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
诸位好！感谢大会给了我和诸位分享中国食品安全的机会。
在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国家里，作为一个作家，你只要对这个腐烂透顶的制度表示哪怕是应付式的顺从，这个有着“养猫养狗养作家”传统的腐败机制，就会给你一个常人难以想见的物质享乐和精神饕餮——据我所知一个党所承认的党员女作家，响应温家宝的关注农民工的说辞而赶着写了一篇几万字的小说，生硬的把字排大，出成一本所谓的书，其稿费就是10 多万人民币，然后再卖电视版权多少万，而且平时什么事也不干，还有一份收入不菲的专业作家工资、劳保和一套分配的房子，那么他们这些所谓的作家对这个制度还能说什么？！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既不能种粮食，又不能生产机器，要写点东西最起码对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本身应该有一个诚挚的态度，不能总象莫言、余华们躲在远古的从前或者我奶奶的高粱地里冷漠的意淫。简而言之；就是明白我们面对的真实是什么？
我最近就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高调见各国媒体，特别是就“假包子事件”公开批评北京政府，使我真切地感到了2006年10月在俄国，那位被公开枪杀的同获过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的俄国女作家安娜死亡的气息和遇害的缘由。因为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你反对共党或者任何只要不是专指某一个人的抽象的政党反倒没事，有事的是你胆敢触动且已经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前几天我去为因纸包子事件被判一年刑的记者找律师回来的晚上，独自一人回家真切地感到了害怕。
我从2002年下半年持续至今的三、四年里，在1000多个日夜里耐着性子看过不下2000万汉字的枯燥的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资料，自费且冒着危险去寻找食品污染的线索，甚或还要一直关注下去的中国食品问题，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写这一本小书，当然也不是为了向外国读者灌输敌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产品的情感原素，更不是要抱着“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疯狂心理籍此来唱衰中国。尽管象这样的疯子，世界上已经不少了。而我下如此大功夫写这本书，是为了所有人的饮食安全和生活品质相对的有所保障，这当中自然包括那些秘密警察和他们的家人。
虽则我曾因1989年“六四天安事件”被关押了近3年，而当年的“反革命”就是现如今中国的“颠覆国家安全罪”的前生今世。而在奴化教育下的人们普遍理解这两个罪名或多或少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这个国家的情感，我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对这个国家有着天然的责任与义务。如果说我要“背叛”的只能是——那些一直蚕食着这个国家的利益集团和支撑其存活的机制。
一、“民以食为天”在中国的文化渊源
中国和西方在历史上引发政权更替和战争的缘由有着较大的差异——西方往往是为了宗教信仰或者争夺女人而战，前者如现在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后者象古希腊时期为一个叫海伦的女人开战的例子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则比比皆是；而中国历来的征战则主要是为了一个“吃”字：早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新建立的部落联盟就叫做“定鼎”，通俗的讲就是掌握分饭的器皿和权利，因为所谓鼎，就是烧火做饭的锅而已，通俗的讲就是把锅放到那里，权力的中心就在哪儿。
此后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但凡造反夺权，就会被自然的称之为“问鼎中原”，也就是说我之所以攻打你，就是为了抢夺你吃饭的家伙什！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紧紧和“吃”连在一起的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政治成败，归结起来就是对“吃”管理的成败。“丰衣足食”就是太平盛世，“饥寒交迫”就是乱世的开始。
纵观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对“吃饭问题”的重要性认识最清楚的莫过于毛泽东了。他在年轻时就提出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个当时中国的核心问题。也就足以看出，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实际的问题，即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生存境遇和心理结构是何等的明白。也正是籍于此，毛泽东不仅把他的对手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所谓“十次路线斗争”中也是屡屡稳操胜券。
而毛泽东从他1949年取得政权到死亡的几十年中，唯一的一次在权力上失手而走下坡路的1959—1961年，也正是和“吃”字有关——他力主大刮“共产风”，致使在短短的3年之中饿死四千万人的罪孽，因而不得不把权利交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自己退居“二线”，这又为毛发动文革埋下了祸种。因而就连不可一世的毛泽东，其权力的涨跌也是随着一个吃字而沉浮。
总而言之，这个“吃”字，其对漫长的几千年间建立在因填不饱肚子的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上的中国历史来讲，可以说得上是一根搅动民情之水、近而“载舟覆舟“的魔棒。而对执政近60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讲，也是权力涨跌与民意测验的晴雨表。
