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65,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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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粮”是怎样征集的(四)

为了征集到粮食,苏维埃领导人号召布尔什维克党员到农村把具有革命性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采取强硬措施对付农村资产阶级——富农。闻一在他的书中,对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叙述如下:

1918年6月11日,全俄中央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瞿鲁巴提交的《关于组织贫苦农民和对贫苦农民的供应》法令。

这一法令开宗明义讲的就是对贫农的组织,详细规定了农村贫农委员会的组织办法:“应在一切地方建立乡和村的农村贫农委员会,由地方苏维埃组织,一定要有粮食机构的参加并且要在粮食人民委员部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总领导之下。”法令赋予贫农委员会很大的权限:“一、负责分配粮食、生活必需品和农业机具;二、帮助地方粮食机构从富农和富户手中剥夺余粮。

关于贫农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法令规定得很明确:“除确系拥有余粮和其他食品、工商机构、使用雇工和雇佣劳动的富农和富户外,所有农村居民,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选举或被选入乡和村的贫苦农民委员会。”……这一规定是列宁亲自加以修改的。这一改动明显表露出列宁对组建贫农委员会的双重担心: 一是担心城市工人和由他们组成的武装征粮队不能在农村立足;二是担心布尔什维克不能在贫农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列宁对条款的改动无疑会在这两方面取得明显效果。但是,这种特殊规定也产生了列宁没有考虑到的后果。任何外乡人都可以成为农村贫农委员会的成员,这一规定一方面为外来者,诸如征粮队的工人、部队士兵加入贫农委员会预先设计好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那些外来的形形色色的“谋食者”、“牟利者”提供了混杂于“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大环境。于是,工人拥入农村,“谋食者”、“牟利者”也混入农村,最终导致参与剥夺富农余粮的“贫苦农民”纷至沓来,鱼龙混杂。

6月11日法令的第二部分,对征集到的余粮的分配作了相似的规定,还规定了在地方苏维埃和相应的粮食机构的同意下对参与剥夺富农粮食的贫农的奖励细则。

……在法令中,只是规定对帮助收集粮食的“贫苦农民”有奖励,但没有规定可以将剥夺来的粮食私分给“贫苦农民”。但在一系列的乡村,“贫苦农民委员会”私自将“奖励”变为私分征集来的粮食。凡是举报某村民有余粮者,可以得到被剥夺者粮食的半数,这在农村几乎乎成为定例。在此期间,在坦波夫省的乌斯曼县总计剥夺了六千普特粮食,而三千普特归“贫苦农民委员会”。然而,列宁对超越了法令规定的这种奖励却给予了热烈赞颂:“我说,即使有人向我证明,到现在为止俄国还只有一个这样的征粮队,我还是要说,苏维埃政权起了自己的作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征粮队!”

的确,“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征粮队”!列宁可以为此而自豪。但从文明世界、法治国家、公正社会的角度来看,布尔什维主义孕育出的这个“征粮队”是百分之百的怪胎。从以上所披露的事实来看,任何一个正常国家正常社会都会视之为耻辱,而不是骄傲。将抢夺民间粮食的行为引以为豪,只能证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多么没有廉耻感、羞耻心!

在6月11日法令公布的一个半月,莫斯科市粮食委员会向莫斯科的工人发出了呼吁书:“莫斯科市的工人同志们!可怕的饥荒的日子悬在我们头顶。瞧瞧周围吧,多少凶残的和无情的敌人在包围着我们!他们想用饥饿使你们俯首于他们的沾满了你们鲜血的双脚!中央政府为了获得面包正在采取一切措施。但是富农不想把面包给饥饿的人们。时不等人。应当用武力从富人——富农那里剥夺粮食。所有坚强的、坚定的,不屈服于任何诱惑的并完全遵守纪律的工人同志们,报名参加武装搜查军吧!”类似的呼吁书各地都有。据当年33个省的资料,法令公布之后,陆续出现了31.5万个“贫苦农民委员会”。就“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成员构成来看,年龄在16一59岁之间的本地男性农民只占2.2%,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占0.8%。“贫苦农民委员会”成员数只占农村居民总数的0.5%,党员为0.2%。从这些统计数字不难看出,“贫苦农民委员会”基本上是由外来者组织成的特殊机构,其基本成员是征粮队中的城市工人,被列宁称之为“下乡去拯救千百万劳动群众免于饥饿”并且“没有一点污点的人”。列宁下述的一段话也证实了他对贫农委员会的期望和这种委员会的现实状况:“我相信,如果把坚定的、忠于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派去领导征粮队,他们一定会组织起贫苦农民委员会,并同他们一道,甚至不需使用武力,就能夺得富农的粮食。”

