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黑帮子女”的“下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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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7-08-12

在文革开始前的前一年,西北局决定把一批“犯有修正主义错误”的干部带薪下放到西部五省的基层生产队去,父亲亦在此名单上,就这样我们家搬到了干旱少雨的甘肃省定西地区陇西县。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问世以来,这个“苦甲天下”的地方被很多人熟知。其实当时我所在陇师附小的班上就有定西福利院分来的孤儿,只不过我在班上待的时间短,就借读到天津去了,升入初中后就与她们失去了联系。

在陇西对我最大的感受是要尽快地“入乡随俗”。我首先需要学会生存、学会生活。和我们在学校里想的是“解放世界上2/3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人民”相反,我必须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尽快地融入当地,不叫当地的小男孩欺负,适应这里的生存条件。顾不了自己遑论什么“解放他人”,岂不是笑话。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后三项可以略去,陇西人不吃酱油,也没有酱油卖,醋是凭购物本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月定量供应,多了也不用想,“茶”是大人享用的东西,能弄到一二两“陕青”末子喝喝就已经很享受了,而我们小孩对此不热心。

但是前四项理应该加上“水”,定西地区严重缺水,坊间里都有“一碗油换不出一碗水”的说法,可见“水”宝贵到什么程度,所以对我来说,是开门五件事,我已经写过关于“水”的故事,这里就不赘述。

这几年也是我对生活最贴近、最理解、感触最深的时候,我的的确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生活的艰辛,对“过日子”这几个字有了切实的感受,懂得了社会底层期盼的幸福意味着什么,也开始思索为什么所谓的“优越制度”下整天劳作的人们连基本的温饱都满足不了。

在很快到来的文-革中我成为“黑帮子女”,或者叫“黑五类子女”。这种荒谬的“术语”现在年轻人已经无法理解了,简而言之就是比原来的下放身份再低一等的“贱民”。

弄“烧的”

开门五件事里的“油和盐”,也没有太多“发挥”的地方,只能节省着用,油是凭粮本供应,每月每人二两,实在不够的话,可以偷偷私底下买些“黑市”油,如果叫城管——那时不叫“城管”,叫“纠察”看见了不但东西会被没收,买卖双方都要被叫去办“学习班”。

我就曾经在所谓的“法纪教育学习班”做过一段义务“笔录”,知道那是一个“黑化”而不讲“法治”的地方。盐的供应要好一些,可以随便买,只记得有一阵子没有精盐卖,我们买来粗糙的大盐粒子需要自己捣碎了用。

开门头一桩是“柴”,在现在的孩子们身上几乎毫无意识,打开煤气做饭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举手之劳。而那个年代我们所在的小县城,作为城镇居民每月有定量供应的煤炭,所谓煤炭,全凭当时的供应变化,有时是煤末,有时是煤砖,赶上好的话还能碰到煤块。

那时大人们不是在“学习班”里,就是在“劳改工地上”或者在“五七干校”里,反正从此后我们就全凭自己能力“自然天成”了,长成啥样算啥样。从父亲成为“黑帮”的那天起,我们兄妹三人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成为脖子上挂钥匙自己给自己当家的“户主”了。好在我上有兄下有弟,如果一些坏小子要是欺负我的话,他们会去找人打架的。

拉煤对于有男孩子的人家来说并不是难事,反正家里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女孩子养着,我留着极短的运动头,跟着哥哥弟弟混在一帮男孩堆里分不出彼此,平日里男孩子打架上树翻墙之类的事我也没少干过,应付这类体力活也不在话下。而且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还是一桩快乐大于劳累的游戏,是一次欢快的郊游。

每次买煤去的时候,我和哥哥轮流拉着其余两人快跑,如果再有其他去买煤的伙伴,就更有意思了,十足的车马大战,几架狂奔的板车,载着几位半大小子,装煤的麻袋是盾牌,板车上的挡板是武器,绳子绑上土块是流星锤,一路上打打闹闹甚至还来不及尽兴就到了煤场。

过磅装车后回去的路上就没有来时那么轻松,哥哥驾辕是主拉,我或者在旁边套一根绳子当“副驾驶”,或者和弟弟在后边推,遇到上坡路就几个人先推一辆车,再推另一辆。等回到家里,个个都抹得成了唱包公的大花脸。

