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一个人和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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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

前言

一九八O年春节,四川省成都附近的新津县城里发生了一起小小事件。它像一滴浊水,把全县喜气盈盈的画面的一角给污染了。

在一次为知识分子举行的春节聚会上,主持经济工作的首长顾某人举杯敬酒。他一人人、一桌桌走过去和大家碰杯,唯独绕过了一个人,故意冷落了一位曾经被错划为“右派”、去年得到改正的人。这个人,二十余年来首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为自己命运的巨大转折兴奋不已,正举杯要为自己、也为四川全省的喜人形势一饮而尽时,想不到受到这意外的一击,羞辱难耐,悻悻然离开了会场。

这件事立即在县城内传开,知识分子为之哗然。在纷纷谴责顾某人的这个并非疏忽的侮慢举动时,不免也分析起他此举的动机。

“大概是那人引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吧。五七年他打了三个右派,有个女大学生,就因为他追求过,人家没答应他……”

“很难说,我看他是对中央给错划右派改正的政策不满意。”

“也可能。不过我看主要还是他认为自己比知识分子高贵,‘右派’在他眼里就更不用说了。”

“哼,他高贵什么?主持经济工作这二十一年,他给全县人民干过什么好事?他不走,新津县的面貌永远改变不了!”

可惜,一个人的价值,是没有一种仪器能够测量的。顾某人和那个改正“右派”,他们各自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事业心和进取心,业务能力和文化素养,实际表现的工作成果,若能有一个天秤称量一下,分个高低,那该多好!

一个人的真实价值和表面价值往往不相一致。我们评定一个人的价值时,是不是经常能够洞穿那表面的、并不表示他本人真实品格、才干和贡献的外壳呢?

(一)又一次坠落

一九六O年,二十二岁的郑本重重返故乡──新津县。人家讲究衣锦还乡,这个年轻人却身穿一套破旧(但十分整洁)的布衣,头戴一顶“右派”帽子,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地回来了。看那副近视眼镜后面充满自信的眼神,黧黑面孔上一闪一闪的微笑,不仅没有一点有愧于“江东父老”的意思,甚至还有几分十年前解放大军剿匪后凯旋归来的气概呢。

行人看见这个后生,暗暗惊奇:他准是外省人,那边每月粮食定量大概比十五斤、十九斤高得多。他们哪里晓得,这个后生看见家乡不尽的江水和遍地青草,就觉得同他近两年呆过的地方相比,新津县堪称天堂了。

一九五九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的“右派”学生郑本重,抱着脱胎换骨、立功赎罪的决心连打五次报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自己。在离西宁五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工地上,他充份体验了天然的和人为的艰苦:每月工资三十几元,一个人每月伙食费倒要五十多元。每人一天领到半杯水或一小块冰──要洗脸就别喝水,要解渴就别洗睑。半年理一次发,一年洗一回澡。这些,竟都未能改造掉他喜爱整洁的习惯,谁也不知道他那身衣服是怎么洗干净的。饿肚皮、吃青苔,也没整掉他乐天的气质,没整掉身上的“学生气”──爱哼个歌儿什么的。脱胎换骨,确是不易呀。

他在家乡的大江裹足足泡个够、游个够、洗个够以后,就躺在沙滩上遐想起来:水呀,你原来是这么可爱的东西!活到二十二岁上,他才真正懂得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他在睡梦中都幻想过得到一杯解除乾渴的水。现在,他躺在一条滔滔不尽的大江旁边,这是多么幸福!这是不是也象征着他的命运有了一个转机呢?当然是,他是学水力发电的,而四川的水力资源又冠于全国。他在这里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不久,他真的来到一个水电站工地。他白天施工,晚上给工人讲技术课。工人们喜欢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干起活儿来玩命,可以三五个晚上不睡觉,除了那副近视眼镜,跟工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年年底,工地的基层组织打了报告,根据郑本重的实际表现,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县委一查,没有这个人的档案。写信到西北原单位查询,答复说“该单位已经撤销”。再问温江地委统战部,答称:据查,该员档案已转新津县。

郑本重挨过饿、挨过斗,从未慌过,这回他却慌了。别看档案不过是一个纸口袋,它却装着你的来历、你的身份,是关于你本人存在的凭证。说来也怪,失去它,郑本重大学毕业的资格、关于五七年以前历年良好表现的鉴定等等,即他的过去中那些好的东西,便一起消失了,但是他的“右派”身份却可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而且随着档案袋的丢失,也失去了改变这个身份的依据和希望。这是最可怕的。眼前一个问题是:无法证明他来四川是经过了合法手续,他可能是私自逃跑,他肯定是害怕艰苦跑回四川来的!

果然,“小四清”运动一来,“右派”身份和“私自逃跑”就使郑本重成了阶级斗争加倍理想的靶子。电站领导人举出他第一条罪状是“腐蚀工人阶级”。郑本重不服。领导人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大喊道:

“你说,你为啥给工人讲业务课?你明明自己‘白专’,还要把工人阶级也引到‘白专’道路上去,这不是腐蚀是什么!”这是我们对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郑本重那点马列主义哪里够用?他只能无力地辩解说:

“我是搞业务的,当然只能讲点业务……”

“不对,”对方还有杀手裥:“你还用黄色的东西毒害工人阶级……”

郑本重一愣:黄色?他读过万卷书却不知何为黄色?他在大学时代谈过一点恋爱,但还不等发展到接吻的阶段,就丧失了恋爱的权利……他只是有一次应青年工人的要求讲过五十年代他看过的一个电影,其中有一对男女青年相爱的事。岂不知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爱情本身就已经是“黄色”的了,郑本重何以辞其咎?况且,凡“黄色”皆资产阶级货色,是革命的对像,因而批判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

“郑本重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大右派,在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

“你拿出事实来!”郑本重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

他又错了。事实?在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头,事实岂能例外?突出政治,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既可以使事实为它服务,也可以根本不要事实。

这个晚上,郑本重懊丧透了,心想:“我白天黑夜干,一个月只拿二十六块钱,还搞了几项技术改革。我作事,让别人去出名、受奖,我都心甘情愿,我只求你们承认我做的是好事就行了。怎么又‘朝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了呢?要整你,你是跑不脱的!”

大约是从这时起,郑本重对中国事情的认识稍稍前进了一点。档案里那几张纸,竟比他一个活人的份量还重。其实,不就是因为档案袋里的几行字,他郑本重才变成了人下人吗?为了那几行字,他已经用去几年的时间拚命工作,并且继续下定决心要付出他全部精力和时间去“赎罪”。他本来是没有罪的呀!但在他之上和在他四周,五十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奇异的强大力量,能够迫使一个好人自觉地相信自己是罪人。他要赎罪,就得工作,但是现在要想得到赎罪的机会也很难了。他的档案袋虽然后来在派出所楼上的一堆废纸底下找到了,但是由于他顶撞了领导,还是被赶出电站。

(二)从零开始,而且本身就是个零

郑本重现在成了一个自由人──不再从属于任何一个组织或集体。这是一种使他感到空虚和恐怖的自由。他好像成了一个零,他对谁都没有用,谁也不需要他。

他怎么也不肯相信,他──一个身强力壮、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特长的人会对社会主义祖国没有用处。他跑到江边,望着徒然逝去的滚滚流水──那里有多少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光明和动力白白流失到大海中去!“只须给我一点钢铁,我就能把这些水变成电力。有了这最廉价的动力,什么事办不成?更新这一排排衰朽的房屋,修复这破旧的路面……”

中国还是到处可以遇到好人的。当郑本重觉得自己成了一个被社会抛弃的孤儿时,又有一位好心人出现在他面前。四十岁上下,胖胖的廖镇长看过他的简历,打量着他,叹口气,自言自语说:“人总得要吃饭嘛。”沉吟半晌,好像他本人对郑本重犯了什么过错似地,解释说:“你的才干,现在用不上。实在没办法,我决定不了……先委屈一下,到砂石社干几天怎么样?”