但是,列宁这种“不需使用武力”的预计并没有得以实现。由于征粮队的工人和贫农委员会的成员多数都是外来者,因此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开始征粮的程序几乎成了一种模式: 先由全副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召开全村居民大会,在会上征粮队指定某些人为贫农委员会的成员,而贫农委员会的这些成员就向征粮队报告,同村中谁家有余粮,再就是他们带领征粮队去这些农户家查抄粮食。征粮队挑选贫农委员会的成员是没有定规的,谁来密报农户存粮的情况,谁就是贫苦农民;谁支持这种查抄和剥夺方式,谁就是无产者。而被认定是有余粮者就成了富农,就成了被查抄被剥夺的对象。征粮队鼓励这种查抄和剥夺方法: 告密者愈多,查抄和剥夺得愈多,征粮队的成绩就愈大。在这种查抄和剥夺中,虽有真正的该被查抄和剥夺的富农,但是告密者的私人恩怨不仅使被剥夺者的数量无限增大,而且使农户之间平和的关系瞬间紧张起来,使整个农村的阶级状况尖锐和恶化。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让人大开眼界的“新生事物”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创造性的发挥下纷纷出笼。工人武装征粮队、贫农委员会便是这类劳什子中的出类拔萃者。遗憾的是,这些新生事物虽然从形式上看是“新颖”的,但从普世意义上来看,内容却是丑恶的、令人憎恶的。从上文说的“贫苦农民委员会”所作所为来看,这玩意儿只能用八个字来概括: 胡作非为,无法无天。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革命最显著的特征。这个特征从布尔什维克主义诞生伊始就和布尔什维克党人如影相随,一直走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

6月11日法令一字未提农村的生产问题,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对富农、富户和投机者的“余粮”的剥夺之上。在苏维埃领导人的决策中,认为剥夺了富农的粮食,与富农进行了最后的斗争,苏维埃政权保住了,农村也就得救了,粮食自然就会有了。但在这一剥夺过程中,不仅余粮被剥夺了,不是余粮的“余粮”也被剥夺了,甚至连种子也被剥夺了,耕作的大牲口被宰割了,没有人下地播种,没有人为来年考虑,土地荒芜,生产力遭到破坏,农民和农村的命运难以预料。贫农委员会成了鼓励剥夺的工具,成了名副其实的“十字军讨伐”的新手段,成了一种掌握了贫农委员会实权的武装征粮队的任意惩罚人的工具。

农民的反抗增多了,但苏维埃政权都把它们说成是富农的反抗,是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对于这样的农民反抗的描述常常是这样的:“县苏维埃派遣由80名红军战士组成的队伍去帮助贫农。队伍的任务是解除富农的武装并帮助农民组织贫农委员会。富农派人到各村去散布谣言,说是红军战士是来割青苗、剥夺粮食和马匹的。于是,就煽动起部分农民起来行动。夜里,富农进攻部队,但被红军击败。第二天,召开了群众大会,红军指挥员向农民解释,说这是最凶恶的敌人——富农的挑衅。于是,骚乱者放下了武器,多数人表示支持苏维埃政府。”写这份报告的人同时也承认,在许多乡里都有类似的农民骚动。这期间,全国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的镇压行动使武装征粮队死亡了二千名队员。
在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征粮的过程中,俄国的粮食供应和生产状况进一步恶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依然不乐观: 每人每日供应的面包标准很低,一类的为200克,二类的为150克,三类的为50克。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实际进程中,贫农委员会的行动远远超出了征粮的领域,它迅速膨胀起来的权限使十月革命后的农村发生了巨变。

