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哲人其萎 王者曰归—王康先生事迹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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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哲人其萎 王者曰归—王康先生事迹述略

2020年5月27日下午四点半,得到确认消息——王康兄终于走了。

我点燃一支烟,吞吞吐吐,魔怔一般面无表情。我似乎没有太大的悲伤,又仿佛陪他一起如释重负。他在这尘世活得太辛苦,又已经在弥留期好些日,前些时整个世界还误传过他的死讯。这一次,他是真的撒手尘寰了;我认为我们终有一别,更觉得其实我们,早已完成了诀别之礼。到此刻,物伤其类的哀痛,大抵都徒余默默了。

王康长我十三岁,我们一直叫他老康。其实,六年前的现在,我们已经有过最后一面的握别。那是在华盛顿机场,他和郑义夫妇驱车前来,送行我和几个朋友。他和郑义都是须发杂霜了,我们很稀有的各自拥抱。我对他们说——流放者终将归来,到那一天,我定会在某个机场,列队迎接你们。

那一刻,几个老男人,彼此忽然眼酸泛红,郑义兄动容地背身哽咽。我并不知道再见何日,权当萦怀一个信念耳。而心底其实更多绝望——也许重逢无期了。那一年,我所处的世界已呈凶相;我深知此后不仅他们欲归无计,恐怕还有更多的横议处士,将不得不乘槎浮海,背井离乡……

那时的郑义兄已经去国24年,这位1980年代初就已名满天下的作家,再也未曾踏上故土一尺。而老康,当时还只是合法出境,延期滞留而已。那几天的朝夕相处,我们像一群顽童般开心,似乎从未有过这种乐土上的自由燕聚。我们一起自驾去葛底斯堡古战场凭吊,去阿灵顿烈士墓园致哀,去陈纳德将军坟前献花……一望无垠的死亡啊,我仿佛在其中看见了未来的我们。

那时的重庆有司,远观他在彼岸的各种活跃和访谈,似乎还是想要打断他的游兴的。他们托他的故交密友带话——现在回乡还来得及,大抵还能免罪于当局。当然朋友中,慰留和劝返者皆有,我则是不置一词。乃因我深信,他这一生,生死杀伐,都是他自行决断的。事实上还没有一个人,真能影响他的抉择。他那奇特的脑容量,足以供他做出对自己的刑判——流亡还是流配——对他都不是一个需要太多困惑纠结的问题。

果然,那一别未久,我因参与甲午祭奠而被边控和禁书,再也未曾去过彼处。而他,则因不听有司反复警告,坚持要操办抗战胜利七十年《浩气长流》的画展,而再也不能回来。办完这一件大事之后,他仿佛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就像长途跋涉的行者,遥望终点之后的松懈。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故障,癌细胞悄然攻陷他一直坚挺的躯体。之后是漫长无涯的手术,放化疗,直至扩散。在养病的间隙,那些无人分担的疼痛背后,他独自开始了地下室的美术创作。

这期间,我们有过一些问候和对话。他对死亡的超然态度,早已不是我要担心的话题。正如他言,他是不留退路的人。也绝无所谓尘俗的后事,需要向朋侪吩咐。我们都是涸辙之鲋,更无相濡以沫的能力,甚至也没有时间了。我只能遥望着他一天天老去,直到老进尘埃。

一个画展,何以如此重大,重大到需要动用国器的力量来干预?乃至于将决定他路断人孤的暮年。

那我先从巨幅国画《浩气长流》讲起。老康的一生非常复杂,他生长于重庆的书香世家,对这个城市有着异于常人的深情。他注册成立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就在沙坪坝一个高层破烂大厦的狭窄蜗居里。除开几个同辈志愿者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员工。大约是2005年前后,他已经完成了《重庆大轰炸》《抗战陪都》《卢作孚》《中美西部开发启示录》等专题片,还搜集整理出版了五册《抗战歌曲集成》。而这些原本应该由政府操办的事,却一直是他这伙“老操哥”自费完成的。

他们突发奇想,要用一组巨幅国画,来还原中国抗战的真实历史——这意味着要基本颠覆当局关于这段历史的虚假叙事。老康原非画家,但他是重庆文艺界的民间大哥,只有他担纲,才可能找到人与资金,来完成这一盛举。果然,他振臂一呼,重庆美术界的国画名师,无不景从。

他们最初只是想要创作一幅两米高三百米长的作品,所有的画家没有润笔,自带干粮参与。老康要负责整体策划,命题及分配任务,以及最后审稿,还要租借巨大画室和筹措宣纸及颜料。这件事有多难呢?简单说吧——仅仅特制的两米宽的宣纸,反复修改到定稿,都要几十吨。

老康几乎是个一文不名的人,但他的同学故旧及门生,多有一掷千金者。听说他要做这件大事,许多义人纷纷解囊相助。哪知道他亲自带领的历史考据小组,挖掘扒梳出来的抗战人物和故事越来越多,画幅也只好越来越长了。这意味着,资金的缺口也越来越大,两三百万已经无法打住。

某日,一朋友来说,有一位企业家很想跟老康吃一餐饭,然后捐助四十万。于是择日坐下,相谈甚欢,钱袋子就放在桌边。企业家大约微醺放言——从现在中国的发展来看,那一年的镇压还是很有必要的。老康赶紧打断,哪知一会那人又放厥词,但见老康直接掀翻酒桌,怒目裂眶,指着那人鼻子说:拿起你的钱,滚出去。一场好事就这样不欢而散,连带中间的朋友都十分难堪。

这就是王康,那正是他真正发愁的时候。我常扪心自问,我能如此决绝吗?换成我,也许微讽一笑,纠正几句。看在其人还有向善的意愿,收下这笔赞助。但老康是绝不苟且的,尤其在六月的话题上,他的孤耿如初,孤愤也是恒久的。

2009年之前,这幅巨画已经基本成型,获得彼岸连战主席的亲笔题签——浩气长流。而且已经有包含陈香梅等在内的各路名流,前来观瞻和压印——每一方篆刻印章,都是巨大砂石刻就。最重的两吨有余,最轻的也得四个大汉抬着,请贵宾跪下扶正盖上。那时,这幅画早已接近九百米长,还需购买特定的装裱机,才能完成竣工。老康邀请多名画家,费时五年,画了一千多个人物。他们第一次发掘出抗日阵亡的国军将领240人,共军将领2人。可以说,仅凭这个画作,就足以一目了然地对抗战史正本清源。

可以想象,这样的作品还能在中国正式展出吗?老康是那种一意孤行的人,很少有人真正清楚——他为什么要搭尽自己的年华血汗和财力人情,来费力不讨好地做这件大事。连那些参与的艺术家们,也都不一定明晰这件作品,将来究竟有何作用,谁来收藏。老康对陪都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制作出那些政论片专题片,再创造这一空前绝后的巨画,难道仅仅是一些家乡情结吗?

