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不必惊呼“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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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海外有一批关注中国动向的中外人不少士,开展了一场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大讨论,国内也有个别先生参加。在这场大讨论中,出现了不少理性、公正、符合实际的估价和主张,也有一些夸大、过激的偏颇之辞。例如:有人认为:中国大陆近来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是“五四”运动以来的第二次“转向”,就是由民主主义向极端民族主义转向。有一位过去现在都以民族虚无主义自居的先生认为:“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间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后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之最。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端倪。

惊呼中国大陆掀起了“民族主义狂潮”的人依据的事实无非是这样几条:宋强、张藏藏等五位青年出版了《中国可以说不》、《中国还是能说不》两本浅薄浮躁充满了“文革造反派”语言的小书,人们出于好奇,引起了短暂的轰动,随后就由书店流落到小书摊上削价处理了。今年一月,李希光等八个曾经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又出版了一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抨击美国传媒把中国人丑化、妖魔化了,并在反人权等问题上为中国政府张目。这本书自然也会在一部分人中引起一时的轰动,很快又烟消云散。

对于这一小股“说不”之风,应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美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往往为了本国的商业利益丧失原则,使中国的持异议人士成为牺牲品。我们奉劝美国政府和媒体谦和一点,有原则一点(人权、民主的原则),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人民。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大陆政府新的宣传战略:除了政府领导人和官方媒体进行宣传外,还利用一些具有民间身份的人代替政府向美国“说不”,也向中国人民“说不”(实质上是反人权、反民主)。这些政府的代言人往往比政府讲得更激烈更粗陋,以便使政府扮演一个似乎是调和折衷的角色。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就长于抓住一个小题目大造舆论、大造声势,把极少数人的看法宣传得似乎是全民的“公意”,这也就类似现在的媒体炒明星、炒名牌一样,本文作者就曾经亲身参加过这种小题大作、大造舆论的工作。不过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了。毛泽东时代,由于个人迷信扩展到全国、全民,大造舆论几乎是一呼百应。现在,中国大陆政府一面利用李泽厚、王蒙、何新等较为知名的御用文人,一面又利用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来制造舆论;可是,人民的觉悟不同了,几只苍蝇嗡嗡叫,是叫不出什么名堂的,是引不起广大民众的呼应的。

二是所谓“本土化的热潮”。他们举出的例子无非是重视文物古迹;大量出版中国古代的人文典籍;影视和出版物大写大演中国古代的皇帝、后妃、清官、名臣、良将;推广中医的秘方、验方和气功;佛、道教和基督教兴起;等等。其实,本土化是同国际化共生而不矛盾的世界性潮流。哪一个民族不爱自己喜闻乐见的优秀民族文化?哪一个民族不在珍视、开发、保护本民族的文物典籍?中国大陆目前在这方面确实存在过多过滥、良莠不分、精粗不分的偏向,那是有客观原因的。

第一,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对传统文化否定过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种否定和打击引起了中国人的逆反心理,矫枉难免过正。宗教的复兴也是长期的“斗争哲学”和压抑信仰自由所造成的逆反作用,现在有一些共产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也信仰了宗教。

第二,全民经商和文化商业化,促使许多人为了牟利,大搞复古运动,甚至制造了许多假名胜、假古迹、假古董。这就是所谓“发祖宗财,贻子孙祸。”

第三,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缺少言论、出版的自由,但又不甘心什么事都不做,只好埋头到古纸堆中和文物废墟里去做一点学问,出版一点东西。

尽管如此,那些能够代表中国思想文化主流的知识分子,仍然在执着地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等来自西方的优秀文化。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

