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拉巴:“别看他们今天的位置坐得高高的,全都是文革当中两派争斗时候上去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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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19

看见这张照片,我的受访者说:“我又像是回到了那时候,我也坐在这中间,恍恍惚惚,任人摆布。”“这个名叫阿旺格列的红小兵,后来当了民兵队长,但如今天天转经拜佛。” (摄影:泽仁多吉)

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 我与拉巴的对话

唯色(以下简称“唯”):当时你们为什么选择“造总”而不是“大联指”呢?

拉巴(以下简称“拉”):当时我们认为“大联指”比较保守。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认为“大联指”有奴才的意识,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选择了“造总”。当然也有各种情况,比如这个居委会全部都是“造总”,或者这个居委会全部都是“大联指”,这样卷进去的也很多。自己就随大流了,这样的多的是。大部分都是随大流的。

唯:“大联指”获得军队支持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拉:武器方面。那些武器的来龙去脉现在可以审查的。后来我听话剧团里当年加入“五·二三”的人讲,他们打开那些武器箱子时,看见武器都是崭新的,有的还是抹上油的,还没出过箱子。那些武器有些是部队送的,他把地点告诉你,你去取就是。有些是自己去部队仓库里抢,那种抢也是假装的。这是文革结束后,我们彼此之间很好了,他们亲口讲的这些事,我们听了都懵了。“造总”没有这样的武器。“造总”里面工人比较多,大修厂,机修厂,等等,因此有的只是自制的土枪。

唯:当时不是在扎木的军械库被“造总”抢过吗?

拉:有这回事。但是毕竟“大联指”有部队支持,还是不同。

唯:武斗期间还在“破四旧”吗?

拉:比较少,“破四旧”是最早的事情。说到“破四旧”,有些是千古之谜。比如到底是谁去煽动砸的大昭寺,现在说不清楚。虽然照片上可以看见是拉中学生拿着红缨枪,实际上真正砸寺院的人是居委会的居民。我们同学都这么说。但是最后却被说成是拉中的红卫兵砸的。其实他们在外围,真正在里面的很多是居委会的。如果是居委会的话,那肯定是城关区带头的,城关区具体又是谁负责,这实际上应该能够找得到的。记得有个叫刘方的书记,在他之前是一个姓曹的书记。又比如布达拉宫,当时雪居委会打算要砸的,这倒是部队做了好事,如果不是部队拦着,布达拉宫就完了。雪居委会特别积极,现在还“走红”的洛桑书记就是当年领头的人,他是“大联指”的。但是他们虽然没能上去砸,却在下面挖防空洞,把那些成分不好的子女召集起来在布达拉宫和药王山下面挖防空洞,放了很多炮。所以为什么现在布达拉宫有裂缝,老是要维修,就是因为当年雪居委会干的那些事。去年夏天下暴雨时裂的缝,至今也没能补上,还支着支架,技术问题解决不了,这都是当年挖洞造成的隐患。

我去年七八月份参加了社科院举办的格萨尔千年纪念活动,郭金龙书记(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也来了,他谈到了关于砸寺庙的问题。他很生气的样子说,国外不是说我们破坏了西藏文化,破坏了多少寺庙,难道是我们吗?是解放军去砸的吗?是汉族去砸的吗?哼,现在不过就拿文化来说事嘛。

可是,那样一种潮流是谁发动的呢?难道也是藏族人自己吗?要知道那样一种潮流来势汹猛,谁也没有抵挡的能力。当时我不在拉萨,在上海戏剧学院,我们亲眼目睹了(上海)静安寺被烧毁的场面。那可是汉族人自己去砸的。很多人是在那种宣传下,相信要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神话,所以把过去的东西都当成了反动的和腐朽的,所以要砸烂。

但是尽管这样,还是有人信仰宗教,把酥油灯放在藏柜里点。

唯:当“大联指”和“造总”几个回合下来之后,最后对待“造总”的态度是怎样的?

拉:几乎把它看成了反动组织。

唯:就你自己来看,这两派怎么样?

拉:其实都是随大流,都是一哄而起。当时在那样的背景下,你必须两个选一个。一个不选?没有这样的人。但有些人很聪明,从来不参加武斗。两派的性质都一样,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都把毛泽东当作神来拜。全国的背景是这样,西藏的背景也是这样。

唯:那为什么不少人说自己是“大联指”就很骄傲,是“造总”就很难堪呢?

拉:原因很简单。文革后期,凡是“造总”的干部几乎都下台了,而“大联指”的一个个爬上了高层。像热地,巴桑,洛桑顿珠,等等。每次换届都是换汤不换药。这些人从来不会换,除非太老了。而他们在工作中还是“左”的那一套,好像不“左”就不会工作了,所以西藏的路线方针老是出偏。

唯:你怎么评价陶长松?

