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1日

终于有人研究人的学问了。许金声当然不是第一个,但他寄来的论文还是有些创见的。

题目是:《人格三因素论──一种关于健康人格的理论设想》。他把人格力量分为三种:智慧力量(信息加工的能力),道德力量,意志力量。一个人这三种力量越强,在遭受挫折时,就越是更多地采取“应战体制”而不是“防卫体制”来回答挑战。他赞同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主张,认为适当的挫折可以使健康人格的“应战体制”以及三种人格力量得到更多的锻练,从而增强通向自我实现的能力。在非良好条件下、特别是恶劣条件下,三种力量中任何一种力量的缺乏都可能造成不健康的人格:缺乏道德力量──倾向于发展为一个野心家;缺乏意志力量──倾向于发展为一个缺乏骨气的“善适应的人”;缺乏智慧力量──倾向于发展为没有灵活性、刻板的人,或经常好心做坏事的人。在非良好条件、特别是恶劣条件下,缺乏两种、特别是三种力量的人,容易成为犯罪性人格。

他还论述了三种力量与“真诚”的层次,三种人格力量的相互关系,三种人格力量和三个具有全人类性的道德理想──人道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人格发展的可选择性,等等。

非专业人员中,现在也有一些同志在研究人的问题了。我想起上海的龚治权,一位一九四八年参加革命,历尽坎坷的同志,他研究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问题已经多年。在去年来信中他写道:“《共产党宣言》中所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的要旨,是自由与发展,合起来形成一个特定范畴。这两个概念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一直是一些自命为共产主义的人的主要攻击目标,好像只有把自由与发展批倒批臭,在人的意识中消失,才有共产主义。而事实上只有真正理解马克尽这句话,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它的实现创造条件,才有共产主义的未来。”为研究这一问题,他已写了五十多篇论文。其中有这样一些题目:《论自由》、《这一个人》、《判断与生活方式》、《“你算什么东西!”的矛盾本质》、《人在社会关系中》、《发展的人》(五篇)、《道德与人性》(二十万字的著作)、《人与人的关系》(十万字)。有些具体题目,对于我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我看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如《道德不能成为现代生产力发展条件下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欲望与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矛盾》、《利己主义与自我牺牲》、《作为生产合作关系对立面的权势关系》、《利益与利欲》……

他对社会科学理论界的现状不满,他本人又“地位卑微、孤掌难鸣”。一年过去了,我不知道他的那几十万字论文是否仍然是他本人寂寞的自白?

1985年3月3日

给《人民日报》刊授大学在北京的学员讲课。两位学员提出的问题竟不谋而合,很有趣。通县的郑同志在听讲前夕写好一封信。二十岁时,五十年代,他曾想“从哲学和文学中找寻生活的答案”。他说:“在众多的作家中,我有两个偶像,一个是王蒙,一个是你。……你们更敢接触生活,解释生活。三十年过去,当年恒温的‘树犹如此,人更何堪’的感触,也就时时撞击自己心头了,……你的作品,我陆续地读了可能到手的一些,我觉得最主要的特点是大胆,有点不要命。……你没有给自己留退路,却使别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路。我不喜欢“仙人指路”(这在武术上也是很危险的一着),而欣赏鲁迅先生关于“路”的说法。不过我总觉得你还没有写出一篇能超过《本报内部消息》的文章。”他是搞生产的,他说:“闯到新闻学中来,一是为了求知,也是想多给党做些工作,当退到第二线时,笔还可以留在第一线。不过我有一件糊涂了几十年的事,要向你求教:我们的正统理论(我崇拜、而且一直以正统派自居甚至自傲),要求新闻要最真实,而我们的新闻在三十多年中却常常并不真实,我不是指一般小事,而是指大事。比如对胡风集团的报导,对反右斗争的报导,对大跃进的报导,对“文化大革命”的报导,对周总理逝世的报导,对大寨的报导,对小靳庄的报导,等等。刘宾雁同志,你想过没有:这个矛盾怎么解释呢?再有,我们有那么多有良心、有党性的记者,他们在保卫新闻的真实性上怎么会不见战绩呢?我从未在报纸上看到过哪怕一小条关于这种斗争的信息。我很想知道一个正直的有党性的记者是怎样保证自己报导的真实性和怎样为这种真实性而斗争的。”

另一位学员,从字迹看,要比他小三十岁,条子是听课时即席写的:“人民日报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好记者必须是一个党性强的好党员’。这条原则与历史大事报导的不真实有什么内在联系?”

