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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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武汉还会爆发疫情吗?

这场发源于武汉的疫情,因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导致国内舆论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风暴。

设想一下,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在疫情刚露头时,就该勇敢地介入调查,排除阻力公诸于报端,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导民众及时避险,事情又岂会糜烂至此?

风暴中,湖北省和武汉市两级政府饱受批评,网上段子层出不穷,相关官员更是被喷得体无完肤。尤其是李医生感染去世时,网民的不满情绪达到了峰值。

面对这种二十级特大风暴,宣传部门也无能为力。以往的管理手段,在这场超级舆情中完全失效。官员道歉、问责查办、官网致哀等等疏导民意的手法,统统失效,没人买账。

01

2003年初,非典在广东开始肆虐。如果当时广州没有几家敢说话会说话的报纸,那时的广州,也许跟今天的武汉没两样。

2002年11月16日,广东顺德出现第一例致病原为冠状病毒的非典病例。紧接着,中山、河源等市陆续报告出现这种怪病。随着各地重症患者被送到省城救治,广州开始集中爆发。

春节前后,广州100多位医生被感染,个别患者出现死亡情况。疫情还向深圳、佛山、江门等地扩展。一时,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很多市民开始抢购白醋、板蓝根甚至碘盐,并且这种风潮迅速向周边省市扩散。

不过,广州很幸运,幸运在拥有当时中国最顶尖的几张报纸。

2003年1月5日,广州的新快报最先报道了河源市接治两名被病毒感染患者的消息。

10天后,羊城晚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等主流媒体,开始介入报道非典。

从当年2月11日到2月21日,羊晚每天关于非典的报道平均为9.5条。而且这些报道大多放在头版、二版等黄金版面,浓眉大眼,生猛醒目。

2月10日,广东有关部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各级新闻单位一律不得采访报道非典,但是羊城晚报当天在头版率先刊发题为《广东发现非典型型肺炎病例》文章,这是广东报纸里最早有关“非典型肺炎”的报道。当天的羊晚一出街,立刻被抢购一空。

2月11日,有关部门要求报纸在二版刊登政府新闻发布会内容。但是,羊晚当天以头版发布了题为《疫情已控制,市民毋须恐慌》的内容,首次公布了疫情情况。

在2月14日至2月21日7天时间里,羊城晚报和新快报拿出大量版面,引导全社会通过理性的思考,变经验教训为社会的宝贵财富。

2月20日,羊城晚报发表《不怕被传染 猛料在一线》一文,学医的记者廖怀凌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病房采访非典患者,记下一个个救死扶伤的感人故事,累到晕倒。这样的报道强烈震撼了读者。

羊城晚报在这段时间表现尤其出色,主要和该报拥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名记者队伍分不开。李宜航的专题、廖怀凌的现场报道、微音的评论,都被读者追着看。

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三大报业集团之间,平时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在攸关无数人生死的危机当头,它们能紧密配合,抱团形成巨大的媒体合力。

广州日报虽然是市委机关报,但并不唯唯诺诺,在非典报道中,也体现出了自己的报格。

2月13日,广东要求不许报道抢购。18日,广州日报不顾禁令,在头版刊登有关报道。

2月15日,广州日报发表评论《百姓知情 天下太平》。

“(抢购平息)这件事生动地说明一个道理,这就是政府开明,天下太平;百姓知情,天下太平。……在事件刚刚显露其端倪之时,政府迅疾通过主流媒体,把真相大白于公众,遏事件于萌芽之中。由此,我们就更能体会到信息公开、正确引导舆论的可贵和重要。”

2月18日,新华社发通稿《广东非典型肺炎病因基本确定》的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就发表《非典型肺炎病原有争议》,毫不客气地“打脸”了新华社。

2月份,南都还发了两篇重要的报道。一篇是记者在两会现场采访卫生部高层官员,该官员表示SARS尚未得到控制,国家正寻求国际合作;另一篇则报道了钟南山否定衣原体病毒为SARS病原体的说法,并呼吁国际合作。

在世卫组织的大力介入之下,中国与多国专家加强合作,关于非典的研究不断取得突破。4月16日,世卫组织确认非典的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这为最终找到治疗办法打下了基础。

耐人寻味的是,2月中旬,南方疫情已经十分严重,但此时北方各大媒体依然保持沉默。人民日报和央视新闻联播,直到3月底才有非典的报道。

02

非典最终被成功控制,必须承认是全国人民的功劳,但是羊城晚报、新快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信息时报这六家广州报纸,因为它们的勇气、智慧和良知,应该得到所有人的尊重。