廖镇长哪里会知道,郑本重毫无挑剔之念。他像久旱盼甘露一样,只求有工作干。廖镇长看看他的身材,特别是他宽宽的肩膀,又问他:“活路重得很,你吃得消吃不消?”郑本重使劲点点头。叫他跟这胖子去赴汤蹈火他也会在所不辞的。临别时,廖镇长握住他的手,眼睛里带着忧伤,嘱咐他说:“好生干,不会亏待你的。”

郑本重从此加入了“零工界”。这里,没有人计较他的地主家庭出身,没有人问过他是右派还是左派,不要档案,不要历史。完全按照他本人的实在价值──他能搬动多少石头,来评价他的高低;他和他们是平等的。他只须出力气干活,吃饭,再把消耗掉的力气补充起来。一顿饭,放开肚皮可以吃掉十个菜,或二斤半酱牛肉──每隔几天不这么吃一次,体力就顶不下来。

工作是最简单也最沉重的。把二三百公斤的石头抬上船,再从船上卸下来。郑本重在中学时代就练成的强壮体魄现在用上了。他自幼喜爱歌唱,现在在喊号子时也用上了。唯独十几年寒窗苦读积累下来的知识用不上,而且成了沉重的负担。头上是炎炎烈日,脚下是滚滚洪水。习惯于搬移石方的艰重劳动是不难的,要制止那个不时闪现的念头却很不容易:“这可爱而又珍贵的、流不尽的滔滔江水呀,只要给我机会,我就能使你变成电流,把我自己,把成千上万的人从粗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啊……”

自从郑本重被赶出水电站工地,被甩出生活的轨道起,生活本身也离开了正常的轨道。文化大革命使小小的新津县城变得狂热而又呆痴,动乱而又停滞,好像一出戏离开了剧本,没有了导演,舞台上热闹非凡,演员们声嘶力竭,乱跑乱跳,然而一切正常关系全打乱了,剧情停止了发展,而演出却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

除了每天从郑本重脚下流过的大河之外,郑本重在想像中又看见一条大河。成千上万的人放下正常的劳作、探求和思考,把他们的热情和精力、时间和生命灌注到这条混浊不堪的政治大河中去,发着刺耳的喧声、呐喊、呻吟,变成一无所有的废物,流着流着,消逝在一片失望的沙漠里……

郑本重并没有被一切人遗忘。他还是被发现了。一起运石的几个穷哥们知道他是学电力的大学生,又听说社会上很缺懂技术的人,便建议和他一起另谋生路。他们东闯西荡,以郑本重为主力,他们当下手,修理电机、变压器,架设电线,安装机械……

那几年郑本重迈过多少门坎!某厂新生产的几十台电动机硬是转动不了,他拆开看看,鼓捣鼓捣,灵了。刚安装的发电机出了毛病,电工怎么弄还是“打火”,郑本重一整,电流就源源而出了。他在人们惊喜、赞叹的眼光和热情感激的话里得到安慰,鼓起了信心:他郑本重还是有用的,人民是需要他、喜欢他的!

有好几家工厂曾经表示过希望他留下来,他当然也愿意,可总是办不成,或者干了几天又被送了出来。郑本重从他本人的遭遇里慢慢体验出一点道理来了:中国人有两种。那些有文化、懂技术,想把自己的事业办好的人,一般也比较实在。把他找来和迎进工厂大门的,都是这种人。他们也知道他是右派,但更注重他的表现,他的工作精神和能力产生的效果。另一种中国人则不然,他们注重的是他身上的符号、标签和一旦被涂上就擦拭不掉的政治油彩,却偏偏不看他本人。送他走的大都是这种人。他知道,在他背后还绕着他有过一场又一场较量,最后总是前一种人败下阵来。后一种人,手里有百发百中、一抓就灵的武器,而且不需要知识、才干和任何努力即可运用自如,万无一失。他每离开一个地方,前一种中国人感到惋惜,表示歉意,作解释的时候总是说:“没办法,现在注重政治……”

但是也有例外,而且来得突然,简直像梦境。郑本重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搞水电的机会,在一个早上全部呈现在他的眼前。

绵阳县的一个区,正在修一座水电站。郑本重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得到消息:那里需要一个搞施工的人。水电!本行!郑本重一路上只担心再一次碰到那重演过多少次的场面──“对不起,政治条件不合适……”

工程指挥罗应昌好像等他已经很久,见郑本重一来,一面走一面看,同时向他介绍情况。郑本重暗暗诧异,他给我讲这些干啥?给我一个活路干不就完了吗?他又有些怕:别是发生了误会,把我当成上级机关派来的干部了吧?

在大坝基础旁边坐下来休息的时候,郑本重实在忍不住了,吞吞吐吐地向罗应昌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我知道,”那位瘦瘦长长的总指挥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右派’就不能工作了?我们请你来,是想让你作我的副手,总管施工。你同意不同意?”

郑本重愣住了,他怎么回答是好呢?

中国还有这么需要人的地方!好些事似乎都在等着郑本重的到来。预制钢筋,没人会。架五公里长的高压电线,绵阳县从来没人干过。有一条二百米长的输水管道,要把一根根钢管焊接起来,本地的电焊工不敢焊,已经决定运到绵县城去焊,然后再运回来。郑本重问施工员:“去好办,回来的路,那么长的钢管怎么运呢?”“计划用五辆卡车驮着它运回来。”“那得多少钱?”“算了一下,往返运费得一千元。”“别运了,我来焊!”

电站工期很紧,只剩下三个月了。郑本重白天黑夜连轴干。好多事他自己也得查书、学习,还要带徒弟,还要订操作规程,还要讲课,当然,还得组织施工,自己干活,解决技术问题五天五夜没睡觉,工人们都不忍了,跑来劝他:“郑师傅,你睡睡吧。你尽管放心,我们保证不出差错,照你说的干!”

发电机已经装好,可是试运转时一开机就打坏齿轮,怎也不灵。罗应昌愁坏了。郑本重爬到下面去,和工人一起拆开了机器,坐下来琢磨。

两个小时以后,他找到罗应昌,告诉他:“毛病找出来了。”按他的方案改成立式发电机,甩掉中间的传动部份,试试看──果然成功了。罗应昌抓住郑本重的手,不知怎么向他表示自己的感激,他知道郑本重还在担心他能不能干长,就对他说:

“咱们一起合作下去好不好?这个水电站还是小意思,是为一个大电站打试探战。这边完了,咱们就转移。够咱们干几年的!”

离开大学十年了,郑本重第一次用上了自己的专业,第一次感到人家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他很激动,还因为他的一个信念得到了充份的证实,因而更坚定了:“中国需要我。我对人民是有用的!”

他望着罗应昌细长的、微微有些驼背的背影,心里默诵着“需要”、“有用”,“需要”、“有用”,觉得一股热泪涌进眼眶──他是在心的深处同蔑视、侮辱他的“第二种中国人”辩论呢。

水电站竣工的日子临近了。有了几天空闲,郑本重决定回到新津去取粮票。

回到新津,一进居委会大门,郑本重就听到一声怒吼。

“你也太猖狂了!”街道上专职管理坏人的一个妇女,一见郑本重就拍起桌子:“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你违反‘公安六条’,长期流窜在外,都干了些什胶罪恶勾当,必须一一作出交代!”

郑本重向她解释,并且说可以由他工作的单位证明,他并不是“流窜”,而是在工作。那女人哪里听得进去,命令他从此不得擅自离开新津县城,必须老老实实,不得乱说乱动。

绵县水电站左等右等,不见郑本重回来。派人来找城关镇党委交涉两次,硬是不放。第三次,找到了县委主管经济的顾某人门上。顾某人以好大耐心听来人叙说了四十分钟,心里不住纳闷:一个臭不可闻的右派分子,他们干吗要这样金贵?再说,建不建水电站,早建晚建,又有什么大不了的?省水电局要在新津建个大型水电站,顾某人就始终没有多大兴趣,结果吹了,新津县不还是新津县吗?最后,顾某人轻声慢语地以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你们去找地区革委吧。他们批下来,我们就放。”

来人心想:郑本重连个干部都不是,何劳地区来批?显然是个托辞。准是新津县另有任用,舍不得放吧。

他全然想错了。郑本重在顾某人眼里是个“零”,正如水电站也是个“零”一样。

(三)拒绝沉没

郑本重近十年生活里,有过多次坠落。但是这一次坠落却非常寻常。绵阳水电站的几个月里,他达到了希望的顶峰──称心的本专业工作,从领导到工人的信任和尊重……因而这一回他是从最高点上坠落下来的。他心灰意冷,把自己关闭在八平方米的洞穴里,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迈。再去搬运石头,从头做起?他觉得再也鼓不起勇气了。

那个凄冷、阴湿、灰暗的小小洞穴,同他的孤独、惨淡、无望的处境是很谐调的。只需要一种心情,就可以配套成双,自成一个小小世界了,那就是关于死的想望。郑本重果然想到了死。

二十一岁上,他就同死神有过第一次对话。“你迟早总是要来的。我不怕你。请你不要性急。我郑本重无非是想做点事。一旦陷入绝境,再不能有所作为了,我会把生命轻轻一掷,登门就范。”他每次想到死,大都是一闪之念,是自我嘲弄。现在,他比较认真了。在死的问题上,他此旁人优越──孑然一身,毫无牵挂,不会给任何人造成痛苦哀伤。当他向那个阴冷的王国走去时,不会听到身后有人痛哭。“这也是一种幸运,有人会嫉羡的,”他半认真半解嘲地想道,“虽然也不免有些凄凉。”绝望中,他还保持着冷静,清醒地思索着,计算着生死界线上会出现的种种情形。他惨然微笑着想道:“我曾多少次站在一台电动机或发电机前面设想种种修复方案,使它恢复生命,现在却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工作台上,选择毁掉它的最简便而无痛的方式了!”──看来,这条生命也并不比一台机器珍贵多少……在各种死亡方式中,从轻便、可靠、较少痛苦方面,他觉得最好还是触电。于是他开始设计电路,一次又一次工作中无意触电的感觉,在他记忆中复现出来。忽然,一个严峻的又是讥嘲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你在大学攻读四年,人民教会了你知识,原来为的是学会一种专业用来熟练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呀!”他不禁浑身一悸冷,在寻求死亡的路上停住了脚步。这声音刺痛了他的自尊。他郑本重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个懦怯无能的人,但是自杀难道不是懦怯无能到极点的人才会干的吗?他不是坚信过自己于人民于社会是有用的,并且在各种情况下证明过这点吗?他在大学时听到每个大学生一学期要耗费人民提供的几千元经费,四年下来就是好几万,他曾暗暗发过誓,要以十倍、几十倍的贡献来偿还这笔预支吗?这十年,他又还清了多少呢?当然,这不是他的过错。他并未偷懒。那些以人民的名义打击他、压制他、千方百计不许他劳作的人,能够代表人民吗?人民也在受苦呀……“难道因为他们捆住我,鄙薄我,践踏我,我就得承认自己一无所能,只有死路一条吗?不!我偏要活下去。为了向他们证明我郑本重是个什么人,我也得活下去!”

