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北京时间2020年5月25日，新冠病毒在全球造成的感染人数已经达到了552万5千多例，死亡34万8千多例，其中海外感染人数544万多例，死亡34万2千多例。这些数字因为两个原因被严重低估，一个原因是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专制国家有意隐瞒，另一个原因是像非洲、中东地区欠发达国家因为缺乏检测试剂而漏检。即使不考虑以上原因造成的低估部分，新冠病毒给全世界造成的危害也是巨大的，除了大量人员健康受到损害、生命受到剥夺以外，全球经济也因为疫情的影响而损失惨重，机场、港口封闭，大量的航班停飞、航船停运，大量企业倒闭，几乎所有的影院、夜总会、酒吧、桑拿室关门歇业，造成无数劳工失业、投资者破产。这么严重的一场灾难，不管出自人为还是自然，人类都必须进行调查、追责和反思。
病毒的起源
病毒学家们有一个梦想，就是企图把自然界所有有可能感染人畜的病毒统统找出来，事先在实验室研究出疫苗，以便当某种病毒真的感染人类时可以迅速拿出疫苗来加以控制。这个梦想就叫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旨在将动物学和人类健康专家整合起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传染病早期检测，传染病实验室诊断和迅速响应，以及降低传染病对地区和国际间的污染与危害。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一共包含PREDICT（预测）,PREVENT（预防）, IDENTIFY（鉴定）, 以及RESPOND（回应）四个项目，作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PREDICT项目起始于2009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其合作伙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生态健康联盟，Metabiota公司（前身为全球病毒预测公司GlobalViral Forecasting Inc.），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野生动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以及来自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和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方面的技术支持，与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35个国家协同合作，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员提供培训与技术支持，对可能引发流行病的病毒以及与野生动物有着密切接触的人群进行监控与预警[[1]]。饱受争议的中国武汉P4实验室的病毒学家石正丽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实验室的病毒学家Ralph Baric博士都在为这个PREDICT国际项目工作，因此，他们的研究在合法性上是没有问题的。
网络图片：RalphBaric博士和石正丽博士的工作照
PREDICT项目迄今已经完成了两个阶段，2009-2014年为第一阶段，称为PREDICT1，2015-2019年为PREDICT2，总计花费已超过2亿美元。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对外交和外国援助的财政预算进行了大幅削减。美国国务院及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年度财政预算从2017年的549亿美元降低到了2018年的376亿美元和2019年的393亿美元，受此影响，美国国际开发署2019年的年度财政预算被削减了33%，只有168亿美元的总计预算。2019年10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彻底关闭PREDICT项目。在其运行的十年间，PREDICT项目在全球范围内总计收集了超过10万件样品，鉴定出了超过一千种新型病毒，包括一种新型埃博拉病毒，并在全球亚非拉美州的发展中国家培训了大量卫生安全和传染病防护人员[[2]]。
这次首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COVID-19）就是来自于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等15人团队在PREDICT项目上的合作成果，该科研成果于2015年首次发表在英国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根据该论文叙述，新冠病毒（COVID-19）本身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是实验室使用中华菊头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SHC014-CoV的纤突（Spike）蛋白与小鼠携带的SARS-CoVMA15骨架通过其反向克隆平台进行重组，人为造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3]]。
