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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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王若水(1926-2002)

1月9日晚上,钟彬来电话,告诉我“王若水今天(美东时间1月8日)凌晨在美国去世了”。我开头还有些不相信,因为不久以前也得到同样的消息,后来核实的结果才明白是误传。这一次,我想大概是上回的谣言的再版罢。稍后才知道,消息是确实的,是若水的子女传出来的,而他们的消息源头则是若水的爱人冯缓从坎布里奇打电话回来说的,一切怀疑的可能都没有了。

“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几天以来,从小的讣告、祭文和挽联上看熟了的这八个字就在我脑子里回荡。若水,你为什么偏偏在这个中国最需要你的时候走! 上一次看到若水是去年夏天在协和医院里,他和曾彦修同在那里住院。他躺在床上,精神气色都还好,说话也一样平和清晰,还很有力量。他知道自己得的是肺癌,已经五年了,但很坦然,看不出死亡迫在眉睫的样子。

但是我去看住在隔壁的曾彦修的时候,他却告诉我说,协和的大夫已经对若水讲“他们所能用的办法都已经用完了”。我不觉一惊,虽然这话与我几分钟以前的印象并不符合。

去年8月23日,忽然接到若水的电话说,他第二天就随冯缓去美国哈佛大学了。冯媛是应那里的尼曼基金的邀请做访问学者去的,他以前也做过那里的访问学者,因此哈佛也欢迎他去,还答应为他治病,并且说哈佛医学院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最后这句话,我是相信的,因此我想他去试试也好。若水还说,他明天就走,打电话找李锐辞行打不通,要我代他辞行,他的声音很清亮,听起来很开朗,很乐观。

我认识若水并不早,是1985年夏天到福建武夷山开一个学术会议时才初次见面,然而早30年就久仰他的大名了。若水从50年代起,就是一位“名人”。这在当时确实是异数。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他在1950年高调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写过批判胡适的文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并且号召大鸣大放以后,他在1957年4月给《人民日报》写过一篇社论,毛主席认为很好,因此在把邓拓叫去狠狠批评他执行鸣放不力的时间把王若水也叫了去,当面称赞,以反衬邓拓不搞大鸣大放是“死人办报”。其实邓拓是凭他的经验意识以鸣放的人将来决不会有好下场而存心保护干部。毛主席还说邓拓像汉元帝,“你要是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热烈拥护毛主席的王若水,虽然对此困惑不解,但是忠实时记录下了这几句话,给后来了解一个多月以后开放的反右运动和了解毛泽东思想留下了一个珍贵的见证。

对于王若水来说,这真是圣上特达之知,大名因此不胫而走,我当时在新华社工作,同他属于同一个圈子,因此知道得特别早,也特别详细。

这是王若水见到毛主席的唯一的一次。但是6年以后,他又写过一篇《桌子的哲学》,据他自己说实际上是反右以后看了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手稿》,受到影响的结果,这本书是被苏联《因此也被中国》哲学界认为是马克思早年不成熟的著作而不予承认的。然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篇文章又受到毛主席的表扬。那时在中国,已是经过反右派、反右倾两大运动而万花纷谢一时稀之后,王若水也在《人民日报》被认为思想有问题而下放改造过一段时期了。二次蒙天语嘉奖,实在是异数中的异数。

中国的事情就那么怪,毛主席喜怒无常,神机莫测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且不说决定国家的命运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几乎把所有的干部都打倒了,但是到后期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结合革命干部”的时候,只要有毛主席在无论什么时候对什么人讲过一句话,这个人就有极大的可能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我的一个朋友谢文清1956年的时候是新华社驻波兰的记者,是赞成哥穆尔卡的,认为波兰十月事件是“人民革命”,与当时中国驻波兰大使大使认之为“反革命”的观点正好相反。照毛主席1957年1月《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上的讲话》,谢的思想与言论本来属于右派无疑,但是当时却刚刚符合毛主席要把匈牙利事件同波兰事件分开好同赫鲁晓夫作斗争的需要,而得到了毛的表扬,因此而在文革中被“结合”当上了革命干部。到揪出四人帮以后,在当时“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的空气下,第一批被中央任命的干部许多是毛曾在什么时候对之说过一句半句好话的人。谢文清后来当上广播电视部副部长,实际上也是得力于1956年他那“漏网右派”的观点,终于在1989年因为反对“六四”镇压而被免职。