“我有用,人民需要我,”郑本重断然地给自己作出了结论,“我不能死”。

(四)艰难的起飞

一九七O年,城关镇为了解决待业知青和闲散人员的就业问题,决定让这些人自行组织一个集体所有制的机电厂。主管经济的顾某人听这些人的成份,不禁哑然失笑,连连说:“社会渣滓!都是些社会渣滓!这个厂,不要去理它!”这话传到工人耳中,倒成了一次很好的政治动员:一定要办好,给这家伙看看!

一个三十平方米的门脸儿,两台破旧车床,几个老虎钳──这就是所谓的“机电厂”。因为太穷,大家议定头三个月谁也不拿工资。

郑本重用工作填满时间的每一个空隙。修理电动机、架电线、翻砂、打铁、电焊,他都干,还要带徒弟。别人休息,他就去打扫卫生。

有一双眼睛却在一旁冷冷地瞧着郑本重的举动。他越是干得多,干得巧,这双眼睛就越是冷。这个厂没有厂长。姓陈的女人巴望着当未来的厂长。她管治安保卫,每天到派出所汇报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两种需要,都使她必须在郑本重身上抓住点什么。工作表现里无懈可击,那就在旁处找。

一个部队的汽车发电机出了毛病,郑本重帮着修好了,那边很满意,又派个车来接他去修理另一台机器。两位战士“郑师傅”长“郑师傅”短地、死乞白赖地把他推上了汽车。一回来,郑本重就见陈“治保”的脸拉得好长。她把郑本重叫过来,高声训斥起来:

“你也太不自量了!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王作时间,你竟敢去游山玩水,还坐汽车,欺骗解放军和部队首长握手!你未免太狂妄了!还说要给你摘帽子呢,今天的表现就说明你没有服罪!”

郑本重一声不响,脸上凝着一副淡淡的苦笑。他学会了用轻蔑来按捺住怒气。他深知,他是一个“贱民”,待他不公正,乃是常规。

郑本重的头脑对于认识这个世界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相当灵敏的,一碰到人,它就愚钝多了。假若他把聪明才智的百分之一拿来观察和探索陈“治保”那横眉竖目中隐藏的奥秘,他此后十年生活,就会是另一种样子了。

当后来的建材机械厂总管邓学民殷勤地问他:“给你搞点木料,要不要?便宜得很──我妹夫是开车的。”他应该握住这只伸过来的手,而不该拒绝。邓学民从外面往厂裹、又从厂裹往家裹偷钢材、偷木料,他应该只当作没有看见。当他(聪明一些的话,他根本就不会多此一举)和工人一起搞出一套规章制度交邓学民时,那人又叹息着,负疚地微微笑着,说:“定得这么细,这么死,我还有什么可做呢?”郑本重就该悬崖勒马,不作任何使邓学民睑上再出现这种笑容(工人们知道,邓学民冲谁笑,谁就要倒霉)的事来,然而他没有。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他是一个不适于生存的生物。比五十年代更不适应。他越是赎罪,离赎清罪愆的日子反而更远了。

(五)这一双眼睛

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天,有一个姑娘走进新津县建筑材料机械厂(就是原先的机电厂,规模扩大了,迁到新址)的大门。跨进厂门以前,她站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修墙的人惹起了她的住意,他全神贯注,动作紧张,麻利,铲灰,拾砖,砌墙一些机械动作,熟练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美。这本是两三个人的活儿,他怎么一个人干呢?这人还戴着眼镜,像个知识分子嘛,汗水从额头流下来,也不擦一擦……他神情和姿态里有某种东西她觉得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周跃华迈进这家工厂的厂门,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她是一九六九年的高中毕业生。十七岁那年就工作了,进过几家国营厂,都因为工厂停工,失去了工作。新津建材机械厂,工人成份复杂,“社会渣滓”多,在县城是有名的,她是万不得已才同意到这里来暂时栖身的。一看那两个草棚车间,污泥满地,她又皱了皱眉头:这哪里像个工厂!

周跃华是个电焊工。像一般贫困家庭的长女一样,她成熟得早,政治动乱和她在几家工厂的经历,更使她懂得了人世间的复杂。她在工作的间隙,留神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最触目的还是那个砌墙的人──郑本重。他好像是技术总管,人们什么事都找他问,但他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人,而且所有的工种:车、钳、焊、铸、刨、铣,他都干。他也常常过来和周跃华一起搞电焊。起初,周跃华想躲着他。因为她一进厂,陈“冶保”就指着郑本重的背影告诉她:“这个人,你不能喊他师傅。”高中毕业生周跃华是尊重文化和有文化的人的,听说这人是大学毕业生,不称他师傅,称什么呢?总不能喊他名字吧。这使她为难。

但是她却抑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常常用眼角扫他──看着他干活,是很吸引人的。几十斤重的砂箱他一个人一搬就走,切削精密部件时,他又比女人绣花还仔细、认真。周跃华干过好几年电焊了,郑本重给她示范焊一种新部件时,她也不能不敬佩他的效率和质量。他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脸上也是汗和黑,可是一下工,他就是另一个人了──擦洗得乾干净净,换上一身既无污痕也无皱褶的旧布衣。他引起周跃华的好感和尊重。当她发现可以回避掉“师傅”称呼又不唤姓名,就像别人一样喊他“眼镜”时,高兴极了。不过头一次冲着他叫出这带有戏噱味儿的两个字时,她还是脸红了,觉得毕竟有些失敬。

第一次发工资时,她在工资单上扫了一眼,不禁一惊:“郑本重”名下,写着“36.00元”。这是全厂最低的工资呀!他管的事、干的活比哪个都多,他加班次数也最多。这是为什么呢?她已经知道他是个“右派”。但她的朴素逻辑是:既然你肯把这么重的任务和责任交给一个“右派”,为什么在报酬上这样吝啬,这样不公呢?

每一天,她都会见到使她不平的事。她几次听到工厂的业务总管邓学民对这个、那个工人说:“不要听他的!”这个“他”,当然指的是郑本重。陈“治保”则经常和工人嘀嘀咕咕,不是收集对郑本重的不满,就是说他的坏话,挑拨工人对郑本重的不满。周跃华还不懂奥秘何在,但她凭直感作出了判断,她更加同情这个不幸的人了。

工厂来了一个突击任务,要造一台鼓风机。有很多焊活儿。郑本重来找周跃华。姑娘放下焊枪,站立起来,一只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

郑本重揪着她手里的防护面罩,问道:

“有一块一公分厚的钢板,二三公尺长,要焊,得用啥子办法才能防止它变形呢?”

郑本重对于要在一起合作的人,照例要摸清他的水平。前半句话他是一本正经说的,到中间却变了调子。眼前这个姑娘此他小得多,不知为什么,他想逗她发笑。

周跃华的自尊心立即警觉起来:“这是在考我呀!”她板起面孔,对答如流,同时盯着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见那里没有恶意,似乎只有一点友善的戏噱,她对这人的好感反倒增强了几分。

周跃华注意到,郑本重一听说“开会”两个字,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立即匆匆结束手上的工作,中断和别人的谈话,一个人走开了。

她知道,只要郑本重不摘掉“右派”帽子,他就要低人一等,他的自尊心就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她听见邓学民私下咬牙切齿地说过:“郑本重要摘帽子,除非是下辈子!”

替郑本重想,他应该和邓学民搞好关系。可是他却常和他吵。也怪,为的都不是他本人的事──他三天有两天加班,节假日从不休息,却一天加班费也拿不到,从未见他争过,倒尽是为别的事──生产秩序混乱,产品粗制滥造、原材料严重浪费以及工人劳动报酬上的厚此薄彼等等,同邓学民争吵不休。

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而这就必定要触动邓学民的命根子。他正在靠秩序混乱、漏洞百出来吮吸工人的血汗和控制工人的。若是把劳动调度和工时定额都精确规定下来,他怎么能随意把最轻松的工种和收入最高的活路分配给他的家族(已经有六个人进厂了)和亲信,并视人的亲疏来确定工时长短和报酬的高低呢?被他用这种手段拉过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顺着他的,一个徒工,一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一个工人三十天可以拿到七十多天的加班费。拗着他的呢,有时连基本工资也拿不到。

郑本重和邓学民代表两个极端,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周跃华惊喜地发现,工人们了解很多情况,大都对郑本重怀着很深的同情,就连被邓学民拉过去的人,有的心里头也是非份明。“只有郑本重一个人敢和邓学民斗!”──这是很多工人一致的看法。周跃华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难过的是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工厂里,只有一个“右派分子”敢于为维护集体的利益去和坏人斗争,而全厂工人竟只能袖手旁观,听任邓学民一个人主宰着工厂的命运。

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底“评审”郑本重的摘帽子问题时,结论自然也是捏在邓学民手里。郑本重辛劳一年,斗争一年,得到的评价是:“右派分子郑本重以‘技术权威’自居,目无领导,骄傲自负,说明他并未服罪认输,决定不予摘帽。”

对于摘帽子问题,郑本重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迫切了。他淡然一笑,对周跃华说:“我算得了什么?那么多开国元勋和大人物都倒下去了。”发生在他眼前的一件伤心事,就是那位好心的廖镇长被“造反派”、镇革委会主任许华孝活活逼死的惨剧。许华孝他了解,一起运过石头,是个吃喝嫖睹俱全的败类。廖镇长就因为批判过他,被他打得死去活来,断了几根肋骨,悬梁自尽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断。”郑本重对这位姑娘说,“我觉得我不比那些共产党员差。比表现,比贡献,我比有一些党员还强得多呢。”

周跃华把她所认识的一些党员一个个同郑本重作了比较,觉得他的话有理。这就在她素来不大关心政治的头脑里又一次引起一个骚动:“一个最下贱、最反动的人,怎么会比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里头的人,那些当官的还强呢?”