他对这幅巨画的题签,可以窥见他的心迹——“东方西方,人性攸同;中国世界,希望未绝。史魂画材,一体无间;天道好还,世运可期。本画向天地立项,待历史审阅。经冬越春,历夏入秋。沉潜磨洗,静绘默制。艺术与良知款通,性灵与汗青遇合。心绪浩茫,动心忍性;劳苦困顿,夙夜匪懈。相忍为国,自我变法;既靠人助,又获神启。恒兀兀身形憔悴映长卷,倏忽忽心香慷慨起鸿图。聊倾赤子寸心,终成史诗国画,又见浩气长流。”

我最初也不明白,他何以非要两手空空地组织这一行为——这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作品。其中的苦涩艰难,详见韩子渝先生大著《巨画的诞生》。我见他踌躇满志而又走投无路,如此巨作若不能展出,则失去了它的全部意义。我给他提议说,可以运到台湾去首展。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的秘书长杨渡,是我多年的好友,我想请他玉成此事。老康一听大喜过望,说这正是他深心所在,最愿成就的梦想。

于是我把阿渡伉俪请去了重庆,与老康的团队全部见面,瞻仰部分画作。他们也是一见如故,当即谈妥,阿渡回去禀报刘兆玄会长和马英九总统,争取2010年十月在中山纪念堂首展。老康这边负责运达,阿渡那边负责当地的一切布展,以及邀请嘉宾和文宣事宜。阿渡还提出,抗战史不能没有台湾内容,从台湾被清朝割让开始,台湾民间的抗日就不可忽视。老康又再请画家,日夜加班近半年,急补上几十米的“碧海青天”台湾抗战长卷。

装裱完成的画作,重达十几吨,两米多高的卷轴都是几十个。要想运抵台湾,需要陆运海运的大型货柜,这又不是可以走私完成的事情。而且如此涉及两岸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作品,没有当局的正式批准,怎么可能出关。我问老康如何解决,他说他只能求助于他的那位“神秘朋友”了。

这是一位公开身份乃商人的中年人,来自于北方,在薄熙来时代的重庆,确实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但他为人处世又极为低调,谈吐不俗,温文尔雅。我不便多谈他,老康身边不少朋友,也是熟悉此君的。他随薄熙来而出现在山城,就托人要结识老康。一见如故,彼此晤谈甚深,他对老康十分服膺。他多次表示,只要老康有困难,没有他在重庆不能摆平的问题。

薄时代的重庆,老康全部心力倾注于此画作,对于身边的唱红打黑,不是没有看法,但确实也未公开发声。他是山城的公知领袖,他的缺席批评,必也有人诟病。他曾经托此君上书,建言休止这种有害运动,而应该重视重庆的陪都历史文化,重视保护国共二次合作的历史遗迹等等。但那时的薄,也许正在觊觎大位,哪里还能俯听民间清流的微议。

此君确实不负老康,很快帮他拿到了重庆官方的批文,以及呈送国务院台办的报告。更为离奇的是,他亲自带着老康及其主创人员,直接闯进了台办主任的办公室。主任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一行,表示完全支持,给予放行手续。并直接问老康——如果资金不够,他们可以提供。

事实上,装裱费运输费以及整个团队出席首展的差旅费,老康都还一筹莫展。但是他却非常坚定地拒绝了该主任的提议——我们属于纯民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我如果收取了官方一文钱,就变成了贵党的统战工具,而这正是我们所忌讳的。他义正辞严的当面谢绝,也还获得了该主任的谅解。我每每想到老康的这些气节,这些凡人实难达到的高度,就忍不住举手加额。甚至也能理解他很多不拘小节,甚或不近人情的一些毛病。

2010年台北市中山纪念堂的首展,应该用极为成功来形容。除开马英九先生因为顾虑绿营感受而未出席之外,蓝营大佬几乎集体现身。连战致贺,郝柏村带领残存的抗战将士合唱当年的抗日歌曲,无数老兵在画前下跪痛哭失声,拜祭着画上那些阵亡的老长官。台湾媒体倾巢出动,大陆方面仅只有凤凰卫视和南周报业派员参加。

客观上说,虽然这只是一次民间文化交流,但实际所能达成的两岸民间连心的效果,却是超出了大陆官方所有的统战工作的。因为在此前的陈水扁时代,民进党一直致力于“去中国化”的努力——也就是让台湾民众淡忘与大陆中国的一切关系。事实上,台湾本省人出于对国民党的历史怨恨,也尽量不提国军曾经的抗日勋绩。

而这幅巨画,则让络绎不绝的台湾百姓,重新发现了被省略和忽视的血史。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是“血浓于水”这些政治概念,最动情的艺术诠释。甚至蓝营也没想到,这幅作品对国民党先辈的历史定位,远胜于他们自己的评功摆好。甚至为他们至今立足台湾,给出了合乎道统的历史依据。

老康为什么要枉抛心力做这件事?答案渐次浮出水面——他多次跟我谈到他的政治理想,就是期以布衣之身,来促成国共的第三次合作,借以重启1945年夭折的重庆谈判。他多少有些妄念地期冀,通过民间的牵线搭桥,让当年的两党后人,重返重庆,开辟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新型路径。他甚至多次通过胡锦涛的一位亲戚给胡带话,如在马英九时代,与马府签订“胡马协议”——也即两岸永久停战协定。那么他们两人必将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自当成为永垂不朽的伟大政治家,也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手创未来。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老康,终归是人微言轻的。胡总只想守成,无意伟大。老康转而多少有些窃望重庆——那位看上去正野心勃勃的太子,能够响应他的设计。于是,在连战邀请他们的私宴上,他请国民党主席连战去重庆,连战则请他向薄某发出访台邀请。按他的设想,薄以政治局委员和重庆书记之身访台,至少开辟了两党互访的破冰之旅。而重返重庆谈判的赓续历史之行,也终有一线可能。

老康回国后,将画展的记录光碟,以及连战的邀请,委托那位神秘朋友转交其老大。然而泥牛入海,消息杳然。薄督是否看到或者思虑及此,皆不可考也。

古人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也因此,自古以来的民间清流一脉,坚守的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立场。何谓清流?德行高洁负有名望的士大夫是也。这一票人,借沧浪之水,濯缨洗足,一般来说是要远离权力场的。但后来,世道每况愈下,洁身远引不足以救世悯人,于是这些古老节烈的不合作者,又派生出游侠道和纵横术两类人物。而这两路人物,则是要走狂者生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提着头颅也要干预世事的。