中国的文字都是充满玄机的智慧符号。首先，从象形文字的字面意义来讲，“一”加“大”为“天”字，直译应是天者，第一大也。
而千百年来在老百姓中，口口相传的俗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或“开门五件事”（吃、喝、拉、撒、睡）中，吃都一直占据着首要地位。既就是两人平时在厕所碰面，相互都要问声：“吃了吗？”。就连男女之间的性事，在很多地方俗语中都比称为“吃豆腐”，而男女之间因情感而产生的嫉妒则叫做“吃醋”。
特别是我1989年先后在同30多个死囚同屋关押时的见闻，更能证明吃的重要——无论是犯什么罪的死囚，临上刑场时往往喊的都是：“死也做个饱死鬼”或者“阎王催命不摧食”！
而在令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神话”始终保持着较高增长速度的同时，中国人眼下的吃饭问题，则无异是把自己“交给”毒药制造商——损失钱是小事，在外面吃饭简直就是自杀和任别人屠杀。一个以悠久“美食”传统著称的古老文明，堕落到这种程度，不能不令人感到恐怖！
二．天是这样被撕破的
那么我们要问了——目前中国在食品生产领域里的这种没有道德规范的商业竞争难道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恰恰是与前苏联变成今日的俄罗斯的原因一样——是一种集权专制加资本黑社会化的典型模式：少数分利集团在所谓社会转型期利用国家机器变现权力，然后再用权力变现所获得的黑金来对付绝对多数的民众。仅看看俄罗斯台上的普京等人的前生后世就再明了不过了。中国和俄罗斯一样，步入了糟糕的一种社会转型——黑金资本主义。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一直都把食物当成无尚崇高的天一样的尊敬，而且“吃”或者说是“食”在我们的历史进程中又起着载舟覆舟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的食品安全的现实究竟又是何状况呢？
2004年初，风传在北京的各大妇幼医院，由于吃所引发的儿童性早熟［sexual precocity]的求诊现象非常严重，而这对当局来说的所谓的副面消息，就自然的被屏蔽进而成为风传了。
我通过各种渠道找到北京一家著名的妇产医院的大夫，才接触到这样一个案子：一天上午，我呆在这家医院的门诊室，只见一名30多岁的职业妇女，带着的女儿前来就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根本不会相信站在眼前的这个完全可以用成熟来称谓的胖女孩年仅7岁半！
事后，这位女医生朋友告诉我：在诊治过程中，她发现这么小的女孩竟然来了“例假”，而且胸部发育也很异常——竟然长出了乒乓球大小的两个乳房，而大腿等部位的脂肪堆积也开始像十几岁的女孩一样。我问原由，女医生回答：其实性早熟儿童近年来在北京屡见不鲜，在这些前来就诊的小患者中，既有像刚才这位7岁就来了“例假”的女孩，更可怕的还有六岁的小男孩就长出了胡须的！这都是因为一些含激素的儿童食品，这些食品虽然比较迎合儿童的口味，但其中含有的激素，因儿童吸收能力有限，极容易在体内堆积，造成性早熟的发生。特别是一些含化学物质的海产品，对儿童的性早熟为害更烈。仅添加激素一项造成的危害，就已使得中国女孩月经初潮由20年前的平均14岁左右提早至现在的10岁左右。更有资料显示，中国人的生育能力已经降低，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育。随着我的调查更加深入这才发现，那些所谓大补的海产品，不但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影响严重，而且更为严重的影响着成年人的生育能力……
再让我们回到那些可怕的海产品上来：成年人吃鳝鱼、甲鱼等海鲜的原因，无外是为了滋阴补阳（中医讲的提高性能力），而化高价钱给孩子们买海鲜吃更是为了孩子更加健康。可你若吃了这种用激素［hormone］催大的海鲜不但壮不了阳，反倒有断子绝孙的危险，而更可怕的是孩子得到的将是拔苗助长式的身心摧残！因为，笔者就亲眼在广东、浙江、江西、陕西等不同地区见到这样的骇人景况：每到年底，农民们清理整治鱼塘塘底的时候，除了要清理淤泥土之外，还会在塘底铺上一层厚厚的“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或避孕药。他们之所以给鱼塘的底层铺这些避孕药并在鱼虾的饲料中加大量的激素，是因为这些药品除了可以起到防治鱼类的传染病外，还可以加速鱼类的生长，也是一种促长剂。因而，那些不同地区的养殖农民，都用几乎相同的话对我讲：我们自己养的这种鱼类，我们当地人自己都不吃。我还不止一次的在广州的几个不同的饲养鱼类的池塘，碰到农民正放干水清塘时，塘底还有厚厚的一层没有化开的避孕药片！这还又一个原因，就是这些避孕药片是当地政府为了计划生育而免费发放的，故养殖户从专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手中换来这信避孕药使用成本很低或就没有成本。
现在价钱越贵的的海鲜越是不能吃的，这在北京的餐饮界人士中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特别是不吃鳝鱼和甲鱼。这是由于在正常情况下，一只2斤重的甲鱼的生长期应该是2年左右，而现在同样大的一只甲鱼的生长期只需短短的两、三个月！由于近年来食品问题越来越突出，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男性精子浓度是五千万到一亿算是正常，现在三千万都算正常了。现在男性的精子浓度比40年前下降了将近一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再过50年，很多功中国人将生育不了孩子。
中国的传统饮食文化中信奉“吃什么补什么”，这在“长腿的除了桌子不吃，长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的广东人中尤为风行：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鲜血淋漓的生猛海鲜……