(六)忍辱负重

城关镇决定新建一个砂砖厂,利用江水每年冲积下来的大量流砂来造砖。可以担任新厂党政干部的政治人才有的是,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根正苗红和政治上可靠的技术人员。找来找去,最后不得不让永远改造不好的郑本重来担当。

郑本重来到江边。新工厂就将在他脚下,在这块江边沙滩上建立起来。他在工地上走了一遭,心里掂量着这副担子的份量。他是学电的,这几年搞了点机械。这项工程需要土木建筑、化工、锅炉热工等方面的知识,对他都很陌生。对于征服一门或几门新知识,他并不怯阵。问题是他必须管设计、施工、实际上是个总指挥,要管人,而他这个地位……

周跃华也被调到砂砖厂工地上来。走进工区,她一眼就看见了郑本重。他正在一个人费力地拖一块有百把斤重的钢板。她赶忙跑过去,和他一起抬,一面问他:“怎么你一个人干?”郑本重苦笑说:“我叫人,他们不听我的。”周跃华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两个人默默地接着抬。工地上,人早已走光了。周跃华忽然愤愤地冒了一句:“走,不干了!”拉着郑本重就要走,郑本重楞住了。

路上,周跃华突破了她自己设下的一道界限──不对郑本重讲那些会刺伤他自尊心的事,滔滔不绝地发起怨言来:“书记、厂长坐在办公室喝茶水、看报纸,五点钟不到,全走了。你这个‘耍权威’、‘不服罪’的人倒在拚死拚活地干。你还是个‘臭’知识分子,又白又专,天天追求个人名利!我就看不出你的名在哪里,利在哪里!你就不会拒绝不干?你算个什么?什么也不是,工人不听你的倒对了。”

这姑娘连珠炮似的指责,倒把郑本重的心说得暖烘烘的。过去也不是没有人对他表示过同情,但是这样真诚、热烈而且泼辣的,她还是第一个。

“她若是爱上一个人,为了保护那个人,会不惜牺牲她自己的。”郑本重想道,不知为什么,他觉出有一片浓浓的惆怅心绪飘过他的心头。他口里说的却是:

“我若不干,也是‘耍权威’,‘不服罪’。这我倒不怕。我不过是想干点实在事,也不是没有个人打算──在工作效果里得到一点安慰。工作也可以解除点忧闷。当然,又会有别的烦恼生出来。我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第二天,郑本重果然去找了党支部书记。

郑本重:“我没法工作。你们给我的责任很重。你们说工人干劲不足,也要我负责。可是工人不听我的,怎么办?”

T书记:“干革命嘛,干社会主义嘛,不要讲条件嘛。”

郑本重:“要是我一个人干,拚命也行。可是你们让我管施工,我得组织别人干。我开了工票,会计不给钱,说右派无权开工票。他们不给钱,工人不干,我怎么办?”

T书记:“干社会主义嘛,干革命嘛,不应该讲价钱。”

郑本重:“什么叫讲条件,讲价钱?你们也到工地上走走,教教我怎么干革命、干社会主义!”

T书记:“你不要吼!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这是带头闹工资,罪责难逃!”

郑本重:“这个罪,你加不到我头上。我拿三十六元工资,我是个工人。你不解决问题,工期推迟,我不负责任!”

郑木重这一“吼”,惹来的结果是:到年底“评审”时,又是他的一笔账──“骄傲”、“耍权威”,原因──“不服罪”,结论──“不予摘帽”。

帽子不能摘,工作还是干。

这项工程投资有限,要靠各单位订购砂砖的预付款,经费紧得很,因而郑本重不仅是(当然是没有名义、职称、报酬,但却有责任的)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和施工总指挥,还得是一个经济师。他必须精打细算。五大设备,都要修旧利废。

就说锅炉吧,他跑到氮肥厂找来一个爆炸过的废锅炉。找到锅炉厂,人家说根本无法修复。郑本重不信,他必须不信,因为买不起新锅炉啊。于是又跑到成都,谦恭有礼地打动了一位号称“锅炉大王”的师傅,到新津来实际考查。“大王”围着那个有了几十年资格的锅炉的残骸走了几圈,端详良久。谢天谢地,他的结论是:“修复是可以的。不过必须由高级焊工来作,焊缝质量一定要绝对可靠。”

老天爷!高级焊工是不难请到的,可是一天工资就得要十几元,哪里来的钱呢?……思来想去,任务落在了那个自信心很强,也很认真的姑娘周跃华身上。郑本重把锅炉的情况、修复的要求都对她说了,问她:“你能不能焊?焊缝的要求是不许有气泡、有杂质。办到办不到?”说完,郑本重又觉得口气太重了。不知为什么,最近每见到她,总想逗引她笑笑。

那姑娘想了一会儿,答道:“焊我是能焊,只是高压的东西我过去没焊过,我有点不敢。”

“那没关系,你焊,我给你当后盾!”

(七)“原来如此……”

说干就干。这天下午,二人来到废锅炉旁,戴上了防护面罩。

这是一个两吨容量的锅炉,炉体直径一米四。炉体的下部坏了,裂开了一条半米长的裂缝。必须把炉体切掉两平方米大小的一块,换上同样规格的钢板。焊缝还不得暴露在锅炉内的火光当中。工作条件很坏:焊工必须站在炉体凹进去的那个狭长部份里去,也就是三十公分的空档。要躺在那里,仰面焊。

周跃华躺进去了。焊枪一开,烟雾弥漫,炙热烤人。虽然铺了一张濡湿的草垫,衣服也不保险。说好十分钟一换,郑本重看时针过了五分钟,就赶忙喊她出来,自己站了进去。过一会儿,周跃华又喊郑本重出来。两人谁都想多焊一会儿,都想让对方多休息一会儿。当一个关了焊枪,吃力地站出来时,那张汗湿、泥污、烤得通红的脸,都在另一个人心里引起战友般的怜爱,同时也鼓舞了这个去接替的人。

他们从白天干到深夜,天天是半夜十二点到一点才收工。第二天一早又来了。一条条、一节节仔细检查昨天的焊缝。发现有一点不合标准,就铲掉重来。这,往往就使进度倒退几个小时。

他们停止工作时、整个县城早巳沉睡了。有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向江边走去,让江风吹拂一下灼热的肌体和紧张得滚烫的神经。他们往往拣一块较乾的沙地并排坐下来。夜的江,水流彷佛缓慢得多,也柔软得多。水上的粼粼月光,空中徐徐飘过的如絮浮云,还有从对岸山谷中轻轻吹来的清风,使他们的身体和精神都松弛下来,舒展开来,于是,心灵中被遮掩着、压抑着的东西便像涓涓泉水一样冲破沙层,渗流出来了。

周跃华很想知道郑本重的身世。郑本重就从他的童年讲起,娓娓道来,像在讲述一个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的经历──一个不幸、孤独而又充满生的希望的人的经历。

郑本重的平静的缓缓的话语,引着周跃华和他一起把他走过的路程重新走了一遍。一扇又一扇门,在这姑娘面前打开了,她看见很多未知的事物,有一些从她童年起别人植入她心中的幻影,开始消散了。在郑本重的叙述停顿下来的时候,她的思索还继续行进着。有一条线索,把这几年政治动乱中她看到的那许多曾经信以为真、其实是虚幻、荒唐的东西,那触目惊心的人妖颠倒、是非颠倒,同郑本重五十年代以来的种种经历联系起来了,她想着、想着……

当郑本重讲到自己和另一些像他一样的人把十年、二十年的岁月、青春和幸福耗费在同那个臆想出来的污秽的幻影搏斗时,讲到他的自尊心如何受伤滴血、乃至他的生的欲望几度枯竭时,虽然都是一带而过,也足以使这位善良的姑娘的心为之颤栗不已了。郑本重对自己的天真、轻信和痴心的叙述越是冷峻,对遭到的侮辱和挫折的回顾越是平淡,简直像是在念诵一个陌生人的墓志铭,周跃华的心痛得越是剧烈。

周跃华想道:“都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世界上最好的。那么一个好人在一个这样好的社会里,为什么会受这么多苦呢?谁需要他们受苦呢?”

