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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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和研究者,我对中国人忏悔之少感到吃惊。

我曾与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文革”亲历者作过访谈,其中有叱咤风云的“闯将”,也有一般卷入者;我曾收集和阅读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忆,我听到和读到的多半是控诉与辩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忏悔,更少有真诚、深刻的反省与忏悔。

时至今日,堪作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的,正是巴金老人讲过的那些话。这些话是真诚、勇敢的,但与那一场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认为也是不够深刻、空洞乏力的。难道巴老的这些话,就成了我们全民族道德水准和历史智慧的上限?

“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蠢行、丑行、恶行,甚至罪行与兽行,而事后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处的只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因此,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那成千上万的“文革”中做过坏事、伤害过别人(当然程度、责任不等)的人,难道不应该反躬自省,难道不应该有所表示,做一些忏悔?

“文革”中,有多少人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校长、同事、领导,甚至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使他们成为运动的靶子:“文革”中,有多少人被侮辱(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和遭毒打,多少人被抄家被赶出大城市:“文革”中,有多少寺庙、教堂被砸,多少图书馆、实验室被毁……这一切,显然不只是那几个元凶大恶亲手所为,那些干过错事坏事的人,难道真的还认为那是“革命行动”?难道以为可以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一推了事?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做错事、做坏事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而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革命,为了向上爬而不惜落井下石,或者为了自保而毅然决然地“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我认为,忏悔是绝对必要的,至少对于那些伤害过他人,并非只犯了小过小错的人是如此。据我所知,“文革”中不少受过巨大伤害的人,虽然知道不可能一一追究刑事责任,但对这世道究竟有没有公理,人们有没有良心还是极其看重的。有的校长、教师等了十几年、二三十年,终于等到当初批斗过自己的学生的道歉,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当然,绝大多数情况是苦等几十年毫无音信,受害者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这不公道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终生灰暗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忏悔和承担责任,“文革”这场悲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同时也是一场闹剧,一出滑稽戏。它有行为的受害者,却找不到行为者。“文革”这段历史的记载犹如神话,什么坏事都是“四人帮”一伙干的,那几个人就像孙悟空,吹一把汗毛就会变成成千上万个,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做尽坏事。其实,在我看来,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你连正视过去、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你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你。

那么,为什么如此之多应该忏悔的人不忏悔?这里有比较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不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一味作道德追究和灵魂拷问显然是不够的。

“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谲云诡,潮流反复多变。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批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侧身于整人的队伍。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人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也几乎是人人都有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善于有选择地记忆和有意识地遗忘。很多人并没有从原则上拒绝忏悔,只不过认为需要忏悔的是别人,不是自己,就像有些日本人只爱谈广岛的原子弹,避而不谈南京大屠杀和珍珠港的偷袭一样。

忏悔难的另一原因是“文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时过境迁,派性对立情绪仍难消除,许多人今日的是非观仍囿于当时的是非,他们走不出“文革”的阴影,并没有真正告别“文革”。缺乏研究和反思的后果之一是,全国上下都把那场浩劫的原因、千百万人疯狂失常的原因,说成是一个认识问题,道德的反思被有意地忽略了。如果批判人、整人、打倒人纯粹只是误认为这些人在“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这种失误是与良心无关的,这样的反思只触及大脑,不会触及灵魂。“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自己当初的理想主义。不错,虚幻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私利、野心、内心野蛮的冲动,为了邀功得宠而抛弃自尊与常识,“文革”不知会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为马的笑话。

对忏悔的抗拒还有一种深刻的原因,这是一般人难以想到和难以理解的。有一些具有反思能力和忏悔勇气的“文革”参与者,他们深感社会上流行的对于“文革”的想法是有悖历史真实和有失公允的,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和反思相当认真,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检讨落入俗套。当一些少不更事、血气方刚的青年把他们视为“文革余孽”并喝令他们忏悔时,他们摆出冷漠与高傲的姿态,觉得连解释都是自取其辱。他们并非不想忏悔,支撑他们的信念是: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一切真话,就什么也不说。