中国大陆文科领域的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他的《思辩随笔》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是有富厚与脊薄之分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民主、个性、人权等方面的思想资源,其蕴藏极其稀薄”。要重建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不能以“中学为体”。对胡适、陈焯、陈嘉异提出的中国也有民主传统的观点,王元化坚持否定态度,认为“不足为训”。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蕴藏的是伦理道德。他说:“传统文化自然不能用伦理道德来概括”,但它早已渗透到传统的各个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主导力量”。抽掉了它,我们的传统文化“也就所剩不多了。”在这方面,可以一试“中学为体”的思路。而王元化认为中国民族精神的实质是和谐意识。它是重建中国伦理文化的依傍。

另一位精通中国文史的老学者张岱年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儒学不能作为重建中国新文化的依据。

据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华读书报》报导:今后几年将会出现一个“西学热”,西方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文集或选集,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卖点。例如:中国工人出版社将在今年五月推出现代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的文集。他们还将再次出版《海耶克文集》和《马克思·韦伯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在今年十月推出王逢振先生策划主编的《西方当代批评家自选集》。上海三联书店即将出版《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家丛书》,这套每集都不少于一百万字的大型丛书包括二十卷。一九九七年出版的将是《哈贝马斯选集》、《胡塞尔选集》、《第利希选集》、《舍勒选集》、《比尔。加耶夫选集》和《尼采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继推出了《西方文豪书系》等大型全集性工程之后,拟在今后几年出版西方著名思想家全集。今年率先推出的是《维特根斯坦全集》,上海远东出版社将于一九九七年一次性推出《二十世纪世界文化名人书库》(10卷),包括《卡夫卡集》、《里尔克集》、《泰戈尔集》、《高尔基集》、《池田大作集》、《威廉。詹姆斯集》、《加德莫尔集》、《享廷顿集》、《霍克海姆集》、《比尔。加耶夫集》等。湖南科技出版社将从今年起陆续出版《爱因斯坦全集》(40卷)。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拟出版《世界文学大师文丛》,今年一月已出版了打头之作《博尔赫斯文集》。另外,二十世纪以前的西方经典学术著作,已被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包罗无遗。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周国平先生认为:“八十年代的‘西学热’属于启蒙阶段,虽则广泛但不系统。这次到来的西学热,学界和出版界所做的将是一种基础性的学术工作。这些即将大量出版的学术文集,将为这一代和下一代学者提供极其丰富的思想仓库。”当然,在“西学热”的同时,也有“中学热”。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已有历史定评的思想家或学术大师们的著作,经过出版界近几年的角逐,已被翻捡殆尽。中国知识界,学术界这种以中学为依托,大胆地、全方位地引进西学、拿来西学的学风,正是一种学术不分国界的成熟的表现,有什么“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呢?

一般民众的动态又如何呢?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民意测验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居民最为关注和不满的是官吏腐败、通货膨胀、社会治安不好、子女教育难和国有企业的多数工人不能及时领到全额工资等问题;中国农民最为关注和不满的是贪官污吏,苛捐杂税和农业生产停滞等问题,都谈不上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相反的是,在企业界和市民中,崇洋的心态仍很普遍。因为西方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雄厚、科学和教育发达、产品质量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度安全度也远远高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你强制他不崇洋是不行的。

