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免疫力”的中国式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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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权受腐败细菌病毒侵蚀,得了无药可治的脏病,服用权力抗生素也无非是政治安乐死。

“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着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丛林深处的印第安“幽闭部落”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及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uncontacted)部落。当时的土着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骇人听闻的河南“血浆经济”

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她新近出炉的自传《后记》的末尾,发出《离骚》似的浩叹:“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我敢断言:用不了五十年人们就会看到,爱滋病带来的灾难恐怕比人口灾难要更加惨烈,后果更加严重!……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中国现有一百万人HIV显示阳性,联合国估计很容易在十年后增至一千万,并且不难超过非洲(有三千万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扩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万延海介绍河南省九十年代兴隆的血液买卖市场,惊心动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一九九二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驻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个“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揭露惨烈真相。这个村子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卖血赚钱,做法简陋,“血头”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再输回卖血者体内,以减少卖血者的失血量,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采写《洪荒启示录》的地方,当时虽也耳闻卖血这档子事,尚属极个别,未及深问,后来竟弄到人人卖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处。有个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爱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驻马店位处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个自古洪水氾滥、逃荒要饭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谓“水旱黄(皇军)汤(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会”的大饥荒,因人口锐减,北部十个县从信阳地区划出,另立一个专署,叫驻马店,再后来的“改革开放”,竟又给这个穷窝带来“血祸”“艾魔”。

“血浆经济”的这些细节,具有从政治学到社会卫生学的丰富解读含义:从共产制度脱胎而来的这个政权,其市场概念之懵懂(“摸着石头过河”),与文盲占有率极高的农民阶层卫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会整体的“艾滋”盲,与体制关于发展的迷狂错乱、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又两相呼应;农民赤贫到了除去自己体内血液便再无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与政府贪婪到了犹如巨兽吞食生灵从肉体、血液到灵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这个社会不止是无知,更无人性。邓小平“六四”杀了学生娃娃之后说:只要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掉过去||此后二十年的这场“经济改革”,就是被他“设计”在这样一个冷血、功利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公义、恻隐、善良等有关人性的一切。所以认为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会进步,基本上是一种弱智。

“二茬罪”、脏病、权力强暴

中原的农民,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拿粮食跟苏联交换核技术,而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惨痛代价,他们被告知是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付出的;后来共产主义进不去,又要他们“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农民们觉得无非还是饿肚子吧?却做梦也想不到||暴戾贫穷的共产极权社会,不会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的想像力||这“二茬罪”竟跟饥饿无关,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脏病”,那比饿死还要惨!

爱滋病在赤贫的农村蔓延,伴随着深重的伦理折磨,一个权力强暴的浅显直白的隐喻||“脏病”跟性乱相关,乃是下贱行为,人们莫名罹难,到死都背着一个“丑病”的恶名,此一层冤屈;农民以“血浆”浇灌的经济繁荣,供养了官员干部们的炽热淫风,却叫老百姓因染“脏病”而担着这乱性的名声,此另一层冤屈,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体大肆宣传“爱滋病流传的主要管道是吸毒与性”,将责任全部推到民间,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叫着“吃鸡连骨头都不吐”。这就是“资本主义”?以农民的政治常识||不会比其卫生常识更高,他们便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当初毛主席并没有搞错呀,搞“开放”放出来个艾滋病,还不资本主义吗?连封建社会那么“漫长”,也没叫庄稼人受过这种罪!

此江山怎一个脏字了得

“脏”的含义,只跟资本主义粘连,原是一个陈旧观念,却因为“血浆经济”和艾滋病,再加上诸如批条、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义,搅动着左右思潮。邓小平拍板:“姓社姓资不争论”,那意思其实是说:“脏就脏呗,你能拿我怎样?”江泽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对国内国际指责中共之“脏”,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轮到胡锦涛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脏”,总想去舀一勺延河水来当洗洁精,大概他的“清洁观”还维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个“延安定义”,即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比工人农民脏,可胡锦涛能还给“工人农民”那份所谓的“干净”吗?而他使唤的一伙知识份子便真有老毛说的那个“脏”,他却一点也不嫌弃,纯属“瞎折腾”;他坐的这座江山,无论在什么含义上,政治的、道德的、环境的、美学的,都没有丝毫干净可言,能说的只有“怎一个脏字了得”!

细菌/病毒/腐败的猖狂进攻,使“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成为极活跃的话语,从医学渗透到政治学、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论体系。有一篇党校教材作如下阐述:“‘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种传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称为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力两种。对腐败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危害性的‘细菌’和‘病毒’来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获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从生物学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本来嘛,人类饲养禽畜而获得免疫力,是发展出了农业的地域种族才有的一种幸免,富饶的美洲和乾旱的澳洲,就驯养不了大型哺乳动物,按理说是更干净的地方,却敌不过肮脏大陆。欧亚大陆的免疫力,几千年里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场场地爆发、人畜相廝培养起来的,但是只有这种肮脏大陆才到近代发现细菌,研制出疫苗,有医学手段应对瘟疫。所以,“党员干部”们怎可能“先天廉洁”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赌“廝混”一阵子,一次次地“腐败”下去,才锤炼得出“防腐”免疫力,这就是科学,大概马克思对生物学不熟,当年并没发现它。

贪婪人性无疫苗可防

是的,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欧美闹牛瘟、猪瘟,偏偏只有亚洲才闹鸡瘟,瘟出被称为H5N1的禽流感病毒。人类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对农耕社会的瘟疫没辙,大概也永无止境。在人性这一端,则是根本谈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学定理解释社会、人性,便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利字当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权力即春药等等,是不会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话,唯有制衡权力一途。但是,对独霸江山的一个利益集团来说,“权力抗生素”无疑就是安乐死,因为其制度安排乃是细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灭杀它,只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跟生物学是相通的。最后,我们自然是在面对一个“亡党亡国”的前景,不要说对这个奇异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尚未发明,得以诱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没找到呢。于是走笔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

开放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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