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人口统计看脆弱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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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雁塔 2017-10-08

中国历史有两个突出特征,一个是它的文化连续性。以汉文为载体的文化传承至少自殷商起延续了3700年。过去有商周异族论,楚越蛮夷论,甚至认为周之灭殷是一场类似日耳曼人灭亡罗马那样的“蛮族征服”。后来周原甲骨的发现证明商周文化是整合的,近年来的楚越研究也表明楚越与华夏在文化上具有共同性和融汇性。

中国有精确纪年的历史自西周共和以来2800多年不间断,大一统官僚制帝国自秦始皇以来也持续了2200多年。期间虽然“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即使是分立的诸国各自也是官僚制帝国,并没有回到先秦诸国的贵族制去。无论就象征符号系统还是就基本制度而言,这样的延续在人类诸文明中确实绝无仅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争议我们暂且以后再论。

另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古代没有精确统计,唯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中国“人口史”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大起大落。西方的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万。14世纪黑死病与社会动乱造成人口急剧下降: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一半,常见的说法是减了三分之一。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战争波及地区人口大约损失了三分之一,而所有者几次危机或者说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并无关系。

过山车般的人口增减

而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崩溃时期的断崖剧减更是骇人听闻,人口数量就像过山车一样大开大合。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紧接着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合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

西晋统一只维持了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还没有喘息多久,又是战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4600多万人。但是接踵而来的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了。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当时的最高峰值——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但是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纷争,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跳水式的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至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宋代人口增长较快,经济繁荣发展迅速。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时,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而再创高峰。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可想是一番什么景象。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的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在册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户籍统计人口只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百年里,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骤降至2亿3千万。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年间的水平徘徊,“四万万”的说法持续了很久。

上述都是户籍上的数字,实际上怎么样呢?一般来讲一个王朝前期兴旺时期的管理比较有效率,后期的数字则不太可信。前期的数字如果特别少,应该与死亡有很大关系。1949年后也是这样,新政权头一次人口调查就超过5亿,那时查的比较严。最近一次人口统计尽管兴师动众,可靠程度却明显下降。由于人口流动,政府掌控能力下降,第一轮数字出来后很多地方都比上次统计还要少,让人大跌眼镜。这里面肯定是有误差的。现在统计的难度比过去大多了。

反观明代也是这样,朱元璋时期户口检查极其严苛。他下诏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就让他们去“比户”吧。于是,一百多万正规军全部变为户籍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搜检户口,查出黑人黑户就抓去充军。那时户籍数字应该与事实接近,后来数字的水分比会比较大。不过,这种历史上的大起大落,即使排除了统计不实,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其他民族有遭到外来入侵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培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大规模残忍的自相杀戮和“人祸”导致确实极为少见。

自相残杀的程度无出其右

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与中国比起来,这真是少见多怪了。在中国历史前期,由于人口稠密地区比较有限,一旦遭到浩劫,就发生毁灭性的影响。如东汉到三国,人口一下少了百分之八九十。到了明清,中国人口的基数大了,密度分布比较均匀了,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可能波及全国,因此人口损失的比重相对比以前要少了。但是人口损失的绝对量并不比以前少,从咸丰到同治,册籍上的人口一下就从四亿下降到两亿多。而在战乱波及地区人口损失比例仍然骇人听闻。

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时期,虽然全国人口减少没有达到一半以上,太平天国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则丝毫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一府竟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杀戮如同家常便饭,好像减掉的仅仅是数字,不是鲜活的生命。

清末民初的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18年全川平定后统计,惨烈跳水般只剩下区区一万八千丁!丁是指男性成年人,加上妇孺,加上隐瞒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来万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性的毁灭一点都不夸张。还有一个特点,当朝毁前朝的建筑成为一个规律,前王朝所建的宏伟建筑都会改朝换代中被一把大火焚之,以至于老外认为中国现存的地面历史遗址与其悠久的文化不成比例。

现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以后移民进去的。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也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为之,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让我至今印象深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临近府县皆是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史家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说,“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后又被称为“七杀碑”。

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五十年代以来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四川广汉的公园里还树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误差,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伐之气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是不是活该如此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张献忠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是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屠刀所及的已经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

事实上那时的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机制崩坏失序以后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乃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社会生态几乎已如那句老话:“人对于人是狼”了。人类花费很久积淀下的文明一朝一夕便能荡然无存,它的脆弱性我们往往估计不足,纵观大历史“进一步退两步、甚至退十步”的时代比比皆是,长官意志导致的历史弯路,是以多少生命的灰飞烟灭作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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