那么,中国大陆政府中是否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呢?在这个问题上,大陆政府领导人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为了保住政权,他们大力宣扬党即国家,政府即国家,爱党爱政府才是爱国的“爱国主义”;至于民族主义,他们害怕唤起新疆、西藏、内蒙的民族主义,是不愿提及的。另一方面,当人民掀起爱国行动的时候,他们又害怕了,又要立即加以压制。例如: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九月,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掀起保卫钓鱼岛和抗议日本首相与大臣参拜靖国神社的爱国运动,北京、上海、武汉、广东、西安等大城市都有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求进行游行或静坐示威,中国大陆政府一律加以禁止。香港保钓领袖陈毓祥为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插上钓鱼岛,在遭到日本自卫队拦截时跳海殉难,中国大陆政府反应冷淡,没有追认陈毓祥是爱国的烈士,没有宣传和褒扬陈毓祥的事迹,连港、澳、台保钓活动的消息也要加以封锁。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八十几位离休将军联名上书,也没有唤起中国大陆领导人的爱国心。对于童增等一大批民间对日索赔的爱国人士,中国大陆政府从来不予支持,反而不断加以压制。为什么高唱爱国主义的中国大陆政府,要一再压制人民真正的爱国运动呢?这是因为中国大陆政府强调的是“稳定压倒一切”。所谓“稳定压倒一切”就是“安内压倒一切”,就是“保住政权、压制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压倒一切。”虽然,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从未向中国人民认罪和答应赔偿民间的损失,从未改变敌视中国的态度,但是,他们自己是蔑视人权的人,因而也从不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政府,日本又是一经济大国,中国大陆政府同中国人民中广泛存在的“防日”倾向相反,持亲日态度,企图以敌视中国的日本来牵制美国和在经济上代替美国。另一方面,大陆社会问题成堆,象一个火药桶,大陆政府担心任何抗议外国反华行为的爱国运动,都可能牵动国内问题,牵动到大陆政府那些不爱国,不利民的行为。实际上,他们高唱的爱国是假,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是真。这就是中国大陆政府提倡爱国又害怕人民真正起来爱国的复杂心态。同时,民族霸权主义是要以经济、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中国大陆政府现在有那样的实力吗?显然没有。

现在,中国大陆政府虽然仍在严格控制舆论工具、限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过,毕竟时代不同了,民心不同了,在许多较为开放的媒体上不时出现温和地、曲折地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间呼声的报导和言论。希望海外那些关注中国动向的人士多看一些中国大陆较为开放的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不要上御用文人蓄意炒作的当,不要把极少数没有学问也没有代表性的小人物歇斯底里的狂叫当做大多数中国人的意志,不要认为“这些书的政治能量是否也会改变中国发展的轨迹”(见《亚洲周刊》)。对于了解中国大陆真实情况的人来说,那种估计简直是笑话!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是中国和西方的先哲在古代就提出的崇高理想。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信息网络的国际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全面冷战的结束,区域经济合作的广泛发展,欧洲共同体全面合作的成功,联合国和各种国际组织作用的不断增强,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候,全世界变成一个和平共存,和谐发展的“地球村”,是可能实现的。不过,那还在遥远的未来。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达水平和综合生活水平(包括物质生活、科学、教育、医疗等等)的差距还很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尚未完全消失,某些地区和民族尚未消除它的宗教和文化的排他性,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幽灵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游荡。在这种情况下,片面强调世界主义或者片面强调民族主义都会是一把双刃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强调人类的共同利益超过阶级,民族和意识形态的利益,一方面促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解除了意识形态的禁锢,走上民主化的道路,从而结束了世界范围的全面冷战;另一方面却放出了关在魔瓶中的狭隘民族主义,以致苏联解体,内乱频仍,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也断送了戈尔巴乔夫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色列、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狭隘民族主义,一方面使自己成为地区性的强国,一方面又使自己成为专制和侵略的国家,给本国和邻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由此看来,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必须把世界主义和平等的民主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世界主义者,我们确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并且在行动上遵守国际公法和公约,努力促进世界和平、经济合作、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的国际性运动,促进整个“地球村”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同时,我们又充分认识到人类的天然感情总是由近及远的,总是由爱自己、爱亲人、爱家乡、爱民族、爱祖国,推广到爱人类,爱世界的。世界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先于世界主义。这种高低先后的顺序,符合天然的人性和人情。不论你去问克林顿、希拉克、叶利钦、科尔、梅杰,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首先爱自己的国家,然后才是爱人类,爱世界。如果不是这样回答问题,他们的选民就不会投他们的票。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概念,因为它缺少界定词、限制词,有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就本国本民族同异国异民族的关系来说,有民族利己主义、民族霸权主义、民族投降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也有民族平等主义。就本国本民族主权的归属来看,有主权属于君主或宗教领袖、政治寡头等僭主的民族主义;有主权被某一执政党所垄断的党国民族主义;有主权在民的民主的民族主义。我们所需要的是平等的、民主的民族主义。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关于《三民主义》的讲话中提出的“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和“中国要同外国平等”、“在国内打不平”、“在国外打不平”、“打专制的不平”。

