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说说刘军宁《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写在2020年春节逾越节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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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言:这篇前两天先后分成三次发布,今天补上最后一点,并对之前已经发布的作了个别文字更正,应一些读者要求,现在全文发出,并附上刘文链接。

——肖雪慧 2020-04-14

前天微友转这篇《逾越百年启蒙,走向启示元年——写在2020年春节逾越节之际》,粗浏览,一句“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惊到我了,写了两句“以为所有人都不了解那段历史,不了解对统治者进行约束跟启蒙运动对当权者的揭露分不开?……篡改历史简直到了令人发指地步”,昨天朋友发来这篇,点开细看,更吃惊。后来有的群在转这篇时群友艾特我,希望我“解读”。我这里不是解读,这篇够不上要人来解读。下面谈几点意见。

  1. 该文通篇充斥无根据判断,并断言全人类只有该文宣称的信仰是唯一救赎之路。宣称自己信的才是唯一真确的。可作者似乎忘了在欧洲历史上不断引发宗教之间、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持续的血腥战争。当代世界,欧洲没有宗教战争了,但其他区域有,可谓殷鉴不远。而现实中推行一种据称唯一正确的思想,导致什么后果,这国人很熟悉,不多说。

    接下来所谓

    “过去一百多年华夏的遭遇,起源于法国与德国的欧陆启蒙思想要负主要的责任。启蒙思想的根本危害在于,它是阻隔中国人与上帝之间一堵高高的观念之墙”。

    同样蕴含刚才所说的把个人信仰当唯一正确之路的独断和霸道。余不赘言。

    但把百多年遭遇归咎于启蒙思想,在事实上就大成问题。49之前,撇开被作者无视的战乱不断,那几十年是包括基督教思想在内多种思想共存局面,并非现在一些论者脑袋里构想的欧陆思想一统天下。49之后,启蒙运动充其量出现在大学教科书,而且是被阉割歪曲的,“人权”,直到整个80年代也是禁区,说启蒙思想影响中国百多年,完全罔顾事实。把这国问题归咎仅在80年代短暂出现且很快被打击的启蒙,昨天传来这篇文章的朋友怒骂“栽赃”,这个词用于这里,很恰当。

  2. 对启蒙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从这个运动兴起直到现代,从没停止过。但该文不是正常反思和批评,既不顾历史事实也不管是否逻辑自洽,而是基于特定宗教教派立场对曾经揭露和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的抹黑。作者宣布:

    “欧陆启蒙带来的不是文明而是灾难。启蒙思想与运动,给人类带来了数个世纪的战乱与专制独裁。”

    然而,是启蒙运动之前数世纪的战争,还是启蒙运动带来“数世纪的战争与专制独裁”?先做事实判断吧。启蒙运动之后的确仍然有战争发生,但这些战争是启蒙运动的结果吗?至于专制独裁、极权主义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还是看看第三帝国的做法吧:所有启蒙思想家的书都在被禁绝和焚烧之列;“将1789年从德国历史中抹去!”是戈培尔的名言,而那个时期的“人民法院院长”罗兰·福莱斯勒则致力于实现“将过时的自由主义从法律思想中铲除”的使命。对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是怎样的深仇大恨!

    而作者宣布:

    “欧陆启蒙正是黑暗本身”!

    这里,我要说,要否定或者讨伐启蒙运动,给它下“是黑暗本身”的断语,首先要做的事情是去了解要讨伐的对象。不仅要了解这场始于17世纪、18世纪进入盛期的思想运动本身,还必须做的功课是,去了解这场运动发生之前的欧洲政治思想社会状况,否则无法理解启蒙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还必须把过去的欧洲跟从那以后到现在的欧洲乃至世界的变化做个比较。17世纪是欧洲专制政治鼎盛时期,法国的专制经路易十四时期,堪称欧洲之最。权力的专横,在欧洲各国,也是法国最典型。无论教权的专横还是王权的专横,都遭到启蒙运动的批判揭露,该文断言:

    “启蒙思想对人的理性能力的过度崇拜,导向的是对统治者理性能力的信任”。

    不知从何说起!