那么老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为什么会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身份,去如此忧怀天下分合和世道兴亡。不从他的过往历史来分析,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他的思想和行为逻辑,更无从理解他的牛逼或者狂放。

他于1949年出生于重庆,新政在他未及一岁时,便抓捕了他那民国川大毕业的父亲。他的母亲是著名哲学家唐君毅的亲妹妹,外婆更是能诗会画的大家闺秀。七岁时,他的父亲才戴罪归来;他的少年和青年时光,则如多数书香子弟一样身怀奇耻大辱。文革爆发时,初中生的他也曾成为第二代红卫兵——也就是以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孩子为主,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这批年轻人很快被时代抛弃,他被下放到我家乡边上的巫山县务农。

文革后期,他被提前招工回到重庆,饱读诗书的他因为没有文凭,成为了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那时的他脾气暴烈,精力过剩,口若悬河,比文科老师还能纵论天下,赢得了很多学生的爱戴。文革结束后,他和他的学生一起参加高考,他进入了西南师大中文系。

那可以说是中国大学唯一开放的一个时段,他的风骨才华,使之成为该校第一个文学社社长。并在接下来的学生参选地方人大代表风潮中,作为幕后推手,联络重庆各高校学生组织,奔走于民运前沿。他的组织能力、演讲天赋和个人魅力,当仁不让地被视为那个时代的学领翘楚。

当然如此优秀的学生,从来都是体制所忌惮的。他不会被留校,亦无意考研,依旧被分配到某个中学,再作冯妇,重执教鞭。从此他自绝于中国式仕途和学院派经生之路,闭门磨剑,述而不作,等待着脱颖而出三计安蜀的机缘。

八十年代中叶,左右道路的交锋日趋激烈。无数怀抱利器的书生应运出山,纷纷开始要以天下为己任,去策动中国的政改路径。文革之后的又一次民间串联活动开始,早已不甘腐儒生涯的老康,留职停薪,应邀只身北上,成为了文坛自由派领袖刘宾雁的助理。

应该说,此前的老康,主要继承的还是家学渊源。他是文革后的中国,最先接触和阅读“新儒家”的学子。他的舅舅唐君毅作为“新儒家”的开山领袖,那时早已蜚声中外。每出新著,便寄给他先睹为快。唐氏以宏扬孔道为己任,行合于礼,学宗于儒。一生致力打通中西文化哲学的融汇之门,以期重整衰颓的华夏人文,将华族带入人类文明之林。

传统儒家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梦想,依旧是新儒家传承的衣钵。这一点,在他们舅甥两代身上,可谓深入骨血的印记。这种“四为主义”承接的是修齐治平的古典情怀和志向,注定要让代复一代的读书人,自我赋予并枷上这种忧国忧民的重轭。

老康这种家学和家风,我们只要看他外婆代表他母亲几姊妹,写给他大舅唐君毅的祝寿诗,即可明白,书香名门根深叶茂的来历——一树五枝,一枝独秀。花叶纷披,掩映长流。长流伊始,发源亚洲。洲次伊何,五洲之首。我有长兄,同胞足手。浴德仁考,高蹈前修。薰然仁慈,物我无咎。上苍之德,无声无臭。平地之德,曰宽曰厚。巍巍五岳,漠漠五洲。世界大同,责在华胄。温温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实宇宙。敬斯良辰,祝兄万寿。

当他们家一个垂暮的老太太,还在跟子孙叮咛“世界大同,责在华胄。温温君子,惟道是求。教化流行,充实宇宙”之时,我们就可以想象,老康青春壮游,北叩京华时,原已抱有怎样的狂想异志。后来的他,虽然几乎放弃了儒门的家传,但我知道八年前的他,还在撰写一部《孔子》的长篇专题片,惜乎终究未能完篇问世。

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那正是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漩涡中心。与刘宾雁长期相处的老康,很快步入了激进改革的思想前线。他注定不是蓬蒿中人,他的使命感和凌厉思想,都像锥处囊中,早就磨砺以须,必将及锋而试。果然那一年,他抛出了他的谋国大略——《中国改革宪章》。

那是1989年3月底,老康赴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与著名改革派温元凯先生晤面。他们交流后,由老康两天内拉出一份初稿,交由温元凯在4月初,参加北京“改革十年研讨会”时宣读此文。这份史称《中国改革宪章》,又名《八九宪章》的文件,被誉为中国知识界第二次公车上书。

参与讨论者有:温元凯、万润南、严家祺、潘维明、曹思源、包遵信等,曾邀下列人士连署签名:于光远、于浩成、万润南、戈扬、方励之、王元化、王若水、王若望、贝兆汉、邓伟志、包遵信、许良英、李慎之、李泽厚、刘宾雁、何家栋、苏绍智、苏晓康、厉以宁、严家祺、刘再复、何博抟、吴祖光、邵燕祥、张显扬、张宗厚、金观涛、钦本立、高尔泰、童大林、黎明、戴晴等。

1989年4月10日,此文以《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的基本构想》为题,发表于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立刻名动天下,朝野震惊。那时的中国,真是走到了方生方死的关键时刻。久已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看似呼之欲出。保守的反动派也正在暗中集结,准备与改革力量殊死一搏。不幸的是,五天后,胡耀邦逝世,一场毫无计划的学生运动开始。接踵而至的残酷镇压,彻底扭曲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在老康之前,虽然也有来自知识界思想界的各种献策,流传民间。但是,敢于发起一场中国式的“宪章运动”者,海内尚无一人。他作为牵头执笔的主犯,势必被通缉。而那些列名参与者的多数,要么流亡要么入狱,要么从此被批判被打入另册,至今同样难以翻身。

兵荒马乱的岁月,他从北京逃往四川乐山。与老兄弟毛哥一起化装摆渡时,忽然听到同船的某单位一人,在那里和他们一群同事议论——北京开枪好啊,不然这些学生还不把国家搞垮啊。那一刻,老康忽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只身扑向那人,揪住衣领老拳相向。须知对方乃同一单位的度假者,且他还是需要隐姓埋名的通缉犯。他的疯狂叱骂和拼命打法,竟然令同船之人无一敢动。要不是毛哥力劝,他将与那人同赴波涛。