我理解这样的人,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第一,他们自以为自己曾经深深地卷入“文革”,只有自己才有资格谈论和评说,这是片面狭隘的,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亲身经历可以是认识“文革”的钥匙,也可以成为客观评价“文革”的障碍。很可能,克服自身局限和派性困扰所需要的努力,并不比充分了解“文革”的事实和进程更容易。第二,他们心怀悲壮地等待“那么一天”,以为到了那一天,真理就会从他们口中道出。他们没有看到,其实并不会有那么截然的时间分界,在他们保持缄默的同时,记忆正在破碎和流失,反思的动力和忏悔的勇气将减弱甚至消逝。我还想对这些人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以为只要有条件,真理就会由你们来宣布,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么回事,真理不一定在你们手里,真理要靠探讨和争论才会产生。

我还必须说明,以上说了那么多,都是对许多人抗拒忏悔进行社会心理学的说明与分析,这并不构成拒不忏悔的理由。当然,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在目前这个物欲横溢,人们习惯于随波逐流,只对抓住机遇感兴趣的时代,忏悔是一件不合时宜、用世俗的标准衡量得不偿失的事。我不会要求别人忏悔。我以为,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忏悔者认定一种绝对的价值和标准,他超出自身,把自我作为可以听从劝告或服从命令的对象,为了向那绝对的善逼进,他不能不做点什么……

我不喜欢把忏悔当成喋喋不休的争论的题目,尤其在当前中国这种语境下。这个题目可能变成美式炸鸡腿,食客们吃得油光满面,打着响嗝,有人还要敲骨吸髓。其实,值得反省和忏悔的事并不只是发生在“文革”,应该反省和忏悔的,也并不只是那几个暴得大名的人。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每个人终生的功课,而不是菜单上的一个名称。

附:
忏悔是个人的自由
——为余秋雨一辩

于坚

二十世纪是盛产“新青年”的世纪,世纪初的“新青年”是自由主义者,六十年代的“新青年”精英是红卫兵。前者也许是中国的福音,后者也许是中国的噩梦。在世纪之末,听说我们这个国家“又见新青年”,不免引起注意,是哪一类新青年?现在看到“新青年”要求作家余秋雨就他的历史进行忏悔,我忽然明白了今日的“新青年”,不免感到有些悲凉。我的印象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那个幽灵——“历史决定论”依然在发生影响,而且改头换面,更具有“现代感”了,但袭用的却是老谱。影响我是料到的,但没有料到的是,它不但影响着年龄偏老的主流文化,也影响着“七十年代出生的”“铁屋里的呐喊”和“抽屉”。

余杰要求余秋雨就历史进行忏悔,这使我想起一个已经被遗忘的历史名词叫作“历史反革命”。在1966年的“文革”中,无数人就是由于他们的“历史问题”而被革命的,无数旧中国的“残渣余孽”不得不被迫对他们昔日的历史进行忏悔。“文革”的逻辑是,因为它已经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通向未来的规律,因此一切过去都是必须被摧毁的,要革新,“刮干净画布”,“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那些在旧社会生活过的人们,虽然已经在新中国的现场打工,但那只是表面现象。本质决定一切,透过现象看本质,某种由历史决定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罪恶本质依然暗藏在灵魂深处。只有历史上没有问题且根正苗红的人,例如红卫兵才会天然地具有正确的本质,天生就“比你较为神圣”,就有“天赋人权”对“历史反革命”进行揭发、检举、批判、改造、流放、镇压。