拉:陶老师不错。第一,陶老师是我们的老师,拉萨中学,教汉语的。他跟我们藏族学生的关系很好。第二,他们这批汉族老师真正执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教课用藏语教,甚至当时的几何、物理、代数等课全是用藏语教的。所以在文革中他也比较有威信,就这么推上来了。作为他本人,肯定还是想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司令部。我没有听说过陶老师煽动过哪一次武斗,而对方有,刘绍民亲自在哪个地方指挥武斗,有这样的事。我们对陶老师都比较尊敬。因为他对西藏也比较通,也有学问,所以后来他调到社科院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这算是很幸运的。另外他不投机,坚持自己的选择,不像有些人,比如益希单增,变得很快,随时都在看风向,反戈一击。

唯: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很大,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拉:两派大联合之后,军队还是起了稳定的作用。当时既有军宣队,还有工宣队,到我们话剧团的工宣队是水泥厂派来的工人。但在武斗中,军队还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军队在曾雍雅那个阶段靠近“造总”多一点,在任荣那个阶段靠近“大联指”。但是任荣那时候枪毙人也很多。一批一批枪毙人。其中有两个拉萨中学的学生,都是我们同学。女孩平时学习挺好的。她是半藏半汉,是云南那边的藏族,出身也是大户。男的叫图登晋美,在我们班上,是一个小贵族。文化革命时候他们两个产生爱慕了,想跑到印度去,结果被抓住了。当时任荣当政。那时候中央把杀生权全部交给地方,枪毙人随便得很。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我们在街上的时候看见了,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只是看见一张惨白的脸。脸都这么大(比划了一个很大的圆圈),惨白。那时候他可能二十岁的样子。那女孩,华小青,也差不多同岁。她在监狱里,管制人员很不好,对她实行了……可能强奸吧,她一气之下,把床单撕碎了,弄成绳子,勒住脖子自杀了,不过也有人说是不是自杀闹不清楚。

当时拉萨的流沙河就是刑场,在流沙河上有一座桥通向总医院,就在那里枪毙的“尼木阿尼”赤列曲珍(1969年在尼木县领导民众暴动的尼姑,“阿尼”是藏语的“尼姑”)。我们都去看了的。公审大会结束之后就被押送刑场,群众也要去现场接受教育的。这样的杀人刑场在拉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如今在新华印刷厂和北郊安居园附近。

唯:你觉得“尼木事件”是派性引起的武斗,还是蓄意的暴乱呢?

拉:可能更多是因为派性引起的武斗。因为我们有个同学,出身贵族车仁家族,叫索朗旺堆。他人很老实,拉中毕业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他去了尼木。他因为有文化,藏汉都通,当了区里的文书。他在拉萨时参加的就是“造总”。“尼木事件”之后,因为他是“造总”被调查,可能被打过,他就疯了,至今都是疯的。当时他才十九岁。他其实跟“尼木事件”没有关系,但是却成了“尼木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他和母亲、姐姐生活在一起,也没有结婚,也不说话,一个劲地吸闷烟,牙都黄黄的。他十九岁就被毁掉了。

不过我认为这个“尼木事件”是一个谜。包括边坝县的事件。甚至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疑案。59年的“叛乱”确确实实是“叛乱”,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这些事件究竟是“叛乱”还是两派武斗,现在很难说得清楚。当然也有可能这中间存在着演变过来的问题。

唯:那么,文革中挨斗的那些上层人士呢?

拉:西藏在文革时整了很多人,不过当时中国多少元首、元老都被整死了,像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比起他们来也就不算什么了。但人家后来都有传记之类的书,把在历史上蒙受的不白之冤都写下来了,可是咱们西藏却不提,成了一个空白。再加上西藏的历史背景很复杂,对于西藏来说,首先是安定团结最要紧,所以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就不提了。我想,当年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那些上层人物,心里肯定不那么舒服。在这批人中,像霍康(霍康·索朗边巴,贵族,文革被斗)和拉鲁(拉鲁·次旺多吉,贵族)是两种不同的类型。拉鲁是“叛匪”司令,被抓了,关进监狱了,文革前落实政策把他放了,交给群众监督劳动,如今更是待遇很好,在政协当副主席。前一段电视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索朗德吉,他很坦然地说,我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藏政府没有欠帐,现在我的生活很好,我看见我周围的老百姓的生活也很好,我心里很高兴。等等。当时西藏“平叛”之后,有一个“参叛”(参加叛乱)或者不“参叛”的界线,这对所谓的上层人士就有一个区别对待。但是,党的这样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在文革中遭到了彻底破坏。不管你“参叛”不“参叛”,“爱国”不“爱国”,全都一锅粥,煮在一起了。

唯:是啊,本来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形象还可以,结果文革这么一搞,把形象都搞糟了,而且很难恢复。人家不信任你了,人家不敢相信你了,因为当初那么信任你结果落得这个下场。

拉:这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做没良心。

唯:而且仔细分析的话,当时拥护共产党的上层人士里面,有的是出于害怕,有的是出于私心杂念,但有些也真的是出于真诚。因为他认为这是新的事物,有可能让西藏变得好一点,他觉得共产党可能带来了希望,所以他就表示支持,甚至积极地投入进去,可是没想到文革时却遭到这样的打击。

拉:是的,是的。当年还有一个重大的政策界线,那就是对这些上层贵族,凡是没有参加过“叛乱”的,对他的庄园、土地和农奴实行“赎买”政策,但如果“参叛”,就没收。你看这个政策很明确吧?可是文革时啥也不管了,都抄家,没收。像霍康他们家就这样。当时那些基层干部素质很低,有些就跟强盗一样,又是抢又是偷,顺手牵羊的事多得很。

唯:就像这些积极分子,也就是基层干部,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看法?