山中流离,望门投止,恐怖的岁月看似无涯无期。最后他辗转回到重庆,在一个单身师妹的蜗居里,躲过了漫长的几年。大约正是在这一段隐身时光里,他开始埋首系统研究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因为那时,苏联的红色帝国终于瞬间崩溃,俄罗斯又重新恢复国号。俄罗斯的启示,也许正是未来中国的方向……

《八九宪章》这一历史文献,现在的人知之甚少。在那十九年之后,晓波兄推出的《零八宪章》,从思路到组织方式,都可谓是前者的一脉相承。晓波兄因此系狱,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最后以身殉志。而老康也因此终身颠沛,孤贫到死;其为中国改革所作的开山擘画,迄今犹淹没于历史风尘之中。

他究竟设计了怎样的道路,我这里只能撮要介绍。

他在前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又一次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总体性解决日趋临近。停滞倒退、误入歧途还是冲出困境,不仅关系到改革命运,而且关系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启蒙伟大运动的现代继承,关系到1949年以来代价高昂的共和国历程的公正总结,也关系到1917年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反思,关系到二次大战以来,世界从对抗分裂走向对话合作的基本前景。

他的第一章是——中国改革的历史启示与国际参照。首先历数了四十年来各种失败和悲剧,指出我国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整个社会融奴隶制残余、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专政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亿万人民在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社会主体地位和权益荡然无存,道德价值空前败坏,善恶是非彻底颠倒,中国历史全面倒退。他得出一个伟大而悲壮的结论——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

他的第二章是对十年改革的整体评价——认可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指出最大失误在于:单纯经济改革的孤军深入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滞后。这使封建特权和现代经济相结合的权力经济结构得以膨胀,不仅吞噬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且酿成严重的腐败现象,败坏改革,动摇了人民对改革的信心,给旧势力提供了复辟的机会。

第三章是对目前形势的基本看法——经济的长足发展造成社会基本结构的严重失衡。社会面临人口危机、教育危机、道德危机、逃离意识、腐败现象、通货膨胀、社会治安、社会公平等一系列问题。旧体制旧秩序和旧意识形态,正在否定改革。我们没有激发人民捍卫改革、共度危难的魄力和勇气,更没有防止复辟倒退的思想准备和得力措施。

第四章是如何走出改革困境的构想与建议——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是,整个社会要全方位达到人类文明在当代的最高水准。一切借口国情特殊,拒斥或曲解现代化的作法,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必须以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准则,来审查和规范我国的改革思路和举措。

这一章极为详细地建言——反思历史,要严肃清算斯大林模式与毛泽东个人专制的灾难,把历史真相告诉人民。要增强政治生活一切社会领域的公开性与透明度,在重大决策上实行全民公开与全民公决。要推进民主与宪政,修改宪法,革除集权政治,推行民主政治,实现宪政。必须多党政治合作与政治多元化,才能提高和改善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和合法性。对于不同政见,应坚决废弃以政治运动和专政手段,来解决政治分歧与思想派别的恶劣作法。关于执政党的自身改革,他首次提议要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和党容党派。

在后面的建构中,他涉猎广泛的中国问题,指出必须理论重建,突破人权禁区,改善国际形象。必须进行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私营民营经济。打破精神枷锁,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社会活力,切实解决教育危机。并明确宣示知识分子的当代使命,就是成为思想启蒙、价值认同、理论创新、道德重建的群体先驱。

最后,他在结语中宣告——改革,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波汹浪涌,正与世界现代化主流风云际会。我们生逢其时,任重而道远。除了改革,我们无路可走;除了现代化,我们没有未来可言。

这篇六千字左右的《宪章》,在1989年的春天,可谓石破天惊地为中国的未来揭示了方向。迄今三十年过去,中共所做的些微改革,仍旧没有超出他当年的思路。而此际社会所存在的全部问题和困境,依旧还是他当年早已敏感并首次撕开的。包含至今公知界的多数话语和话风,还在使用着他当初的概念和词汇。为什么说老康是民间思想家,这一文本的历史地位,足以证明他的存在。

十一

《八九宪章》是老康儒家救世意识和西方宪政思想的复杂结合,放在此刻的中国再来重读这一文献,依旧触目惊心,依旧毫不过时。那时的他正好四十岁,他的视野和识见,早已超越了他的许多同代人。乃至于让我们这些后学,至今相对还是汗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时的他,也算是改良主义的“补天派”。心怀极为良善之目的,还比较看好这个政党的脱胎换骨。哪知道与虎谋皮,最后自己却不得不亡命天涯。

二十几年后,他给当年参与其事同样流亡的万润南兄写信感叹——中国没有按我们的愿望演变。89之后,你们流亡海外,我们则滞留国内,直接目睹一个大有希望的国家,滑向腐化而邪恶的红色利维坦的可悲历程。中国还在十字路口,更为世界瞩目。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但亦知道,无论兴衰进退,历史终有一种去向,中国不能例外。若执意倒行逆施,就是另外一种结局:堕入地狱。如此而已。

即便在最艰危的通缉隐居岁月里,昼伏夜出且需要易容改装的老康,依旧在思考中国的道路问题,以及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的使命。1991年8.19事变之后,苏联这个庞大帝国轰然脆断。老康看到了他们当年打压的伟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重新开始被本族和世界纪念,看见杰出作家索尔仁尼琴终于流亡归来……他从这一巨变中,重新获得了信念的力量。数日之间,一气呵成了他十几万字的著名篇章——《俄罗斯的启示》。

这种诗体政论文,是老康特别得心应手的一种文体,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他是运用得最好的一个学者。他那一代人,从小深受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浸淫,从少年的膜拜到青春的反思,再到八九之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如此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老康认为,厘清了俄罗斯的问题和道路,不难为中国的未来方向,找到最有价值的启示。

他在本文中说——20世纪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用以解决诗人与帝国、权力与精神独立这永恒的俄罗斯矛盾。需要申明的是,本文中“诗人”一词,泛指以语言文字创造精神价值的劳动者;“帝国”一词,指对精神自由采取镇压方式的国家。这次世纪性和世界性的诗人聚会,及其对帝国首都的精神入侵,标志着诗歌意志的历史性胜利——诗人与帝国、精神独立与权力的永恒矛盾,第一次由前者来判定关系规则,第一次不是用暴力而是以词语来判别善恶是非。

老康从苏联的瓦解,从俄罗斯人对本族诗人的重新纪念中发现——一个民族的历史永远取决于那个民族对自己处境的正确认识,对自己命运有想象力、有勇气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和命运最终是民族主观精神自我显示的结果。而诗人作为民族意识、记忆和灵魂的最敏慧的触角,负有特殊的使命。尤其是在邪恶泛滥、普遍沉沦的时代,诗人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用艺术拯救世界的天职。