周跃华的心情在两个极端上徘徊。有时,是介乎长姊和母亲之间的心情,觉得身旁这个比她不幸得多的人比她幼小,需要她的爱抚和慰藉。有时,她又觉得这人此他高大、坚强、成熟得多,会引她走路,给她庇护。她也不知道自己心裹有多少是爱慕,多少是同情或怜悯,又有多少是敬重。她只觉得她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要为他做些好事──是为了安慰他吗?不是,倒像是一种感激心情,感激什么呢?她自己也不知道。

离开河滩的时候,郑本重才想到,他十几年来从未对任何一个人──包括他最亲近的姊姊,这样源源本本地讲述过他的遭遇,今天却对这个女孩子说了,怪不怪?

“是为了博得她的同情吗?”郑本重自问:“不是。我从不需要别人的眼泪和叹息。”

那么为什么呢?直到走进家门,又看见他那间整洁然而简陋、阴冷、孤寂的斗室,他才找到答案:“因为这是第一个以平等待我并且同情我、关心我的人。”

这也许并不真正是他的意识,也不是很确切的答案。下意识里,他回避了一个因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也没有功夫分析自己。他太疲乏。一头倒在床上就入睡了。

(八)定情

历史老人对于缠住它腿脚的人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往往并不高喊“滚开!”而是先把它嘲弄一番。这位老人的幽默感,在七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又有所表现了。新津县先后自发地建成的两家小工厂都是同人民的住房有关的,是对“先生产后生活”而实际上不管生活、“先冶坡后治穷”而事实上不要窝和只生娃儿不造房的经济路线的嘲弄,因为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对管国家计划的人的不敬,等于宣称:对不起,老兄,我们自己干了。

这种历史幽默也没有忽略小小人物郑本重的命运。它把延续了十六年的荒唐的梦魇又推到一个新的高度,造成一个哭笑不得的局面:郑本重是政治上的“贱民”,无论在建材机械厂或在砂砖厂,他都是不准参加任何会议、不给任何表扬和奖励.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人物,然而同时哪家工厂又都少不了他。这个矛盾原来是掩遮在工厂大门以内的,现在却摆到大街上来了。相距数百米的两家工厂,你拉过来,我拉过去,谁也不准对方抢走郑本重。最臭的臭老九怎么竟成了香饽饽呢?

那位顾某人若对本县经济的发展多少有一点关心,对于解决日益膨胀的人口同二十年不见增长的住宅面积之间的矛盾有一点兴趣,他就会关注这两家已经逐渐引起省级机关注目的小工厂,他每年就会来看一看。那么,他就可能发现这个奇怪现象:一个戴着帽子的右派,为什么你争我抢呢?如果他认真过问一下,大约就会使新津县这个难得的人才提早五年重见天日。

遗憾得很。关于建材机械厂,他顾某人早就说过:“都是些社会渣滓,不要理它!”对砂砖厂呢?他也有过经典性评价:

“用砂子造砖?真是异想天开!不要理它!”

历史的信号,就这样被轻轻放过了。然而历史老人又是很执搁的,就算郑本重不过是一粒灰尘、滴水吧,也得恢复它应有的位置。

建材机械厂生产的制砖机,本来就是郑本重“偷”来的──先派了两批人出去学习,对方工厂保密。郑本重去看了看,在香烟盒上记了记,回来鼓捣来鼓捣去就弄成了。现在要改造它,加大它的压力,又得郑本重来。

旧型砖机都是翻砂铸件,机件很大,必须由大机床加工,新津县没有这个条件。郑本重想:能不能用钢板做,然后用焊接办法组合到一起呢?

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又是一个冒险。把那么大的部件焊接在一起,谁能保证它不变形?技术要求很高,谁敢说精密度能达到要求?

然而这又是在新津县条件下唯一可行的办法。计算下来,这种机器可以比一般制砖机造价便宜三分之一。

决定按郑本重的方案试制。时间要求很紧。每道工序,郑本重照例又都参加,和工人一起劳动。有时郑本重竟连续几天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

周跃华现在对于郑本重的处境,比他本人还要敏感。厂里不管谁,只要对话中一提到“眼镜”两字,她就会捕捉到上下文谈话的内容。她看到了省建材局对制砖机的重视,看到工人们把工厂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台样机的试制成功上。但郑本重的地位并未见改善。郑本重借此机会重新拟出的规章制度,又一次被邓学民束之高阁。她心里为他不平,替他难过。她劝过他不必傻干,不要加那么多班。但是见他含笑不语,照干不误,她也不生气,反倒也来陪他一起加班。郑本重见她来了,又是一笑。周跃华半嗔半笑地说:“你这个人哪,没办法,你有感染力!”

第二天,中午下了好大一场雨。天气骤然凉了下来。周跃华回家去加衣服,回来多带了一件雨衣,递给郑本重一件。下班后,他们一路回来──平时也常常一起走,郑本重把她送到离她家不远的十字路口。雨还在下,路很泥泞。他们并肩走着。沉默也是相互感染的。郑本重好像心事重重。周跃华不愿打断他的思路。后来还是郑本重开了口,同时放慢了步子:

“我们在一起工作很久了,合作得很好。工作上生活上的事,我也很爱对你摆谈。……不过我又有些顾虑。这样下去……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声音有些异样,周跃华看看他的侧影,头发湿瀛瀛的,雨水从眼镜上淌下来。他表情很紧张。周跃华觉得心怦怦跳起来了,想听他说明白他的意思,又怕他说得太早。她也把步子放慢了。

郑本重站下来,躬着腰,躲着雨衣滴下来的水滴,费力地要点燃一支烟。她很久未见他吸烟了。

“我有几年不想,也不再打算考虑这个问题了。到今天,现在,我还拿不定该不该讲。每见到你,又不能不想。只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再拖下去不好了。”

周跃华默默地听着,她什么也不想──她此刻没办法儿想,虽然她明明知道一件大事已经临头,也许几秒钟之内就要地作出决定……郑本重说,在感情上,他受过两次挫折。一次在学校,爱过一个姑娘,因为他出了事,吹了。再一次是来到新津以后,一位女医生等了他四年,他摘不掉帽子,又断了联系。他不想,也经受不了再来一次挫折。他现在不是急于得到爱情,而是想尽早弄清有没有可能……

“我想过很多了。我很清醒──对自己,对可能带来的一切。所以,我绝不会失望,因为我不抱什么幻想。……你不要有一丝一毫勉强。我不过是想,可能不可能,都早一点定下来,对我对你都更好。”

周跃华想起,他对她说过:“一个人能够经受的打击,我都受过了。”她真傻,那时竟没有想到这里面还包括爱情上的打击。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怎么可能没有这种事呢?……可是现在她怎么办?她的心上,不是没有掠过这类问题,有人还给她介绍过天津一个部队上的人,通过两次信呢。她还不懂爱情是什么东西,没有经验过。但是她确是愿意和郑本重在一起,她佩服他、同情他,怜悯他、又觉得一旦有事可以依赖他……难道这就是爱情?

这姑娘想了几秒钟。她是用心,而不是用头脑想的。这几秒钟里,心头上只有这个人──他的神采风度,他的经历、为人和他的知识,他整个儿人在她心的天秤上站立了一刹那,至于他会给他带来什么或带不来什么,无论是闪光诱人或灰暗不祥的,在她心连飘也没有飘过。这时,临街的什么人家的挂钟敲起了时辰,一下,两下,三下……周跃华像是自言自语,轻声说:

“那就定了吧。”

“什么?你说什么?”

“你放心。我跟你在一起。”

“真的?”

“真的。”

郑本重站住了。他拉过周跃华的双手,使劲揉着,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话。两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个兴奋得要发狂,另一个羞涩之中还有几分惊恐。雨水顺着四只雨衣袖子流下来,汇合到一起……

在十字路口分手后,周跃华又起了疑念:这就是恋爱吗?别人家恋爱,总要说几句恋言蜜语。我听也没听过,就定了终身。

直到入睡,她一次也没有想到郑本重的政治情况和由此必然发生的一切。

(九)高价、苦味的幸福

谁说我们祖国通讯事业落后,信息传递太慢?谁说我们的干部不关心人们的幸福?郑本重和周跃华这次谈话的第二天,砂砖厂的党支部书记T就把郑本重找去──这回不是上级对下级、领导干部对右派分子的训话,而是私人建议性质,她说:“郑本重,你可不许乱缠着周跃华呀!”

另一位书记,姓李的,把女方找了去,语重心长地劝告:“你可要慎重考虑哟!这可是开不得玩笑的哟!”

一九七三─七四年是什么年代?“幸福”和爱情早已列入修正王义词典,至于“个人幸福”,从概念到实体,已在“兴无灭资”,“突出政治”‘“继续革命”的不断冲击中化为灰烬了。所以,一个小女子周跃华居然与一个右派私订终身,这件事情在几十个小时之内轰动新津县城,引起男女老少的关注,也是并不费解的。

周跃华的老同学,新同事,童年的朋友,远房的亲戚,提出忠告,劝阻,警戒,责难。归根结底,意思是一个:你是怎么搞的,跟一个大右派恋爱啦?他还此你大十一岁!你可不要受蒙蔽呀,别叫他的甜言蜜语弄昏了头啊!