哈尔滨市一家饭店将民间传说为具有“神奇大补功效”的胎盘［placenta］引上餐桌，并且打出醒目广告。当地市民众说纷纭：质疑者责问并斥责——这不是吃人肉吗？发生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变态杀人狂魔案，又是这种莫名其妙的“吃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极端注解：这个以前因强奸幼女罪被判了8年、现在出狱3年的罪犯已向警方交代他已经杀死28人，其中大部分是未成年的男孩。这么多小男孩都是在一个叫“天麒”的网吧认识并被他勾引走，然后杀害的。 在杀人狂魔家中的炕上，警察一共发现四具尸体，他们死去的样子是一样的，都是面目全非，要么耳朵没有了，要么眼睛被挖掉了，全部被剖开腹部，内脏全被取出，生殖器无一例外被割掉了……因为在中国传统的饮食习惯中一直就有所谓的吃“鞭”补“鞭”的习惯——君不见遍布中国各地大小饭馆招牌上的烤羊鞭、炖牛鞭、煲狗鞭等张扬喧嚣的字样。
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导致一百多名婴幼儿受害、13名死亡。经媒体披露后令所有人震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据央视报道，其实早在2003年劣质奶粉就已经充斥了阜阳农村市场。2003年4月至10月安徽阜阳劣质奶粉最为猖獗的时候，曾导致上百名婴儿受害，数十名死亡。2003年8月7日，一名叫荣荣的婴儿被送进医院，13日，出世仅130天的荣荣死去，肝肾功能已经呈现重度衰竭，并伴发肠源性皮炎，出现了局部溃烂。今年初，阜阳市工商部门查封了33种低劣奶粉。但不法商人便改头换面继续销售。
继安徽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后，媒体又披露在山东曹县发现大量劣质奶粉、在广东汕头发现致癌奶粉、在兰州市场发现有毒奶粉。此外，包括广东、海南、湖北、浙江、四川、广西、河南、甘肃等省，皆在当地查获这批劣质奶粉，甚至在首都北京的超市也发现了这种劣质奶粉，可想而知，在中国还不知有多少地方在销售这种劣质奶粉，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婴儿的生命面临着威胁？
毒奶粉主要出现在农村的原因是，农村刚生育完孩子的青年妇女，为了尽早到城里去打工挣钱，就把尚在哺乳期的孩子交给乡下的爷爷奶奶抚养，由于母亲不在孩子缺奶，没有多少哺乳知识的爷爷奶奶，就用儿女递回来的血汗钱买下这些劣质奶粉在喂养孩子，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人神共愤恶果。一个部队下一代负责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但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食品环境如此恶劣呢？ 
三、恐怖与谎言，是极权专制国家统治者们治国和维护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重要手段，这点从斯大林、希特勒、到毛泽东再到萨达姆都概莫能外。
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是人会思想并且有精神需求，而流传久远的中国俗谚：民以食为天。其真实外延就是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恐怖统治下，人们被剥夺了所有作为人应该享有的爱好与权利，把生存的极限定义在动物性的吃上！专制社会所特有的恐怖导致了人们的兴趣爱好取向的单一，政治、权益等活动不能参与，吃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或者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宣泄口。
因为我们的现实是连这种最基本的动物性都无法保障，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民以何食为天”的缘故。我觉得，走进真实，以真相来揭穿专制统治下的谎言和恐怖。应该不是用口号，用空洞的东西对专制，对于专制谎言解构。解构是需要对一个个个案扎扎实实地解构它。为什么要以中国的食品为题材，因为食品已经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面对的现状。
中国延续千百年的“吃”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一种带有很强的诚信度的粗放交易：即以农耕为业的人们，在收割季节或时令年节，做些可口的食物或自食或馈赠亲友同享，多余的用于邻里乡亲间交易，故其烹饪水准往往代表着一家主妇的手艺和全家人的脸面，质量自然也属上乘，日积月累也就流传在各地了—-故而也就有了一大批既美味又令人放心的吃食精品。而我以为人们享用这些历史悠久的美食时的信任感和“有面子”的心态，远远超了“吃”的过程。然而就是这种历经百代的小吃，在今天为何成为让人望而生畏的陷阱呢？
中共能够统治50多年的社会基础就是“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和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1975年中共的道德化身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中国的议会）上对民众的那句著名的承诺“198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200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者超过欧美国家！”，现如今还有几人能记得？而在一个专制社会的伦理结构中，政府对民众就扮演着象家长一样的教化示范角色。可也正是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和谎言，洞穿了我们民族千百年来在“因果报应”浸淫下累积而成的朴素道德底线，我们在对未来的未知与恐惧中所产生的敬畏之心也被这种厄运般的现实扫荡。
