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思想者将整个宇宙玩于股掌之间。
——《费城问询报》
说起道格拉斯·亚当斯，你一定会想到《银河系搭车客指南》。这个系列被西方科幻读者奉为“科幻圣经”之一，充满了有趣的幻想和光怪陆离的荒唐。然而殊不知，道格拉斯·亚当斯其人比他的作品要更为有趣，他一生都在不走寻常路，把一切都玩弄在股掌之间。
1979年，《银河系搭车客指南》出版后不久，道格拉斯·亚当斯受邀去苏活区的一家小科幻书店做签售。他开车前往那里，结果被一场什么示威活动堵住了。“发生了交通堵塞，到处都是人群，”他回忆道。直到挤进书店，亚当斯才意识到人群为他而来。第二天，出版商打电话告诉他，小说登顶了《伦敦星期日时报》畅销排行榜，他的人生彻底改变。“感觉就像直升机把你送到珠穆朗玛峰的顶上，”他说，“也像没有前戏直接高潮。”
《搭车客》小说出版前已有拥护者众多的广播剧，也有电视剧和舞台剧版本。亚当斯后来又扩展出了四本小说，全球销量达1400万册。继录音版和电脑游戏之后，好莱坞拖延了二十年的电影版终于即将开拍。
故事本身始于地球，性情温和的城郊老好人亚瑟·邓特尝试阻止镇议会摧毁他的住宅，修建一条公路旁道。随着他的朋友福特·大老爷（你可以将他视为维吉尔，而邓特是但丁）亮出他参宿四附近某颗行星的代表身份，告诉亚瑟地球很快就将被摧毁，为修建超空间高速公路腾出地方，故事于是进入宇宙。他们搭上沃贡人的飞船，开始使用《搭车客指南》——这东西是通常来说颇为可靠的资料库，储存了有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全部知识。
亚当斯的创造力和独树一帜的跨银河系级幽默感创造出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力。“某某搭车客指南”这个短句很快成了惯用语，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仿造科幻小说和电视系列剧。他的巴别鱼（一种小鱼，放进耳朵里就能把任何一种语言翻译成你的母语）被用来给网络搜索引擎上的翻译程序命名。他的另外几本小说同样获得成功，还有关于濒危物种的一个电视节目、一本书和一张CD-ROM。他创建了一家互联网公司H2G2，它最近迂回实现了指南的点子：发布服务，通过手机提供有关生命、宇宙以及一切的保证真实的信息。
他的大部分财富似乎都花在了为他对技术的热情提供燃料上，但他从来都不是沉迷科幻作品的那种宅男。他生性随和，热爱社交，是一条身高两米的壮汉。事实上，他的气质更像七十年代成为摇滚明星的英国公立学校小子；他曾经弹奏吉他，和好朋友平克·弗洛伊德乐队一起在伯爵宫表演。他不会从钱包里拿出女儿的护照尺寸照片，而是会有点卖弄地打开他强大得令人侧目的笔记本电脑，鼓捣片刻之后，五岁的波莉·亚当斯出现在一段戏仿流行MV拍摄的视频里，他的另一个好朋友约翰·克利斯友情客串。
于是他的生活就变成了这样：金钱，大咖朋友和高级玩具。他简历里的基本事实——寄宿学校，剑桥脚灯社，英国广播公司——乍看之下似乎不足为奇。然而在貌似惯例的轨道里，他走的却不是一条寻常路线。
1952年，道格拉斯·诺埃尔·亚当斯出生在剑桥。他的诸多保留段子之一就是他这个DNA比克里克和沃森的重大发现早九个月来到剑桥。他母亲珍妮特是阿登布鲁克医院的护士，他父亲克里斯托弗曾经是教师，后来成为神学研究生和保释监察官，最终当了一名管理顾问，那真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选择，”亚当斯说，“认识我父亲的人都会说管理不是他很熟悉的领域。”
这家人“经济颇为拮据，”道格拉斯出生六个月后他们搬离剑桥，在东伦敦边缘住过好几个地方。亚当斯五岁时，他父母离婚了。“孩子适应生活的能力实在令人感叹，”他说。“但事实上肯定很艰难。我父母离婚时这种事远不如现在这么普遍，实话实说我几乎不记得五岁以前的生活了。我猜肯定谈不上精彩，无论从哪个角度说。”
父母分手后，道格拉斯和妹妹跟母亲来到埃塞克斯郡的布伦特伍德，他母亲经营一家面向病弱动物的寄养所。他在周末与相对而言比较有钱的父亲见面，这些探访成了惶恐和紧张的来源。父母分别再婚后，异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的出现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亚当斯说一方面他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些现实，但另一方面的“结果是他行为古怪，”在他的记忆中，他是个神经质甚至有些怪异的孩子。有段时间，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受教能力低于常人，但进入政府直接补助的布伦特伍德预科学校后，老师认为他极度聪明。