他用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警告统治者们——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

老康自我鼓励地说——诗人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生命和精神的纽带,是人类在苦难和困境中如何辨识和寻找希望的候鸟,是见证、回音、安慰和预告的使徒。

老康在幽居避难的自我流放之途中,深刻地研究邻国的历史,思索着本国的道路。一个从未去过俄罗斯的人,竟然对他们每个历史人名,事件和时间,地点和思想的来龙去脉,无不如数家珍。十多年后,他被凤凰卫视邀请在北大,作《俄罗斯的道路》、《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这些精妙无比的演讲时,几乎所有的观众都为他的记忆力和深邃思想所折服。

他和我曾去拜访百岁老人周有光先生,周老问他,何以对俄罗斯问题情有独钟。老康回答——九十年前,我们以俄为师,乃至于走成今天这样一个如此怪胎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何不继续以俄为师呢?他们在弥赛亚精神的感召下,所能打碎和鄙弃的乌托邦理想,难道不是我们未来的方向吗?

周老默然点头,似乎理解了老康的深心所在……

十二

在江氏最初当国的三年里,中国曾经差点重返文革前的闭关锁国。连决定其大位的大佬们也看不下去,这才有了1992年的南巡示警。这艘倾危的巨轮才得以拨正一点方向,再次攫取将近三十年的改革红利。

被流行歌曲颂为“那是一个春天”的年份,各地对两年前的那次大逮捕的行动开始松弛。至于通缉还未归案的分子,基本不再刻意追究,除非你还在继续为敌。各省市的宣传部门,都开始渲染“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主题,急需大量文宣作品,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

老康的同学张鲁,那时已经是重庆电视台的部门负责人。他找到蛰居的老康,请他低调出山,策划并撰写政论片《大道》。老康厚积薄发,洋洋洒洒挥笔立就八集,只能以儿子的名字署名。1993年,五集版《大道》很快完成,在重庆台播出。这是继《河殇》之后中国最好的政论片,重新唤起人们八九之前的思考。

因为电视台邀请薄一波题名,薄在看过文本之后要求召见作者,老康这才不得不浮出水面。这是他唯一一次进入中南海,四个小时的晤谈里,薄家的三个公子当时还只是旁听者。而另一位大佬汪道涵,在看过该片之后,也曾专程请老康赴京对话。汪那时是负责两岸工作的,听了老康对台海问题的看法,立即邀请他将《大道》被删除的三集,重新要央视制作为《大统一》播出。

在坊间传闻里,汪道涵一直是作为江氏的帝师存在的。他算是识材之人,能于风尘之中辨物色。他对老康的高看,算是能超越体制之藩篱的。后来他听秘书说,老康还在通缉名单上。他立刻给重庆领导电话,最后总算是在1995年,暂时解除了老康的头顶之剑。我在老康的书房,也曾见过汪的书法题赠;在那个年代,大抵还能起到一点门神驱邪的作用。

《大道》的化名出炉,确实一定程度改变了老康的环境,为他赢得了他创作的黄金十年。评论界认为该片——气象恢弘,思想深邃,探讨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极富历史纵深与世界格局。堪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至今仍未过时。

也正是在此之后,他带着身边的几个老兄弟,与数家电视台合作。先后拍摄了前述许多著名电视系列专题片,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瞩目。老康本人,也才开始重新跃入媒体和公共视野,为知识精英界敬重。

我一直认为,王康是当代康梁一类人物,他的文章我亦誉之为“康梁体”的再传。可惜他一辈子撰文几百万字,却至今没有正式出版一部。除开长期打压的原因之外,也由于他太过热心社会活动,很难真正沉心下来专注于著书立说。

他的文风和话锋都非常凌厉,高屋建瓴,大气磅礴。其文字功夫古雅华丽,势若怒海,滔滔不绝。各种话题涉猎极广,挥手立就。直到他六十大寿时,哥们老毛才帮他选编一册《俄罗斯启示》,私刻行世,他让我和余世存弁言于前。算是给这凉薄的人间,留下了一份温酒的纪念。

十三

老康成为公共人物之后,难免会收到各种会议的邀请。他是那种任何时候都横来直去的人,坚守自己的思考,绝不迎合主办方的喜好。哪怕是曾经的好友,组织的关于新儒学——王道政治的研讨会。他作为唐君毅的外甥,人皆以为他会是这种所谓“儒家宪政论”的呼应者。然而他却大放横炮,彻底否定儒学对现代政治的可能价值,其政治立场已经基本是西化的自由宪政派。

2011年,是钱学森诞生一百周年的庆典,有关方面饶有兴趣地邀请他来北京与会。义愤填膺的老康不仅不给面子,还专门撰写了一篇长文,发给召集者,狠狠地批判了钱氏的所谓道德学问。

他首先从钱氏的同行——爱因斯坦说起。他说:爱因斯坦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景仰,是他对人类文明事业与世界和平的终身关切。1932年,爱因斯坦致信墨索里尼政府教育部长罗各,告诫“墨索里尼先生不要对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进行侮辱”。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1955年回国被重用时,正是毛泽东将成百上千无辜中国文人投入监狱的岁月,他是否知道并规劝。

爱因斯坦因为参加过研制原子弹,而终身被责任感所苦恼。我不知道钱学森先生被称为“中国导弹之父”,作何感想。1957年毛泽东召见钱氏时,他禀报了有关“工程控制论”后,立即表示自己的理论“十分浅薄”,请毛指正。很难设想,爱因斯坦会以这样的自辱之辞向罗斯福表示谦逊。钱对完全不懂任何自然科学的毛泽东作如此卑贱的表态,即使在三十年代的德国和意大利也不会发生。

毛泽东曾在不同场合声称中国不仅不怕、而且欢迎第三次世界大战,六亿中国人死掉一半也在所不惜。钱学森不可能不知道毛的类似主张,我不知道他赞成还是反对。但从其工作和行为看,他绝无反对可能性。在1949年以后,西方一切理论,包括物理学都只能沦为权力的工具,钱学森及其工作,证明此论不虚。

中国举国之力发展原子弹氢弹同时,四千余万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死于饥馑。钱学森对此惨剧不可能不清楚。我不知道,在献身于导弹核武器丰功伟业时,钱学森如何平衡他的爱国心。制造几枚要么永远不使用,要么一旦使用就意味着包括全体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共同毁灭的核导弹,与几千万同胞活活饿死之间,孰重孰轻?