我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因为我还闹不明白呢。我还要为另一个问题寻找答案:为什么在一九八五年的春天,会有两个中国人同时提出这一个问题呢?

1985年3月4日

还有这样奇怪的单位。“你的文章在我们这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有如‘雪落黄河静无声’。还是一位有心的同志悄悄告诉我《人民日报》上有这么一篇好文章。当我找这张报纸时,有人问我:“有什么好新闻?”我却支吾地说:“不,找一个广告。”

“在办公室聊天,无所不谈,唯独‘莫谈国是’,不谈整党 ,不谈清理‘三种人’,不谈选拔干部,不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凡是党报正面宣传而与本单位有联系的文章,一概不谈。”

“粉碎‘四人帮’八年了。还有一种屁股坐在盖子上的人──这大概就是你文章中所指的‘分享文革’实惠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一种社会势力”。不能小看这种势力,它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正阻碍着党的路线的贯彻。

“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就需要千干万万忠于党的路线的有卓识、有胆略的同志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去鼓吹、去贯彻、去斗争……”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好心而糊涂的革命党人自诩‘兵不血刃,传檄而定’,‘不念旧恶,咸与维新’,致使‘杀害革命党的白举人又做了革命党的官’,胡折腾一气的阿Q终于趴在地上在供词上画了个很不像样的圈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当然不能与此混为一谈。其本质的不同在于以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党中央是清醒的,英明的,强大的。牢牢掌握着革命的航向,开创了今日的大好形势。但我担心在有些地方,浑浑噩噩的老好人还和少数能量很大的坏人和平共处呢。”

“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灾难已熬到了尽头。对这些问题,我已是局外人,也可以‘少管闲事’了。但血管里的血还没有完全凝固,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还希望到2000年看到一个更强大更健康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一个突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相信他的真诚。我为这样的老人感到自豪,因为在另一个世界里,你很难找到饱经劫难而仍然怀着如此热望的人。

他还有一段话,我也应记录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复杂的阶层。有挨整的知识分子,有整人的知识分子。长期的极左路线培养了一大批整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由于整人的把大量时间精力都花在整人上,而挨整的只得默默无为地在知识上找寄托,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知识的两极分化──天道是公平的。”

1985年3月5日

在我六十岁生日的前夕,收到家乡哈尔滨市寄来的一份贺礼──一封匿名信。

“你说别人在造你的谣言,我看你也在造别人的谣言。譬如你指责某位‘应该是水平很高的同志登门追究责任’,可是又故意隐约其词,就难免要让所有高水平的负责人背包袱了,无意中为别人提供了攻击一些好同志的口实,不知你是否‘深以为憾’!你指责香港出版的一本专集*点名批判‘左’倾投机者,那么你为什么不公开同XX交流一下呢?人家倒很光明正大,鲁迅、冯雪峰就不是东西!你想高姿态,也犯不着借着骂别人的唾沫星子来洗自己的手罢?而且你张口闭口‘我们只能团结而绝不能排斥……(下文是:有‘左’的思想的同志──宾雁),‘我们’显然是指你们‘右派’一群了!可见,你的宗派情绪还是很厉害的嘛!希望你今后为人为文务要光明正大,旗帜鲜明!不要老是打哑谜,让读者一肚子火儿没处撒,只好骂人出气!”

十九岁读者 前明敬上

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表兴街105号”

这是我近六年来收到的两万封余来信中最“光明正大”的一封,不但标明年龄,还写了一个你永远不会找到那个“前明”的地址!