这所学校在战后教育出了极为多种多样的诸多名人：在亚当斯之前有服装设计师哈迪·雅曼（Hardy Amies）、可耻的历史学家戴维·埃文（David Irving）、电视主持人诺埃尔·爱德蒙兹（Noel Edmonds）、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和《伦敦时报》总编彼得·斯托瑟德（Peter Stothard），喜剧演员格里夫·里斯·琼斯（Griff Rhys Jones）和凯斯·艾伦（Keith Allen）比亚当斯稍晚几年。本届下院有这所学校的四名校友，两位工党，两位保守党。考虑到凯斯·艾伦给自己打造的困苦奋斗形象，有个场景现在看来似乎不怎么一致：艾伦七岁时在钢琴课上帮了他的正是亚当斯。
亚当斯十一岁那年，他母亲再婚，迁居多塞特，亚当斯从走读生变成了寄宿生。这个转变的影响似乎颇为正面。“每天下午四点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总是满怀憧憬地望着寄宿生的活动，”他说。“他们似乎过得非常开心，事实上我百分之百地热爱寄宿生活。有一部分的我喜欢想象我有着独立和反叛的天性。但实际上我更希望有个友好而舒适的组织能让我亲近亲近。没什么比几条你可以稍稍违反一下的规矩更美妙的了。”
亚当斯将他受到的高质量教育归因为一些“非常优秀、专注、执着和有魅力的人”的言传身教。近期在伦敦的一场宴会上，他就新工党对直接补助学校的明显憎恶态度抨击了杰克·斯特劳，称这个制度显然并没有伤害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弗兰克·哈尔福德（Frank Halford）是布伦特伍德学校的教师，他回忆亚当斯“当时就很高了，而且很受欢迎。《神秘博士》刚开始播放的时候，他写了一个期末汇演的剧本。称之为《什么博士》（Doctor Which）。”多年以后，亚当斯真的为《神秘博士》写了剧本。他称哈尔福德是一位启迪灵感的教师，直到今天依然给他以支持。“他曾经给我的作文打了满分，在他漫长的校园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即便到了今天，我身为作家遭遇了灵魂的黑夜，觉得这一行再也做不下去了，我向其寻求支持的事实并不是我写出了畅销书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是弗兰克·哈尔福德给过我满分，因此我从骨子里就必定能做到。”
亚当斯似乎从一开始就有本事把作品变成钱。他卖了一些短得“像俳句似的”超短篇给《雄鹰》漫画，得到十个先令。“那会儿十个先令都能买一艘游艇了，”他放声大笑。然而他真正的兴趣是音乐。他靠逐个音符拷贝保罗·西蒙一张早期专辑里复杂精细的弹指手法学会了弹吉他。他现在拥有海量的左手电吉他收藏，但承认他“心底里其实是个民谣手。就算和平克·弗洛伊德登台，我也只扮演《脑损伤》里非常简单的吉他角色，用的就是弹指手法。”
亚当斯在六十年代长大，披头士乐队“在我脑袋里种下的种子让它爆炸。每隔九个月就会出现一张新专辑，从他们原先的境界再向前推进惊天动地的一大步。《便士巷》出来的时候我们太迷恋他们了，我们没在收音机里听到，有个小子听到了，我们揍得他哼给我们听。现在的人问什么绿洲乐队有没有披头士那么好。我觉得他们连边都还没摸到呢。”
另一个关键影响来自巨蟒剧团。五十年代他听够了英国主流的广播喜剧，发现说笑话也可以是聪明人表达自我（“同时表现得非常非常傻气”）的方式时，感觉像是“醍醐灌顶。”
符合逻辑的下一步是上剑桥大学，“因为我想加入脚灯社，”他说。“我想像巨蟒一样当作家兼艺人。事实上，我想当约翰·克利斯，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个活儿已经有人干了。”
进了大学，他很快就放弃了表演——“我反正就是靠不住”——开始写自己坦然承认是巨蟒式的小品剧。他回忆说有个剧的主角是一位铁路工人，他让南部地区所有的转辙器开着，为了证明一个存在主义的论点，因而遭到严厉斥责；还有一个写的是组织克劳利偏执狂协会年度大会时遇到的种种困难。
艺术管理者玛丽·艾伦，她曾是艺术委员会和皇家歌剧院的成员，和亚当斯是剑桥的同时代人，两人的友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她演过亚当斯的作品，回忆他“就算在一群极有天赋的人里还是很显眼。道格拉斯的作品非常刁钻和面向个人。你必须适合它，它也必须适合你。即便在小品剧里，他也创造出了一个怪异的世界。”