一切把世界作为祖国,把人类命运和全球文明与和平,内化为生命体验的伟大科学家,是人类共同的骄傲。但对钱学森副主席,我没有这种感受。我的父母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很小时候,他们在报上看到钱学森那篇关于粮食高产的文章时,我父亲轻声说了两个字:荒唐。我的印象是,他们都是某种大人物,高高在上,与毛泽东周恩来有特殊关系而已。我的爷爷奶奶都在大饥荒的1960年饿死。后来我知道无数老人妇孺死于那个年头,那正是钱学森大力施展其科学才干的时代。我从个人家庭出发,对他不存在任何敬意。

这就是老康的铮铮铁骨,以及对钱氏一类人物的史官之论。或许有此观点的也不乏其人,但能如此掷地有声地公然写出者,当世未闻。

十四

2012年的老康,又莫名其妙地卷入了当代中国的一场大风波。

2月1号的黄昏,他突然接到了那位“神秘朋友”的电话,要他速去他那里。他们在小区的花园漫步,此君极为紧张地给老康预言——重庆很快要出天大的事情……他像是来和老康做最后告别的,他把他所知道的薄王冲突,谷开来杀人等所有内幕,完全告诉了老康,要老康在未来见证他的预言。

在此君匆匆挥别后的2月6号,重庆公安局长逃入成都美领馆。重庆丑闻大爆发,一连串颠覆人们想象的污秽黑暗,被一点点挖掘出来。当然各种谣言谎言和流言,也一时蜂起。一家著名外媒,经人指点前来重庆,找到了老康采访内幕。老康倾其所知,将整个事件的真实来龙去脉和盘托出,顿时天下骇然。

那时薄还在位,有关方面尚在懵逼状态。他们只能警告老康,不要再接受外媒访谈。哪知老康一气之下,直接跑到北京,住在黄哥家里,每天接受多个外媒录像录音。由于他的资讯确非演义,并在之后一一印证,海外一些媒体称之为“爆料人”。重庆有司在电话警告无效之后,直接派人来北京将他请回了山城。

这件事,当时乃至迄今,仍有很多人,包含老康的一些老友,都不是很理解——他为什么非要在此刻站出来,披露这些原本与他八不相干的秘闻。这些甚至涉及夺嫡之争的宫闱烂污,一般来说书生都该避席畏闻最好,以免惹祸上身。但是老康却像身负使命一般“老子到处说”,直至整个事件穿包流脓为止。

我因最早从老康那里与闻此事,曾经为之担惊受怕而诘问过他。他对我的解释是,如果不将内中黑幕公之于众,则此事按彼党惯例,亦可能当做“家务”处理。所谓家奴叛主,按家规而不动国法,党国督抚皆能保住颜面,所有人事皆可暗箱处置。而一旦公之于众,则不仅主仆追责,更重要的是可以彻底终结那时甚嚣尘上的“重庆模式”。

坦率地说,老康当时有些高估了这一事件的历史作用。他甚至将之比拟为林彪出逃的再版。林彪事件确实给了寡头以重击,一定程度上断送了文革的疯狂持续,也唤醒了相当多的人。然而王立军的私奔,虽然置党国于某种尴尬,可能改变了一点十八大后的人事格局,但绝对未能动摇唱红打黑的深厚根基。

在胡温时代落幕的最后一节,薄督在两会时被拿下。然而,老康所期冀的“重庆模式”的终结却并未如愿以偿。温相在最后一次答记者问时,忧心忡忡意味深长地说——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文革还可能死灰复燃。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或者正好算是前总理预言的最好脚注……

十五

十八大之后,老康渐渐看出世道走向的端倪,他决定接受郑义北明的邀请,先去美国看看。那是2013年,老康还认为当前中国有两条路的可能性——一个是向民主宪政转型,一个是向极权帝国转型。中国似乎完全具备建立一个大帝国的条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工业系统和官僚体系强大,反复被强化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中国从来都是大帝国的温床,从秦到清都是帝国形态。毛泽东政权也是个现代帝国的形态,甚至当代中国帝国形态的基本元素仍然存在。

当新左和战狼开始流行时,老康很早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险。他说:现在全球化的时代,西方世界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危机。这从另一方面刺激中国的领导者们,想要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的心理需求。21世纪以来,中国公开兴起的一种新的国家主义学说,或者叫国家主义利维坦。我非常担忧,这种新左思潮融入到我们的国家权力机构里面去了。这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30年代,徘徊在第三帝国上空的那些理论大师们,那些偏执癫狂的天才们的言论。因为帝国的教训,尤其是第三帝国的教训,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中国的殷鉴。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斯大林主义的苏联解体了,苏联七十多年血流成河的历史过去了,但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最大的一个变种,第二个轴心时代最邪恶最怪异也最强悍的版本——毛主义远远还没有成为历史僵尸。“冷战”甚至“内战”,从思维到制度,在中国都还有很深的土壤。

关于对两岸华族内战的忧思,老康是贯之始终的。他大舅的坟茔还在台北,他对民国的惋惜以及对此岸无底线的提防,都促使他期冀和平统一。这可以说是他书生情怀的大梦,也可以视为是他对儒学大一统的执念。他也许并未深入了解彼岛的民心,因此也才有这一局限。他平生念兹在兹的国共重返谈判的幽梦,虽有习马会的新加坡初聚;但历史最终或将揭示,这一切都是枉抛心力……

但老康对此岸先知般的动向判断,可谓是洞若观火的。近年来的帝国梦,死灰复燃于这焦灼的大地上。我们不知道那些狂悖的人民,今夜将被带向哪里。不知道老康们曾经如此深爱的文化江山,最终要被怎样涂炭。老康只能拂袖而去了,在他一直敬重的国土上,老眼泪枯地坐视这无可挽救的沦陷。当年孔夫子曾浩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最后垂老投荒的绝望中,老康也许在这一步上,实现了老宗师的遗梦。

十六

在我看来,老康是那种天生自赋使命的人。他的家学和异秉,使他少年开始就博闻强识,不与人群。他对社会和政治的全部兴趣,来自于他切身的痛感。他具备领导者的魅力,却并非革命家的主张。他曾经心心念念谋求的是对恶世的改造,但他的清高傲慢,又驱使他远离体制,不屑于俯首当朝。

前文所叙他的那些鸿图谋划,有书斋型学者目之为痴心妄念,有小人类论者嘲之为想当国师。其实,这些非议都是低看了老康的志趣。老康不是坐而论道的人,对权利和生荣更视为粪土。他内心深处,是怀揣着庄子所谓的“素王之道”的。何谓素王,郭象注解曰——有其道为天下所归,而无其爵者,所谓素王自贵也。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是想要做一个驯服君王霸主的人。