该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遭到了很多科学家的反对。法国巴黎巴斯德学院的病毒学家SimonWain-Hobson就表示，中华菊头蝠所携带的SHC014冠状病毒因为不具有致病性，本身对人类的危害有限，新制造出的重组冠状病毒SHC014-MA15不但毒性增强，这个实验本身也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一旦重组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没有人可以预测它的去向和可能造成的危害[[4]]。而RalphBaric则认为，此实验不过是在模拟一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而已，虽然大多数蝙蝠所携带的冠状病毒并不能直接感染人类，但类似于SHC014这种携带能识别人体细胞结合蛋白ACE2的纤突蛋白的病毒，如果恰巧与携带有毒性的冠状病毒的骨架重组，那么新病毒就将跨过中间宿主的障碍，直接传染给人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威胁。
虽然RalphBaric博士辩解说实验室创造出来的新冠病毒（COVID-19）是“一个自然界中有很大几率会发生的病毒重组事件”，但他并没有给出这个概率到底是多少。人类到底有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发生概率并不确定的危险提前创造出一个真真实实的危险？从科学上当然应该对这个必要性进行分析。我认为，实验室泄漏人造病毒的概率必须小于自然界自然合成该病毒的概率，可以作为这个必要性的标准。遗憾的是，从我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在开展病毒合成的研究之前根本就没有对这两个概率进行比对研究。现在与实验室合成病毒有关的疫情真的爆发了，而科学家们根本就说不清该病毒到底来自于自然界还是来自于实验室，以前声称的针对该合成病毒已经研究成功的疫苗也变成了一场骗局，全世界对病毒的起源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人力去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实这次疫情起源于自然界，那么实验室长达四年之久（2015~2019）的应对准备工作却仍然面对这个病毒束手无策，人类就应该重新审视这个PREDICT项目的可行性；如果调查结果证实这次疫情起源于实验室泄漏，那么这次灾难就是一场聪明反被聪明误的科学悲剧。
责任
这么大一场灾难，必须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既是为了给受害者讨回公道，也是为了保障社会安全。当然，根据危害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下面我们从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两个角度分别进行论述。
1.国内责任
疫情的流行要经历不同的阶段，从病毒的制备（包括提取、合成，下同）到病毒的流出、报告、预警、防控，各个阶段都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和管理规定进行规范。在病毒的制备阶段，有如前文所述，研究人员在开展病毒制备研究工作以前，有没有进行必要性研究？如果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必须进行这样的研究，那就是法律漏洞，必须立即弥补，而研究人员无须承担责任；如果已经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在开展病毒制备工作以前必须进行必要性研究，而研究人员没有做这个工作，或者通过收买相关行政管理官员而省略了这个步骤，则研究人员和负责审查的有关行政管理官员都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有没有违反各自国家的有关法律，有待调查。个人认为，既然他们敢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研究成果，应该没有违反有关法律，在病毒制备阶段存在法律漏洞的可能性比较大。
为了防止病毒的流出，法律对实验室都有严格的管理规定。违反法律规定导致实验室病毒流出的，当然要承担法律责任。2020年1月2日，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宁院士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中有一项罪行就是违反法律规定，擅自销售实验用动物和牛奶牟利1017万元。当然，违法的病毒流出远不止一种形式，不按规定处理防护用品和实验用品、违反规定运输病毒样本、擅自允许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场所、与研究（防护）资质不达标的单位开展合作等等，都属于病毒流出阶段的违法行为。武汉P4病毒实验室有没有这方面的违法行为，需要经过调查才能确定。
在疫情报告方面，据媒体报道，中国在2015年就建起了4小时网络直报系统，全国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平均报告时间由以前的5天缩短为4个小时[[5]]。显然，武汉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医院等单位并没有按照规定启用这个网络直报系统，而是对疫情进行了隐瞒。1月23日武汉封城以前，国家卫健委曾经派出了三批批专家赴武汉调查，第一批是2019年12月31日抵达武汉的，经过走访调查，于2020年1月4日对外公布“未发现人传人证据”；第二批专家于1月8日抵达武汉，1月10日对外公布整体疫情“可防可控”。家于1月8日抵达武汉，1月10日对外公布整体疫情“可防可控”。1月18日由钟南山、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杜斌等人组成的第