有人认为:民族主义必然导致极权、专制,这也不一定。

近代德国的民族主义是同专制主义共生的。费希特和黑格尔对于建构德国的极权民族主义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希特勒把它发展到穷凶极恶的巅峰。可是,英国的民族主义是以自由、人权和海外贸易为基础的。法国的民族主义是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内涵的。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是民族独立和自由民主思想相结合的典范。近代,亚、非、拉前殖民地,次殖民地国家也是把争取民族独立和争取自由民主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就中国来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是要建立君主立宪制度来救国保种。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既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又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五四”运动,一面追求“科学和民主”;一面主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是和民主自由的要求同步增长的。当时的共产党高举“抗日”和“民主”两面旗帜。当时的国民党如果不是稍稍放宽对人民思想、言论的控制,稍稍放宽对非国民党人参政议政的压制,全民抗战的局面是不可能形成和取得胜利的。一九八九年四月至六月的民众运动,当时就被中国大陆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称之为“爱国民主运动”。由此看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独立、富强、文明是同本国、本民族人民的自由、富裕、幸福成正比的。如果没有广大人民自觉的支持和参与,要实现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是不可能的。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了启蒙”是谬论,是在为扼杀自由、民主、人权的政党和政府辩护和开脱。事实上,救亡和启蒙,互相依存,互相推动,谁也离不开谁。

我们既是爱国者,又是民主主义者。我们生于中国,长于中国,血缘和文化的根都扎在中国,即使一度或者长期远托异国,落脚点仍在中国。爱中国这一方热土,爱中国的母语和优秀文化,是我们的天赋的情感,谁也消灭不了这种感情。

我们爱中国,就希望中国早一点成为自由、民主、富强、文明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大胆地学习和引进产生在西方,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现代的科学文化。

我们既是爱国者,又是世界主义者。我们确认人类的共同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原则,我们要努力推动自己的国家遵守自己参与制订或者签字同意的国际公法和公约,除了对坚持敌视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保持必要的警惕性以外,发扬中国人谦恭、和平、宽容、大度的泱泱大国之风,同世界各国各民族和平相处,平等合作,共同发展,争取在将来的某一天实现“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

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合理要求。当殖民地和次殖民地处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之下的时候,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建立主权国家是进步要求。当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本消失,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继续增长,世界各地都在实行区域联合的时期,民族独立就未必是一种进步要求了。前苏联和南斯拉夫各自治地区纷纷独立,造成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和内战、流血,值得我们引以为戒。事实上,单纯的民族国家是一种空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民族杂处,而不是由一个民族组成。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十五个国家的内部,都有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如果这些国家的少数民族还要闹民族独立,那就会把国家越分越小,越分越没有力量,在经济上和军事上还得依赖外国。因此,在中国,我们普遍关注国内各个地区和民族的民主、人权、自治和民族平等,而不赞成“台湾独立”,“西藏独立”或其他民族从中国分离出去;我们主张中国实行自由、民主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权制衡的统一,而坚决反对中国四分五裂。

中国的民主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事业。有志于献身于这个事业的人们,必须坚持爱国、民主、人权、法治、市场经济的正确方向,坚韧而不动摇,踏实而不浮躁地研究问题,发表意见,唤起民众,团结和提高有理性的民主力量。不要因错误的宣传和一时的挫折而迷失方向,或者“病急乱投医”;不要以高于民众的“精英”自居;不要追求“明星效应”。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人身上。中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中国的民主化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来实现。我们的言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符合中国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这就是我们的主张。□

《北京之春》199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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