食物是人类赖以存活与繁衍的必备物质，同时也是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根本！目前这种食品安全的现状，都是我们多年来疯狂透支的必然结果：透支社会、透支环境、透支亲情、透支信任……透支使我们失去了底线，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这也是导致食品安全日异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要比隐瞒风险大得多。而两种不同选择对官员自身的个人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靠吹牛撒谎造假等手段混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已发现的比如，以“不说假话就办不了大事”为名言的林彪、后续的成克杰等）位置上的事实，也是他们选择撒谎的标本，故民谣“乡上骗县上，县上骗市上，市上骗省上，省上骗中央”的流播便不难理解！我以为，对这种泯灭天良的撒谎综合症患者，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机制，让制度来保障每个官员不敢撒谎、不能撒谎。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强权下造成的恐惧。人人恐惧，人人都把每一天当作自己最后一天过。那么他所有的底线就都打破了。他可以透支生活，透支资源，所有的都可以透支。我要在作品中写的是，一个是食品安全，中国人现在吃的是垃圾，是对生命造成威胁，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精神垃圾，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所看到的精神食粮又是一片垃圾，原因是什么呢？你看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有这些文化的普通社会家庭每一年的消费都只订一份广播电视报，再好一点有文化的是订一份晚报。看书的非常少，看的人也就看怎样发财成功，怎样速成什么，怎样用攻心术。这是一个吃的是垃圾，精神消费是垃圾，这个民族已经岌岌可危。为什么会造成这样，这就是制度问题，制度性造成的残缺。
毫无疑问，在现行机制和制度下，官员讲出真相所承担的风险要比隐瞒大得多。而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任何的饶幸和谎言，都将为我们的未来种下难以医治的祸根。如果我们日常生活中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吃喝问题，都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呢？再腆着脸奢谈什么和谐社会，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专制，把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权力思维方式，充分扩散为对全社会人心道德的恶性污染，“吃”的高利润，直接诱使食品制造者们毫无道德地以假冒真、以次充好、甚至任意添加化学毒素。食品安全的核心——人的生命安全。无视食品安全其实就是无视人权：人的生命权、生存权、知情权、思想和言论权。中国的食品污染中，人为因素极大。极度扭曲的政治结构加上所谓市场经济，可以把经济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蓄谋犯罪。这场战争，正是人类之“恶”对人类良知发动的大规模战争。中国食品污染问题开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二十一世纪不仅没减弱，反而急剧恶化。这座人性废墟，正是共产专制结出的恶果和苦果。中国人在过去贫穷中失去的权利，现在在“中国经济神话”的表面下仍在失去，而且愈演愈烈，连整个世界也面临着被卷入的威胁。结论：食品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制度问题。
食品污染的真正原因是人心污染。在一个恐惧和谎言成为制度的国度，贪图利益而放弃原则、自己赚钱而不管别人死活，正是流通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当金钱和权力联合，暴利可以直接流入当权者的私囊，尚存的良心个人或媒体，讲出真相要冒极大风险。2003年在北京冒险揭露“萨斯”病毒和禽流感问题的人们，被当做政治敌人迫害就是证明。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所谓的所谓集体负责制，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这些职能部门争夺管理权的主因一是借颁发各种证照从猪身上搜刮钱财。其实就是谁都不用对食品安全现状负责！
这个问题就以猪肉为例：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猪生下来的饲养过程归农业部管理，那么农业部就可趁机利用向生产猪饲料的企业发放生产许可证的特权收取证照费；而猪的成长期的卫生防疫由卫生部门负责，他们只管收取防疫费用，具体防不防疫，他们则不用关心；猪长大屠宰时又归工商局管理，他们也只管收取宰杀费，至于猪是否合乎宰杀要求就不管他们的事了。这期间若猪肉出了问题他们几个部门间互相推诿，其实他们希望食品出问题，因为食品出了问题上级注意了，他们才好趁机向上级部门要管理专项资金充实小金库自肥，而要来的钱60%则用来买豪华车或者留作小金库。
这就是现实中的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徜若这种现状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从历史来看，1918年的沙俄政权的倒台，其主因就是当时的首都圣彼堡因面包脱销而导致民众走上街头所致；而1981年发生在因肉食供应问题曾经危及波兰的社会主义制度安全的事件——波兰政府宣布消减20%的肉食供应量，立即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当地家庭主妇们的耐心被摧毁了，在华沙等主要城市，数千市民走上街头高呼“给我们肉吃”的口号示威游行，而此类公共事件在前苏联等东欧国家时有发生。而食品安全问题目前也即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引起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四．地球越来越像个大村庄，东家感冒，西家注定就要跟着打喷嚏
