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论社会民主主义（七）
七、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德国纳粹主义的兴起
……在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眼中，各国工人都应该变成木偶兵，遵照他们的命令前进。这实际上就是第三国际的任务。
莫斯科的独裁者在力图建立他们对世界工人阶级的专政，并且要不计后果地把它拖入冒险事业中去的时候，他们碰到了社会民主主义坚决的抵抗。因此，他们把社会民主主义看作他们最危险的敌人。CP的愤怒，主要不是针对着外国资本家，而是针对着组织在社会党、工党和自由的工会中的工人。
各国CP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消灭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
……墨索里尼的成功，在不小的程度上，是应该归功于CP的。使希特勒在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的，也是他们。许多国家的反动派，取得议会的许多席位，也是归功于CP。从一次大战起，无论哪里的CP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在制造摩擦，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一直造成最大的伤害。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一纳粹德国史》中指出：“对于民主共和国的放弃和阿道夫.希特勒的得势，德国任何阶级、集团、政党都不能逃避其应负的一份责任。凡是反对纳粹主义的德国人，他们的致命错误就是没有团结起来反对它。国家社会党<纳粹党>1932年7月最受群众拥护的时候，也不过获得了37%的选票。但是，表示反对希特勒的63%的德国人民，当时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目光也过于短浅，不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危险。他们当时一定知道如果他们不团结起来<不论多么暂时>加以扑灭，这个共同危险就会压倒他们的。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指示下到最后还坚持这种愚蠢的主张：先要摧毁社会民主党，摧毁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摧毁不论什么样的中产阶级民主力量。他们所根据的是这种颇为可疑的理论：虽然这样做会导致建立纳粹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将是暂时的，最后必然会促成资本主义的崩溃，而在资本主义崩溃后，CP就可以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布尔什维克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西斯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以后就是CP的世界了！”
考茨基认为：“为了建立以流血和谋杀为基础的绝对权力这种很快就会破灭的幻想，而付出如此可怕的结局的代价，那是太过分了。
“有人以为将经济生活在军事化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就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繁荣和自由，这是错误的。为了打垮敌人，并为工人阶级在国家和社会中建立特权地位，同时却把其余的人民降到巴利阿（注：贱民）的地位，为了这些而争取建立独裁，作为最后建立社会主义完全平等的手段，这也是同样错误的。但是，由于没有人道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就不可能存在，因而企图把一个人道主义的政权建立在残忍的基础上面，这是最应该反对的。因为这个共和国必须体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即‘自由、平等、博爱’。”
难怪列宁对考茨基很反感：一个口口声声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要被青睐极权独裁的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叛徒”！）
八、社会主义与民主
……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也是革命的。我们为目标而进行斗争，究竟应该釆取改良主义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并不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方法，而只是当我们从国家、社会及现存的阶级关系的特定情势的立场来观察我们的策略时，才具有实际意义，而这种特定情势是不能由我们主观地决定的。这就是决定我们在行动上釆取民主方法还是革命的方法的东西。
中欧国家上世纪的一般情况的特点，就是缺乏群众所要求的运动自由所必需的民主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民主主义者就是革命主义者；因为除了革命的方法以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用，所以他们就是用革命方法为民主而斗争的人。那时候，民主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的概念是同一的。
但是，心理上囿于过去这个时期的情况，认为在已经形成民主制度的国家内，仍然必须宣传用暴力来推翻政府，就未免滑稽可笑了。
有些人相信，甚至在一个民主的秩序下，工人阶级也应该利用“革命”、暴动、总罢工的方法，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方法达到社会主义，要比投票的方法来得快；他们还相信，在民主国家内的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最后分析起来，只会对暴动和总罢工屈服。
在否定民主时，他们甚至相信，在一个民主国家内，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少数也能够用暴力夺取政权。最后他们还主张说，甚至在工人阶级占着最大多数的国家中，只要社会主义的敌对者继续保持着控制经济上和思想上的权力工具，社会主义者也不能达到一个选举的多数。
对于这点，我的答复是：是的，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掌握的权力，工人在经济上的附属地位，报刊的影响，选举舞弊等，甚至在民主的情况之下都能够被利用。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即使有这些阻碍，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中不能得到人民多数的支持，那么，就更不能用武力和总罢工的方法来取得这样一个多数。因为在后一种情形下，社会主义的敌对者控制的武器，比在民主斗争的形式下甚至会变得更有效力。暴力的道路比民主的道路，需要工人阶级付出更大得多的牺牲。
