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古诗，“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又是中国人一年里最重要的节日。一九五九年我们这些右派分子的春节，是在比“倍思亲”痛苦得多的心情下度过的。下放干部中非右派的“好同志”在春节前一概返回北京去和家人团聚了。分散在相距很远的几个村庄的右派们，在除夕的晚上思念的不仅是远在他方的亲人，而是各种忧思愁绪一股脑儿袭向每个人的心头。这不是一般的分离，而是在近乎犯人的身分下与家人的被迫分离，已有一年之久了。妻子和孩儿今天是什么心境?他们一定是同样思念着我，而我对他们是有罪的。妻子一定会强打精神，掩饰自己心中的悲苦，强作欢颜，想方设法驱散笼罩在家中和孩子们心头的愁云。这是一个凄凄惨惨的春节。放眼望去，还要有多少个春节会在这种状态下度过呢?一片迷茫。
憨厚慷慨的刘二孩，已经用他仅有的白面做过几次拉面了。今天他体念我的心情，又把最后一点面粉和了起来，包一顿羊肉胡萝卜馅的饺子，作为我们的年夜饭。还弄来一点酒。他不停地和我说笑，我也很想不负他的苦心，但实在装不出欢快的样子。
党把我放到右派中的右派——极右分子的地位，使我每月的生活费连维持个人生活都很困难，并以大量公开的诋毁使我在全国臭名昭著。这，在有一点上倒使我受惠匪浅。这使我和一般右派不同，对自己的未来可以不抱多少幻想。我认定自己是不可能再恢复失去的一切了。这使我把自己摆在和农民同等的地位。不仅现在，而且包括将来。故此，在“大跃进”初期，当我看到报纸上的吹嘘，说中国几年以后全国农民平均能吃到多少肉、多少牛奶和多少水果时，我默默地想，这就是我将来能得到的份额了。我逐渐习惯于和农民一样地感受外界发生的事情。我和他们一样对取消工分制以及收入一年不如一年感到不满，一样为今年丰收的粮食丢在田里不收却夜夜加班大炼钢铁感到心疼，一样为实行“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公共食堂制造成的浪费不满，一样为眼看就要到来的粮荒感到忧虑。
我已经能完全听懂他们的方言，他们也能理解我的言语了。我的右派身分不仅不使他们疏远我，反而使我获得他们的同情，待我如自己人，因而在我面前他们无所不谈，甚至开男女之间的大胆玩笑。我这才知道，这里的两性关系，并不受中国传统礼教的多少约束，大家并不以婚外性关系为耻。
春节后不久，突然接到通知，右派分子也可以回北京了。我们喜出望外，老乡们也都为我们高兴，却又有些难舍难分。出我意料，竟有那么多人到我的窑洞里为我送行，人人还都带些礼物来——一包包煮好的鸡蛋，这时已是比较珍贵的东西了。我为这种深情感动得落下泪来。
在北京暂时的假期裹，我们并未休闲，而是像一支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士兵一样，来一次休整即训练。要回顾一年来劳动改造中的收获和问题，订出下年进一步思想改造的计划。
这种活动，我们在山区平顺县已经进行过一次，以后还要每隔一段时期就再来一次。
先是每个人自己说一遍，然后由众人进行批评，包括揭发他本人没有说出来的事情。不能说人们是不真诚的，然而又不能说没有演戏的成分。若从总体上说，则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完全虚伪的。坐在这裹自责又互责的罪人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制造的最大奇寃：明明是出于爱国之心，并且是在党的主席毛泽东诱导之下说了话，而且是说了正确的话，不算有功倒也罢了，怎么倒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人得而耻笑和践踏的贱民了呢?现在，这些因真言获罪的人又必须“为了革命的需要”而说假话了。每个人都变成双重人格，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真错（一九五八——九六O年的人为大灾难就证实我们对了。反右运动使全国缄口，毛泽东才有可能倒行逆施），却必须口口声声认定自己是罪人，而旦永远赎不清罪，必须“老老实实继续改造”。每个人咒骂自己和批评别人的调子都不能比别人低，不然“改造态度”本身就是个问题。有人会在检讨自己时激动得流下泪来，然而若有化学试剂能够分析那泪水的成份，就有趣了：一半是由于自己其实为个人的不幸和寃屈难过：四分之一是由于急于摘掉右派帽子而看来一时无望；四分之一是真实的悔罪和痛苦，这是作为另一个角色所流出的泪水。
其它的右派应该为有我这个右派在他们中间而感到庆幸。因为我永远是罪人中的罪人，是他们中的重点人物，也理所当然地是每一年改造表现最差、离改造目标最远的一个。因而我在会议上占去的时间总是几倍于他人。我也当之无愧，毫无委屈和不满。因为还在一九五七年我就认清了一条真理：和我言论的质量与所造成的影响相比，他们其实都算不上右派。这是毛泽东铸成的一个大错：不是他和他的战友们把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就是他太缺乏自信。倘使他仅把几人或几十人而不是一百万人定为右派，那场运动的荒谬性就不至于过于明显，他也不至于树敌过多。