王宝钏委身薛平贵,英王爱德华二世“不要江山要美人”,美国白人女郎下嫁黑人,在历史上引起的风波也不过如此吧?当然,假如人们知道几十年间地主富农家庭除非易子女而嫁,就只能使子女抱独身主义,对于我们祖国特有的这种社会现像也就不会奇怪了。

正如我们的文学评论家说的: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怎么可能有不幸的爱情和没有爱情的婚姻呢!用焊接方法组合制砖机成功,立即引起四川省建筑材料工业局的注目。他们早已想过采用这种方法,但屡试不成。派来新津的那位工程师,在路上还不相信这台制砖机在质量上能过关。到现场一看,信了。于是决定在新津县召开全省推广新型制砖机的现场会,并且把成批生产的任务交给了新津县城关镇的建材机械厂。

这一决定不要紧,倒给新津县出了个大问题:由哪一个人在现场会上发言,介绍经验呢?这本来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但郑本重却丝毫不抱这个野心。他早已听从了命运的安排:他动脑筋他出力,成功的果实──从物质到荣誉都属于高贵的人。但麻烦出在省建材局指名非叫郑本重出场不可。他本人识相,再三推辞,也不中用。事情还没定下来呢,派出所所长就发表宣言了:

“这像什么话?这个右派分子未免太猖狂了!一个专政对象竟然要参加省里的会,他也太能干了!”

其实郑本重此时关心的根本不是他的荣誉得失问题。他盼望──比十五年来任何一年都更深切地盼望──一九七三年年底能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他暗暗希望在婚礼上他能够以不愧于新娘的身份出现。现在,他的荣辱祸福已不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必然要波及另一个人了。只要解除他身上耻辱标记的那一天不到来,结束他十五年屈辱生活的那一天不到来,他觉得自己在道义上就没有权利同周跃华结婚。

他今年信心也此以往多了一些。他为建成砂砖厂日日夜夜付出的心血和精力,在自制五大件设备中为国家节省下的数以万计的资金,改造制样机给建材机械厂和新津县带来的利益──这一切都是铁一样的物质现实,城关镇和县级领导不会看不见吧?何况,他郑本重这十几年的表现也是经得起检查的。

郑本重盼望着。十一月过去,十二月到来了。十二月上旬、中旬过去了,下旬到来了。郑本重等待着……

可惜,他听不到城关镇党委机关里两个人的一席对话。

城关镇党委书记:“郑本重,这人仍然很骄傲。听说还很歪。给他摘掉帽子,他岂不是要更骄傲,更歪了?”

县委统战部长:“他十几年表现不错。今年的贡献很突出。这两个厂,他都起了很大作用。”

城关镇党委书记:“哼!什么贡献!不就是参观了一下制砖机吗!”

县委统战部长(气愤地):“你去参观一下试试!”

结果是:郑本重不能摘帽。他必须继续“赎罪”。他必须带着镣铐举行婚礼。郑本重为他一九五七年的真诚和天真已经付出了十五年青春岁月,这还不够。他先是用痴醉的、后来又用清醒的头去撞击那多年的那扇通往正常人(仅仅是个正常人呀)生活的大门,这扇门今年依然纹丝不动,闭得紧紧。政治囚禁,精神凌辱和个人生活的不幸必须继续下去。

祖国啊,你绝不是这样冷酷,这样不公正的。那些以你的名义败坏你的声誉,伤害你的肌体,戕害你的子女的人,究竟是什么人?你还要忍耐多久呢?

(十)冒险

周跃华不愧是以强悍著称的河南人的后裔。她敢于蔑视权威、向舆论挑战,不在任何压力下低头。她故意和郑本重一起上班,一起吃饭,一起下班,永远肩并着肩。她还故意显示:是我周跃华自己找郑本重的,不是他找我;我今天能攀附上他,还觉得挺骄傲呢!细心的姑娘也是为了使郑本重放心:我主意拿定要跟你过一辈子了,谁也休想拆散我们!

最恶毒的谣言传开了:周跃华若是清白女子,她怎么会不找别人,偏偏要找一个比她大出十一岁的右派?她图的是什么?她准是个“烂货”,才贴上了这么个人!

这是我们国粹宝库中的一个绝招儿,专门对付弱女子的。你去证明你的清白吧!

这也吓不住周跃华。她干脆不予理会,仍然昂首走过新津市街,紧靠着她的未婚夫,谈笑风生。

不应该给这位姑娘立一块碑吗?为她的正直、坚强和勇敢?为她的眼力?偌大一个新津县城,唯有这一名女子──不是党员、不是干部、不以革命派自居、不唱形形色色的高调,唯有她,真正按照一个人本身的真实价值,而不是他的政治标志,他的地位、身世、门第和财产,给了他应得的评价。她抛弃幻影,选择了人。

这时,郑本重又被召回砂砖厂,正带领一帮人制造高压釜。沙砖在用河沙和一定此例的石灰混合压制成型后,要在高压釜中经过高温下的化学反应,最终获得砖的性能。这是一个长十八米、直径一米六的庞然大物。郑本重不仅没搞过,连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高压容器。按规定,应用整块或大块钢材制成。但是砂砖厂一无钱二无料,怎么办?只能用零碎钢板。郑本重找来六十二块。用这么多量的零碎钢材拚成高压容器,要冒的危险可又此修补爆炸过的锅炉大得多了。几年以后回想起来,郑本重还有些害怕呢,当时太小瞧这东西的厉害了。然而在当时,不冒点险又怎么行呢?又没有技术资料可以依据。他只能以强度和受力上计算。在焊缝上,他把安全系数往大里打,加大材料的安全储备。每一个数据,他都要反覆怀疑,多次运算。这样作了之后,心里仍然没有底:究竟行不行?

他有时隐隐约约,有时相当明晰地感觉到,他前面不远处伺机而动的那个恶鬼般的威胁,并且反复掂量了它的份量。他的政治身份会使过失变成罪过,无意变成有意,偶然变成一贯,最后便是铁窗绵绵无尽期的囚徒生活。而眼前又是他的婚礼,这就是说,任何灾难都要翻上一番……

周跃华示威性地每天和他在一起,对郑本重也是一个鼓励。晚上加班,有时本来没她的事,她也要来。郑本重的手被打坏了,她跑来给他裹伤。见他满面泥污,眼镜上也落满灰尘,就过来给他摘下眼镜,当着几十人大声说:“来,我给你洗睑!”

姑娘的母亲为了她的婚姻闹得死去活来,还把她锁起过。她是刚刚逃出来的。

又是许多个为高压釜而战的日日夜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的一天,周跃华和郑本重双双来到结婚登记处。办事人员一一问过例行问题之后,叫他们填写了证书。按照本单位介绍信上写明的“政治身份”,他仔细地勾掉了证书上新郎姓名下面的“同志”两个字。那个耻辱的阴影,是连一生只有一次的喜庆大事也不肯饶过的。

高压釜终于完工了。这是普希金的抒情诗,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也许还要超过它们。那些诗、曲和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在镣铐、屈辱和践踏下恋爱,也不是带着镣铐和蒙受着长年的屈辱与践踏从事他们的创作的。我们的创作者却是在种种权利被剥夺,拿着每月三十六元的最低工资,担负着很大的责任,冒着很大危险为人民节省下二万五千元投资,建成这个高压釜的。它将吞吐几百几千万块砂砖,其中相当一部份会用来为自由、幸福的新婚夫妇修建他们的洞房。

一九七四年一月。正当新津县砂砖厂建成投产的时候,周跃华和郑本重举行了婚礼。

结婚前夕,新娘去参观了一下洞房。新郎是毫不含糊地一无所有。一身工作服,一条棉被,一张春夏秋冬通用的凉席,还有一堆科技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实际上的工程师兼工人劳作了十五个春秋为自己创造的私人财富。

这一切早在新娘的意料之中,新郎却不无歉意地解释了一句:“一分钱我也没有存下。我是想:存钱又干什么用呢?”

新娘想的是:下月发工资时,头一件该添置的是什么。

没有悲伤,也无须悲伤。爱情会填补贫困和卑贱留下的任何空白,但任何财富和显贵却无法使感情空虚得到一星星补偿。

婚礼简陋和冷清到了极点。不过也好,这方圆不超过八平方米的小屋,也只能容纳四五名客人。

郑本重在悲伤重压下濒于绝望之际,曾自我嘲弄地为自己写下四句谶语:

洞房花烛夜──隔壁子,
金榜题名时──下辈子,
久旱逢甘雨──雪弹子,
他乡遇故知──债主子。

现在,第一句已被勾销。一位年轻美貌、刚强能干而又温柔体贴的新娘子,成为他的终身伴侣了。

这是不是郑本重以他多年的忠诚和勤奋感动了上帝──中国人民,人民给他的酬报呢?

(十一)爆炸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天深夜,砰然一声巨响,震动了整个新津县城。郑本重最担心的事发生了──高压釜爆炸了。

郑本重得到消息时,脸刷一下变青了。夫妇一起蹬车急奔现场。离砂砖厂还很远,马路上已堆着厚厚一层砖粉。工厂内外树的枝叶上像下了厚厚一层雪,那是银白色的砂砖的粉末。所有厂房都已炸毁。一万多块砂砖一瞬间化为砖粉。四十五吨的高压釜,被它自己喷出的气体推送到五十几米以外,十几米高的一株大树被连根拔起。卷物机,变压器都被高压釜的釜门撞翻了。

全厂内外,一片凄惨景象。完了!

