位恰恰对于养成最可怕的、最终会祸国殃民的个人主义是非常适宜的土壤。在共产党掌权后只须几年,这种几十年也医治不好的病症就会蔓延开来了。

保证党的权威在党内是铁的纪律。在战争中和地下斗争中长大的党,从来是下级服从上级压倒了少数服从多数,而上级也就只能是个人。我进入解放区以来常常怀疑的就是这种纪律,一个党员对上级的服从是否应该有个界限呢?明明错的,也要服从吗?这种疑念不是无缘无故,而是觉察到上级并非总是正确的结果。大约是一九五二年,在中国青年报社的编委会会议上不知怎么讨论起这个问题来,有人把可能发生的荒谬推到极点问道:“上级叫一个党员去杀人,他也必须去杀吗?”这时,我的一位老朋友、延安时期的老干部竟然说出这种话来:“也要去杀!”我听了既惊异,又觉得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我多年来已经感觉到“铁的纪律”在实践中能够变为同它原来的意义全然相反的东西。但那时我还不知道,革命党竟可以变成法西斯,而且就是从纪律这里开始演变的。

这太可怕了。我不能预见几年后的反右派运动中人们真的按照党的领袖的意志去“杀人”——从政治上处决一百万人,更料不到十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真刀真枪的大规模杀人。当时令我感到惊恐的,是已经存在的现实:人们对于按照党的领导的意图推行的一切,全然接受,即使是对于自己命运的不合理的判决。一位二十岁的姑娘,编辑部人公认为很有才干、并且肯定会成长为一个好记者,仅由于恋爱中的过失——和一个已婚的干部发生性关系而怀孕,被开除青年团团籍并被赶出了中国青年报。没人提出异议,她本人也顺从地走了。走得悄然无息,以为自己是犯了无脸见人的大罪。

人们不是不能料到这样将毁掉她的一生。但是即使我,也止于默默同情,却仍然觉得她有罪。传统的性道德观念和党的无情裁决配合得很是默契。

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结束,政治运动暂告平息,举国投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在编辑部分管青工部,而工业建设是全国重点,工作忙碌起来。

学习苏联的作法,我在报纸上连续报导青年工人和技术人员在生产和技术革新方面取得的成绩,用以发动青年投身建设,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报导中有许多机械工艺、技术词汇和数字。对这些,我没有多大兴趣。

几年来这张报纸(也不仅是这一家报纸)充斥版面的都是各种好消息:政治运动的进展,经济领域的成就,各方面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就是解决青年人各种“思想问题”的讲道理的文章,常是就青年人中一些十分琐细的“错误认识”、“思想顾虑”做一番训诫或说教,目的是引导他们接受党的某一项政策或参加某一场运动。不知为什么我对这种文章十分反感,但五十年代它却非常走红,竟成为流行一时的文体。

在报纸上看不见不同的意见,看不到对生活中除群众的“错误思想”以外任何消极现象的报导。读者只须知道党和社会主义的成就,好像这才不致动摇对二者的信念:只须看英雄们的道德风貌,和倾听各种训诫,这才不致堕落。此外,不必关心和了解这个世界,自己身边和个人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切听从党安排”了。

报纸的单调、枯燥的面孔和单向宣传,在有一点上却是真实的:我们的生活也是如此。

我不满于此,我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试图发过几篇批评官僚主义和工业生产中严重浪费的稿件,通不过。这正是中国在各方面都以苏联为师的时期。我奇怪了:报纸也在学苏联,为什么单单在公开开展批评和反官僚主义问题上却学不得呢?这个疑问今后将烦扰我三十年,我将两次为我的这种企图付出仅次于死亡的代价。

用以后批判的语言,我这时已经开始“自我扩张”和“按个人的面目来改造党”和“顽强地表现自己”了。我认为工人阶级既然是“国家的主人”,就不应是生产的工具。他们应该“目光四射,关心和干预一切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我决定到生活中去寻找这样的青年人,放在突出地位给以表彰。