    作者谴责和痛恨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中的确出现过可怕的混乱和暴行,但法国革命不光是1793年;而且法国革命期间一直存在不同政治观的博弈和斗争。法国革命也留下可观的成果。比如,产生了欧洲大陆第一部近代宪法,由该宪法确立的国民主权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经受住了法国革命的震荡和以后复辟与反复辟斗争而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法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3. 中国何曾有过百年启蒙?作者说:

    “《新青年》与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启蒙思想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启蒙思想中的价值观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百年启蒙换来的是百年蒙昧。当初的根本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棘手。到头来,启蒙不仅不是中国问题的答案,反而是中国的问题本身。”

    其说更谬。下这些异常严重的结论,不提供任何事实支撑,实在太随意。中国有百年启蒙吗?蒙昧是启蒙的结果吗?下这样严重结论之前,还是请先做诚实的事实判断吧。

    五四之后“……几乎每个中国知识分子”,49之后“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是欧陆启蒙思想之子,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子。”

    看到这样的判断、尤其后一个,很无语(啼笑皆非)。对这样的判断,恐怕绝大多数中国人会蒙圈;五毛七毛这粉那粉也多半不知所云——如果内心真被启蒙思想浸润过,当代中国断不会涌现一大批这类人。事实是,49之后来自欧洲、特别是由启蒙运动传布的人本主义备受D-J敌视,八零年代短暂冒头便招致两场运动式打击;现如今,敌视未减反增。

    若非作者把七十余年凭借政权力量、通过学校和文宣系统无时不在进行系统灌输的货色跟启蒙思想等同,怎能做出如此离谱的判断?!又怎能把跟事实南辕北辙的断言说得斩钉截铁?!

  4. 李代桃僵?据说:

    “经过一代代的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终于在中国扎下根来:象征着民主的德先生化身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象征科学的赛先生化身为科学社会主义和科学发展观。”

    进而指控:

    “中国当代的问题完全是由启蒙运动带来的,就像当年启蒙运动给法国与德国以及俄国带来的一样。”

    先不说“德先生”“赛先生”是不是在中国扎根,也不说该文称科学化身“科社主义”、“科发观”有多么不伦不类。把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的化身,就令人讶异。稍有政治学常识、对现代民主稍有了解的,应该知道,“民主”跟“专政”不兼容;而把“民主”跟“集中”捆绑而成的怪异组合,以存在一个居高临下的集中者为前提,这种语言把戏下,民主成了标榜居高者“聆听下意”的作风或实现目标的方法,既无涉权力来源也不是提供通过博弈达致共识的制度平台。所以,不管是把“民主”跟易鼎后通过语言魔术捏出的怪胎“人-民民-主专-政”划等号,还是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化身,如果是学界外毫无政治学常识的,可以认为是因被洗脑而犯糊涂,但政治学学人这样等同,让人费解。

    而把中国当代问题无限上溯、经由俄国而归咎于启蒙运动,不说是近年学界主流思潮,至少也是最时髦思潮之一。

    然而,在苏俄及其后裔跟启蒙运动、法国革命之间建立的联系,很虚幻。没错,沙俄时代有一批人深受启蒙思想影响,这就是著名的十二月党人。其中很多是俄法战争后参加远征到过法国而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俄国军官,后来起事就是要建立当时西欧国家已经建立的跟沙俄农奴制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他们也因此遭到沙俄政权残酷镇压。从沙俄的镇压,足见对启蒙思想的忌讳和敌视。至于列宁通过推翻二月革命成果而建立的苏俄政权,跟启蒙思想扯不上关系;这个政权存续期间,法国启蒙思想那些理念压根没有立足之地,正如49之后的这国。

    用一首《国际歌》,要在启蒙运动跟苏俄及后裔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不是牵强,是没谱。——这里要提一下,作者在抹黑启蒙运动时,避谈启蒙运动提倡的那些观念,比如,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百科全书派的自然权利理论、伏尔泰的个人自由必须受到保护,使之免受警察的专横和司法机关的错判的思想以及卢梭的人民公意和国民主权的理论……。却拿《国际歌》指代启蒙思想,给《国际歌》封个“启蒙思想通俗版”,就实现了用它对启蒙思想的“李代桃僵”。这种写法,说是耍花招,不为过。

    历史不是单行道,更不是直行道,社会历史本身就有复杂性和多因素,还有很多变数。把中俄后来的问题归咎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的人,把不符合他们结论的历史要素统统过滤掉,然后选择法国革命为开端,俄、中体制为果,把这二者变成直线因果关系的一头一尾。更要命的是,在这虚构的因果关系中的“头”(启蒙运动、法国革命),甚至也构不成“头”!