笔迹倒像是个十九岁的人,然而信的内容和情绪,包括用词,三十九岁以下的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我不相信一个十九岁的中国人会对他诞生前九年起遭难的“右派一群”怀有如此炽烈的仇恨。

我的手是不需要洗的,因而也不需要骂人和“唾沫星子”,倒是想问一问写信人:阁下的手若没有染上某种洗不掉的东西,何至于满腹怨恨,对于几年来除政治凶手、歹徒和经济罪犯外未攻击过任何人的作者“一肚子火儿没处撒,只好骂人出气”呢?

很好的一份生日礼物。信上的唾沫星子,就是我几年来工作效益的佐证。哈,他们发狂了!快哉!

1985年3月10日

还没有接到过这样的邀请。山西省原平县的四位县委书记──吕日周、王登昌、赵生才、张存寿同志联名来信,请我到这个山西省改革的试点县“走一走,看一看,到改革的激流漩涡中体验一下生活”。非常欣慰!原来他们也是我的读者。

附寄若干材料。经济改革的显著效益是振奋人心的。全国很多报刊已经报导,那么我还有什么可写呢?有。信中所写一年多来“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冲破‘左’的束缚,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个过程,还没有充份写出来。几位书记自觉地改变当地干部、群众传统意识形态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我也很感兴趣。还有,那个县的纪检委,是出席全国纪检工作会议的唯──个县级单位,一定也有它独特的经验。

1985年3月12日

和宋秀兰会面,至少也是第四次了。她从七十年代起就和大兴安岭的贪污盗窃份子、以权谋私的干部进行斗争。一九八一年《黑龙江日报》曾以头版头条地位表彰过她的事迹。一九八三年夏,《黑龙江日报》又发表了她遭到商业局科长殴打的消息(她挨打,这不是第一次了)。现在,她仍在继续她的马拉松斗争。

真正是可歌可泣!今天得知去年五月间胡耀邦同志在她的申诉、揭发信上作了很长的批示。黑龙江省纪委派出调查组查了七十余天,尚未上报。宋秀兰对那次调查是不满意的。我问她:去年来过的加格达奇木材部门的女会计刘显筠的情况怎样?答曰:“她揭发出来的大贪污犯张杰(女)已拘留将近一年,至今未开庭审理,不断有人说情。刘显筠本人现在正在受折磨:不给她工作,还得上班,坐在那里受人挖苦、讽刺。精神已接近分裂。”

l985年3月15日

正在整理行装,准备中午去石家庄,听到有人叫门。朱洪赶忙去迎住,告以我实在没有时间。听话音,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后来,朱洪又告诉我,那两位来客还在大门口等着,我去报社时要小心。

实在是没有时间。两个小时里,我要为安装电话问题再写一次信(由于只能由别人传话,把约定时间搞错,我和两位美国记者在星期二、三分别在建国饭店空等了对方一个多小时)。找群众工作部徐放同志谈甘肃问题。找记者部领导谈湖南省南县问题。找报社领导谈应邀访问西德和美国的问题。抄写党员登记表。查找河北省读者来信。找张平力谈山东省姜怀玉案调查材料的印刷问题。给孔罗荪同志打电话谈郭芸泓的工作问题……

仍然未作到轻装──必须带走的材料太多,背包和提包都很重。时间很紧了。不料还未出大门,又遇到陕西铜山矿务局的卫生员李巧环。只能一面走一面谈了。再次劝她放弃上访。她说又发现了那里一些新的问题。我说算了,你都三十岁了,铜川不得归,就先到别处找个工作暂时栖身,以后再告吧。我不是介绍你去找郑秉琦同志了吗?那是个好人,她也说是,见过,待她很热情。我说那好,去吧,别上访了。她表示同意。我上了公共汽车,却并不放心。上次她也答应过的,不久又连续寄来两份打印得很精致的控告材料。

在305次列车上看今早来客留下的材料,心情不禁为之黯然。我应该见见她的。又是那个“四人帮”后期以“教育改革”闻名于世的那个朝阳市!