总之，这道算题现在应该反过来演算了：既然每个右派都承认自己认罪仍然不足，改造态度不够良好，那么我就必须把自己的不足和不良加码一倍或几倍。既然大家都说对于个人未来还抱有幻想，我也就得照样加码，虽然我的幻想小得多。既然人人都自认为在劳动和生活中缺乏艰苦精神，我自然更是这样……
每个人都真正进入了角色，不能说大家在说假话。尽管用的老是那一套政治词汇，但仍然能使被批评者难受一大阵子。可是我仍然坚持一九五八年的一个猜测：一旦有一位领导干部进来宣布：对不起，一九五七年把你们搞错了，现在决定平反……我相信这十七个人不会有一个人犹豫，立即会争先恐后地鸣寃叫屈，要求平反。真正会犹豫的也许又是只有我一个人。
一九五七年对我的批评，只有一条我至今记得很牢，说明当时受伤很重。
我和两个右派朋友一起到幼儿园去看自己的孩子。我的两个孩子出来了，站立在我一左一右。我多么想拥抱他们——我的宝贝!我日夜思念不止的儿女!但是我惊呆了：一向非常活泼的儿子女儿这时都呆呆的，眼睛都不肯望我，说不清是对我的疏远，还是惧怕。我的泪水一下止不住倾泻出来——一时百感交集，觉得我这个父亲对不住他们，他们一定受了不少歧视……
在右派自我批判会上，有人揭出这个事实，质问我那时为什么哭?是什么感情?是不是出于对党的仇恨!
我不愿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人向我心中扎了一刀。我心里愤怒地高呼：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成了野兽吗！？
我知道我的厄运会株连我所有的亲属，首先是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但究竟他们受到了什么痛苦和多大痛苦，我恐怕永远也难以了解清楚。在暂短的相聚中，朱洪自然不会告诉我这些事，担心会影响我的情绪，妨碍我的思想改造。两个孩子过于幼小，他们只能在长大以后回忆自己的童年时才能懂得受到过什么痛楚，以及为什么。
老实说，虽然我像所有右派一样必须不断在检讨中承认自己对党“犯下了罪行”，其实我认为只有在我的妻子孩儿面前我才是真正的罪人。他们是无辜的，凭什么蒙受本应由我本人承担的痛苦和损失?
中国毕竟有了进步，不再“祸及九族”，“满门抄斩”了，但是，精神上绵延不绝的痛苦和压力呢?知识分子和党政官员，无论党内党外，一般对共产党都十分信任，愿意效忠，几乎没有什么人不在争取入党。入党固然是上升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但不想当官的人也不甘落后，因为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已经形成一个舆论环境：作一个共产党员是无上光荣的，而长期不能入党则标志着一个人政治上的落后，好像对子女都欠了一笔债。这就是连许多过去的民主人士也一心靠拢中国共产党，生前来不及的话，死后也要争取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的原因。有些知识分子给党支部月月写思想汇报，年年写入党申请，以致获得一个党员的称号本身成为了奋斗目标。现在看来相当荒唐，然而这却是现实。一般农民或工人没有入党这个政治需要，在对待我们这种人的态度上就保留了较多的人性，可以同情，甚至帮助和保护。有了入党要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就不同了，不能放过这种落井下石以表示自己进步的机会，或者，至少也要提防旁人说自己和右派“划不清界线”。正是这种政治气氛，使右派及其亲人受到更大的压力。
偏巧我的妻子又是一个进取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人。便在五十年代初期她就开始申请入党，但是由于党十分重视阶级成分和海外关系，她的入党问题一再拖延。我成了右派以后，此事便绝无希望了。然而她对自己政治和思想上的要求，却仍然比别人、甚至比党员更严格。这就是说：她必须比别人更多地去奉献自己，又要比一般右派的妻子承受更多的精神痛苦。
当时她已是《中国少年报》的中层干部，而这一层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是党员。以她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精神，完全可以承担更重的责任，然而我却断送了她的前程。 我给她带来的更大的痛苦，也许是她必须常常被要求揭发我的“罪行”和我的思想动向。她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对我的同情，将是她永远清洗不掉的一大过错：“与阶级敌人划不清界限”。为了表明她纠正了这个过错，她必须更多更激烈地揭发我批判我，而她是爱我并且了解我的，怎么能满足那些人的要求呢?