路上,郑本重已作了充份准备,以“阶级敌人破坏”的罪名去坐牢房。悔不该过早结婚,让一个好端端的姑娘为自己守活寡。

到现场一了解,原来事故起因不是机器本身的毛病。是操作违反规程造成的。釜门上几个螺丝松动了,值班工人找到一个五级钳工,他未按规定更换螺丝,却将就着继续使用,还把九颗有毛病的螺丝都上到釜门的一侧。事故也是有征兆的,加到六个气压时,一颗螺丝松了,滋滋冒气,本应立即排气。值班人又去找钳工。此人大意,让继续保持现有气压。半小时以后,发生了爆炸。

大家心情都十分沉痛──一年多的功夫和资金,全部报废。要修复,等于再建一个新厂,甚至比当初新建还难。特别是这个高压釜,它被冲走那么远,谁知道它伤势如何?能不能再用?看得出有些裂纹,那肉眼看不见的隐伤呢?购置新的吧,根本不可能,没钱。郑本重心里七上八下,矛盾重重。对于这个厂,他是有感情的,当然愿意重建。可是高压釜多半会有内伤,再用它岂不是冒更大风险吗?

回到家中,郑本重仍然疑虑难消。妻子劝他说:“你可再修补不得了。说是让你干,不叫你负责,这怎么可能?下次再出事,你的罪责还要更重。人家会说,你明明知道它爆炸过一回了,可能有隐患,为什么还修补它?”郑本重几乎被她说服了。可是不恢复生产,工人们吃什么?今天好些工人都向他表示,希望他再次出马。

办法只要去想,还是有的。他让人把高压釜朝垂直方向调了一下位置。这样,以后再爆炸,釜体就会冲到河滩上去,不会破坏厂房和伤人了。修复以后试压那天,他要求:所有在场的干部都到锅炉房去坐着,那是和高压釜方向平行的地方。除烧锅炉的以外,全厂职工一律放假。高压釜旁,只准留下他一个人。

去年高压釜制成后试压时,他也是守在旁边不断观察的。不过那时爆炸仅仅是一种设想,今天,爆炸却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了。因而他却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升压后釜体的动向,而这就要在危险区停留更长时间,离高压釜也更近。他又像一年前一样,围着高压釜走了起来。开始加压了。釜外加的那一层保温材料,还是湿的,处处都冒着蒸汽,而他郑本重要查的裂缝,也只能从渗出的蒸汽上去识别,只是前一种汽此较均匀罢了。他走着,随着汽压的增高,加快自己的步子。升到四个气压时,他发现有一处汽不大正常。他停下脚步,盯住那块地方,细细观察汽流的速度。然后,他命令降压。他扒开一块保温层,果然找出一条长达一米的裂纹。立刻排汽,然后用电焊机割掉那块钢板,再重新焊上一块。

接着,他命令再次升压。他又一次围着高压釜不停地走,不停地看。加到八个大气压时,他神经最紧张了,但心情依然很平静。从下午五时站到高压釜旁,他一直走着,走着,直到第二天早晨八点钟,这中间虽然停过脚步,却始终未曾离开高压釜周围。本来,有两个小时不出事也就可以放心了。郑本重却不敢放心。他走走停停,两个两小时,三个两小时过去了,他仍然不肯离去。四个两小时,五个两小时又过去了,他还不放心。直到十五个小时以后,他才拖着僵硬沉重的双腿回了家。

这时他才想到,他确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事先竟没有对妻子嘱咐几句话,万一他一去不回,她该怎样活下去。平时再紧张,周跃华也要陪伴着他,而只要有妻子在场,他的心也就稳一些。这一回,他却百般劝说,非叫她留在家里不可──她已有身孕,而且临盆很近了。

回到家,他疲惫得要命,一头栽到床上,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话也没说几句。周跃华一阵心疼,不忍再打扰他,也就不问他什么。只是站在床前,久久地望着酣睡中郑本重的面孔。

砂砖厂的工人遇见周跃华,纷纷交口夸赞她的丈夫:“昨天多亏你们的”眼镜“,不然又得出事,那还得了!唉,这回可真累坏了他,他少说也得趴几天,给他做点好吃的吧!”

周跃华心想:“谢天谢地,你们总算敢公开说他几句好话了。可是你们毕竟是局外人,只见到他辛苦。辛苦算得了什么?你们哪里知道他要负多大的责任!”她想到,上次高压釜是装好后一年才爆炸的。那么从现在起,至少一年之内,爆炸还随时可能发生……

她要为他、为自己、还有即将降临到人世的那个小小的生命祈祷。天哪,给我们以安全吧,假如你不肯赐给我们幸福的话……

(十二)妻子

郑本重的命运还在老的轨道上运行,周跃华则不然了。这位二十四岁的姑娘曾以为俩人的正式结合,可以最终结束外界对这场爱情的非议,事情也就完了。就算郑本重还是个右派吧,个人事个人了,同她周跃华有什么关系!

她是过于单纯了。婚前的一切,只不过是郑本重的厄运波及于她的开始。不要几天,周跃华就明白了:世界上又增添了一个罪人,她必须和郑本重一起去赎清那并不存在、因而也就永远赎不完的罪愆。愿也罢,不愿也罢,“右派婆娘”这顶帽子她是戴定了。

工作,她要求自己比别人干的更多。加班,她比别人加得更勤。她处处小心翼翼,不让别人抓住什么。然而如果过去她这种表现还可以赢得几句表扬的话,现在,人们就认为这是她作为“右派婆娘”必守的本份了。

邓学民把对于郑本重的余怒全部倾泻到周跃华身上。别的女工,怀孕后在活路分配上给以照顾,周跃华却必须照旧干重活,弄得她险些流产。别的女工奶孩子期间只上白班,周跃华却必须照旧上夜班。没办法,她只好把娃儿带到车间,放到工作台上。徒工干错的活儿,也要记到她名下,扣掉她的工资。

“嫁给你,酸甜苦辣,冷嘲热讽都尝遍了。”她有时对郑本重抱怨说。

周跃华可不是一个甘心屈服于命运的女子。女儿佳佳诞生以后,她就更急于要为结束丈夫的、也是全家的厄运而奔走了。一个愤怒的妻子和母亲是无所畏惧的。周跃华决心用她的头去撞击那扇冷酷、麻木而又坚固的大门,至少为自己女儿争到一条正常人的生路。

下面,就是这个从未当过领导、没有多少水平,只凭一颗纯真朴实的心去感知这个世界的女子,同那些不事劳动、吃着人民的俸禄、以搞政治为专业从而应该是水平和责任心高出周跃华多倍的人们之间发生的一些对话的片断:

周跃华:“你们应该承认事实。郑本重这么多年干了些什么,都像板上钉钉一样在那里摆着。你们不表扬、不奖励、不提拔,都可以,但是他做的事,客观效果对社会主义是好是坏,你们总该清楚吧?”

A领导:“怪不得你跟郑本重结婚。你的嘴也一样歪!”

B领导:“作为他的妻子,你应该帮助他改造。”

周跃华:“可是你们这个改造到什么时候是了呢?他哪点没改,总该有个标准吧?你们的标准是什么?看表现、看行动、看效果呢,还是凭印象、凭概念?见他发脾气,就说他不服罪,你们问过他为什么发脾气吗?依我看,他发脾气倒正是他改造得好,有责任心的表现呢!要不,干脆不让他管事,当个普通工人,老老实实听话干活吧,我保证让他不发脾气,那就服罪了,改造好了吧?”

C领导:“革命工作嘛!不讲条件嘛!干革命不该讲价钱嘛!尤其是他……”

周跃华:“他讲过什么价钱?从不拿加班费,没有奖金,不提工资,干了那么多,小会大会上提都不提一句,他计较过分毫吗?”

D领导:“你要和他划清界限,帮助他改造,不要计较功劳和收入。”

周跃华:“并不是争功。就算他戴着右派帽子,也得看他干的事情是啥性质吧?他干的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把他干的好事同别人比一比──同党员、干部都比一比,看看谁高谁低!”

E领导:“他骄傲、耍权威。”

周跃华:“啥叫骄傲?啥叫耍权威?你们年年说,我想不通。他有本事不出力?他摆架子瞧不起工人?错误意见他反对,歪门邪道他反对,这就叫骄傲,耍权威吧?照我看这还对了呢。”

F领导:“思想改造是长期的,知识分子时冷时热。郑本重的老毛病还没改。”

周跃华:“你们分析过他这冷冷热热的毛病是怎么犯的吗?他热火朝天的时候,你们支持、鼓励过吗?别人拆他台、下他绊子的时候,你们制止过吗?好些工作是他代替你们干的。你们喝茶看报,五点钟一敲就回家了,知道他白天黑夜干的是什么吗?你们怎么那么放心让一个没改造好、又骄傲、又耍权威、又忽冷忽热的右派替你们计划、设计、组织、指挥呢?哼,说一句话就放毒,提个意见就骄傲,我看郑本重这辈子也改造不好了。干脆,算我觉悟低,我劝他不干算了。我关起他来,我养活他算了!”