三批专家齐聚武汉，20日钟南山在接受官方媒体采访时，首度确定该病毒可以“人传人”，并透露有14名医护人员感染。2月份的一次采访中，在《财经》记者的追问下，第二批专家组里的一位成员透露出透露出武汉官员串通医院故意隐瞒疫情，否认医务人员已经被感染的事实，使得专家组因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6]]。有权力指挥医院领导弄虚作假隐瞒疫情的绝非一般的官员。按照中国的编制，省级医院属于副厅级单位，部级医院属于厅级单位，能指挥他们的当然只有厅级以上的领导了。可见，在疫情的报告阶段，武汉市的医院、卫健委、疾控中心以及市级、省级领导都必须承担违法责任，并且这种隐瞒行为还不仅仅是针对民众，应该还隐瞒了最高当局，使得最高当局在向美国和世卫组织WHO通报疫情时也传递了错误信息。2月份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公开报道中虽然没有说明免职原因，但应该和向最高当局隐瞒疫情有关。还有少数官员是因为疫情期间在官方媒体面前表现得实在太差而被免职的，还有部分官员是因为防控不力被免职的。免职属于追究管理责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有官员为疫情的爆发承担了法律责任。这反映了最高层和地方官员在这次疫情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地方官员在病毒的研究和疫情的信息控制方面，既是按照最高层的指令行事的，又有令最高层不满意的地方。因此惩罚力度不宜过重，惩罚过重，有可能激起地方官员反叛，把所有秘密公之于众，这就会暴露最高层某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要惩罚地方官员，也只能追究一下他们的管理责任。
在疫情的预警方面，主要矛盾表现在疫情信息发布权的政府垄断和公民言论自由权如何行使方面。在民主国家，这两者之间并不会形成矛盾，政府拥有信息发布权并不能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政府信息与公民言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权威性上，政府发布的信息要比公民的言论更有权威，社会大众只会按照政府发布的信息采取相应的行动，没有人会用私人言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但是在专制国家却大为不同，政府完全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只有政府有权发布疫情信息，公民在任何可被政府监控到的场合都不允许发表与疫情有关的言论，更不允许对政府的错误发表批评性言论。所以在专制国家，整个社会完全丧失了危机预警功能，只要官方这道防线失效，国家就立即陷入灾难之中。道防线失效，国家就立即陷入灾难之中。李文亮等八人因在同学微信群（均为医学院的同学，现为医生）的很小范围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新型传染病而受到医院和警方训诫，官方又不及时提醒民众防范，官方又不及时提醒民众防范，使得社会完全暴露在新冠病毒的危险之中。更加让人气愤的是，武汉官方不仅不提醒民众采取防范措施，反而为营造安全气氛鼓励百步亭社区居民举办所谓的万家宴，并让官方媒体广泛报道。在剥夺民众知情权方面，公安和官媒、新闻行政管理机关、自媒体平台公司全部都开足了马力参与进来，训诫、刑拘、删帖、封群封号，把违反国家宪法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的罪恶勾当干得热火朝天。参与这些犯罪的官员和有关人员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网络图片：2020年1月18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万家宴
在疫情防控方面，中共的许多做法也令人发指。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切断了进出武汉市的一切交通，几天后这种封城措施很快遍及全国。流落在外地的武汉人立即陷入了困境，想回武汉的家政府不让回去，外地城市又不让他们入住宾馆，少数借住在亲友家中的武汉人还被邻居举报，被强制送进政府指定的隔离点集中隔离。封城令发布的时候，有的人刚好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每个城市都不让他们下高速，他们只能连续两三周流落在高速公路上，没有地方睡觉只能睡在车里，没有地方洗澡，头发和身体都油腻得发臭，只能以方便面充饥，没有蔬菜、没有肉食，连泡方便面的开水都没有，由于长期干啃方便面，整个口腔都起了溃疡。留在武汉的外地人的境遇也一样悲惨，没有任何政府机关关心他们，没有地方住宿，没有地方吃饭，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睡马路，只能冒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去垃圾桶里翻捡别人扔掉的残羹剩饭充饥。武汉市由于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政府强迫感染者在家自我隔离，他们被政府的防疫工作人员关在家里，为防止他们外出，门窗都被防疫人员钉死，有很多人就这样死在了家中。在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每一次危机到来，都会有地方官员把它当作发国难财的机会，这次疫情也不例外。地方官员与宾馆勾结，强迫所有从外地回来的人，不管他们在当地有没有自己的住所，一律被带到政府指定的宾馆集中隔离，隔离费用全部自理，官员和宾馆一起分赃。有的人出门买点菜回来时就不让进小区，有的人在家里憋久了想出门在自家附近散散步就被警察抓进集中隔离点，而不是令其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中。地方领导串通小区物业公司指定菜食供应商以高价强卖，其他任何人向小区送菜都会被警察以违反防控措施的理由拘留。封城期间，全国各地各种惨无人道的侵犯人权事件比比皆是，但都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由于中国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政府官员违反法律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围绕疫情产生的各种违法现象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当然也不可能有效追究违法官员的法律责任。
