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江:香港百余年劳工运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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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后,“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和中国大陆的命运交织得更加紧密。无论是反抗专制的压迫还是资本的剥削,两地的独立劳工运动都会起到重要作用。回顾香港百余年劳工运动的历史对当下的困境会有所启发。

鸦片战争后英国在香港开始殖民统治,当时主要以建筑业和海运业为主。劳工多来自于广东,身处社会最底层,面对多重歧视,赋税重,生存艰难。工人第一次自发罢工是抗议人头税,港英当局被迫让步。劳工阶级在多次罢工中成长壮大。1920年,香港殖民当局新修订了《社团条例》,将工会、行会组织等视为损害香港社会秩序的非法组织,对社团出版物予以监管,并授权香港殖民当局打击当地引起在中国的“骚乱和犯罪”活动。

1920年代香港的劳工运动主要以半公开组织和地下网络为依托,工会会员已经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1922年,香港海员举行了56天的大罢工,诉求包括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保障独立工会。罢工工人离港回乡也获得广东和上海劳工的支援,港府被迫取消对工会的禁令,释放参与罢工人士,资方同意加薪。由于港府主要吸纳英商为行政和立法委员,官商结合也形成了对华商的压榨,当工人罢工时也带动了华商罢市,当时运动中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深入人心,同时诱发大陆其他地区的罢工。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参与罢工集会的上海和青岛工人、学生和市民被射杀,引发了省港大罢工,香港工人在运动中提出普选、政治平等、劳工立法的要求。

1945年到1950年代初,香港大量小规模工会再现,绝大多数工会联合,分别成立了亲国共两党的跨行业的大型组织,港九工团联合总会(工团)和港九工会联合会(工联)。1950年后,愈百万大陆难民逃亡香港,沦为廉价劳动力。香港政府推行低税制吸引资方投资,经济快速发展,但工资不抵物价增长、劳工缺乏保障,公立教育投资不足,失学青少年数量增加。1965年后,香港纺织业罢工和抗议天星轮加价被镇压,积累了社会对当局的不满。1967年,数次罢工和示威被警方血腥压制,运动演变为暴动,港府再次镇压了这次运动。由于不满亲中共的工联在工潮期间袭击不同观点的平民,这个组织的会员开始下降,而支持国民党的工团官僚化,影响力也下降。

1970年后,独立于国共两党的劳工组织大量出现,这些组织在劳工聚集区创办学社,建立劳工基层组织,与国际独立劳工运动有更多互动。教师、邮递工人、护士等发动了多次以经济诉求为主的罢工,促成了多项保护劳工法律的实施。香港也实施更长的免费义务教育,提供更普及的医疗护理,建立廉政公署,公房增建也加快。

大陆民主墙时期,香港独立劳工组织与中国民间劳工人士再次建立了联系。1980年代中,香港独立工会参与推动了直选立法会。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期间,香港独立劳工团体在中国广州、北京等地支持当地的工人自治会。六四镇压后,香港独立工会组织罢工、罢市反抗中国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协助被追捕的中国工人活动人士逃亡,声援被捕的工运人士。1990年,香港多个独立工会联合成立了职工会联盟(工盟),这个组织联合蓝领和白领团结抗争,推动双普选,争取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三十年来,工盟和其他独立工会的会员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亲中共的工联。工盟成为香港社会运动包括雨伞运动和反送中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1990年代后,香港大量资本和其他国家资本转移珠江三角洲,这个地区农民工的处境比资本移出国家的劳工更缺乏系统性保障。香港独立劳工组织建立了与中国工人更直接的联系,将香港作为培训中国劳工活动人士的重要基地和支援中心。新的组织方式扩大了互动规模,更可能与中国农民工、运输工人,民办教师和其他有反抗潜力的社会阶层建立全面联结。在严密控制和监视下,非结构化和非正式连接是形成网络的重要形式,联结中促成中国劳工阶层在中提高阶级的反抗意识,认知争取自己摆脱被压迫的处境与香港争取自由密切相关。香港独立劳工运动既反抗资本剥削、又摆脱政权、政党和财团的操控,对形成中国独立劳工运动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新冠疫情导致数千万中国工人失业,他们多数没有社会失业保险,也无法获得国家失业救济金。由于企业拖欠工资是常态,工人抗议活动和采取集体行动的倾向增加。两地正式工人的工作条件也将会恶化,工潮将会更多。联结两地工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反抗两地劳工阶层共同的敌人——中共专制的奴役与资本的剥削,两地劳工团结抗争是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的关键。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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