1972年,王若水被周总理任命为《人民日报》的“看大样小组”的成员(相当于当时其他单位的革命委员会或临时领导小组),一方面固然为他的才具,一方面也与他曾蒙毛主席的赏识有关。

但是,若水后来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他是在林彪出事以后“升官”的。当时,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要批林彪的极左,而四人帮则要批林彪的“形左实右”,若水想不通也罢了,却竟然上书毛主席,告了张春桥、姚文元一状,天真到以为毛会支持总理而批语张姚。这下可捅了大漏子,他不知道他反对的正是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说了一句“《桌子的哲学》的作者,现在看来也不高明”,于是招来了一顿他还没有经历过的大批判,而且又一次被下放劳动改造。

不过,这一次打击可深深地教育了若水,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伟大领袖的真实面貌。好在1976年秋天,毛主席逝世,四人帮也倒了,若水倒反而多了一项“勇于反左”的帽子,因此1977年就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很可能是当时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高干”。

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立国。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人民,尤其是我们这些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就没有一天不是处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地毯式轰炸之下。50多年来,按理应该造就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是,算来算去,似乎只有若水一个,顶多再加上其他几个极个别的人,是真正钻研,真正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当然理论的最高权威是有的,因为权力的中心必定要是真理的中心,他就是毛泽东本人。他尽管不难做到“一言而为天下法”,但是要不了多久,甚至不到一年,他的话就会自动转向,使人无所适从,又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了。原来跟了他一阵子的“理论权威”,不免纷纷落马,以至于现在谁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除了“联即国家”这一条。

我一直以为若水起码要比我年轻七八岁,现在才知道他不过比我小3岁,而且我们的经历十分相似。青年时期都热心致力于鼓吹救亡民主的学生运动,后来又都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崇拜毛主席,以后由幻灭而开始新的觉悟与追求。

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以后,中国开始有了一种“百昌苏醒晓风前”的感觉,但是历经30年的高压,备受荼毒的中国人当时能够想到,敢于想到的只是人道主义和人的异化的概念,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又都是文革前曾有人提倡而又受到批判的概念。当初主持批判的主将之一是曾有“中国文艺沙皇”之称的周扬,王若水则是一位积极追随的青年理论家。文革中历尽磨难的周扬对此有了反思和新的觉悟。到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而召开由总书记胡耀邦做报告的大会,另外又召开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请周扬作主题报告。周扬决定主要讲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同时邀请王若水作为他的报告的起草人之一。

3月7日,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的探讨》的大报告,在会场上和社会上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得到了意识形态部门的赞扬。不料没有几天就引起了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最主负责人胡乔木的异议以至反对。

以后的事情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它部分与胡乔木反复无常的性格有关,但主要是与中国政局的发展有关。周扬的报告终于还是违背胡乔木的意志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983年3月16日)。10个月以后胡乔木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也就是周扬发表演说的同一个地方)发表了给周扬的文章消毒的演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最后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1984年1月27日),人民出版社还出了3千万份单行本。

周扬的报告与胡乔木的反驳直接引发了1983年10月中央11届2中全会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

在清污运动展开的过程中,地方党委和公安系统把它和黄色报刊、淫秽活动、非法组织,甚至披肩发、超短裙……连系了起来,整个中国闹得沸反盈天。

清污运动总算到年底就过去了,但是留下了“自由化”这个词儿(其意义仿佛相当于以前的所谓“三反”言论),到现在还不时要起作用。

作为清污的一个结果,周扬在1983年11月5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违心地作了检讨。一贯支持王若水的《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自请辞职,10月28日中央书记处同意了胡的请求,并且免去了王若水的副总编辑的职务,最后还在1987年8月28日把王从党内除名。