2.国际责任
疫情一开始在武汉爆发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都对中国表示了同情，也给了中国大量的医疗物资援助，日本人印在捐赠物资包装箱上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照片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但是随着中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病毒开始传播到日本、韩国、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和美国并愈演愈烈以后，国内媒体那种幸灾乐祸的疯狂表现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不断恶化。有医用口罩生产者洋洋得意地用口罩擦鞋；有粥店老板在店面门头拉起横幅庆祝日本疫情爆发；还有额温枪生产厂家董事长在自媒体上发布视频，要故意制造假额温枪卖给美国，让额温枪显示的温度永远不超过36.5度，以便让不知情的美国感染者去人群中传播病毒。中国人与西方国家人民那种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仇恨情绪充斥着网络世界。要知道，在中国这样的独裁国家从本质上讲是没有真正民间舆论的，因为所有的民间言论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只要有人发表了政府不喜欢的言论，立即就会被警方传唤到派出所进行训诫，态度顽固的人就会被投入监狱，所以，没有政府的支持和怂恿，民间言论根本就不可能形成民间舆论。所以，所谓的民间舆论，其实只不过是官方舆论想说而不便说出口的话而已，它实际上就是打着民间舆论这个幌子的官方舆论。
紧接着幸灾乐祸而来的是关于疫情起源的甩锅大战。一开始，中国民间舆论认为新冠病毒是由参加201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运会的五个生病的美国运动员带入的。其后又言之凿凿地说疫情实际上有更早的起源，它起源于美国的生化武器基地德特里克堡，该基地正是因为泄漏了病毒才被迫于2019年7月关闭。2020年3月11日，在美国众议院委员会针对新型冠状疫情举行的听证会上，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对流感中死亡的人是否有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含糊回答，被中国舆论当作了疫情起源于美国的铁证。4月30日美国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在检测到自己体内已有新冠病毒抗体时称，自己去年11月就已感染了新冠病毒，当时他前往大西洋城参加会议，回程时在高速公路上突感不适，回到家后开始出现高烧、发冷等一系列症状，整夜都无法入眠。当时医生认为他得了流感，但他却感觉不对劲，那次“流感”的症状“前所未有的严重，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死了”。迈克尔·梅勒姆还说，当时他身边已有很多人都生了类似的病，而且症状严重。
还有人说美国2019~2020年流感季流感患者多达3400万，死亡达2万，这里面肯定包含着大量的新冠病毒感染者，美国疾控中心主任之所以在回答国会议员提问时含糊其辞，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过去工作的失误。
尤其愚蠢的是，中共嫌“民间舆论”力度不够，居然亲自跳出来指责美国是病毒的罪魁祸首。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居然连发数条twitter推文，指责说武汉疫情就是参加武汉军运会的那几个美国人投的毒！国防大学教授戴旭大校还抓住罗斯福航母上出现感染者大做文章，企图把疫情爆发的责任完全推到美国身上。
我认为以上说法统统都是无稽之谈。如果武汉疫情是美国人传播的，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故意投毒和无意传播这两种情况下可能得出的逻辑后果。如果是故意投毒，那么为了美国人不被感染，美国人要么只能在已经研究出了疫苗的情况下才会实施投毒行动，要么投完毒就立即切断与全世界的所有海陆空联系，否则投毒就等于是自杀。事实上，美国那五个参加武汉军运会的军人“投完毒”离开中国后，美国并没有切断与全世界的海陆空联系，而且即使疫情发展到如今这样比中国还严重的程度也没有拿出疫苗来使用，这完全不符合逻辑。
如果是美国人无意把病毒带进了武汉，说明美国的零号病人感染时间要早于武汉，根据权威媒体每天公布的实际疫情统计数据，新冠病毒疫情在没有采取隔离措施的情况下，会以每4天翻一翻的速度快速扩散，这可以查看世界各国采取封城措施之前的累计确诊病例数据。假设美国被误诊为“流感”的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是2019年10月1日感染的，由于被当作流感而没有受到重视，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历时115天，115/4=28.75，这时美国的感染人数应该=1×2^28.75=4.51亿，超过了美国人口总数，而事实是武汉都不得不封城了，而美国却啥事没有，这完全不符合逻辑；如果计算到2020年3月13日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历时164天，164/4=41，这时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应该=1×2^41=2.199万亿，这个数字远高于3400万，也远高于目前全世界77亿的人口总数！