这是一份渗透了血和泪的控诉书。王巨是大学毕业生,事件发生地是文化局,时间是距二十世纪末不到十五年的今天。王巨犯下两个错误:一,她不肯作局长和局长夫人──她顶头上司的儿媳;二,她不肯介绍那位夫人入党。还有第三个错误──她不该向自己视为神明的父亲坦露自己的苦闷和真实思想,也不应把其父依据古代定理书写的大批判文件保存下来,以致被局长夫人依权取走,翻印和散发,成为她的思想罪状!她个人生活中的不幸也被广为传播,成了中伤她的手段。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让谁你遭到不幸呢!

只有两种可能:王巨诬告朝阳市文化局夫妇,构成诽谤罪,应依法惩处;或者,文化局长夫妇违反共和国宪法(去年是第一部宪法诞生三十周年!),严重侵犯了王巨的人身权利。怪哉,难道朝阳市没有法院吗?

1985年3月16曰

昨天来石家庄。如果不算一九四四年夏越过一个又一个日本军岗楼、徒步横穿冀中平原,偷越平汉路那一次经历的话,这是我头一次到河北省来了。

想不到在这里遇到吴有梧!服装现代化(他穿上了皮夹克)的结果,险些认不出他来。

他是最早发现刘永江*的人。但在了解到刘永江的遭遇之前,生活已经把他推上一条并非他自己选择的道路了。今天,他向我介绍了那个转折。

他生性温良,甚至有一丁点儿女性气息。自幼酷爱学习,宜宾地区武斗正炽之时,他从母亲焚烧的父亲藏书中抢出几部古书。创作欲望从此就萌发起来了。他的兴趣本来在古人身上,写黄庭坚、写辛弃疾。生活却硬逼着他选择了现实题材,还是阴暗面!

这,应该责怪谁呢?应该责怪这个年轻的作者,还是那个宜宾县蕨溪区供销社的保管员候兴氏呢?一九八一年,吴有梧看到候兴氏在街上大骂党支部书记张国民,又看到那候兴氏在这条街上修建中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她从哪里弄到这许多钱的呢?”一了解,全是脏款──酒里加水,改发票,偷窃货物。两次被当场抓住,仗着和区委书记关系好,不但没事,还能把反对她贪污盗窃的支部书记张国民逼疯,唆使人打他,往他嘴里灌大粪……“那时我心中一股气,一股无名怒火遏制不住了──怎么在我们的社会里,好人还要遭殃呢?”──吴有梧说。可见,“写阴暗面”的人并不都是有敌对情绪的人,吴有梧就是出自对好人的同情才走上这条道路的。

他开始“干预生活”了。不是写作品,首先还是替受苦的好人鸣不平,告状。他写信给县委、地委和省委;他跑一百多里路去找知情人调查。他胜利了。一九八二年九月,四川省人民电台公布了这个贪污分子的罪行。

八一年下半年起,他又过问刘永江案。他乘杂技团(他是杂技团乐队的演奏员)去泸州演出,到六二五厂调查。从此,他就把全部业余时间用到这上边去了,自费走访了了解有关情况的很多工人和干部。这时,旅馆服务员周XX一案又引起他的注意。她在打击流氓犯罪分子时被捕入狱,其实是个受害者:十六岁时为父鸣冤告状时被奸污,后来,就成了一些干部的玩弄对象。结果,那些人没事,她倒成了罪人!吴有梧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一个与十六个》。可是他遇到了一个难题:不许他看案卷。

吴有梧一面创作,一面给许多人写状子(很难说这两种作品中哪一种更费力、更冒险)。起初,他不敢写,怕惹事;又觉得写了又怎样,未必能解决问题。但是──可见又不能怪他爱写阴暗面了──“我实在看不下去呀!”