1984年秋,周扬因病住院,5年之后,郁郁而死,已经在“六四”风波之后了。

王若水则始终不接受批评,不断抗辩。事实上他在马克思主义也包含了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会异化这两个问题上思想本来就比周扬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也活跃星多,在1986年还出版了一本近20万字的《为人道主义辩护》。

现在有人侈谈80年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但是不要忘了,所谓解放永远是充满了解放与反解放的斗争的。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中心议题就是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人道主义与异化,而顶着压力,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就是王若水。

后来的人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场理论斗争,它牵动到文学、艺术、电影、电视、牵动到整个社会以至中国的政局。

这场斗争的过程,王若水已经源源本本写进了25万字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里(据说若水本来定的是另一个书名,书商为炒作非要改成这个名字),他以铁的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把迫害他的大人物和小人物钉在了耻辱之柱上。

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心中也不是没有倾向,不是没有分辨是非的能力,但是被连续几十年的运动吓破了胆,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了脑袋,因此还是噤若寒蝉,中在心底对若水的正确与勇敢叫好,赞叹与敬仰。

在若水被除名以扣,中国的报刊和出版社就不敢再出他的文章和书了。但是这个一生不倦的追求智慧,追求真理的人是不会搁下自己的笔的。他老当益壮,与时俱进,带着问题学,想清一个问题就写出一篇文章。每年大概总要写篇把万言长文,不能出版就自己打印出来,分赠友好。我就收到过一些,得益匪浅。好像把他的文章翻印流传的人也很不少。我相信他的读者不会比当年他那《为人道主义辩护》一印就是3万册的时候为少。

若水青年的时候是在列、斯、毛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几十年的政治运动这个“反面教员”使他逐步脱出了列、斯、毛的极左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原点,和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讲的要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原初理想上来,重新学习,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他在1995年底修改定稿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完成了这个任务。

他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他在2000年年底完稿的《整风压到启蒙》已经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场说过的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实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标题下,他引了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就表明了这一点,在我看来,他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当然,一切意识形态,一切主义,在其发展特别是实践的过程中都会发生偏差、矛盾,以至异化,自由主义也不例外,然而几百年来世界历史的实践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少偏差、矛盾与异化的,而且它也预设了随时纠正自己的机制。

《整风压到启蒙》很可能是若水的“绝笔”了。他在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为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首先知识分子应当进行反思,重新对我们在多年中受到的教育进行批判的审查,从左的精神桎梏下彻底解放出来,恢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精神。不解决这个问题,国民素质得不到改造,人的现代化不能实现,中国也无法迎接新世纪的挑战。在跨进新千年的门槛时,我们仍要举起启蒙的火炬,把本世纪末走完的路继续走下去!

说到启蒙,若水真是一把好手。除了他的学力和识力而外,他的文字能力也是别人难能企及的。无论什么艰深的题目,也无论什么复杂的情况,由他写来,都是宛转自如毫无滞碍,完全做到了从小教师教给我们的文章的极致——simple(简单)和direct(直捷)。有人说他的文字正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形容:一泓秋水,清澈见底,了无渣滓,沁人心脾。

一代思想大师,文章大家,为什么就这样走了呢?若水,你提出的启蒙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甚至还不能说已经开始。中国实在需要你啊!

若水,你是抱着治好病的希望去美国的,不料却竟然死在了美国,我知道你是不能不感到遗憾的。你几次提到,只要一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国,你就会热泪盈眶,甚至夺眶而出。你爱中国,爱得那么深沉,正是因为如此,你才会以衰病之躯,还那么勤奋地写作,正是因为你深受中国,你才那么关心中国的命运。

若水,中国现在正处于最需要你的时候。在长逾百年的转型期中,现在已快到最后一个阶段了,这是又一个极危险的阶段,随时有失序脱序的可能。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思想家,只有思想家可以引导人们的行动,可以规范社会的思潮。若水,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你撇下你命途多舛的国走了呢?

呜呼若水,生死别矣!西方之土,毋久留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2002年1月17日

文章来源:思想评论: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网站

(本文又名: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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