正是这些当时看起来“不听话”的刺头媒体,为国家控制非典的蔓延传播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时广州三大报业的掌门人,都是名动一时的传媒大佬。广州日报正经历“广东四大才子”之一社长黎元江刚被双规的震荡。南方报业时任领军人物是范以锦,南方都市报老总是程益中;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的社长是“标叔”梁国标。这些都是在广东甚至中国传媒江湖如雷贯耳的名字。

这些老总,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善于和主管部门周旋,敢于保护下属。当时在南方报业流传一句话:见到绿灯赶紧走,见到红灯绕着走。所以,那么多的军规,也没束缚住他们的手脚。

因为懂政治,所以广州的这些报纸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发出来;因为懂业务,他们也知道什么样的报道可以给政府帮忙不添乱;因为敢于保护下属,所以一个个名记脱颖而出。

广州媒体的巨大勇气,在当时赢得了无数人的尊敬。我原来很多同事,都是在非典之后,大批进入广州的三大报业。

今天,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批原来抱持新闻理想南下广州的媒体人,纷纷离开了报社,转而要么进入互联网大厂,要么转型为自媒体人。

一些著名的大号,都是原来的广州媒体人出来做的,比如出自南都的咪蒙、黎贝卡的异想世界,出自南方周末的智谷趋势,出自广州日报的刘备我祖,新快报的城市战争、国民经略,等等。

如果这些人还在体制内,如果对媒体的管理再宽松一点,我想国家的政策宣传一定会更生动活泼,也更深入人心。

事实一再证明,在信息发达,传播手段丰富便捷的时代,有关部门的缄默是不能制止信息流通的。如果只想着捂着盖着,那么就会有失真的信息流传。

此次武汉疫情,如果在病毒刚开始传染人时,就让媒体介入,把信息公开,把应对方法公布出来,我相信,该死的新冠病毒一定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虽然教训深刻,但是我们还是要向前看,亡羊补牢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现在我国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与国力相对应的应该是素质更高的民众、更广阔的心胸和更强大的自信。

只准说假话空话套话,不让说真话实话,只会造成“十年浩劫”。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的年轻一代,是沐浴着强大中国的荣光长大的,他们更自信,更爱自由,当然也更有反叛精神。

现在,允许媒体进行必要的舆论监督和反思报道,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03

问题出在哪?

根子在于长期以来“报喜不报忧”的管制偏好,导致民意找不到一个出气口。就像高压锅里压力已到临界点,但阀门仍被封闭。现在这场疫情,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汹涌的怨气必然要通过一个出口涌出来。

设想一下,如果武汉媒体是真正的媒体,报社的老总是真正有担当有良知的新闻人,在疫情刚露头时,就该勇敢地介入调查,排除阻力公诸于报端,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导民众及时避险,事情又岂会糜烂至此?

损失太惨重,教训太深刻。

看看现在武汉媒体刊登的都是什么玩意?做的都是什么事?不恰当地把武汉比作奥斯维辛、呼吁给市长暖心、歌颂刚流产后上一线的90后护士,既没有良心,又没有人性,有的只是愚蠢和谄媚。好容易湖北日报有一个张欧亚站出来,呼吁武汉赶紧换帅,但还被要求立刻删帖。他的单位还诚惶诚恐地向上级道歉。

非常看不起湖北和武汉这些媒体的老总,有些官员固然有责任,难道你们就问心无愧吗?和几千万本省人民的安危相比,自己的仕途和待遇,真有这么重要吗?你们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难道不知道这种病毒的危害?为什么不敢抗争一下,把真实的情况报道出来?

给你们比一个国际通用的手势!

武汉媒体的这种表现,其实也是现在其他城市所谓主流媒体的平均水准。一线城市的那些大报大台,表现并没有好太多。

这次疫情报道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财经、财新和三联等杂志。一本零售价30元的《财新周刊》,现在市场上甚至被炒到了88元,稀缺到连该杂志社内部都没有存货。

这是对民众良心媒体的致敬,也是对其他缺席媒体的鄙夷。

看看现在还有几家报纸能看得下去?从南到北,从京城到地方,从党报到都市报,一片凋零,不堪入目。制度僵化,没有担当,暮气沉沉,人员出走。电视台也一样。

是时候给媒体松松绑了。

高水平有活力的媒体,能帮政府做很多事。

来源:有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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