亚当斯说，“我对读英语文学系确实有点负罪感。我觉得我应该念点什么更有用和有挑战性的东西。不过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很珍惜这个游手好闲的机会的。”连他的小论文也充满了笑话。“假如当时我知道我现在了解的这些知识，我大概会选生物学或动物学。那会儿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科目，但现在我认为这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科目了。”
和他同时在校的还有律师兼电视主持人克里夫·安德森（Clive Anderson）。文化大臣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是工会主席。亚当斯经常为辩论做暖场介绍，但不是出于政治兴趣：“我只是在找登台机会，随便什么都行。你看着整个公共领域到处都是这些人的身影，感觉非常奇怪。我的同辈已经开始得终身成就奖了，这显然会让人觉得很紧张。”
大学毕业后，亚当斯得到机会和他的一位偶像合作。脚灯社的几个小品剧打动了巨蟒剧团成员格拉汉姆·查普曼，他主动联系了亚当斯。亚当斯去见他，喜出望外地得到邀请，帮助格拉汉姆完成一个必须在当天下午交稿的剧本。“结果我们合作了差不多一年。主要是个未来的电视剧集，可惜只拍了一个试播集。”查普曼当时“每天都要灌下两瓶琴酒，无疑拖累了他的脚步。”然而亚当斯认为他是个超级天才。“他天生就属于团队，需要其他人的规制来让他的才华得到体现。他擅长把某种元素扔进一锅大杂烩，结果搅个天翻地覆。”
与查普曼分开后，亚当斯的职业生涯陷入糟糕的停滞状态。他一个接一个地写小品剧，但无法以此为生。“事实证明我不是特别擅长写小品剧。我做不到按需写作，也不太会写时事题材。但偶尔我会从诡异的角度弄出点很厉害的东西。”
杰弗里·帕金斯（Geoffrey Perkins），BBC电视台喜剧部门的头儿，也是《搭车客》广播剧版的制作人。他记得他在脚灯社导演剧目时第一次遇到了亚当斯。“他被卡司里的一个人质问，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后来我再遇到他的时候，他在尝试为广播节目《度周末》（Weekending）写小品剧，当时这个节目被视为编剧的训练场。道格拉斯属于在《度周末》节目上光荣牺牲的那种作家。它能给会写三十秒短剧的人镀金，然而道格拉斯写的句子没有一个的念白时间短于三十秒。”
成为作家的梦分崩离析，亚当斯做了一连串稀奇古怪的工作，包括鸡舍清洁工和卡塔尔一个酋长家族的保镖。“我猜安保公司肯定走投无路了。我是在《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上看见广告去应聘的。”在亚当斯的推荐下，格里夫·里斯·琼斯也当了一段时间保镖。亚当斯回忆说他坐在旅馆房间外忍受夜班的煎熬，心情越来越沮丧：“我总在想事情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圣诞节，他去探望母亲，接下来一年就在母亲家度过。
他回忆说家里人对他未来的发展感到忧心忡忡，一方面他依然坚持寄出广播小品剧的剧本，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他的信心跌到了谷底。尽管后来名利双收，缺乏自信的倾向却遗留了下来。“有几段时间我缺乏自信到了恐怖的地步，”他解释道，“我怎么都没法相信我能做到，也没有反面证据能让我放弃这个看法。我短暂地接受了心理治疗，但没几天我意识到那就像农夫抱怨天气。你治不好天气，你只能与之共存。”这条思路对你有所帮助吗？“也不尽然吧，”他耸耸肩。
《搭车客》是他孤注一掷的冒险，但回想起来，那个时机实在太合适了。《星球大战》引发了科幻狂潮，巨蟒剧团的成功意味着尽管小品剧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但可供同样的喜剧元素吸引的观众群体已经存在。
巨蟒成员特里·琼斯在广播前听到了样带，回忆说“亚当斯充满智慧的手法和强烈概念性的点子打动了他。马修·阿诺德也许会说，你能感觉到他写出来的东西来自对人生的批判。它有寓意的基础和批评性的基础，背后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举例来说，约翰·克利斯也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但他更偏向逻辑和解析。道格拉斯则更加诡奇和解析。”杰弗里·帕金斯表示赞同，但他回忆说那个项目背后有个小小的宏伟计划。