他在评价余英时先生时说——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有一种基本的冲突和矛盾,或者一种基本分野,即世俗的专制权力和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冲突。具体而言,即是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所代表的世俗专制权力,和孔子到现在一直延续到余英时先生,所代表的超越性的精神谱系之间的冲突。

他认为余先生是这个精神谱系最新一名托命人——这个谱系无疑是从孔孟老庄开始,其基本使命就是维护这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代表这个社会的基本良知。他们就是“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要澄清天下,要明道救世。而事实上,老康这番话,也是一种夫子自道,或者说是自我期许。

他眼中的陈寅恪先生——不是普通的文化遗民,也不是附着强烈政治色素的前朝遗老。而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中,最大意外和最深浩劫里,以身殉道的伟大文化护法者。千载以后,典型犹存。我理解的老康,也正是这样的狂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也。至于身后是非,那就任由历史评说吧。

我为老康六十寿所撰文,其中亦说道——王朝如鼎,乃有形之礼器;文化如谷,乃形上之道法。鼎覆则礼失,子曰求诸野,乃因道藏于野。野有遗贤,传承大道;如燧如薪,烛照长夜。古之巢由夷齐,老庄墨屈,皆负命怀道而不苟合于当世者。若辈或处或奔,髡首跣足于棘野荆谷;日暮途穷而不弃,斧钺加身而无悔;以一生萧条而延吾族千秋道脉,诚万古圣贤耳。

老康特别心仪的俄罗斯作家别尔嘉耶夫曾说:我名气非常大,但是只有一个国家不了解我,那就是我的祖国——俄国。

老康说——这位俄国二十世纪的赫尔岑,虽然炽烈地爱俄国,但他绝不能接受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更不能接受俄罗斯共产极权主义和帝国意识。他认为他自己和俄罗斯的唯一出路,就是渴望真理。他们唯一的希望是,把自己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用爱对抗恨,以自由对抗暴政。

老康谈到的这些人物,无一不是对他自己心志的表达。他在给拙著一书的序言中强调——中国不是沒有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从而为天下最大生命-文明共同体,保留一线生机的志士仁人。在通往历史破晓时分的漫长路途上,刘宾雁、方励之、李慎之、顾准、何家栋们,以及來自民国时代的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们,都竭尽心力于中国精神的再造重建。

当此颓世,精神重建,是信念也是狂念。若吾土吾族,连最后一代狂士也不能容留;只剩下乡愿犬儒,那它也真是亡有余辜了。

十七

我与老康相交甚晚,然亦相知甚深。他笔下我们的不期而遇是这样——那是一个黯淡萧索的秋夜。如同赫尔岑当年在彼得堡沙龙打量恰达耶夫一样,我也在北京著名的黃门宴上发现了野夫。

他说我在精英云集的京城显得与众不同,像一個忧郁的感叹号。——这个比喻让我哑然失笑。他接着写我——他時常把激情深藏于冷峻面孔之下,像天空收敛在黑夜后面,接著敘述只有他才能敘述的故事,然后再度沉默。他那面无表情的脸庞,直射过來的目光,他那略帶嘲讽的忧郁神情,使所有在场者都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野夫,可以调侃不可冒犯的男子汉。野夫蜷偎冷墙凭栏铁窗之际,我也望门投止于亡途。那场辐辏九洲并波及寰球的风雨,一代人的命运为之改观;我和野夫与有荣焉。……野夫绝非轻狂之士,他的性格偏于沉郁孤高,人生意趣趋于逍遥隐逸和诗性。

作为真正的男人,都是私心渴慕真正的知己的。他对我的评点,既有同病相怜,也有惺惺相惜。杯酒订交之后,我们很快莫逆于心。我曾经两个大年初一和他共度,在他那逼仄的书房兼公司,他破衣烂衫端着被狗咬伤的一只手,给我亲烹酒菜。我们几乎是无话不说的,对于历史与时局,对于公共人物和事件,他浩如烟海的知识量,让我顿觉云泥之隔。

他是大都会的书香子,我是乡野间的纨绔儿。虽有同年入科之旧,但岁齿上则差一轮。我视之亦师亦友,他对我则是寄望甚多。他是那种百科全书派的民间学人,学问之外,美术音乐书法影像的修为,也是不同凡响。他为郑义兄《金棕榈》一文所制作的影像音乐史诗,每次放映,那真是满座重闻皆掩泣。

他的生活简单之极,箪食瓢饮,蓬首囚面。但做事之时,却又极为讲究仪式感。论语所说的博之以文,约之以礼,他是一直守着这样的古风的。他之所以在很多大事上实操实干,乃因他一直乐观勇毅。

他坚信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他提示我——布哈林曾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个人、政党、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受世界法庭的审判。野夫,在你通向中国历史破晓的大荒之途上,砂砾要变成金玉,铁蒺藜会绽放成鮮花。腐恶不堪的大地,必将出落成一个万象更新的世界……

十八

站在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王康是当代民间思想界不可或缺的主将之一。但放在世俗生活中来评价,借用迅翁的话说,他当然是——有缺点的战士。我不是那种为逝者讳的朋友,秉着友直友谅的古训,我愿藉此悼祭的机会,前来求全责备于他的亡魂。

我过去在写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他——身负奇气,天然耿介;面带霸相,近乎狰狞。首如飞蓬,不掩鹰目之犀利;须似秋茅,凸显铁齿之辛辣。拟古则虬髯公复出,譬外则布哈林再世。曾文正公论相云——少年两道眉,临老一副须。康公两者占尽,确确乎须眉大丈夫也。

何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云:“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亚圣制定的这三项标准,自古对士夫学子来说,都是知易行难的大节。老康一生与富贵无缘,单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他可谓远胜于众人。

但凡要做大丈夫的人,内则愧不能挈妇将雏,外则必不会尽如人意。古人有联曰——真君子利人利己,大丈夫多友多敌。至少后一句,可算是老康平生写照。他是那种不怕得罪敌人,有时也不吝于开罪朋友的人。特立孤愤,白眼率直,放在书中说是美德;放在生活中看,不免会觉得有违人情。我知道有不少对他倾力相助的义人,事后亦难涵容他的瑕疵。最为遗憾者,一些多年追随他的兄弟,竟不乏从此陌路者。

