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是民主的要义,但不象胡适先生所说”是第一要义”。现代民主的第一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为了在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多数裁决又不伤害少数的民主制度,自然需要人与人之间在平等条件下的互相宽容。如果没有宽容精神,就可能发生民主防害自由,或者人人各自坚持其个人的特殊权利和意见,而不能形成多数人共识和多数裁决的局面。

由此可见,宽容精神是以人人平等为条件的相互宽容,而不是允许一方宽容、对方不宽容、在强势与弱势、权势与无权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要体现宽容精神,必须是对等的,而且强者先行、弱者回应。中国的儒家本来是讲求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血缘宗法等级制的。但是,为了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提出了上下对等的道德规范,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明臣良,夫贤妻顺。而民本思想更为强烈的孟子又提出了”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寇仇。”可是,儒家这种上下对等的道德规范,一般只是停留在理论上、书本上,而在不民主、无自由、无人权的专制主义国家,强者、掌权者、统治者只是要求弱者、无权者、被统治者服从、驯顺,任其宰割;他们并不履行书本上对强者、掌权者、统治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分强弱,不分尊卑,不分主奴的笼统强调宽容,那就只能是提倡弱者、无权者、被统治者无限地忍受压迫、忍受侮辱、忍受奴役。鲁迅和胡适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专制政府对待中国人民没有宽容、只有残酷奴役和压榨的时代,而中国民众忍受奴役、忍受侮辱和迫害的程度又是世界上罕见的。所以,鲁迅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提倡”费厄泼赖应当缓行。”鲁迅这种强调斗争和反抗的言行,用之于反人民的专制主义者及其仆从,那是完全正确的。鲁迅的失误在于,他对林语堂、梁实秋、陈西滢等非统治者及其帮凶,只是同自己意见不合的朋友和后辈也是冷嘲热讽,不大宽容。鲁迅所以会有这种失误,主要由于他在晚年的政治倾向偏于另一种强调斗争、强调革命专政的极权主义。加之,鲁迅先生的性格也有偏执的缺点,他的临终遗言”一个也不宽恕”。不论是对意见不合的朋友和一般的知识分子或是已经改恶从善的敌人、仇人,也太过分了。

胡适先生对朋友、对意见不合的人的宽容,对青年的关怀、爱护堪称楷模,他同陈独秀先生相互间的深情厚谊,我多次为之泪下。不过,他对反动统治者,有时似嫌软弱。他屈从母命始终维持没有爱情的婚姻,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两位优秀钟情的女士。这种宽容是对另一方的不宽容。蒋介石挽胡适先生说:”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里新思想的先驱”,恐怕是中肯的。

在希特勒统治德国、侵略世界的时候,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提倡”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欧洲人道主义从旧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实在太温和了,以至出现了希特勒。必须让人道主义更具战斗力。”1999年以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也在呼唤”战斗的人道主义”。他说:”一提起人道主义,人们就会注意到:它包含着仁慈、宽容、团结、合作等人与人之间互爱、互信、互相尊重其个人价值、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的行为准则。但是,反人道的势力却往往采取专制、奴役、对抗、仇恨、监禁等非人道手段来对待人道主义者。因此,人道主义者还必须批判和反抗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战斗的人道主义。

我们提倡战斗的人道主义,这同宽容精神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只是要同那些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去战斗,并不是同那些虽然持有不同观点却不反对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人去战斗。而且所谓战斗,也只是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使用武器的批判。

那么,对于反人道、反民主的势力要不要实行宽容呢?那要看反人道、反民主势力自己的态度。当他们还在磨刀霍霍欺人、抓人、杀人的时候,”费厄泼赖”还是应该缓行。当他们确实放下杀人的屠刀,包括欺人、压人的教条、体制、政策和行动,而且不是拖刀之计,不是明里放下一把刀,暗里又拿起一支枪。到了那个时候,善良宽厚的人民和人道主义者绝不会实行”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冤冤相报的报复主义,而会高呼”费厄泼赖快行”,让放弃奴役人、压迫人、伤害人的原统治者、权势者同被统治者、非权势者一样享受到人人平等的生存、自由、幸福的权利。

议报
新世纪(11/15/2001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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