那么中国的食品不安全和在座的诸位又有什么关系呢？去年我在柏林“尤利西斯报道文学奖”的颁奖会上讲：中国的有害食品如不能有效控制，将很快会危害到诸位的餐桌上的，记得当时会场上一片善意的哄笑。可时间不到半年，从今年3月开始，美国不少家庭发现他们饲养的猫狗宠物莫名其妙地死亡。经投诉调查后发现，导致宠物死亡的原因是“来自中国的小麦蛋白饲料内含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 据《洛杉矶时报》报导，截至5月4日，美联邦官员表示，消费者已经举报了高达8,500起猫狗因食用受污染饲料而死亡的案件。5月8日，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承认，中国企业的确出口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小麦蛋白。据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FDA）统计，已经有约6,000头猪和310 万只鸡食用了受污染饲料，受影响人群超过数百万。
巴拿马最近发生一起从中国进口的假糖浆事件，导致365人死亡。此外，在海迪、孟加拉、阿根廷以及印度都发生过类似事件。
而早在2002年2月份在德国黑森州发现中国的猪肠衣含有氯霉素，石荷州两周前发现来自中国的蟹肉含有氯霉素。3月在黑森又发现了来自中国的鳗鱼中有480公斤含有氯霉素。
“没办法呀，我们的农家女文化素质太差，正是这些勤劳朴实的渔家姑娘们常年累月间这么不经意的涂抹，才使得池里养着的虾米大量交差感染，而这批用于出口的冻虾却在大洋彼岸却掀起了一场国际风波，并且导致国家损失了数十亿。”
这就是当地有关的负责人在不同场合就这一个案用来搪塞并愚弄国际视听进而掩盖大面积人为给养殖的海产品中添加大量有害物的遮羞布与谎言的标本。
雪里埋不住死人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这些官员都不懂？你面对的是工业化和市场资本玩了几百年的欧洲，而不是你治下任你吆三喝四的顺民！
也正是5年前的这种“我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式的侥幸和谎言才导致了今天多宝鱼、致癌海产品眼下在国内和香港的肆意泛滥。
中国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都是由香港的相关机构检出来的，可以说香港救了中国人的命，而能出口香港的食品绝对是最好的。这种现状如得不到及时改观，无疑将带给世界可怕的危险——假若今年春天，因中国宠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国的几千只宠物，而是几千个美国人的话，那将给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就是世界各国都禁用中国的食品，若中国的恶劣食品现状仍不能得到改观，由饮食而导致的类似萨斯一样的病毒要是传染上人身。而在人类流动空前频繁且便捷的现在，又有哪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幸免？须知地球愈来愈象一个村庄，东头患感冒，西头一定就会打喷嚏！而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病毒，其惨烈祸患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直在警惕着的战争。
前些天美国的自由亚洲中文广播电台打电话给我，采访关于湖南株洲又出现劣质婴儿奶粉导致“大头娃娃”的事件，当时我竟吃惊的不知说什么好了。因为安徽阜阳那起因制售劣质婴儿奶粉，导致100多名令人发怵的“大头娃”的恶性事件时间过去还不到一年呀！因为在目前这种毒奶粉事件在中国各地又开始风起云涌，而令全球谈虎色变的萨斯病毒也一直在中国蔓延着，毒奶粉和萨斯这两个随时都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潜在危机的病毒，只是暂时被中共当局当作所谓的副面消息给冷藏和屏蔽起来了而已。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民族正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着集体无意识地慢性自杀。所以我觉得不分朝野的所有中国人急迫的需要一场灵魂救赎运动！同时国际社会应该不断施压，监督中国政府进行明确的政治体制、法律法制、新闻监督、赏罚分明等领域的改革，是根治中国恶劣食品安全状况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才能根除那些比有毒食品还可怕的贪官污吏——中国社会和人心里的“癌细胞”！
最糟糕的就是食品安全的管理部门所谓的所谓集体负责制，其原因就是多头管理、职责不清，是典型的“三个和尚没水吃”。而这些职能部门争夺管理权的主因一是借颁发各种证照从猪身上搜刮钱财。其实就是谁都不用对食品安全现状负责！
这个问题就以猪肉为例：中国目前的生猪养殖归八个部门交叉管理，猪生下来的饲养过程归农业部管理，那么农业部就可趁机利用向生产猪饲料的企业发放生产许可证的特权收取证照费；而猪的成长期的卫生防疫由卫生部门负责，他们只管收取防疫费用，具体防不防疫，他们则不用关心；猪长大屠宰时又归工商局管理，他们也只管收取宰杀费，至于猪是否合乎宰杀要求就不管他们的事了。这期间若猪肉出了问题他们几个部门间互相推诿，其实他们希望食品出问题，因为食品出了问题上级注意了，他们才好趁机向上级部门要管理专项资金充实小金库自肥，而要来的钱60%则用来买豪华车或者留作小金库。
这就是现实中的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徜若这种现状还将继续下去的话，那我们就有理由讲：八大部委管不好‘一头猪’，我们这些纳税人所供养的这一大帮子官员就不如一头猪了。
目前这种食品安全事件如此泛滥，原因就是那些“常在河边走”的职能部门，一直是在半遮半掩地玩着“放水养鱼”或“养寇自肥”的鬼把戏。而这种在食品安全领域里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的“捉放曹”，其实就是他们的财政来源！这就形成了一个如前苏联，触动了一个官僚机制的利益链条。任何东西如果和这个官僚体制的利益链条发生冲突，都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制作伪劣食品的就和这么多大人物成了比亲戚还铁的利益共同体了！这就是官僚体制的可怕之处，同时也是前苏共倒台的死穴：为了团体或集团利益，不惜毁掉其他——苏共是目前唯一的能从自己毁灭通往葬礼的道路上一直暴富发家的政党！