以上计算也说明了美国流感患者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大量被误诊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按照德特里克堡关闭的时间——2019年7月计算，到美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感染人数更是天文数字！即使按照稍后新泽西州贝尔维尔市市长迈克尔·梅勒姆的“感染”时间（由于他没有说具体的日期，我们假设为2019年11月13日）计算，到美国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止，感染人数也应该高达1×2^30=10.74亿，完全不符合常识！所以说新冠病毒疫情起源于美国，这种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其实，要确定疫情的起源地非常简单，根本用不着高深的技术分析手段，只要观察两个现象就足以判断疫情的起源地了：一个是看医疗系统有没有崩溃，另一个是看殡葬系统有没有崩溃。哪个城市最先出现这两个现象，毫无疑问，这个城市就肯定是新冠疫情的起源地，企图隐瞒是隐瞒不了的。春节期间武汉是全世界最早发生医疗系统崩溃的城市，医院严重缺乏病床和医护人员，大量病患被拒在医院门外得不到治疗，政府不得不紧急建立火神山、雷神山和方舱医院等临时医院，并从军队和全国各地调派了5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武汉以弥补不足，同时武汉八个火葬场24小时连轴转也满足不了暴增的尸体焚化需求，中央不得不从多省调派殡葬工作人员支援武汉。要知道，武汉第一例确诊感染者官方报道的时间是2019年12月8日，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短短41天医疗系统和殡葬系统就崩溃了，如果美国任何一个城市的疫情早于武汉，那么它的医疗系统和殡葬系统的崩溃不也要早于武汉吗？关于新冠病毒起源于自然界还是泄漏于实验室仍需要调查，而疫情的发源地则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无底线甩锅，只会让世人视为无耻！
网络图片：支援武汉的医护和殡葬人员出发之前
本来，石正丽和RalphBaric博士合成病毒的工作虽然存在很大的争议，但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下完全是合法的，没有人可以保证实验室百分之百不会泄漏，只要不是人为投毒，疫情的爆发就属于意外事故。中共当局只要在事情发生后，按照联合国有关公约的规定及时、准确地进行通报，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诚实接受国际监督，共同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就没有人可以指责中国，更不用说提出索赔要求了。可是，中共不是这样做的，它在事情发生后拼命掩盖真相，威胁、惩罚传播真相的“吹哨人”，逮捕了在武汉进行现场报道的陈秋实、李泽华和方斌等公民记者，指示警方在全国范围内约谈、警告转发疫情真相的网友，通知有关研究所销毁病毒样本，向全世界传达新冠病毒“可防可控”、“不会人传人”等虚假信息，使世界各国放松了警惕和防范，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如果新冠病毒的流出真的与中共无关，那么中共就没有拒绝国际社会来中国调查的任何动机，因为调查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搞清楚病毒到底来源于自然界还是实验室，以免人类再犯同样的错误。至于怎么追究疫情各阶段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那也是中国自己的内部事务。中共拒绝国际社会入境调查，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做贼心虚，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样的责任当然只有一个人能够承担——习近平！
所以，责任的划分需要根据前提条件决定：
1.如果中共自愿接受国际社会调查，那么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从事的病毒研究完全是合法的科研工作，即使调查结果证实这次新冠病毒确实起源于实验室泄漏，也只能算是一次意外事故，习近平无需承担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人承担，当地卫健委、疾控中心和医院领导人承担次要责任；
2.如果中共不接受国际社会调查，那么说明武汉P4病毒实验室从事了违反国际法的秘密研究任务，习近平必须承担主要责任，湖北省和武汉市以及当地医疗机构领导人承担次要责任。这里还需要提到法国。据媒体报道，武汉P4病毒实验室是在法国的帮助下建立的，在2004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提出这个项目时，得到了法国科学界的支持，但遭到了法国国防部、外交部和情报部门的反对。反对者担心中共会把病毒研究用于军事目的，但最终经济利益战胜了安全忧虑，法国还是把病毒研究技术提供给了中共，所以它也应该对这次疫情负有一定的责任，就算将来中国向全世界赔款，也可以不赔法国。
教训
回顾疫情的经过，笔者认为有几方面的教训值得汲取：