准确地说,他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一个领军人物,但他确实没做好一个江湖大哥。真正的老大,是要更能体谅兄弟们的艰难,更要兑现与子同袍的然诺。老康心性孤傲,脾气暴烈,对多年跟他出生入死的兄弟,多少是有些简慢的。不少跟他指东打西的老哥们,都因为他的一些个性而受伤疏远,我对此深为惋惜。

我见过多次,他一言不合就拍案相向,弄得举座不安。有时若非我按住,几乎要流血五步。难免有同阵营辈嘲之——子若当道,专横必不亚于彼党。老康息怒反省后,他亦是知错之人。他会私信或当众道歉,相逢一笑,各释老怀。

他给一位老友写信自审——我们身上何尝不是带着很多共产党文化。在我看來,李慎之确有豪杰和圣贤气,知识界罕见。刘宾雁也有,更憨厚更天真,类俄国“圣愚”型。……我們都难逃客观世界,留点自我不易。都是政治动物,重庆不能比(北京);但也有不少性情人物,山川河流则北京不能比(重庆)。

老康骨子里是一个诗性的士子,豪雄的袍哥。才情和霸气融于一体,使他无法不魅力洋溢。郁达夫写的“生怕情多累美人”,借以叹息我辈,原是一样的惆怅和愧怍。爱老康的好女子很多,他一介孤贫之士,赢得世间如许的无怨无悔。只能说是钟情者正在吾辈,知己人或多红颜。应该来说,老康骨子里是一个浪漫深情的人。多少男女最后都还念叨他的好,便也能原谅他的负心或粗疏。

人生在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很多时候,兄弟和爱侣多是拿来辜负的。许多人惯将公德私德、公义私谊混而论人,似乎要修到阅尽沧桑,才懂得对历史对人物,都要学会体谅。老康最后的时光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却从未缺少一群朋友。曾经失和的兄弟联名问候,海内外无数人为之伤悼。作为一个男人这样走完自己的古稀一生,幸或不幸,唯有远在天国的老康自己知道。

十九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时,这边的核心要大阅兵,要对世人再次宣称,是彼党领导了那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老康在美国,邀请了许多硕果仅存的援华老兵,也要在华盛顿隆重展出《浩气长流》的复制品。这是对真实历史解释权的公然对抗,是千秋史官精神的喋血坚守。如此添堵的事,这边的有司当然不许。他们托人致电老康,坚决要求取消,否则就再别想重归故里了。

老康从小受的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教育,他认定的真理和道路,生死尚且不顾,况乎去国怀乡之虞。于是,他照常举办,从此也就真的一去不归了。

他最后几年的异国索居,我是略知其千古艰难的。他远观着他真正爱惜的故国,每天上演的各种可耻闹剧,无法不忧心如焚肝肠寸断。他给朋友写信说——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两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亚细亚专制传统,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统和法统基础。中国转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黄种人罗马帝国的前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巨型国家利维坦,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可能。自由与专制在中国的较量,还停留在欧洲中世纪和俄国十九世纪初的历史水准。

他甚至也不理解——中国本来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国式亚洲式的宪政之路。问题在于,1989到1991年两三年间,苏联解体,柏林墙坍塌、冷战终结,为何同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不仅没有顺乎世界潮流而动,其专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苏联帝国在现代中国又借尸还魂了。这恐怕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无法回避的最大历史叩问。

他最后还想指出——无数教训表明,任何外来文明,即使对中国充满善意,其价值确实为中国所亟需,也应该适合于中国人的道德生命与历史愿望。我最担心的是,俄国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重新结盟;并借助中国二十年间聚敛的世界性红利,重建欧亚共产极权主义,这将是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金帐汗帝国,曾在近两个半世纪间大大强化了俄罗斯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深深地带有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烙印,这一沉重历史遗产,在20世纪可悲而分外诡异地回馈给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魂灵。

他在重病中,非常冷静明晰地望见恐惧的未来——全球化普世伦理和国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远未形成之际,世界重新陷入又一轮意识形态冷战的现实危险性已然浮出。中国正在显示并推销的模式、道路、旗帜,以巨大财富为后盾,一旦投合俄国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历史需求,甚至将十月革命的遗产重新奉送给其发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轴心同盟就会以某种形态出现于世。

这些先知般的预言,我们当然谁也不愿成真。但是对照今日之世界,正在一步一步滑向的深渊,许多人都绝望地感到束手无策,只能分担其最后的恶果。

二十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老康并非真正“逝将去汝,适彼乐土”的人,他当然对故国是爱恨倍增的。他说流亡者为乡愁折磨,少数人认他乡为故土。个別好汉则把整个现实世界看成废墟,宁与亡灵为伍。

那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去看他,同时也见到心仪已久的郑义孔捷生陈奎德几位流亡多年的老哥。这些早在八十年代就名满天下的人,独守着他乡的清贫和志节,依旧义不食周粟。郑义兄去山边采回大把的蕨菜——这就是古诗中的薇啊,用自制的腊肉为我们煎炒。老康在一边背诵诗经——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飢。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后来他给我写信说——还有比这更优美的《诗经》教学吗?不流亡者,打死也做不出这道菜来。那是我唯一一次赴美,他们带着我们去了很多纪念地。老康后来给我写了一首长诗,其中一些诗句是这样哀伤而乐观——

通体洁白的宾夕法尼亚纪念碑,胜利女神,

这是极乐与深悲的青铜,谁为你热泪长流?

上帝选民,犹太人,你的迦南在何处?

应许永难实现,20世纪的回答是奧斯威辛!

无言的屈辱,我们的劫难沒有对称,它们沒有姓名。

把金棕榈献给自由,我們今天都是你的一员。

自由女神举起火炬宣告:自由高于一切!

于是我們以自由的名义自由行动。

分手的时刻到了,我们坚持自由的流亡,

你們继续不流亡的自由,直到自由君临,如春风凯旋……

但是只有我知道,当日英雄渐白头,剩下的只是逐一的送别了。而我近年来更深的绝望是——此族不值得获救,深罪奇耻,也永难救赎。老康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受洗,带着儒学与基督的共荣大同之梦,还想为吾土推开一扇窗户。我愿他结束尘世的磨难,最终在神怀获得安宁。

而我辈,还将在他预告的灾年里,继续无望地挣扎于泥途。我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重洋远隔,我无能送他最后一程。这篇两万字的祭文,借以解释世间对他的一些误会,以全我和他苦海共渡的道义。当一切都归于尘土之后,我唯相信,这世上还有关于我辈的耳语,会一直在民间隐约传说……

王康兄归天20日,2020年6月17日于清迈

——《光》传媒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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