另外一个就是一直比大家忽视的关键中的关键问题，就是从食品生产链的源头上阻隔并控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因为食品添加剂生产技术简单、再加上生产这些东西一是污染大，二是利润低，所以西方发达国家都放弃了这类产品的本土化生产，致使中国成为全世界此类产品的主要加工地和最大供货商，今年7月中旬中国一查处中小食品铅加剂厂家，伦敦当日的维生素C就狂涨假28%。而中国出口的狗粮使美国的宠物中毒、毒牙膏和海鲜污染等都是添加剂上出了问题。而若控制不好自然也就成为全世界食品的主要污染源！
我在此提醒人们，特别是中国相关行业的决策层，中国如此的食品安全现状将带给中国和世界什么样的危险——假若今年春天，因中国宠物食品中毒的不是美国的几千只宠物，而是几千个美国人的话，那将给中美关系和世界格局带来什么？就是世界各国都禁用中国的食品，若中国的恶劣食品现状仍不能得到改观，由饮食而导致的类似萨斯一样的病毒要是传染上人身。而在人类流动空前频繁且便捷的现在，又有哪一个国家或个人能幸免？须知地球愈来愈象一个村庄，东头患感冒，西头一定就会打喷嚏！而人类所经历的每一次病毒，其惨烈祸患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直在警惕着的战争。我也希望能以自己这样关注个案的方式和努力，为中国社会最终找到自由的出口而竭尽全力。 
五．手大捂不住天：北京“纸包子假新闻”背后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下，对食品工业适当地开放传媒，是扭转食品安全现状的唯一有效方式。由于中国大陆的司法腐败导致法律成本过高，加之老百姓没有鉴别食品安全与否的专业知识，因此，在食品的消费过程中，一旦发生纠纷，消费者是弱势个体，无法抗衡食品加工企业。
只有政府出面调解，才能负起这个责任。而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思维，把食品安全事件当作所谓的负面消息被冷藏和遮罩起来了，媒体功能的丧失，让食品安全问题雪上加霜。
可中共当局对敢于曝光食品安全问题的媒体又是怎么做的呢？仅以轰动一时的纸馅包子事件为例——我不是那种发生任何事情都立即写文章、随意表态的人。最近，我第一次主动高调见各国媒体，特别是就假包子事件公开批评北京政府，使我感到了在俄国2006年10月比公开枪杀的同获过尤利西斯奖的作家安娜的气息和缘由，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你反对共党反倒没事，有事的是你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前几天我去为因纸包子事件被判一年刑的记者找律师回来的晚上，独自一人回家真切地感到了害怕，尽管至今还没有发生任何事。
中国大陆食品安全目前的这些情况，还没有超越我二零零四年写出来文章是的预料。纸包子这件事情让我震惊的是，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境外的中文媒体，所有的几乎众口一词。在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看到非常可笑的是，一些所谓国内的异议人士，社会良心，这样的人讲话，说所谓假包子事件是一个罕见的新闻造假。我觉得这些人好像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中国大陆造假的新闻比比皆是，如果把假包子事件归结为一个造假事件的话，这都应该说是造假造得最好的，下了功夫造了假。而你电视一打开，基本上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胡言。
现在把眼光集中在这个年轻记者所谓造假问题上是自欺欺人。而还有一部分人居然提出食品造假是农民，小作坊进了城后把坏的习惯带进了城市。实际上，真正的造假，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大企业，那些有大资本运作能力的人。如︰乳制品长期涂改出场日期、涂改牛奶过期日，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报了，但是很快这个消息就没有人报了。就是因为他们有巨额的资金在后面操控媒体。媒体再也不敢讲这件事情了。这次把报导假包子事件的记者一抓，会封口媒体，让将来的食品安全越做越坏，媒体就再也不敢讲这种事情了。
这个问题如其它一切问题那样，有它的所谓政治背景。为什么政府这么高调处理这件事情，非常简单，一个是中国大陆的食品安全在国际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将有可能引起中国大陆和西方新的一轮贸易战。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北京，这就动了地头蛇的利益，这样会对所有的职能部门和相关部门，都会带来面子下不去，他的行政能力差。这就形成了一个如前苏联，触动了一个官僚机制的利益链条。任何东西如果和这个官僚体制的利益链条发生冲突，都死无葬身之地。
这就是一个利益置换，就是因为包子事件会伤及一些职能部门的面子，面子牵扯到升官，牵扯到十七大之前是否会影响社会稳定，一些列的东西，都是背后的东西。台面上的东西，我觉得不是问题。根子在普通食品案件变成国际政治案件了,地球人都知道了,老大的面子没有了,脸上挂不住了.一级追一级,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式的追查,下面务必要给上面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这样才能避免大家都挨收拾.而且马上换届了,处理不好会掉乌纱帽的,这样以牺牲一个临时工的代价,保住了大半个北京官场的乌纱.划算.
算算帐就知道,纸壳包子馅的新闻如果是真的,北京官场的代价是什么?市长起码被温总骂一顿,将来拿纸壳馅包子招待奥运客人吗?市长估计就要拿工商局长食品安全部门头头开刀了.北京电视台看起来立功了,事实上是得罪了工商局,以后新上任的工商局长卖力地打击一下北京电视台的违法广告,然后责令北京电视台整顿期间停播任何广告,重新办理广告审查,那全北京电视台的人就傻眼了.所以呀,北京电视台不论从哪点上看,这个纸壳包子馅的新闻必须自己承认是假的,以免遭到更沉重的打击.这就是官僚体制生物链上的一环比无意间撞到的结果。而那四个做纸包子的（且不论真假）就是现在讲假包子是真有其事也没有处去讲了，如果訾北佳一个从没卖过包子的人，能想出用纸箱做包子馅，其幻想力足以代替张艺谋作奥运总导演了！