我又不是一般的右派。右派分子在报章上公开受到批判的是极少数，而像我这样在《中国青年报》上被连篇累牍批判一个多月的更是极少数。我的臭名远扬，自然要分摊到我的妻子身上。一般右派，不过降几级工资，我则全部工资都不发了，这又使我的家庭在经济上也比一般右派困难得多。
上述这些，虽是意料中事，但在三年劳改中，常常使我心胆欲裂。
我体会到，当一个人的厄运给爱他的人造成痛苦时，他本人的痛苦并没有减去一半，而是两个人的痛苦都加大了一倍。
从一九六一年春天开始，右派们都被安排到机关农场劳动。
农场分给几名右派的任务是进北京城里去运粪到农场作肥料。第一天下午，我们每人拖上一辆上面装有一个大木箱的双轮车-徒步走十五公里，进入北京东直门，这时已近傍晚了。我们把粪车放在报社院内，回家过夜。第二天清晨，再拖着粪车到报社以及附近的宿舍院内，打开化粪池，一勺勺把粪尿装进木箱，然后拖着大约六百斤重的车子，徒步走回农场。
掏粪向来被看作最低等的工作，尽管在这个人人为饥饿发愁的年代，谁都明白肥料的意义。
最低等的公民从事最低等的劳动也是理所当然，因而并不会太使我难堪，但每次回家，我身上总染着粪臭，连我自己都闻得出来，我怕朱洪会讨厌——她的嗅觉又特别灵敏。我一进家门，就换一身衣服，但总觉得臭味仍留在身上。
然而她好像根本感觉不出我衣服上的味道。似乎也不是故意掩饰。我想她对于我能多回几次家还是高兴的。儿子女儿放学回来，家里多了一个爸爸，而且是那样爱他们的爸爸，气氛就欢乐多了。
我慢慢知道了一点真情。一九五七年前存下的仅有的一千余元存款已经用完。现在全靠朱洪一个人的月薪养活我以外的五口之家——我姊姊的两个女儿也都住在我家，上中学。我父亲那边，逢年过节也需要有些接济。朱洪必须杜绝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生活十分拮据。四个孩子的衣服，必须不断地以大改小，以旧翻新，又要使他们的穿著不至于太寒酸。这样，我们家那架缝纫机就不得不天天运转，每晚嗒嗒地响个不停。当它终于停下的时候，朱洪的手还不能停，她又在给全家六口人补袜子了。她本来在工作上就是不甘人后的，现在她加倍工作，加班，生病不去看，仍然不足以赢得常人应受到的尊重和信任。如果我完全丧失了与人平等的地位，她至少也失去了一半。深夜，当孩子们入睡后，她一定常常为对我的违心的批判或遭到的冷言冷语暗自哭泣。
当她低头补袜子时，我见她不时抬起一只手去揩眼角，这是泪囊出了毛病。我不在这几年，她流过多少眼泪?我姊姊也有这个病，也是她丈夫造成的。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只不过是夫妇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我这个丈夫给妻子带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压力，众人的鄙视，经济的窘困，以及所有这些条件之改变的遥遥无期!