  5. 对法国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作绝对化褒贬下的时序错乱

    “起源于法国的欧陆启蒙思想酝酿成启蒙运动之后,从欧洲大陆到远东,一路狂飙突进,攻城略地,俘获了人心无数,只是在英伦与北美没有掀起可观的波澜。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

    “在法国,启蒙思想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接着在断头台下的高高尸堆上雄起了独裁者拿破仑,他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

    “在本文中,启蒙特指欧陆启蒙。说到启蒙,不能不提到另一种启蒙。……这就是苏格兰启蒙。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在苏格兰启蒙中,信仰与启蒙是合一的。苏格兰启蒙没有消灭信仰,反而用宪政秩序巩固了信仰。”

    “如果说,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与法国德国苏联中国所走的欧陆启蒙之路不同,英国和美国走的是启示之路。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

    上面所引文字不多,却包含密集的断言。而密集断言中,很难找到一个能经得起事实和逻辑的验证。实际上,该文本身通篇由海量判断组成,几乎每个判断都这样。昨天一位朋友读了该文深感愕然,私聊到该文海量的判断,朋友说,要一一反驳的话,得写一本书了。这是玩笑话了。不过其中关于两种启蒙运动的断言,近年来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有必要议议,但暂且放后。先对其他断言说几句。

    其中,“在中国至今,一个文人如果不拥护启蒙,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知识分子”,这说法很无厘头,跟实际情况也大相径庭,不说也罢。

    说启蒙思想在法国结出的“第一个果实就是腥风血雨的法国大革命”,拿破仑“的军国主义把整个欧洲都拖入了战争”……

    一个时代发生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不会是某单一因素导致的,尤其像法国革命这样的事件。这个国家的历史、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统治者的举措、百姓生存状态、涌动的思潮……多种因素在交互作用。从复杂因素中抽取出启蒙思想,说成法国革命的因,又用“腥风血雨”定性法国革命,再把后来管他扯不扯得上的事勾连在一起,启蒙思想简直就成了罪恶之渊薮。这种归因,过高估计思想的作用又过低甚至完全无视其他,所谈的历史,只是哈哈镜里的历史。另,给法国革命定性腥风血雨时,是不是也回溯一下17世纪的英国?英国有悠久而强有力的议会传统,对国王权力能构成制约。即使这样,也经历了一场规模不小且并非不血腥的内战之后才有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至于说拿破仑是军国主义,恐怕要重新定义军国主义了。说他把整个欧洲“拖入了战争”,用“拖入”一词已经预先嵌入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另当别论,但作为事实判断,得合乎史实吧?既然说拿破仑把……“拖入”战争,是不是应该说说起因?说说欧洲七次反法同盟?再来判断是不是“拖入”?

    说“在欧陆,启蒙运动针对的靶子是基督教信仰与教会。”此说漏掉启蒙运动在揭露和批判教权时,以至少同样的力度揭露、批判世俗专制主义。漏掉这一面,说成单一针对教会,又把针对教会的专横说成拿基督教信仰当靶子,倒是适合煽起一些不明就里的信众对启蒙运动的仇恨。

    现在,该说说作者笔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了。作者用它跟法国启蒙运动作对比时,谈及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所有文字,令人错愕万分。看到“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这个断言,就纳闷,作者把哪些人当成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了?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代表人物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他们的思想可是在任何意义上都安不上“基于基督教”啊!但凡对休谟有所了解和关注,都不会不知道休谟因为他的自然神论备受攻击、遭受迫害。在宗教问题上,以现在一些人眼光,如果不是在英法启蒙之间褒英贬法,休谟断难逃被骂激进、反基。但作者却径直宣布“苏格兰的启蒙运动是基于基督教的启蒙运动”。这种断言不知误导多少读者的历史认知。

    在给苏格兰启蒙运动定下“基于基督教”的基调,就抛出所谓“欧陆启蒙的内核是理性,那么,苏格兰启蒙的内核则是启示”(干脆直说“神启”吧!)。“启示之路不仅使英美躲过了欧陆启蒙的祸灾,而且通向了自由、繁荣与强盛。”

    真是神了!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早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发生之前,更具体说,在几位苏格兰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出生之前,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在经历血腥内战之后确立了宪政秩序。说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启示为内核,它的“启示之路”使英美躲过……,难不成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尚未出生就通过作者心目中的主实现了对英国的引导?作者在对欧陆启蒙运动进行彻底贬损对苏格兰启蒙运动无限抬升时,是不是应该考虑自己要说的事件之间的时序?尚未发生的苏格兰启蒙运动既没有也不可能使英国免于流血、没有也不可能“启示”英国确立宪政秩序,哪怕作者赋予它莫须有“启示内核”,它也启示不了在它之前发生的历史。

    历史上,苏格兰启蒙运动跟法国启蒙运动有配合、呼应也有区隔。休谟著述中到处发散出对政府权威神圣性的怀疑,但他也批评主权在民、论证服从政府。这种区别一定程度反映英法两国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国这边,伏尔泰向往的正是英国已经实现了的君主立宪制。(注① )

    17世纪以来特别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和教会进行无情批判揭露和冲击,有极其合理的历史缘由。不论宗教改革前还是宗教改革之后,不管是旧教还是新教,在唯我独尊,排斥和迫害异见上,并无区别,其不宽容,制造了历史上很黑暗很血腥的一幕又一幕。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对这种黑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很难走出教权主义和不宽容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真正成为灵魂家园。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一些有教派背景的人士已经不满足于基督教充当灵魂家园!