这仅仅是周跃华为她一家的命运奔走呼号、舌战群官史料的断简残篇。哪一方在理?谁是正确的呢?唉,正确又有什么用!周跃华的唇舌鼓起的微微气息是过于无力了,甚至拂动不了那株权力大树的一枝一叶。大树威严、牢固而无动于衷。它始终是有理的。

(十三)踩到底

小佳佳在一天天长大。要到她过四周岁生日的时候,也就是她父亲在苦难中渡过二十一个寒暑时,小佳佳才能喊他一声爸爸而不致丧失“阶级立场”。

一九七六年十月全国人民鸣鞭放炮,驱走了四大瘟神,但另有一个瘟神却还心安理得地稳坐在郑本重家里。这一年值得记忆的事,是地震警报一来,郑本重就跳出防震棚,驱车疾奔砂砖厂──他担心发生高压釜沉陷或火灾,危及人命。周跃华则背着小佳佳在车后面追赶,千叮咛万嘱咐,然后伫立在路边,目送丈夫的背影,暗暗祷告苍天,但愿他能骑着车回来。她知道,一旦出事,站在最危险地点的一定是他。而他如果这时候死去,墓碑上都不能写“同志”两字,不能开追悼会,他还要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度他充满苦难的日子,而且那将是永恒的……

怎样看待郑本重?──是继续揪住他的幻影不放,还是承认那个真实的郑本重以及他的全部忠心、才能和贡献呢?这个矛盾到一九七七年更加尖锐,在一九七八年达到顶点。如果说郑本重曾经作出突出贡献的砂砖厂和建材机械厂还只不过引起了省级机关的重视,那么一九七七~─九七八年建造的一个新厂──加气混凝土厂,则具有全国意义了。新津县先是回说“没人”,无意接受省建材局和省建材研究所委托、于新津县的发展也大有益处的建厂任务,后来,那边点名要“那个当年制造过高压釜”的人出马,这边,砂砖厂里立即跳出一个野心勃勃的李某人,大声疾呼、强烈抗议“不许重用坏人!”这一着也不灵,非用郑本重不可的时候,就又把那本我们已经熟知的脚本端了出来:不给郑本重任何名义、职务和实权,却要他对一个新厂的设计和施工担负主要责任。没成想这一回郑本重却不那么好说话了,他干脆拒绝接受任务。滑稽的是那个高喊“不许重用坏人”的李好人,对这项工程却一筹莫展。一拖再拖,临到离规定的竣工期,也就是全国“小型加汽混凝土”现场会议只有三个月了,县里这才慌了手脚,工业界首脑人物几经磋商,才忍痛任命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作工程总指挥。“好人”李某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坚定立场,使“坏人”郑本重不得不每天牺牲掉一半到三分之二的睡眠时间去弥补被耽误掉的工期,如期完成了全部机械设备、厂房建设和一幢试验楼工程。

远的不说,一九七三年以来郑本重先后在三个工厂(建国三十年,新津县总共又有几家这样的工厂呢?)的建设和发展中作出的贡献,应该可以证明他不是敌人了吧?全国右派分子一律摘掉帽子以后又过去了几个月,已经到了七八年年底,仍然有那么一帮人死死拽住郑本重不放,生怕新津县里右派绝了种。

这是为什么呢,说来也很简单:一个戴着右派帽子的郑本重还敢用规章制度束缚他们手脚,动不动就跑来大吼大叫,限制他们滥用权力,若是给他摘掉右派帽子,那还得了!?郑本重的才能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非用他不可;用他而又给他摘掉帽子,使他成为同自己平起平坐的人,加上他的技术才干和组织能力,那不等于拱手交出自己的权力吗?

(十四)另一种幻影

一九七八年年底,郑本重终于摘掉了右派帽子。一个月以后,一九五七年错划他右派的问题又得到改正。这时,他已被任命为加气混凝土工厂的副厂长。在他成了干部中有职有权的平等一员以后,他发现自己在改变现状,革除弊端上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他的力量所及,依然局限于纯技术问题。他作了两下最后的尝试,又遭失败,便借落实政策的机会离开了这个工厂。

他最后一次巡视加气混凝土厂和建材机械厂时,心情是复杂的。这里的每一台机器,要么是他设计和制造的,要么是他多次操作过的,他曾经认为,他付出的一切都会属于工人集体。然而现在究竟谁是主人?工人们对于决定工厂事务究竟有多大权力?那些工厂领导人关心的首先是拉一帮人,把更多的权力拿到自己手里。为了这个目的,明争暗斗,工作中你拆我的台,我下你的绊子。混凝土厂至今达不到设计水平。建材机械厂的制砖机,则由于粗制滥造,很多单位退货和取消订货合同。工人无权,眼见种种弊端,敢怒不敢言,既担心本厂前途,又无心好好劳动。

“中国人真没有良心!”──郑本重心里骂着那些争权夺利置国家和工人利益不顾的人,他们当然只是中国人中的少数,然而当代中国确有这么一批不该被史学家遗忘的人。这些人,也有他们的幻影。X书记、T书记的身份都是共产党员和工厂领导人,或者说,由于有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也就有了工厂领导人的身份。这是形式,是表面价值。那么他们的品质、作风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气味,他们领导工厂的能力和贡献又怎样呢?这是他们的真实价值。两者并不经常是一致的。但是,他们既成了共产党员和企业领导人,就会产生一种幻觉(我们社会中特别丰产的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人,主要功能之一也是为掌权的人制造这种幻觉),以为自己是够格的党员和称职的企业领导人了。甚至是优秀的党员和能力很强、贡献卓越的企业领导人了。说到此,应该说郑本重也不能辞其咎。他在建材机械厂从建厂到制成制砖机的全过程中作出的种种贡献,不是也成了邓学民的功劳和他自恃的资本,他在砂砖厂、混凝土厂前后七年的工作成果,不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了T书记、X书记的贡献,或“领导有方”的证明,从而客观上助长了这些领导同志的自我幻觉了吗?

结尾处,我们又回到开头,想起那位不肯同“改正右派”碰杯的县经济工作领导者顾某人了。他为什么会如此自视高贵、尊严、优越,以至连碰杯这小小动作所需要消耗的能量都不屑于付出呢?是因为他政治水平高,同林彪、“四人帮”斗争有功,业务能力和领导才能高超并且像郑本重那样十年不歇节假日、拿最低的工资作最大的努力,从而把新津县的国民经济推向一个新高峰吗?非也。翻开此公三十年的政治记录和工作成果记录,并没有多少足以使他炫耀高贵、尊严、优越的东西。

成果,我们无意中说到了“成果”。对了,评价一个人或一个人自我评价的主要依据,难道不正应该是他的思想、工作、斗争在实际生活中创造出来,人人得而见之的成果吗?郑本重的影子离开他的实体并在二十余年中喧宾夺主,掩盖、歪曲、抹杀和糟蹋真实的郑本重本人,不就因为人们不去注重他每日每时的表现,他夜以继日的劳作,他呕心沥血的苦思,他成年累月的工作成果吗?这并不是难以捉摸、无法测定的呀。二十年来,新津县有几个人,包括党员和非党员,干部和非干部,像郑本重那样在创造三个新厂中起过突出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牺牲自己的休息和睡眠,不计人为的刁难和打击,冒着坐牢和死亡的危险,为人民节省下数以十万计的资财,使新津县和非新津县的人民有条件住上一幢又一幢新房呢?

然而多少年来我们的方针是不算经济帐、政治又不许落实到业务上的,反映在人的评价上,就是豪言壮语和高谈阔论压倒行动及其效果,政冶口号压倒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人对他人和自己的幻觉压倒真实的人。

一九八O年春天,当我离开新津县的时候,郑本重和顾某人都在思考着自己的前程。

“我调到工业局机关已经一年了,”郑本重皱着眉头说:“从来没有这样轻松、悠闲过。”其实,他也并没有闲着。正在建设中的又一个建筑材料工厂硅酸盐厂,建筑部门设计了一年,最近郑本重重复审了一下原设计方案,动了几个晚上脑筋,发现设计者不了解生产流程,缺乏综合考虑,需要全部推翻重来。这样,至少可以节省五、六万元资金。那么他想做什么工作呢?到研究所去搞研究?

“不。我想到一个工厂去管管技术工作和生产组织工作,同时搞点科研。干实的,我比较在行,也有兴趣。”

这时,顾某人却正在嫌他管的事太实。这两年,事情越来越具体了。就说农业吧,“以粮为纲”多好──我就要水稻,指标、单产、征购都是水稻,往下一派,往上一报,该多清爽。现在不了,要因地制宜,还要多种经营,还搞什么自主权。他要自主,我怎么领导?

顾某人盘算着他参加工作的年限,把自己的党龄、级别和职务同县内旗鼓相当的人逐一作了比较,深深叹了口气。他感到委屈、气闷,起来推开临街的窗子。

多年来他常常从这面个子里眺望街景。街上还是熙熙攘攘的人群,但衣着的色彩比前两年鲜艳多了。广播站的喇叭播送着一支曲调陌生、同他的耳感格格不入的歌曲。几幢样式比较考究的新住宅楼在同时兴建。“变了!”──他想道。去年以来他心中有时隐隐感到不安,最近竟颇感烦躁了。这种烦躁同最近报纸上不断谈论“铁饭碗”问题有关。前两天又听到一个消息,说对干部要普遍考核……

顾某人使劲关上了窗子,陈年的积尘从窗棂上朴刺剌落了下来……

一九八〇年六月于北京

文章来源:刘宾雁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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