在另一方面，如果为了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使用暴力，那就必须有人民更大多数的支持。51%的多数是不够的。
在武力对抗武力的情势下，统治阶级控制的政权将比在民主形式之下起着更大得多的作用。要去掌握那个政权，我们就需要人民压倒多数的支持。数量上的优势是工人阶级在任何重大的决定性的斗争中所能掌握的唯一起决定作用的武器。……
……
但当人民的少数利用暴动和总罢工来推翻的，不是一个精神上破产的政府，而是一个被人民的多数所支持的政府的时候，暴动和总罢工，历来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当一个政府不仅掌有国家的政权，而且受到人民多数支持的时候，要用武力来推翻它，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我们要用武力来实现我们主张的企图，需要的不止是一个多数，而是一个压倒的多数。
而且，武力的道路比民主的道路需要更大的牺牲。说服一个人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比鼓动他放弃他的工作或他的生命要容易得多。
因此，武力不是一个使工人阶级的党在民主国家中得以前进的方法，不是使它能够获得用民主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成就的方法。民主是一条最短、最可靠、最少牺牲的通向社会主义之路，正如它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社会前提的最好的工具一样。民主和社会主义是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
……
说社会民主党在一切情况下都有义务使用民主的方法，这是无聊的话。我们只对那些自己也只限于使用民主方法的人，负担这样的义务。暴力行动是不能用投票、报章论文、群众大会来击退的。然而，当社会民主党在被迫以暴力对抗暴力的那些情况中，他们首先必须争取多数人的支配。不管他们使用民主方法还是别的方法，这是胜利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民主总是工人阶级所能有的最有价值的工具。
在没有民主的地方，摆在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面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去建立政治上的自由。如果说工人首先必须在经济上解放自己，然后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那是非常错误的。
……
有些人会说，苏俄的例子就驳倒了我的关于民主的概念。他们说，在苏俄，一个无产阶级的少数就曾经用武力成功地夺取了政权，这是用民主的方法永远不能达到的。
提出这个论点的那些人忘记了，沙皇政权不是被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少数在反对人民的多数的情况下被推翻的。沙皇政权的垮台是因为政权的主要工具一一军队一一被德国军国主义的武力打垮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转过来反对沙皇。再加上全俄国的人民都加入了反叛的队伍。不幸的是，俄国没有任何阶级受过自治的训练，结果是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中，布尔什维克就以一支新军队和一套新的官僚机构作为工具，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权。
至于希望这样的事重演一次，那是无益的。产生这种情形的事态发展是特殊的反常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国家的继续存在，决不能作为反对现代国家民主的论据。
（关于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这里再简要地谈一谈。
美国政治学家理查德.皮佩斯在他的著作中写道：
“布尔什维克党的人数不多，然而它却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党，党员坚决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命令。而其他的那些政党则完全不一样。例如，社会革命党在民众中颇孚众望，特别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因组织涣散，没有能力把它的拥护者动员起来。其他如孟什维克，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立宪民主党人，情况亦是如此。还有一点：当时俄国政局混乱，除了列宁，就没有哪个有名望的政治家愿意来接掌政权，负起责任来治理这个似乎已无法治理的国家。列宁却准备有方，自成年以来，他处心积虑等待的就是这一天，他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等待有利的时机来放手一搏。
“这样的时机终于来了：1917年8月末，俄国临时政府的首脑、那个有名无实的独裁者克伦斯基，与俄国陆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发生矛盾。克伦斯基指责科尔尼洛夫正在策划一次军事政变，这项指责是捕风捉影，不公正的。这样轻举妄动的结果，使克伦斯基失去军队的支持。同时，克伦斯基还把那些被捕入狱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释放出来，发给他们武器，要他们帮助他去平息那场‘莫须有’的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军事政变，这便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威望和战斗力，因此在9月份的（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获得明显的胜利。这场胜利提醒了列宁：发动起义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机已经到了。1917年11月5日晚至6日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彻夜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列宁的几个助手顾虑重重，列宁花了很大的气力才说服了他们，通过了武装起义的决议。