如果拉回来的是煤块,下来的事比较简单,就是砸煤块,把大块的煤用榔头砸成合适的块状堆码整齐就算完事。如果是煤末就还要脱煤坯,按照水、煤、土一定的比例用铁锨反复搅拌均匀了,抹平晾晒,两三天后煤坯发硬以后,再立起来竖着晾几天,再掰成小煤块就可以使用了。

仅有煤,只是“柴”的意义上的一半,也就是说只有了做饭的,但是还无法保证取暖。我们那时睡的都是老乡家里的土炕,基本上一年四季都要烧炕,否则它就会很潮。我们刚到陇西时,也买一些柴火来烧,但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既不经济又不实用,柴火燎得很快,但是灰烬少保暖性差。走访本地人家才发现,当地人一般都用马粪、草根、麦根、枯树叶掺杂着煤末一起烧,这样既能保证温度不会很快冷却又不至于太浪费。

可这些东西街上没有买的,都是各家的孩子“拾柴”拾回来的。就是有买的我们也卖不起了,那时父亲在随“四类分子”在水利工地上劳动改造,工资被“冻结”了,母亲在“五七干校”劳动,她的那点工资要五处花费(寄给姥姥一份、寄给奶奶一份、爸爸妈妈各拿一点),剩下到我们手里已所剩无几了。而“拾柴火”这类轻巧活在当地铁定了是女孩子干的事,男孩子们不屑于混迹其中。

文革期间,学校里不上课在热火朝天地“闹革命”,我在“八一兵团”担任了一段播音员的工作,后来因为属于“黑帮子女”被剥夺了“革命的权利”。刚开始我像阿Q不能革命一样,还着实失落了一阵子,后来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压力已经顾不上了,另外从“革命队伍”中甩出来的“逍遥分子”人数越来越多。

于是我也就跟着巷子里、院子里一群年纪相仿的女孩子们,背起背篓加入“拾柴火”的队伍。我们拔麦根、铲草皮、割野草、剥麻秆、扫树叶、拾马粪,砍树根……只要是能烧的,全都不放过。整个夏天如果勤奋的话,是可以保证一个大土炕整年的用项。

有一次我们在城墙根下的麻地旁边搂草,就听到麻地深处隐隐约约传来微弱的婴儿啼哭声,有的说这是狼在学小孩哭,有的说是野猫叫。一个大点的孩子说,可能是谁家大姑娘生的“私孩子”,我们相互望了望,没有人敢去一探究竟。回到家我仔细想了想,那是从一个定点方向传来的声音,就不可能是一个移动物,也就是说,可以排除狼啊、野猫这类动物。

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我们几个人相互壮胆,一个拽着一个衣襟地穿过茂密阴森的麻地,走到前一天发出声音的地方,在那里看见一个散落的襁褓,上面还带有动物爪子的血印,显然原来襁褓里的婴儿已不知给什么动物叼走了。不知为什么,一整天我心里头都沉甸甸的。

最让人高兴的是“剥麻秆”。陇西种植亚麻,亚麻长成割下来以后,先要在池塘里沤几天,等纤维与茎秆剥离以后就可以“剥麻”了。因为供销社的收购时间是定时定点的,季节性很强,短时间内必须要赶剥出来,于是到那几天傍晚,家家户户都点着汽灯、敞开大门支起场子等着女孩子们上门来帮工。

一般的规则是:剥麻的人付出劳动,麻秆作为酬劳可以拿走。麻秆是上好的引火材料,又直又白又好烧,烧炕引火都缺不了。而且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这时女孩子的走街串巷是大受鼓励的,也成为“主家”考察众多女子的一个绝好机会。不过这也是我后来长大点才知道的,当时12-13岁又是“外地人”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剥麻”劳动背后的“社交”内容,只是觉得不知为什么,这帮平时土头土脸的女孩都打扮得光鲜起来,而且叽叽喳喳地很兴奋。

我跟着一堆女孩子,不管认识不认识看见亮着灯的人家就进,进去后每个人拉开一点距离(因为麻秆很高,人挨得近了容易相互干扰)站着就手工剥麻,我因为年龄小又不太会讲本地话,一看就是“新手”,剥出来的麻纤不如别人的长,这样会影响出售麻的品级,时常会遭到“主家”的嫌弃和不悦。

这时候带我去的本地姑娘们就会一起帮我说话,“你家要是不要她,我们就一起去别家了”,或者“威胁”说,“明年我们就不来了!”尤其是“主家”对某位姑娘有点“意思”的情况下,她说话就更管用了。