我向记者们布置去寻找这种人。我在来稿中搜寻。我亲自到天津市工厂和商店中去寻觅。结果是一场空。偶尔找到一个两个,也都是有较多缺点的人。

直到一九五四年,我才终于在沈阳找到了我心目中的英雄。

像每次我来到地方团委的青年工人部一样,在沈阳团市委,人们也照例向我介绍了一连串劳动模范的事迹。这种人是当时报纸上走红的人物,改良一种刀具或机床的其它部件而使劳动效率提高几倍到几十倍的劳动模范,我在我们报纸上就宣传了很多。大约是对方觉察我听得厌烦了,见我不再记录,便不再说下去,但像是忽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他自己对自己笑了起来,说:“有一个怪人,原来也是劳动模范,现在却不是了。想听一听吗?”

我的精神立即振作起来,他便继续说下去:“这个人是车工,很聪明,常搞技术革新,多次受到奖励。名叫杨有德。他的毛病是不太安份,爱管闲事,老爱指手划脚。下工以后,常到别的车间转游。那时机械七厂正突击制造朝鲜前线需要的一种矿车。杨有德闲下来就常到那儿去观看操作情况。他说,矿车轮子的圆度不够,怕要出问题。技术员不听他的,继续生产。果然没多久,很多矿车被退回来了:轮子都破碎了。工厂生产风扇,他又去看,说扇叶的角度不对,人家还是不听他的,不料又被他说中了。这种事发生了多起,每一次杨有德都得罪几个人,于是他就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了。”

我决定去看看他。

杨有德二十五六岁模样,穿得干干净净,坐在厂部安全科的办公室里接待我。我心里暗暗惊异:他为什么不在车间了呢?他的相貌也使我意外:面色白晰,文质彬彬,根本不像个工人。尤其是那双眼睛,很亮,但透露着忧愁和不安,很像是个神经质的人。原来他已被调离车间,现在成了专管技术安全的职员了。脱离体力劳动这本来可以被看作一种提升。可杨有德并不愉快,他苦笑着说:“这样,我就被拴在办公室,不能走进车间挑毛病,干部们就放心了。”

杨有德把我领到他家里,一间进深很浅的小小房间,墙上、桌上放满了书,其中居然有一些日文技术书籍。床上放着一满盆水,旁边是没有叠好的被。杨有德见我不解的样子,便解释说:“我是在试验搞一种消声器。”

有一个车间噪音太大,震耳欲聋。杨有德便找来许多技术书,决定自己设计一种消声器。好些天来,他每晚把自己和一盆水蒙在被子里,不断敲锣,观测水面的波动,惹得他妻子很不耐烦。

这并不是厂长或科长交给他的任务。这无疑要耗去他很多业余时间,失败的可能性也许比成功的更大。是不是因为寻找、发现和创造的过程本身给他以很大乐趣呢?可能。但他又不是那种邀游在科技世界里的发明家。他不是车间主任,却比主任更关心车间里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厂长,但看见生产出了很多废品却比厂长还焦急。为了改进一种产品的质量,他改进设计,图纸交上去,几次都遗失了,仍然不顾别人的厌烦频频过问,直至产品有了改进。他常常在工厂门口拉住厂长,指出他讲话和工作中的失误。在干部中间他成了不受欢迎的人,以致必须把他调到一个只有很少机会提意见的工作上去。最使领导人不满的,还是他常常把不被接受的批评和建议投到报社去。

我写了一篇通讯,希望杨的这些品质能在青年工人中普及开来。几年以后我才认识到这是很难很难的。五十年代初期正是大批青年农民涌到工业部门之时。走进城市和工厂,能吃饱饭而且是细粮,又有固定的货币收入,他们就非常满足了,生怕失去这个地位。要求具有这种意识而又文化不高、视野狭窄的人像杨有德那样行动,是根本不可能的:又何况中国的政治环境不是助长而是限制和压抑这种性格的发展呢!杨有德是个知识分子化了的工人,他甚至还懂一门外语。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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