  6. 严重疫情下,能救被感染者的,不是神,是“医院的医护人员”,

    “逾越节的道理告诉我们:若不信靠耶和华,以色列人无法靠自己的理性能力,来把自己从为奴之地中解救出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用了四百年的时间证明,仅仅依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类无法挣脱颈上的重轭、身上的捆绑,因而无法获得造物主赐给每个人的自由。没有来自造物主的启示,更无法形成自由的、持久的、繁荣的秩序。走启示之路,就是走造物主指的路,……这条路,经过反反复复以色列人走通了,英国美国走通了。”

    这段说辞,捆绑上英美,但所谓英美走的是启示之路,本文就作者对苏格兰启蒙运动那些断言所作评论,表明此说之虚妄,此处不重复。这里要说的是,拿以色列人作为因信靠耶和华而获解救的榜样,却对事实做高度的选择性。二战期间600万犹太人被杀害,这个并不久远的惨痛事实,不是避用“犹太人”而用“以色列人”就可以回避的。

    接下来拿疫情说事,着实让人出离愤怒→_→

    “走这一条道路的前提是信靠耶和华神及其启示,而不是信靠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在受到这次严重的疫情袭击之后,美国人深知,战胜疫情不仅需要依托人的理性能力与科学技术,更要依靠上帝。为了抗击疫情,特朗普总统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并表示:‘在我们历史上最紧急的那些时刻,美国人总是会通过祈祷来度过那些充满艰辛和不确定的时期。’‘请你与我一起为所有受新冠病毒影响的人们祈祷,并祈祷上帝的治疗之手放在我们国家的民众身上。’”

    拿世俗权威宣布3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想证明靠这个战胜拉疫情吗?事实呢?3月15日之后,美国每天染病人数惊人,到今天不足一个月,已逼近60万人,即使在医护人员全力救助下,死亡的也高达23000以上。救治病人的前线医护人员,不少被感染,有的不幸死亡。

    在美国疫情发展很严重情况下,有些牧师不顾不集会的禁令,数次举办超过1000人的教堂集会,宣称若有人在集会中感染新冠病毒,将通过祈祷来治愈他们。这些牧师的说法、做法倒非常符合“依靠上帝”战胜疫情的思路。但这种做法酷似害惨韩国的新天地教会那些骨干,违背禁令举行大型集会,导致大面积感染。对于新天地教会骨干的狡辩,韩国一评论员怒斥:“现在能救这些人的不是神,也不是教主李万熙,只有医院的医护人员能救他们!”韩国评论员的怒斥,也适合这里。

  7. 结语欧洲启蒙运动是在人的理性长期受压于教权和世俗专横权力之时伸张理性。也许18世纪的确如有的评论者调侃的那样,是过度运用理性了。但反思这种现象,为理性划界的,在欧洲大陆,是继承了启蒙精神的思想家康德。

    而苏格兰启蒙运动最重要思想家休谟,作为彻底的经验论者,视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但就认识过程,则提出“感性+理性”的原则,指出:

    “我们不应当单独凭信各种感官,而应当用理性来考究媒介物的本性、物象的远近、器官的方位,以便来修正它们的证据。”

    在致斯密的一封信中,他流露出对轻率、独断的观点的强烈反感,说:

    “想一下人们一般判断的空虚、轻率和无用吧,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特别是哲学问题上,他们的判断很少受理性的支配,而理性一直是凡夫俗子们无法理解的。”

    休谟这段话,就作为本文结尾吧。

注①:在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法国启蒙运动作绝对化褒贬的人那里,有一个事实是从不提及的。这两场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不仅私人间情谊深厚,而且通过他们的笔使两国互相了解。在英国旅居三年的伏尔泰极为推崇英国科学、政治制度,他的《哲学通信》介绍和盛赞英国政治制度,介绍牛顿学说和洛克学说,使17世纪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为法国人所了解……。亚当·斯密1756年在《爱丁堡评论》发表致编者的一封公开信,介绍百科全书,认为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成员依循英国的培根和牛顿的学说,并且显示出作为那种学说的阐述者,比英国人本身更有才能。对伏尔泰,斯密更是崇敬有加。——笔者

来源:微信“ 摸按慢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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