也许因为“剥麻”本身的意义倒在其次,我这个“新手”就被看在众人的面子上勉强接纳了。在干活过程中有时同去的女友也会帮我一把,使我不至于剥得太少,但大多数情况下,到干活结束时,一般都是别人扛着一大捆麻秆、我扛着一小捆麻秆回家。

学做饭

开门第二件事的“米”,在这种不产米的苦寒地区平常是吃不到的,适逢过年的时候有时粮站会供应二斤又陈又碎的籼米,而我们平时舍不得吃,一般都留下来作“病号饭”时熬粥用的。那时候我们作为“城镇居民”每个月有定量供应:学生是28·5斤,职工是30斤,掺合点南瓜土豆之类的东西勉强够吃,实在不够的话,可以每月月底提前向粮站“借粮”,也就是提前把自己定量买出来。

这样每一个月提前几天,累计下来总会有一段“亏空”,我们也只能偷偷地像做贼似的和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作“黑市交易”,购得一些议价粮食贴补一下。

家里没有了大人,我天然成了家里的“杨排风”火头军,自然首先要会做饭。当地最常见也最经济实惠的“吃食”是面条,那就得先学会擀面条,所以家家户户哪怕再穷,都有一个近两米长的大案板和一根长长的擀面棍,据说面条擀得好坏直接决定一个女人“能干”程度和外界评价。

这里的新媳妇过门以后,一家老小都要等着吃“试手面”,新媳妇擀成的面皮要大、圆、薄、匀,不能破边,切好的面条要长、细、顺、宽窄一致,下到锅里如银线落下,开锅之后一筷子挑起来折叠着捞在碗里正好一碗,吃在嘴里要筋道、滑溜、不粘牙、立汤立水、没有断头,如果这一碗面吃过之后得到赞许,新媳妇在这家里的地位就算是立住了,否则将会很没有面子,遭到婆家嫌弃不说,妯娌、小姑之类的也会瞧不起。

对我而言,当时的考验远不是什么“试手面”的程度,而是把面粉弄成条就不错了。在邻居姑娘们的指导下,我蹬着小板凳已经可以独立操作了,逐渐掌握了不同季节水的温度、和面的软硬度、醒面的时间、擀面的力度,在不断地实践摸索中,水平一天天提高。等到插队的时候,我已经能腾腾地掷地有声的擀出比两臂伸直了还要大的够五六个大小伙子吃的一张面来了。当然在学习擀面的过程中也少不了“交学费”,有时面和软了吃糊涂面、面和硬了吃断头面、面煮过头了吃烂面糊的时候,生了吃夹生面,哥哥弟弟知道不能把我和母亲一样要求(其实母亲和我一样也是从头学起),只能给什么吃什么,顶多小声地咕叨埋怨几句。

但比面条难的是下剩的食材,因为每个月50%的陈玉米面、50%的发霉的芽麦面,擀面条用去了大半的白面,剩下的只能做玉米面的发糕,要烫面发酵,再上锅蒸。后来发现邻居家小孩做的玉米面的贴饼子远比我做的发糕好吃,就依样画葫芦照着做。

贴饼子要烧柴火灶,我一个人一会儿蹬着小板凳把头伸在大锅里撅着屁股忙着贴饼子,一会儿赶快从板凳上下来在灶下往里添柴,常常是顾了东顾不了西,自己摸个大花脸不说,最后不是饼子溜到锅底,就是里生外焦,即便如此,家里两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忙得我常常供应不及,一大笸箩糊饼子一两天就见底了。

后来慢慢地我也开始像当地的孩子们一样能干了,会拾柴、会腌咸菜、会做浆水(当地的一种连汤带水的酸菜)、会做搅团、会补衣服、会补鞋、能挑两大桶水,正应了当时家喻户晓“红灯记”里的那句唱词“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想来这一阶段的锻炼对我后来的插队生活作了一个必不可少的铺垫,街上的孩子再也不跟在后面叫我“洋婆娘”和“二转子”(意思指不男不女的人,我当时留的运动头,头发剪得很短)了,我已经与当地的孩子融为一体,讲一口溜溜的当地方言,凡是我这个年龄的女孩子该做的我会做,男孩子该做的我也会做了,我自认为甚至比当地的孩子还能吃苦,实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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