有些事,初听,他也不肯轻信:能那么坏吗?一旦查明属实,他就拚命去帮助,去呼吁。收获,是手里一大叠无处报销的车票,和少提一级工资。工龄比他短、技术比他差和犯过错误的人,都提了级,唯独没有他。

妻子支持他,只是替他的安全担心。

1985年3月21日

在国内和国外,关心中国前途的人都很关心中国的军队。但是连我本人在内,对我们军队的了解却很少,对于这支军队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就了解得更少。一提“解放军”,脑子里的形像往往还是当年的八路军。

在石家庄的北京军区陆军学校住了几天。从这个学校,看到了我们军队的未来。

校长李双柱同志带我参观校园时,我不时为这个学校发展之快感到惊讶。一九七七年年底,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基本上一无所有。邓小平同志有个指示:一九七八年二、三月开步走。三个月后就真的开学了,当年就招了六千名学员。口号是“一面教学,一面营建”。现在,矗立在眼前的是二十三万一千平方米井然有序的一排又一排大楼。

回想当年,“四人帮”粉碎才不过一年,小平同志何以会对建立一所军校提出那样紧迫的要求呢?从军校的现状里,我看到了答案。他高瞻远瞩,很早就有了改造这支军队的雄图大略。

建校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改革。方针是放弃过去单纯“突出政冶”和大搞形式主义的那一套,对延安抗大的那种“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方针,也得改一改。中心是培养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人才,智德体并重,又以智能为中心。从今以后中国再不会有“没有文化”的“愚蠢”的军队了。

这可得需要点胆量,因为旧的教学大纲陈旧了,新的还没有。改变军事院校的教学大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校长李双柱和政委宋双来就有这个胆子,改了。不改也不行。过去是以打步兵战为主,现在要打坦克、飞机、空降和“三防”;过去是单一作战为主,现在要各兵种协同作战。总之,光靠两条腿打二百米近战是不行了。他们先后四次修改了教学大纲。在过去,那是犯法的事。现在,他们还受到了表扬。学校全面实行了电化教学、幻灯、录相和电影是常用的手段。管理上应用了系统论和信息论原理,普及了小型电子计算机和微型电脑。还自己编写了“军事教育学”、“军事教育心理研究”、“青年战士心理研究”等教材。

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试验:有了较高文化和独立头脑的军人,会不会就不那么忠诚和不那么勇敢了呢?在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答卷出来了:老山战斗中,军校的一百二十名学员(大部份是大专和大专以上的学生)分别单独指挥一个排,除一人生病外,全部立功受奖。

这些在陆军学校大学班学到高等文化与军事知识,会一门外语、每人都会使用电脑和驾驶汽车的学员,正源源输入我们的军队,从排长做起,一步步取代原来的各级指挥员。他们,加上普遍具有高中毕业水平的战士,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军队。

1985年3月25日

耳闻是虚,眼见为实。对于袁厚春的报告文学《省委书记》,现在有人还半信半疑。和高扬同志两次交谈,对河北省的工作有所了解之,我就为这位七十五岁高龄的老前辈感到庆幸了,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有一个这样辉煌的晚年的。

省委书记我见的不多,但六年来我跑了十几个省。第一书记这样重视文学艺术的,我还未曾见。他读文艺刊物上的作品,甚至比我们这些带著作家称号的人还多。我猜想理由和袁厚春也会有同感。

学识渊博,富于灼见固然可贵,但最难得的恐怕还是他虽从政多年,仍能保持那种对生活的新鲜感,锐意进取的精神大约就是以这种情感为基础的。

保定一个中学的校长寄来一本《美学纲要》手稿,说是从五十年代起研究美学,读了五百部书后写成的。高扬读了七八万字的简明提要,觉得结构和思路严密,有出版价值,准备向王朝闻和李泽厚推荐。但为了得出这个结论,他本人就非得读一摞美学著作不可。财贸学院教师李杰,五十年代在西北交大读数学的,从对数学原理的思索中萌发出一个哲学观点、还相当大胆,认为:对立统一规律并不是事物发展的绝对规律,相对与绝对才是万物发展的根本规律。他研究了二十几年,写了一部著述。先写短简问高扬:你有兴趣吗?有,我就寄来。答曰:有。寄来了,毛笔小楷工王整整的十几万字。高扬饶有兴味地读下来了。他本可以往宣传部一转了事,却传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马洪,附函请专家鉴定。同时让省刊发表。(本来在一次学术会上讨论时,大多数与会者就赞同这个观点,但省刊不敢发表。)