朱洪还必须用她的双手去解决大饥荒给我们家造成的特殊困难。那时凡有中等以上收入的人家，总要去买些高价点心和糖果以补充日常配给的不足。我的邻人每隔几天便要到自由市场上买一条羊腿。而我们家却只能靠一般市民的定量配给。每到星期天吃早饭时，朱洪便把这个月每人半斤的低级点心平分给每人一块，最后多出的一块总要放在我的面前——因为我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我实在难以下咽。
她从不疾言厉色地对待孩子。但是有一次她却把大洪打了，因为他被同学撺掇，拿走了放在桌上的钱去买高价糖。她也知道，孩子是因为饿，敌不过周围小朋友吃高价糖果的诱惑，她并不是舍不得那五块钱，尽管那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我出事之后，她对两个孩子的管教特别严格，多半是为了使他们将来不像我这样“犯错误”。
她一定后悔和自责过。男孩子已经为自己的父亲受到凌辱了。我只偶然听到一次——大洪和院子里的孩子大声争吵，那孩子拿出最锐利的武器：“你爸爸是右派！”这一声喊叫，有效地制服了我的儿子，我再也听不到大洪的声音了。
一九六一年秋季，右派的劳动改造终于完结，可以回报社工作了。
我被分到国际部数据组，工作是从报纸上剪贴需要保存的数据，分类归档，兼管借阅。同时，外文报刊也由我管理，还不时需要我从俄、日、英文报刊上摘译一些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因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气氛的松弛，这时正继续发展，因而在我们这些尚未摘帽和已经摘帽的右派同“好同志”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一个人开始把另一个人当作人看待，而不过分计较他身上的政治标签。两位摘了帽子的右派被任命为部门的副主任，其中一位后来甚至被评为劳动模范，他的大照片竟然被悬挂在团中央的礼堂里。国际部的人称我“老刘”，相互可以说说笑笑，甚至有两位女编辑还请我教她们俄文。
不过这也会带来于我不利的结果。他们有时会忘记我仍然是个戴着帽子的右派，也把我叫去参加本来我不应参加的会议。会议进行中间，政治感官比较敏锐的人会忽然发现这么一个异己分子在场，于是便大喝一声：“刘宾雁!退出会场！”我便在几十人或上百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十分狼狈地匆匆溜走。此时那种如蒙大耻的心理，我记得很清楚。在每日每时处于贱民地位几年之后，一个人居然还会不能习惯于当众忍受羞辱!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此乎?
朱洪不说，我也不说，彼此心照不宣地盼望着给我摘掉右派帽子那一天的到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下班时，我在楼梯口看到一张不大的告示，上写：根据团中央党委会决定，从即日起，给以下人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我的心急剧地跳起来，以最快的速度读完这张名单——心几乎要跳出咽喉，我又重读一遍——没有!所有尚未摘掉帽子的人都名列其中，唯独没有我!
这张纸像是一团火，我被它烧灼得匆忙逃离。我昏昏沉沉地走出办公楼大门，走出院落，走过我已经走过无数次的街道，但我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方。
我怎能走进家门呢?我怎样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的妻子呢?她等待我结束贱民的身分已经四年有余。到昨天为止，还是十二个人戴着右派帽子，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了。她身上的压力一天之间无异于增大了十一倍。我怎么向她交代，用什么话来安慰她呢。
对于这个局面，我和她都是没有准备的。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干部中有不止一个人表示过我在思想改造中还是好的，并且还暗示过我的右派帽子不要太久就可以摘掉。
此时此刻，我若能得知全国各地有数以万计的右派还要到一九七八甚至一九七九年才能摘掉帽子，我的心情就不会这样懊丧了。然而在一九六一年最后的一个晚上，我心中却只有一个念头：中国青年报社内只有我一个人是右派了!
这个念头伴随我很久很久。并且我始终不知道为什么。我找过《中国青年报》党委和团中央的一位书记，他们都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我不能摘掉右派帽子?
