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我不觉得意外，不过没想到这么快速，我估计十年之后，他才可能获得这份荣耀。他这么快速获奖，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托了刘晓波的福。刘晓波是一阵风，送他上青云。我之所以这么认为，因为我怀疑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或许受到什么压力，毕竟2008年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著名的异议作家、文学博士刘晓波，他们得罪了中国政府。要是为了生意，为了进出中国不受阻挠，即便为了平息人家的怨气，作一下平衡和安抚也是有这种可能的。还有，大家不要忘了莫言三部小说早年就译成瑞典语给人家过目，真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罗马城非一日建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莫言天资过人，写作勤奋，吸收了现代派写作技法的一些精华。他凭红高粱起家，以阴暗血腥的人性刻划见长，语言华丽，汪洋恣肆，极尽浪漫夸张之能事，他将乡土俚语与译文语体巧妙地糅合于一起，造成了穿长衫着草鞋奇特的滑稽效果。他的缺点：描写的人物大多是扁平的，甚至是道具和龙套，而且小说停留于讲故事状态，为讲故事而写故事，揭露刻划不厌其烦津津有味，却缺乏悲悯的人文情怀，和作品的韵味诗意。写作亦玩世不恭，缺乏虔诚心态，没有深入角色，与人物同流泪共呼吸，因此才可以将写作带来的情感伤害减少到最小，否则他怎么可能八十多天完成五十万字？要是路遥也以这种速度写，恐怕还要提前命丧黄泉。此外，他跟同样才华横溢的廖亦武相比，显然前者用墨水键盘言说，后者以心血泪水写作。当然不管如何吹毛求疵，莫言在中国体制作家中依然首屈一指，似乎唯有阎连科才能与之比肩。
值得钦佩的是，莫言作为体制作家，既是党员干部，又是作协高官，享尽荣华富贵，喝尽政府蜜糖，作品却没有为执政党提倡的“主旋律”效劳。这可以归功于他浓郁的“饥饿”情结，因为他对刻骨铭心的饥饿一直耿耿于怀。他自己也说过，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穷孩子，起初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是为了逃离饥饿。既然省城的作家能一日三餐吃饺子，他也要写作。
这注定了他在乎珍惜经过打拼获得的生活待遇，不愿回到往年不堪回首之状态。辛劳得到的谁愿放弃这一切？莫言是凡人，不是伟人，他显然远远没有到达刘晓波艾未未高智晟所具有的精神境界。我记得《零八宪章》发表之后，崔卫平打电话问莫言的看法，他借口有客人就匆匆挂掉电话；前次德国书展，他也有让人不齿的表现；即便获奖前，他也勤快抄写了延安讲话；在瑞典的讲演，大家有目共睹，他居然将新闻审查类比于机场安检，还把政治犯跟刑事犯相混淆……
莫言说不关心政治，以上事例说明还是关心并且参与政治的，只要这种关心与参与不损害他的仕途和生存状态，并且有所帮助。这种所作所为，他自己也歉疚，所以才说自己生活中是可怜虫，作品中才贼胆包天、色胆包天。
当然莫言也有闪光的一面，获奖之后公开呼吁政府释放刘晓波，愿他健康归来，安心写作；获奖时也说过这个奖给个人的，不是给国家的；以前也曾说过：89年后，再也不相信共产党。
立场的矛盾，还有言不由衷王顾左右，说明莫言就算不是人格分裂，内心也是痛苦的，身不由己的。他既然鼓足勇气吁请政府释放刘晓波，在瑞典为何躲躲闪闪不敢重复这句话，并且情急之中还不顾体统，扮演了朝廷的吹鼓手？这只能说明莫言为了安全，为了保护现有的生存果实，在出国之前作出了妥协，同意监控者安插到身边，随时胁迫和支配他的言论，说不定出国前已约法三章，比如讲演回答问题绝不提起刘晓波。
莫言过去是个可怜虫，现在无可奈何成了应声虫。他说不接受胁迫的表态，其实是因为他已接受了另一方胁迫的要求。
在百年难遇的闪亮舞台上，莫言不抓住时机，张扬自己所描写的红高粱中的酒神精神，不敢名副其实做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首鼠两端，既想当飞禽，又想做走兽，不由自主充当了人家的精神囚徒，为了短暂一甲子的现世享受和安全，就这么与大师的称号失之交臂，我为他惋惜，毕竟众人期望他有一定的道义担当，并非要求他向权力机构伸出中指。
难道他真的忘了早年对红高梁的批判？难道他不知道以前为刘晓波所作的表态，己戳痛官方的软肋，已不知不觉成了朝廷眼中的异议分子。按历史的经验，谁能保证锦衣卫的档案库中没有他的黑材料？衙役难道不知道六四期间他是某个请愿团其中的一位成员？现在充当朝廷的代言人，是不是为时已晚？
江苏／陆文
2012、12、16
文章来源：博讯陆文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