拉:这怎么说呢?随着西藏历史的进展,产生了很多历史的产物。当时培养干部主要是在这几个学校:一个是中央民院,一个是西藏民院,一个是我们拉萨中学。当然在“平叛”阶段,大批干部短训以后就下放到各地区去搞“民改”,各地区也出现了很多干部,有的是群众选举的,有的是上级选拔的,不过那时候思想很单纯,没有走后门之类的事情。但是这些从基层上来的干部,一文化素质很低,二工作经验不足,他完全是靠历史把他推上了这个舞台,比如积极分子次仁旺姆、岗珠、雪居委会的洛桑书记,这些当年红得发紫的人物至今还当着居委会的干部。

居委会的干部是土皇帝,权力大。这些人在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有些人品性很不好,还在“平叛”时没收“参叛”人家的过程中手脚不干净,而他们都是“翻身农奴”,是过去受压迫、受剥削的奴隶、“差巴”这样的人。其中有不少人其实都是不坚定的,这阵风强跟这个,那阵风强就跟那个,挺势利的,政治投机都习惯了。有些人犯下了很大的罪行。无法弥补了。

至于比他们地位高的干部很多也一样,别看他们今天的位置坐得高高的,全都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两派争斗时候上去的。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有权的没文化,有文化的没权。

但也有很多积极分子走向另一面。这是一个怪现象,原来文化革命当中最“左”的那些居委会的干部,原来别说他们自己念经,看见别人念经就骂,说人家搞迷信,斗争你,居委会里甚至有残酷斗争致死的,可等他们退休了,一手拿着转经筒,一手拿着念珠,转帕廓、转孜廓、转林廓(帕廓、孜廓、林廓为拉萨的内、中、外三条转经道),我经常见到。全部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另外一种思想。这说明这些人本身就不坚定,也许那时候他们并不是真的想那样做,而是有自己的打算,但最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表明他们还是需要这个。很有意思,这些人原来又是居委会的干部,又是党员,又是贫苦出身,可到年纪大了,全都成了这样。念经,转经,进寺庙比谁都积极。

唯:班禅大师在《七万言书》里讲过这些积极分子。虽然当时文革还没有开始,可是他已经对很多积极分子的品性看得很清楚。实际上班禅大师很反感这些积极分子,尤其是在农村和牧区,积极分子很多都是当地的二流子、小偷之类,人品极差。

拉:是的。这些人都没有文化,只不过他们感激共产党。但实际上很多都是腐化分子。他们就是这样。上午在办公室里,这个陪笑,那个倒酥油茶,送“夏帕勒”(藏语:肉饼),什么的。下午就搓麻将,然后喝酒。雪居委会的洛桑书记他可以坐“牛头”牌(西藏对日本丰田越野车的称呼),他的车上还有警灯。

唯:他不过就是居委会的书记嘛。

拉:但是权力大得很。他曾经垄断布达拉宫广场“雪”居委会搬迁的事情,威胁政府说不给他交通厅的地皮他就不搬,虽然政府生气说,是你书记大还是政府大,可是后来还是让步了。他的子女现在围着布达拉宫开饭馆,开茶馆,占了很多便宜。

唯:他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拉:据说是一个赶驴的。给功德林寺院赶驴的,出身很低微。

唯:居委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拉:是个基层群众组织嘛。属于拉萨市城关区下属的基层组织,不过是一个区级单位。但居委会有权有势,因为它要管这一摊子人,这里有多少户人家的吃喝拉撒都归它管,比如中央给基层群众的肉食补贴被居委会掌握了,某人某户若不参加居委会的会议就会被扣除肉食补贴。

唯:你如何看文革中的居委会?

拉:真正执行“极左”路线的一个典型的机构,比任何一个单位都过份。谁不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活动,不是打成反革命就是说立场不坚定。

唯:所以文革中肯定发生了很多悲剧。

拉:当时有很多悲剧。就在岗珠所在的冲赛康居委会,有一家被斗争得实在不行了,他带着全家人投河自杀。他背着小儿子跳的河,全家死了,可是他背上的小儿子还活着,被人救了,只有这个小孩子幸存。还有一个老太太,也是冲赛康居委会的,她在路上捡到一个毛主席像章,上面有粪便,她认为这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就去居委会告发,但没有查出来,反而认为是这老太太搞的鬼,就斗争她,结果把她给整死了。这也是挺可笑又可悲的一个事例。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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