“道格拉斯动笔的时候有一卡车的点子，但不怎么清楚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写出来的是结构松散的狄更斯式每周连载，自己也不知道最后会如何收尾。”
亚当斯说，广播剧在1978年播出时，他已经结结实实地投入了九个月的写作时间，但只得到了一千英镑的酬劳。“感觉离收支平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于是他接受了BBC的制作人工作，但六个月后就辞职了，因为他同时在写第二个广播剧、《搭车客》小说、《搭车客》电视剧和《神秘博士》剧集。尽管工作量如此可观，但他拖延症的传奇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我热爱死线，”他有名言道，“尤其热爱它们擦身而过时的呼啸声响。”
成功只是助长了他的搪塞气焰。出版编辑苏·弗里斯通（Sue Freestone）很快意识到他把写作当成了一门表演艺术，于是将办公室设在了他家餐厅里。“他需要现场观众做出即时反应，但有时候这么做也会奇异地造成相反的结果。
“有一本书开头有一幕，他非常确切地描述了几个盘子，每个盘子上有一根香蕉。这个场景似乎别有深意，于是我请他解释一下。但他喜欢戏弄观众，说他回头会解释的。那本书总算写完，我又问他，’好了，道格拉斯，香蕉后来呢？’他茫然地看着我。他把香蕉忘了改一干二净。我到现在还偶尔问他有没有想起来，但他显然还没有。”
编剧兼制作人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从《搭车客》之前就是亚当斯的朋友和合作者。他回忆说亚当斯写作时会陷入“左右为难和惊慌失措的痛苦折磨。”“有一次我们和三个朋友在科孚岛度假，当时他正在完成一本书，到最后他占领了整幢屋子。一个房间写作，一个房间睡觉，一个房间供他睡不着时消磨时间，等等等等。他根本没想到其他人或许也想睡个安稳觉。他带着比一颗行星还大的大脑度日，经常让人觉得他活在另一颗星球上。他绝对没有恶意，但每次遭受惊慌和恐惧的折磨，无法完成一本书，其他一切都会变得黯然失色。”
无论他的作品如何难产，在市场上都极为流行。他所有的小说都成了畅销书，美国出版商给他两百万美元的预付金。他和约翰·劳埃德合作写了一本好笑的伪字典《利夫的意义》，用城镇的名字给一些人尽皆知的概念命名，例如无事可做睡到下午四点起床的感觉——法纳姆（Farnham）是这种低等级抑郁的不二选择。八十年代末，他写了两本以德克·简特利为主角的伪侦探小说。
除了他强烈的幽默感，弗里斯通说亚当斯作品与部分读者建立的联系深深打动了她。“在《搭车客》里，你只需要带着毛巾就能安全上路，”她解释道。“我听说有个女人在收容所里濒临死亡，她觉得自己肯定会没事，因为她带着毛巾呢。她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宇宙，将其融入自己的世界。道格拉斯听说此事时尴尬得无地自容。但对她来说，毛巾实际上象征着安全，因为她即将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
他的作品里也有严肃的主题。第二部德克·简特利小说很容易被理解为讲述无家可归、背井离乡的被异化者的故事。“他的想象力比抖机灵要深刻得多，”弗里斯通说。“社会批评往往深埋于喜剧之下，但假如你愿意挖掘，就必定能发现。”
亚当斯也有过歉收的时期，他耕耘不息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然后存心踩了刹车。“一本小说我写到半截彻底卡住了，另外，听起来也许不止好歹，但大规模签售会迟早会逼得我得躁郁症。”
他说他依然将自己视为一名编剧，只是不小心闯进了小说家的领地。“说来荒唐，但我有一小部分觉得自己上当了，还有一小部分觉得我作弊了。另外还有金钱死循环。你花了很多钱，你不高兴，结果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买些你不想要也不需要的东西——然后你就需要更多的钱了。”
1980年代，他的财务状况搞得一团糟，他说。他不肯详谈细节，只说连锁反应的结果相当糟糕，所有人都以为他很有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只凭第一个和第二个广播剧，你就能看到亚当斯的生活轨迹变化的端倪。第一个广播剧里有很多小酒馆和没钱的笑话。第二个里昂贵餐厅和会计师的笑话则比较多。