1.千万不能忘记科技伦理风险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科技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前进，这种进步，不仅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还使人类毁灭自身和整个地球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原子弹、氢弹、生化武器可以轻松地毁灭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与此相对的是，人类伦理前进的脚步却显得步履蹒跚，以物质利益为唯一追求的拜金主义主宰着不少人的灵魂，为了金钱他们可以践踏一切人间正义。2019年12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团队因违法使用基因技术编辑婴儿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就是一个典型的违反科技伦理的案例。针对这次新冠疫情，我提请大家注意两个问题：
Ⅰ石正丽、RalphBaric博士研究团队与吉利德（GILEAD）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勾结？
Ⅱ中共有没有利用科技伦理上的漏洞收买发达国家的科学家秘密研制生化武器？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人类在道德上的软弱程度，应该时刻牢记1955年7月9日罗素先生公布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为人类所敲响的警钟，科技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
2.千万不要与专制国家合作
农夫和蛇的故事已经传讲了两千多年，可是人们却总是会忘记这个故事的警示意义。希特勒德国是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崛起的，共产党中国快速跻身于世界经济老二的地位也是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实现的，它们都没有表现出一点点感恩的意思，而是把这种辉煌的成就当成了专制体制优越性的证据，并企图利用这种物质上的强势地位使全世界都跪伏在它们的脚下，因为这就是它们振兴国家的目的。在专制者的字典里只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找不到平等这个词，因此它们不可能真正与其他国家长期和平共处，总是想着如何征服别人。它们永远不会把经济增长所获得的利益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而是无限地用来加强国家机器征服世界的力量。在它们认为自己还不够强大的时候，它们会像蛇那样伪装自己，会向你说出十分动听的语言，给你许下正人君子的承诺，一旦它们认为自己足够强大了，就会暴露出专制者的本来面目——全世界都必须服从它们的意志！所以，千万不要与专制国家合作，帮助专制国家发展就是自掘坟墓！
3.尽快建立、健全民主国家科技安全协保障体制
无可否认，法国之所以冒险帮助中共建立武汉P4病毒实验室，经济利益是其主要的诱因。用巨大的经济利益收买和分裂敌对阵营的成员，是专制国家的惯用手法。今天的国际社会，民主国家虽然在价值观上拥有统一的立场，但在经济利益上却是各自为政的，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本无可厚非，但是涉及到民主国家甚至全人类的安全时，这个原则就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患，对于涉及民主国家和人类安全的领域，尤其是科技领域，必须对自由竞争加以限制。可是在现行制度下，各个国家都会抱着侥幸心理去与专制国家合作，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避免专制国家利用民主国家之间存在的关系漏洞，一次又一次危害人类，有必要乘这次新冠疫情在各民主国家政治领袖心头激起的危机意识还没有消退之前，对国际关系做一次深刻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国家科技安全保障体制，限制民主国家自由竞争的范围，以免因小失大，为经济利益断送了生命安全！
注释：
[[1]]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88990298&ver=2327&signature=YVwNUsvYY6Cs-d8lsityMOugFIRlEV0lQVrvXQrRqdGC4faO27imNPVpyxXIu4FJNGihCHVVOoQ32DA4FZOXbIN*QkEJ-2V9ahIJSNdGGy4xzAnqzJnH*4cgGrI0m5Hw&new=1
[[2]]https://mp.weixin.qq.com/s?src=11×tamp=1588990298&ver=2327&signature=YVwNUsvYY6Cs-d8lsityMOugFIRlEV0lQVrvXQrRqdGC4faO27imNPVpyxXIu4FJNGihCHVVOoQ32DA4FZOXbIN*QkEJ-2V9ahIJSNdGGy4xzAnqzJnH*4cgGrI0m5Hw&new=1
[[3]]2015 nature：”Zheng-LiShi, Ralph Baric et al. (2015) A SARS-like cluster of circulating batcoronaviruses shows potential for human emergence.”
[[4]] Nature. Engineered bat virus stirsdebate over risky research.
[[5]]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JQk9
[[6]]https://tech.sina.com.cn/roll/2020-02-27/doc-iimxxstf4760192.shtml
***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