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上海SHANGHAI 2018-06-30

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等。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具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操纵人心。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

河南省扶沟县有一位叫朱中洲的老人,因抗议家里的房屋和菜棚均面临拆除,不满政府强征强拆,而且补偿标准过低,最终跳楼身亡。经过当地政府的“鉴定”,官方称该老人为“自主性坠亡”。不得不佩服当地政府的危机公关能力,把“自杀”变为“自主性坠亡”,当然血腥味就少了很多。不得不说,“自主性坠亡”是河南扶沟对强征强拆的又一项伟大“发明”和“贡献”。

其实,在网络上稍加检索,我们会发现“自主性坠亡”这样的句式如今已经蔚为大观。在此之前曾出现保护性拆除、休假式治疗、戴套式强奸、轻度型追尾、幻想型自由、试探性自杀、合约式宰客、倒退性改革、疯狗式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礼节性受贿、政策性提价、钓鱼式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自愿性强奸、隐蔽性收入……等新鲜词语,这些颇具中国式创造性词语的出现,典型地反映了中国语言的又一个特色:可以为事故和问题化妆!

中国语言之复杂神奇世所共知。过去官场上有刀笔书吏之人,老吏断案,一句话可置人于死地,也可活人于断头台下。“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与“查无实据,事出有因”仅仅颠倒一下,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或许能无罪释放,后者就难免要吃官司了。武松仇杀西门庆和痛杀西门庆一字之差,就能使得武松笔下超生。曾国藩的事迹更是告诉我们,讲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换个说法”后果也会大不一样。

很多词好像稍微改动一下,“意境”就大为不一样了。比如:用“下岗”、“待业”来取代“失业”;用“待富者”取代“穷人”;用“失足女”代替“卖淫女”;用“负增长”代替“下滑”。别说“罚款”,要说就说“执法”;别说“涨价”,要说就说“调价”;别说“停滞”,要说就说“零增长”;别说“跑官要官”,要说就说“要求进步”;别说“渎职”,要说就说“管理不到位”;别说“权力是上级给的”,要说就说“人民赋予”。有的时候,甚至管打麻将叫“政治学习”,与情妇幽会是过“组织生活”。更有意思的是,有位公仆进了那种有“特殊服务”的歌厅,被有眼不识泰山的“扫黄”执法人员鲁莽拘留了,为了有个交代得过去的“说法”,执法人员只好煞费苦心地称之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但没办不该办的事”。“说法”到了这个份上,也算到了一定境界了。

语言腐败的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1、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 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人类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人类的大脑在萎缩,人类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人类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

2、语言的腐败,毁坏了人们的道德。 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理论上是不诚实,说假话,从人类本性上来讲,要让一个人说假话,比他干坏事还要具有挑战性。从法律上来看,使犯罪人对犯罪事件供认不讳,就是他敢于干坏事,但是不敢说谎话,如果敢说谎话就没有道德底线了。

3、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政府就会廉洁起来,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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