“武装起义是在1917年11月7日清晨在彼得格勒发动的。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各路分遣队，几乎不发一枪一弹，就把这座首都的一切机要部门全部占领了。在莫斯科曾发生过一些血战，但在全国其他各地，这种政权的转移都进行得很顺利。后来，列宁曾说：在俄国夺取政权轻而易举，‘就像举一根羽毛一样’。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很巧妙地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来掩护他本人及其政党的夺权斗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听起来是要实行自下而上的草根性的民主，而不是独裁。就连那些与列宁为敌的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尽管怀疑列宁的动机，但也不怎么惊慌失措，总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是不可能站得住的，很快就会让步，成立一个由各党各派的社会主义者所组成的联合政府。他们宁愿让列宁掌权来试一试，也不愿发动一场内战，因为内战只会有利于‘反革命’。
“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党人掌握了政权，而且掌权达74年之久。由此可见，俄国之所以奉行共产主义，并不是由于人民大众起义的结果：共产主义是由一些用民主口号掩饰起来的少数人自上而下强加给俄国（人民）的。这一明显的事实，就决定了共产主义此后的历史道路。）
关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及发展以及带给人类社会的灾难，人们已经了解了很多，现在让我们探究一下，为什么会有亿万民众膜拜在这个邪教之中不可自拔？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虽然曾身居苏共高官行列，但他对马列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剖析批判也是水平甚高。他在其《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一书中，对布尔什维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与抨击。在该书第七章他这样分析布尔什维主义对人们思想产生影响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意识机制和社会实践使布尔什维主义得以确立呢？
这首先是一种寄生机制，即寄生于未来理想生活的纲领之中。如果一种幻想经常与卑微的生活实际相结合，那么就会形成特殊的心态，其基础是贪恋乌托邦的游民阶层心理。一贫如洗的人们总是很容易坠入粉红色的梦幻之中。
事实上那些贫穷无知、无依无靠、束手待毙的人们又能怎样生活？他们眼前除了为活命而斗争别无他途。等待他们孩子们的命运也同样如此。希望渺茫，荆棘载途。
天堂的帷幕犹如同升天堂之前的炼狱一样，并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座标。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样从未有过时间和质量的确切参数，以便哪怕是作些预测，在何时，在何种条件下可以建成这样的社会。
正是时间上的遥远以及对晴朗未来的虚构，使崇高的目标不仅是诱人的，而且是伟大的。
……
伟大的目标轻而易举地给人们和社会设下了道义上的陷阱。它使人们产生幻觉，似乎为了达到既定目标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即使不是任何手段，也是众多手段。毫无疑问，对于不同意这一目标的人，尤其是对于否定这一目标的人就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就为政治投机开辟了广阔天地。所有被乌托邦意识裹胁的人们——各种思潮的追随者们——都掉到这一陷阱中去了。
历史详尽无误地记录下了同一类型的怪诞现象：一方面是通过革命实现正义的理想所具有的吸引力，而一方面是没有一场革命不违反自然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把这种违反道德的现象仅仅从主观范畴诸如虚伪、堕落、背叛、背信弃义、蛻化变质等行为加以解释，将是一种缺乏根据、简单了事的做法。所有上述行为都存在过，但它们解释不了各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实质。
布尔什维克的社会基础就是穷人，穷人的最大愿望就是“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过上好日子”。这就给兜售“共产主义天堂”的布尔什维克创造了无限商机。结果，在俄国，鼓动工人去“剝夺剥夺者”成功了；在中国，带领贫农去“打土豪分田地”也胜利了。但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一旦上了套，那个“强制性乌托邦”却成了工农大众的梦魇，欲罢不能了。要去共产主义的天堂，先得在兵营式的社会主义社会熬上若干年。与资本家、地主的剥削相比，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统治却更难以忍受。因为它与人自由的天性总是发生激烈的冲突，所以，苏联东欧的布尔什维克败亡了，人性终究战胜了党性。
雅科夫列夫继续就此问题写道：
还有一种现象也未能解释清楚：为何在俄罗斯，甚至在斯大林恶行的一切骇人听闻的事实公诸于世之后，仍然有不少人继续举着斯大林像在诸多城市的大街上游行。这里不仅仅是对少年时代的悬念和怀旧，或者是由于这些人们及其父辈直接参与了迫害。这里还有没有未搞清楚的东西。
事实上直到五十年代中期还有人在为既定目标着魔，还远未意识到它的乌托邦实质。人们还在吃力地攀登石阶以获取新的知识，双手都为之磨出了鲜血。人们仍然被颐指气使的狂热所俘虏。任何怀疑都仍然被看作是犯罪。伟大的目标早已为一切罪孽作了辩白和宽恕。
布尔什维主义也成了教条主义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
……
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任何一种知识都是对无知的征服，任何理解也无非是对不理解的胜利，即从一个未尽状态走向另一个未尽状态的运动。教条在这里是没有任何位置可言的。就算是天才思想，一经宗教手段解释为永恒，就不再成为科学，而成了某种拜物教。
实质上，教条式的思维害怕任何可能的发现、前瞻和推论，于是就抓住陈规老套、过时和陈腐的事物不放。
俄罗斯改革运动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社会中过于饱和的教条主义和被压抑的心理状态。后者阻碍人们相信自己并开始独立自主地采取行动。
乌托邦已成为过去，恐惧心理也在慢慢消失，但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却姗姗来迟。
对于中国人来说，乌托邦尚未成为过去，恐惧心理也未完全消失，但是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却迅速增长。希望在明天……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23）
一个苏联小学生对老师说：“亚当和夏娃肯定是苏联人。”
“你有什么根据？”老师问他。
“亚当和夏娃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他们俩只有一个苹果一一而他们管这叫天堂。”
荀路2018年10月初稿
2020年5月1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