每天深夜二时或三时，我会一下子醒来，再也不能入睡，头脑里出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只有我，仍然是个右派!接下去想到的便是我身边的妻子，另一个房间里酣睡着的我的儿女。从四年前起，我已经对不起他们：而今后，我的罪过将越来越重。
我明知道这是一个我找不出答案、看不到出路的问题，然而我又无法甩掉它。
我开始脱发了，一片一片地脱发。医好了一块秃斑，另一块又秃了。
白天，我照常工作，默默地剪贴一张又一张的报纸，默默地去代替国际部的编辑们从事分配下来的劳动任务。他们有时有放不下的工作，有时并没有。反正我是一个现成的劳力，只有我一个人不能拒绝任何指令。一九六三年的一天，我在这种劳动中负伤，几乎瞎掉一只眼睛。
一九六二年年初起，中国政局出现一点转机。当时，我并不知道一月底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承认他对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大饥荒负有责任：也不知道北京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轮流脱离工作，整天开会，回顾一九五八年以来党的工作中的失误和提出批评意见。
我是在一次我的右派身分侥幸被别人忽略，被叫去听一个重要会议的录音的时候，偶然听到陈毅在广州戏剧座谈会上的讲话，得知政治气候大变化的。他说以后将不再对文艺工作者戴帽子，打棍子，有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也将不再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他诙谐地宣称：从现在起，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我兴奋不已。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题为《文艺要为全国人民服务》，不再提“为工农兵服务”了。《人民文学》刊载了王蒙的一个短篇，《中国青年报》又发表了方之的一个短篇《出山》。两个人都曾是右派，显然已经摘掉帽子。然而这也已然是一种宽松景象。
方之的小说很有力度，反响很好，我也很喜欢。其实我是在大家议论这篇小说时才得知他曾是右派的。我开始忖度自己的未来了。一旦我也摘掉右派帽子，是不是也可以继续写作呢?左思右想，最后黯然放弃了这个指望。我这个名字太臭了。从不给我摘帽子看，我原先的想法——我是右派中的右派，是想对了。一定还会对我另眼看待的。
那么，难道我就如此下去，以剪贴报纸和翻译些无足轻重的小稿了此一生吗?当然不！
我心中那一小块“资产阶级王国”仍然很顽强。不，不能屈服于逆境，一定要有所作为。我要使我的妻子和儿女有一天为我感到骄傲。我将以此补偿这些年给他们带来的灾难。
不是让我管外文报刊吗?我有意订了很多份苏联的报纸。这是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国家，赫鲁晓夫又正在那里执行变革。让我来研究苏联吧。我相信自己能有所发现。
其实我的野心并不以此为满足。那时歌唱家刘淑芳很走红，她的歌声确实颇有魅力。有一天从广播中又听到她的歌声。忽然，从我内心深处，完全无意识地，有一个欲望逐渐膨胀起来，充满我的所有血管。我好像要大声喊出一句话来：“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写出一部震撼全国的作品！”
这个欲望使我自己都吃了一惊。我想，即使可能，那也是很遥远的。
大约是一九六二年的一天早晨，当我又一次见到北京街上重新出现了炸油饼的油锅时，心想：这次饥荒过去得还算快。朱洪几次出差回来，都带来些好消息：各地食品的供应明显缓和了。
这也就是毛泽东决定再一次收紧政治局面，把中国投入另一场“阶级斗争”的时候。后来中国人摸出一条规律来：“刚刚吃上一碗饱饭，就又要折腾了!”
在意识形态领域，叫作“反对修正主义”，主要是指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在农村，则叫“四清”，在城市里叫“五反”。其实是又一次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不是七年前消灭了吗?不够，人们头脑里还有，而且“三年困难时期”又使这种东西泛滥起来了。
我的右派身分又一次被忘记，因而又侥幸听到一次关于发动五反运动的文件，其中列举“资产阶级进攻”的事例中，有一件事引起我注意：北京市宣武区的两个女青年，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集合几个青年人辨了一个誊印社，维持生活。这种事竟被指为“搞地下黑工厂，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显然，至少那两位女青年不会有好下场了。会后我反复思索：你那个社会主义不灵，不能人人就业，人家自力谋生找碗饭吃，这无论如何算不上“复辟资本主义”！这几个青年人也太寃枉了。
然而我并未继续思索下去。我与外界已经隔离了几年。报纸上连篇累牍的批判苏联的文章也似乎不无道理。关于雷锋、王杰、焦裕禄（注）等先进人物的宣传已掀起全国性的热潮。这两起宣传，目的都是要使中国人“革命化”，放弃一切对个人物质享受的追求。在精神生活中拒绝一切非无产阶级的中外遗产，人人都要做清心寡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苦行侩、用政治塞满生活的每一个毛孔。
我相信和接受了这个宣传。真得佩服毛泽东，他最了解中国人，知道只要把人们心中“政治”、“革命”、“阶级斗争”这几根弦绷得紧紧的，他们就会接受一切来自他的思想库中的口号。而报纸是推行这一套策略最有力的工具 。
（注）雷锋，湖南一个贫穷家的孩子，六O年代初期是沈阳军区某部的汽车兵。一九六三年起被军队和党的宣传部看中，成为解放后最大规模的一起学习先进人物运动的宣传对象。着重号召全固人民学习的是：他对于共产党感恩戴德和绝对效忠的精神；他对毛泽东的无条件崇拜和追随——“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生活上的极端节俭。学雷锋运动对于收拢当时大陆已开始涣散的人心、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和开展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都是重要而有效的准备。王杰，一次军事训练中手榴弹提前爆炸，为掩护其它士兵而牺牲自己的一名士兵，也是毛泽东的忠诚信徒，他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深入全国民心的名言。焦裕禄是河南省兰考县的中共县委书记，为改变该县农民的穷困状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他长期带病工作至死。一九六五年，他也是被作为效忠毛泽东路线的先进人物在全固广泛宣传的 。
我心中并不是完全没有怀疑。这时，报纸上关于农村的报导中，常常说中国各地农民在如何“为革命而种田”。我有些纳闷了：我曾在农村生活四年，离开那里才不过两年。那时农民还在怠工，连过日子的心思都没有，怎么这么快就都成了革命者呢?