另外在网上又搜出一个佐证——今年７月８日，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以纸做的包子为题，播出记者暗访朝阳区一无照加工纸箱馅包子的节目了。节目播出后，北京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王岐山市长批示：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 转瞬之间，一个卖包子的就和这么多大人物成了比亲戚还铁的利益共同体了！这就是官僚体制的可怕之处，同时也是前苏共倒台的死穴：为了团体或集团利益，不惜毁掉其他——苏共是目前唯一的能从自己毁灭通往葬礼的道路上一直暴富发家的政党！
1、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记者的权益的问题。
对于纸包子事件是假新闻，重要的不是这个新闻是否是谎言，因为在一个到处都是充满谎言的社会，它就是谎言，在那个社会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谎言。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的政治背景。这个记者名叫訾北佳，以我个人判断，我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他在中国大陆记者里面，如果砍去百分之九十，留百分之十，他也是百分之十之内的好记者。
为什么？在中国大陆你作为记者要想获得利益，只要去报告学习几个代表，报导好人好事，领导的政绩工程，你去一拍就能够拿到红包，转身就能够走，没有任何风险。而这个记者过去报导过假羊肉串，就是如何给猪肉上涂猪油冒充羊肉串。这样的一个记者，他能够为报导下这么大的工夫，我对他的造假表示怀疑。
关于纸包子事件，我的的考察这个过程大概如下。七月八号播出来的时候，海淀工商局说，做假包子的老板在逃，公安局说，四个做假包子的人身份证找到了，身份证是假身份证。那么我们要问，他们没有造假，为什么在逃。第二，我看了镜头。那个镜头中有当时熬火碱的大铁锅，有那些纸箱，有蒸包子的笼屉。而现在的政府发言人通过租房子的房主说，这些人从来没有卖过包子。没有卖过包子，那要笼屉做什么？
七月二十号的北京新京报讲，七月十六日刑警队队员从制假包子的魏某住过的出租房后挖出四、五个包子的笼屉。既然没做包子，那包子笼屉是哪儿来的，为什么会把包子笼屉挖坑埋在后面？
到了七月七号节目播出的前一天，租房主让这些人都搬走。七月八号，播这个节目的当天，造假包子的魏某和赵某，就搬出了朝阳区太阳宫乡狮子口村十三号院，搬到了什么地方呢，又搬到了崔各庄附近接着卖早点。我要提醒大家一个常识，不要说一个卖包子，卖东西的门脸，一个档位，就是你一个外地人在北京要临时搬一个家，租房都是一天内解决不了的。这都是常识。
假包子事件后，新浪网，也包括北京台透明度栏目，全部删去了。更滑稽的是，我当天看到，香港的《明报》记者说到假包子事件那个地方，去了以后，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威胁他说，你要再找这件事，小心挨打。这，一个农民工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据我昨天和北京电视台的一些人聊，他们说就在七月八号，假包子事件播出后，听众反响比较强烈，北京电视台另外一个节目的制片人，对记者说，你们应该向訾北佳学习，他为了做这个新闻，自己吃了三个月的这种劣质假包子。而七月八号播出后，王岐山有个批示，如果属实要严办，如果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
北京市的市长王岐山的批语，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伏笔。我最近特意到了北京甘家口庆丰包子铺，这是中国大陆百年老字型大小的包子店，北京最好的包子店。这就可能从一个侧面对包子的真假做一个鉴定。最便宜的素馅包子，一斤是二十五块人民币，一斤能够包多少呢，能包三十个。那么街头卖的包子一屉是两块五到三块钱，一屉是十个包子。但从这一点来说，肯定是假包子。为什么呢，它在利益上包不住本。
我觉得中国大陆极需要一次象美国1906开始的揭黑运动，无论从内外部环境都非常象，区别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但中国大陆社会稍有活力，一定是社会问题的公众关注度高的时候，比如：57年、80年代初刘宾雁等的纪实流行等，而訾北佳正是这样的扒粪者，我们共同努力营救造势，是有可能的。任何事有所进展靠的都是不懈的努力和坚持，我个人的经验：是自己快坚持不住了，事情也就快有结果了，只是很多人在剩鼓最后一口气时放弃了，可能的情况下我们的一点精力可能换来一个人的自由或者对社会的进程无意间的助推，这才是这件事的关键——具有将来成为一流记者潜质的年轻人会成为没有新闻法的混蛋制度的殉葬品和通往真正新闻自由道路上的铺路石！
2、就北京发生的所谓纸包子假新闻事件，呼吁给记者訾北佳公开自由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在这件事上最为严重的是——参与处理甄别假包子事件的人员和机构，除了政府就是司法部门，竟然没有一家专业且相对独立的新闻机构介入，这就是典型的盲人骑瞎马式的荒唐！
其次，我再讲一下这些记者的生存状况。.我最近做了一些了解，以北京电视台收视率最好的一个栏目，他有八十个记者，大概正式记者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十个左右，剩下七十个都是所谓外聘的。外聘的这些人是在电视台工作，没有电视台记者身份，拿着最少的收入。这些人做的是所有电视台的重头的新闻工作。如果做好是本台记者，如果出事就是临时雇用人员。这些人都是不拿电视台的工资，工资以稿费形式支付。
这一批记者在中国大陆的新闻行业是非常大的一个份额。据中央电视台十几个频道栏目里面，大概这样身份的记者是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些人没有任何劳动雇佣合同。我一直在很多场合强调，中国大陆的这种知识份子和新闻记者可能是真正的社会的弱势群体。为什么呢，他出了问题，不可能像农民工那样有勇气，站上高楼，我要跳楼，以自己的生命来维护。这些人都要维护一个面子。我觉得北京现在打工，除了饭馆卖饭的，就是这些记者了。
现在我在谈一下这些记者的生存状态。这些人一般情况下拍一条新闻，大概的经费是两千到三千块钱中间，真正花的费用，大概一千多块钱就够了。多出来的钱基本上就是那点假票、计程车收据来报。因为不然的话你没有收入。那这每一个记者，每年不要多做，要做二十条新闻，那么额外假票报的钱就是两万块钱。两万多块钱构成什么，就构成可以判你刑了。这就是我说的良性制度和一个坏的制度的区别，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戴罪之身，让你的收入不能够公开化。这就导致了你想报导的东西，或者社会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老百姓没有知情权，记者也没有能力，也不敢公开去报。而要报的东西，记者不想报，也没办法抗拒不报。