“几十年的功夫呀,”高扬说,“人还特老实。”短短这一句话,流露了他对知识分子和精神劳动的珍视。

难怪有好几个省的知识分子纷纷写信要求到河北省工作呢。

但在我心里这杆秤上,份量更重的还是他在起用干部上的胆识和不拘一格。省委秘书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保定市市长和秦皇岛市副市长等人,都是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宣传部副部长郑熙亭我面谈过,王宏烈(就是那位秦皇岛市副市长)说他有一颗“水晶般的心”。

郑熙亭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根本不像当官的。那身打扮,那个风度,倒令我想起某个村庄的小学教员。他的风趣和幽默感(还带点河北的土味)也使我感到亲近。他老说他随时准备回沧州老家治盐碱地去(当“右派”以后大部份时间他就在那儿治盐碱地,对改造盐碱地,他仍然津津乐道)。来省会工作,他一不转户口,二不带家眷,真有点随时准备丢官,打回老家去的意思。听说很多同志对于沧州地区失去这么一位好专员,也很惋惜。

正是高扬和这个郑熙亭,还有那个传奇性人物(“从囚徒到市长”的主人公)王宏烈,使我对河北省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正在进行的斗争发生了强烈兴趣。一九八一年我曾计划把连云港作为中国的缩影写一篇报告文学。为什么不可以写写河北省呢?

我用过的一个比喻,在河北省就是现实了:一场自然灾害比如地震(唐山!),留下的不过是一片废墟;社会灾害,却在物质和精神的破坏之外,还会留下一种阻碍清除这场灾害后果的社会力量。

然而我也深深地相信,在河北,这一切正在成为历史的陈迹──不会太快,但比我去过的某些省分却会快得多。

1985年3月29曰

中国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后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讨论作协一九八五年工作计划和最后审定作协章程。巴金同志出席了会议。

今年文学作品的几个评奖委员会的同志分别报告了评选情况。最令人振奋的是中篇小说创作近两年的突飞猛进。吴泰昌做了很好的分析。一九七六──七七年全国总共只出现12部中篇。一九七八──36部。一九七九──84部。一九八0年被认为是中篇小说的丰收年,那年出了172部。而一九八四年八五年却一家伙出了1,550部中篇小说!并不仅仅是数量上升了,题材也更加广阔、多样而丰富了;内涵较深,作者的历史感也更强了。只是写改革题材的,艺术上精湛者少。中青年作家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力,更加明显了。第一届评奖,十五名获奖者中四十岁以下者仅有二人;第二届,二十名获奖者中四十岁以下的就达到九人了。这一次,二十名作者中二、三十岁的作家竟达到十二人。很多青年作家出手不凡。

没想到老一代作家到会如此踊跃,发言也很踊跃。还讨论了议程以外的一些问题。

对作家徵收所得税的问题,批评和反对的呼声已经响了几年,毫无作用。这件事本来就有点滑稽,想不到竟能坚持几年硬是不变!依法,是对“一次性收入”超过八百元者课税。几年劳动的结果,也算“一次性收入”吗?本来不难弄清中彩票和写作品的差别的。记得一九八一年我就请教过叶君健同志。他说北欧国家是从作者稿费中扣除一本书写作期间作者的全部生活开支(包括旅差费,招待费等等)之后,就余额徵税的。我又听法国朋友说,法国税法,是把一部作品的收入分摊到几年计算,然后根据每年的收入徵收所得税的。我们的年轻作者工资很低(鲁迅文学院的本届学员大多是得过奖的作家,月工资在三十八元到四十余元者大有人在),吭吭吓吓用业余时间写了几年,也许几部作品中仅有一部能够出版,好,一超过八百元就抽去20%,太说不过去了吧?

我提出成立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建议。一些同志表示赞同。但如何保障,能保障些什么和究竟能保障多少,老实说,我心里也没底。

会议整日在各种炊具敲击和食客说笑声中进行。因为中国作协还没有一间容得下三十几人的会议室,只能在旅馆的餐厅中学行。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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