但我又一次没有深思下去。
“兴天理，灭人欲”，毛泽东一定从宋明理学那里得到了重要的启示。当人们把人的最基本的欲望都看成邪恶，却又不可能把欲望扑灭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也就会成为政治蛊惑最现成的对象了。一九六二年春节，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次春节晚会。无非是女人打扮得漂亮了一点，灯光也许稍暗了一点，一位至今仍健在的富于政治敏感的诗人，一下子来了政治灵感，赶忙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说作协已经“修”了。毛立即利用这个机会，大笔一挥，写了重要批示，由舞会一下拔高到政治，指出中国作家们“已经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眼看就要变成反革命了。由此便开展了一次全国文艺界的反修运动，一直延续到文革。
其实，毛泽东并不怕文艺界有几个人“乱搞男女关系”。令他忧虑的是大饥馑使他的个人威信有所动摇，而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离心倾向又在发展。他把道德问题直接引伸到政治，目的是为了加强他对中共和中国的控制。
一九六四年初，报社一位副总编辑调到《中国青年》杂志的前夕，我找他谈了一次话。两年来我一直为一个问题苦恼：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我的右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他大约被我的诚恳打动了，向我透露了真情：“你的问题，非但不是报社所能解决的，连团中央也决定不了。事情卡在党中央书记处那里！”他没有再往细处说。
我这才恍然大悟：我的右派帽子摘不掉，全然不是由于我个人的原因，那么大约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一批罪大恶极的右派有一个名单，一概不能摘掉帽子了?
我的童年好友告诉我另一个消息：一九五八年苏联作家奥维奇金曾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认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定错了，要求给我平反。周看过信，勃然大怒。按中国人的逻辑，他立即会推想奥维奇金是应我之请而写这封信。
这正是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我最怕奥维奇金会做出来的事。我曾再三向他表明我已接受了党的这个决定。他一定以为我在信中写的是违心的话。他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不要说是他，即使是赫鲁晓夫写信，也只能是帮倒忙。
从一九五八年奥维奇金突然中止与我通信看，这种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多半是周恩来把这件事通告了苏共中央，奥维奇金遭到了党内批评。两种说法不同，却也并不矛盾。我既属于罪大恶极的右派，又发生了一九五八年的事故，因而被列入特殊人物的名单，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六年二月的一天，团中央一位书记到报社来开会。散场时我们相遇，他向我透露，我的右派问题可能会在近期解决。
当晚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朱洪。我们期待这一天实在太久了。这是近九年来我们最兴奋的一个晚上。夜深时，朱洪说：“可怜我们的两个孩子，受了多少苦，等你问题真解决了，我们再生一个孩子，给他取名叫‘新’——一切都重新开始，让他不再委屈！”
这一年我四十一岁，已经觉得很老了。但三月间真正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以后，我陡然觉得自己年轻起来。
当我几年来第一次揣着报社的介绍信，迎着春风，骑车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奔赴国际关系研究所去查阅资料时，心中说不出的畅快，仿佛感觉得出长期沉睡在我血管里的一种什么力量正在苏醒，正在膨胀……
其实，我不过是恢复了正常人的身分而已，何况还并不完全——我仍然不过是一个“摘帽右派”。即使把一九五七年以来这段历史全部抹去，我也仍然没有恢复党员的身分。而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个非党员也是被看作一个不完整的人的。有什么值得那么高兴呢!人啊，你是太易于满足的动物!
然而我是既高兴又满足。那年报社组织到颐和园春游，正逢我妹妹从沈阳出差来京，于是我们一家人都去了。在春日的阳光下，我觉得两个孩子笑得分外可爱，朱洪脸上的阴霾也一扫而光，我的心好像在欢唱。那一天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想留住这明媚的春光。
然而，春光是太短暂了!
我哪里知道，命运把我轻轻托起，只是为了把我摔得更重!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