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这么高调子处理一位元记者，这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一个新闻没有立法，没有新闻法的国家。在这个情况下会导致在漫长的新闻立法的道路上，有一批有品质成为一流记者的好记者会倒在这个路上，作为将来中国大陆新闻立法的铺路石。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例如过去山西过去打死的新闻记者，打死以后马上就说，这是无业的，或者说是临时的、聘任的。这一批记者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言论自由，下层社会的呼声，社会的良性发展进化在未来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对于纸包子事件涉及的年轻记者訾北佳，国际上的一些对传媒，对言论自由关注的机构团体，一定要给呼吁，给这个记者一个公正的能够出来说话的机会和可能性。
3、告诫中宣部，不要因为少数人的利益，触发更激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次，把报导纸包子事件的记者一抓，就给大家一个信号，会封口媒体。中国大陆政府插手纸包子假新闻一案，在短短的20天左右就给记者判刑一年，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因为就此我专门请教国法律专家，按常规这一案件最少需要三个月到半年时间的司法程式！另外，处理该案的人应该是新闻机构的编辑和管理人员，同时就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因假新闻判刑的先例，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BBC都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轰动一时的假新闻，而其最坏结果就是开除造假记者了事，尽管这些记者有时专门是给王室或者政要们制造假新闻。
而现在中宣部、新闻总署、广电总局联合发布一文，说这些食品安全的新闻和假新闻导致了给一些境外的反华势力提供了攻击党中央，丑化和谐社会，影响社会稳定，抹黑中国大陆人的弹药和工具。
当局的这一做法非常可怕！这样一种换位思考，一种推论，马上就会把一些造假的人和党中央拉到一块，和谐社会拉到一起，把一个普普通通的食品事件拉成一个威胁到共产党合法性的问题。而中宣部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一个双刃剑，我觉得像中宣部这样这些诱导，才是最为可怕的。因为造假再怎么说，它是一个局部的，极少部分人的利益。而这个不是政府在后面操控这些人，让他们造假的。而如果这个东西，在这个过程中，让政府、权力机构和造假的拉到一个板凳上坐，那么造假的东西再出来，你怎么办。那么政府就完全背了黑锅，要跟着这些人承担这个责任。这就是事实上，我一直说的那种，局部利益集团，那些非常小的既得利益者，一直想把这个政府，把整个主流社会拉着给他们陪葬。
前苏共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惟一一个，在自己通往葬礼的道路上一直发财暴富的政党，我觉得，中宣部的这些不负责任的做法将会把中国大陆拉向这样一个道路。
最近，中宣部甚至会说，十七大以前不能报导食品安全等这些负面性行的新闻，我觉得中宣部这些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如果就在奥运会前，发现大规模的食品安全事件，你怎么办！？
中国大陆有句老话：纸里包不住火。同样纸里更包不住包子，因为纸里包火，其结果是火烧坏了纸，不会有太大后果。而纸里包包子的结果是一旦时间包到一定程度，纸中的包子自然会发霉变臭！政府又不是劣质食品制造商的总后台老板，对这些劣质食品制造商也没有黑社会的那种令行必止的铁血规矩，那么就敢这样决然和其坐到一个板凳上为他们背书？须知手大捂不住天哪！
纸包子案审结后，我专门采访了愿意免费为訾北佳辩护的大陆著名维权律师许志勇博士，他们是中国大陆大陆进入民主化的先驱者和目前知识界最值得称道的群体——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在个人权利方面的进步，都是与一些偶发的典型事件和个性人物有关。此点，几乎和肤色、国界、社会制度等外在因素没有太多的关联，只要是属于以人字来定义的族类，都概莫能外。
其另外一个特质，便是所有由此类事件所引发的苦难都终有回报：可称为毁灭性的黑死病，却意外地唤醒了欧洲的人道主义；索尔弗利诺战场的残酷，催生了国际红十字会组织；尼日利亚连续三年内战所堆积的100多万具尸体，催生了199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的无国界医生组织（MSF）。而下面所要罗列的三桩发生在不同时段和不同国度里的维权个案，其事件无论是对公民权利的推动，还是事件主人公的行为对人性的升华，都是有着里程碑意义和示范效用！他们无愧于生活中的英雄——
因为美国的民主进程，大多是依靠个案胜诉而推进了整个司法制度的完善和人权的保障：这点从被誉为美国民权运动之母的以我不让座！我绝不向种族歧视让步！而名闻名于世的罗莎· 帕克斯（Rosa Parks），再到已经近20年还在白宫正门前拉法耶特公园人行道旁用白塑胶布搭建的那顶小帐篷里抗议的康赛普珊·皮乔托（concepclon picciotto）女士，都是很好的注脚。这就是我为许志勇们的勇气和智慧张目的理由与前提——因为他们正在写历史！而訾北佳个案或许就是他们创开铁幕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在这件案子审结的第一时间里，中国北京的七位维权律师就发出了一封充满勇气和专业水准的质询案——他们就是中国民主自由的未来。
这正如1943年在慕尼黑的反纳粹组织“白玫瑰小组”成员的传单中写的：“沉默，就是纳粹罪恶的同案犯……而我们不再沉默！我们就是你们的良知，我们要让你们日夜不宁！”既然我们是地球村的一员，为了我们自己也应该发出声音！
来源：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