“我觉得我像蹬轮子的小老鼠，”他说。“整个循环之中毫无乐趣可言。二十五岁时你写第一本小说，你有二十五年的人生阅历，尽管很大一部分是青春期体验。然后你在书店里签售了一年，写出第二本小说。很快你就没东西可写了。”
他对燃料耗尽的反应是尝试“创意轮作。”简而言之，他暂时放下他对科技的兴趣，对环保议题变得越来越有激情。1990年，他写了《最后一眼》。“就挣钱而言，这是我最不成功的一本书，然而却是我最感到自豪的成果。”
《最后一眼》始于一本杂志的约稿，杂志请他去马达加斯加寻找一种罕见的狐猴。他觉得肯定会很好玩，结果却成了一场真正的启迪。他对生态学的迷恋使得他对演化论产生兴趣。“我抓住一个线头开始扯，跟着这根线，我打开了一个又一个主题，最终成了我极其迷恋的对象。”他的电子邮件签名档如今指向保护大猩猩的戴安·弗西基金会（Dian Fossey Trust）和拯救犀牛协会（Save the Rhino）。亚当斯也是类人猿计划（Great Ape Project）的签名倡议者之一，这个计划寻求改变类人猿的道德地位，认可它们“生存、自由和不受折磨”的权利。
他是创办了喜剧救济（Comic Relief）慈善活动的团队的创始者之一，但他绝对不是苦行僧式的激进分子。他在伊斯灵顿住所举办盛大派对，传奇摇滚巨星现场献声——“普洛柯哈伦”乐队的盖瑞·布鲁克曾唱过完整版的《苍白的浅影》，删去的歌词完全包括在内——媒体宠儿和高科技富豪纷至沓来。每年圣诞他还会主持颂歌仪式，对这位充满热情甚至狂热的无神论者来说，这么做似乎不怎么符合标准。
“小时候我是一名积极的基督教徒。我很喜欢学校唱诗班，记忆中的颂歌仪式总是充满了感情。”他将巴赫和披头士乐队与巨蟒剧团一起列入了影响他的伟人名单，但这和他激烈的无神论立场如何相容呢？“生活中有许多事物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打动或影响你，”他解释道，“我认为巴赫有错是个事实，但无法改变我认为《B小调弥撒》是人类成就巅峰的事实。听到它依然会感动得我流泪。我觉得宗教从整体来说非常有意思，然而有些人在其他方面都非常有智慧，却会一本正经地接受宗教，这就让我觉得大惑不解了。”
对传统体系而非传统信仰的遵从体现在他女儿波莉（生于1994年）有四个非教父母（non-godparent）的事实上。其中之一是玛丽·艾伦，正是她撮合了亚当斯和诉讼律师简·贝尔森。艾伦说，“八十年代初，道格拉斯遇到写作危机，每天打电话给我。我最后问他是不是孤独难耐了。看起来确实如此，于是我们决定他该找个人分享他巨大的公寓。简搬了进去。”几番周折之后，两人于1991年结婚，居住在伊斯灵顿，直到去年全家搬去圣芭芭拉为止。
亚当斯说这次搬家比他预想中的困难。“我最近才明白我妻子有多么反对搬家。”他说他“推荐深陷中年危机的每一个人都收拾行李换个地方生活。你能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从头再来。非常鼓舞人心。”
他在互联网公司扮演的角色也符合鼓舞人心的这层意义。他的职位头衔是首席幻想师。“我从不将自己视为预言型科幻作家。我想成为的从来不是亚瑟·C.克拉克。指南仅仅是一个叙事手段，用来汇总偶然迸发的各种点子，但结果证明它本身就是个非常好的点子。不过现在为时尚早，”他提醒我，“我们待在游泳池里，外面有一整个海洋。”
其他新举动还有八年来的第一本小说、德克·简特利电影的消息、H2G2网站和一本电子小说。“我一直在说电子小说会如何到来，它们将如何重要，忽然之间斯蒂芬·金就出版了一本。我觉得自己傻透了，应该是我才对。”
电影项目“便秘了二十年，”他将好莱坞制作电影的过程比作“让人排队走进房间，对着牛排哈气，就这么把它煎熟。”他出乎意料地热衷于这种看似过时的艺术形式。
“面对尚未成熟的新技术，有个风险是可资利用的各种花招会弄得你很兴奋，结果损害了你想表达的东西。因此使用一个你不需要解决那些问题的成熟媒介会有很多好处。”
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休耕期后，他有了很多新的项目和点子，不过他明智地认识到其中有不少会半途而废。“我从小说写作的主流离开了几年，但我真的必须缓一缓了。我一直在认真和有创造性地思考与小说写作无关的很多东西。我没有耗尽精神，恰恰相反，我现在觉得油箱已经重新加满了。”
尼古拉斯·沃尔，《卫报》
2000年6月3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