余秋雨应该忏悔吗?我们看看“应该”的可操作性在哪里。忏悔与否,乃是人的自由之一。常识是,一个人不信仰上帝,你不能强迫他进教堂,或把他送进宗教裁判所。忏悔是个人的自由。集体的忏悔,如果要操作,只有专政。“文革”就是强迫人们集体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忏悔的革命,据说只看见“吃人”二字的历史成了中国人的一种“原罪”。“文革”的强迫“忏悔”是根据整体主义的历史观,即波普尔所说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可以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历史,即表示‘整个社会有机体’‘或一个时代的全部社会历史事件’的‘社会形态’的历史。这个思想来源于把人类历史看作一个广阔的发展长河这个直观的看法。但这样的历史是无法写出来的。每一部写成文字的历史都是这个‘全部’发展的某些狭小方面的历史,总是很不完全的历史,甚至是被选择出来的那个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文革”对历史的全盘否定其实依据的只是“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的历史”,它却以“整体的历史”去否定具体的个人的存在史。其后果如何,大家已经看到。

余杰的理由是,因为余秋雨是名人,所以他的忏悔很重要。余杰辩解说,他不是针对余秋雨个人,而是针对历史。余杰的逻辑是,某些人必然会掌握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政治正确,真理在握,因此“比你较为神圣”,因此某些人必然是民族的灵魂、导师、精英。余秋雨如果忏悔,他就可以成为榜样和楷模;如果他不忏悔,余杰就立了一功,揪出了一个暗藏的“残渣余孽”。余杰的媚俗在于,名人的忏悔必然比普通人的忏悔重要,名人也必然比普通人更代表真理。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历史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人的一生也是不断试错的过程,那种一贯的“真理在握者”、“灵魂工程师”在哪里?只有在“文革”中,这种人我们才不会陌生。红卫兵们当年那样理直气壮,今天依然“青春无悔”,不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在整体的本质上是正确的,是“比你较为神圣”的么?有一百个余秋雨这样的名人的忏悔,“文革”的罪就可以洗去了么?余秋雨对于读者,难道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么?他历史上的事情除了与他自己有关系,与读者有什么关系?与抽象的历史整体有什么关系?他不忏悔,就事关中国的良心,事关知识分子的良知么?他代表的是一个整体么?他仅仅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抽象的整体文化符号?“文革”的方法不就是抽掉人在今天、在现场、在当下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存在细节,武断地把他们认定为一些抽象的历史符号,进行革命的么?为什么红卫兵当年批斗教师时没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因为那些教师已脱离了具体的人——母亲、女性、男人、朋友、在灯下为你批改作业的那个人——变成了抽象的符号,红卫兵“针对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体”。相反,某些名人一旦被奉为国家民族的代表,触犯他们的人就是触犯路线,就要被毁灭。余杰搜集余秋雨的历史材料并指责他是“文革余孽”的时候,也不会有丝毫良心上的不安,因为他针对的不是余秋雨“个人”,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抽象的象征、隐喻、符号。余杰是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在“替天行道”,他言辞之间颇有大义灭亲的悲壮。整理国故,钩沉历史是可以的,但你无权要求别人忏悔,即使以上帝的名义也不能,即使“文革”已是众所周知的地狱也不能。原因很简单,这是余秋雨的私事。如果余杰的要求被默许,就是对自由和个人尊严的践踏,“要求忏悔”的旗号,不过是“文革”被以反对它的名义“克隆”罢了。

那么对于“文革”,是否需要忏悔呢?我以为说需要或不需要都是空话,因为这是一件无法操作无法证伪的事情。那种“写一篇触及灵魂的检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忏悔我见得多了,那样的忏悔不正是中国的“文革”特产么?空洞的忏悔,其惟一可以招摇过市的,不过是无论要求别人忏悔者,或是当众宣布忏悔者,都可以立即获得“比你较为神圣”的优越感而已。如果从整体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来看,“文革”是几代人的整体经验和命运,它不是特殊的经验而是日常普遍的经验。“文革”的“历史问题”、“流毒”是今日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逃不掉的,余秋雨逃不掉,没有当过红卫兵但喊过口号的我肯定逃不掉,包括1973年出生的余杰,你以为你可以逃掉么?但所幸的是,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人可以出于自以为“比你较为神圣”,就可以强迫你交代并忏悔历史问题。忏悔与否,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如果谁觉得需要,请从他自己——悄悄地开始,就像真正的忏悔者那样,在密室里。

文章来源:徐友渔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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