那么,后来的苏联官方对“贫苦农民委员会”又如何评价呢?请看1971年出版的《苏联CP历史(上)》一书对此的介绍:

1918年6月1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通过了在农村中组织贫农委员会的法令。贫农委员会是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在苏维埃国家体系内建立起来的组织。贫农委员会的工作曾经是1918年夏天和秋天举行的省、县党代表会议的注意中心。差不多所有的农村都建立了有中农参加的贫农委员会。到1918年11月,贫农委员会共有十万多个。

贫农委员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中的据点,它们在没收富农的余粮以及向城市居民和红军供应粮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农民当中重新分配土地,没收富农的牲畜和农具并把它们交给贫农使用等这些工作,都是通过贫农委员会进行的。从富农手里剥夺过来转交给贫农和中农使用的土地共有五千万公顷,这就大大削弱了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但这还不等于消灭了富农阶级。
贫农委员会的建立,意味着农村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苏维埃政权的进一步巩固。贫农委员会把贫农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帮助他们粉碎了富农的反抗,并在把中农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贫农有了家业。农村渐渐中农化。贫农委员会还协助国家动员农村居民补充红军。

贫农委员会促进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农业公社和农民的其他生产联合组织。到1918年底,这种组织已经有1500多个。农村党的支部迅速发展起来,它们把最先进最有觉悟的贫农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来。贫农委员会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在1918年底同乡苏维埃和村苏维埃合并。地方苏维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和意义增长了。

上面的文字充满了苏维埃式的“正能量”: 或者是冠冕堂皇的假大空、语焉不详,遮遮掩掩;或者是竭力表功,指鹿为马,把打家劫舍作为丰功伟绩大肆张扬。这种文过饰非的文风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把伤疤当作奖章四处炫耀。这本苏共党史从头到尾充斥着这种东西,真是谎言和吹牛的集大成杰作。

“贫苦农民委员会”真是如苏共党史所描述的那样“伟光正”吗?我们在闻一先生的著作中已经知晓了一些历史真相,下面让我们再接着看他有关贫农委员会的篇章《无所不包的权力机构》的部分文字:

在1918年6月11日的法令公布以后,武装征粮队开始在北方地区和坦波夫省一带组织贫农委员会。贫农委员会有大村和小村的区别,保存至今的当年的卡累利阿的奥格涅茨省的一份贫农委员会组织条例有着详细的规定。这份条例规定了贫农委员会主席团的职责,就是要逐级向“苏维埃或者粮食委员会报告所有的存粮和计算来年的收成情况”,“每个贫农委员会和城市贫民委员会都应尽可能坚定地将自己的贫苦亲戚组织进委员会中来,并且无论如何不得将富裕农民、富农、小铺老板和买卖人拉进自己的队伍中来”。

一个村里,谁是富农,有多少富农,他们隐藏了多少粮食,隐藏在哪里,如何去剥夺,全由这个贫农委员会说了算。这时,村里原有的“苏维埃”实际上被弃至一边,而贫农委员会只听征粮队的。而且,在组建贫农委员会的过程中都有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插手。确定藏匿余粮的富农和进行查抄都得有担任贫农委员会主席的武装征粮队员说了算,被划成“富农”的人就不得不到处申冤诉屈,还没有走上反抗之路的“富农”到四处上访上告。

(原来这最早的上访上告户源自列宁同志治理下的苏维埃时代呀!难怪这种现象是布尔什维克体制的独特现象。真是源远流长啊!)

关于计算和征粮,情况也是这样。奥格涅茨省的那份组织条例中也写得非常清楚:“第七条 与乡监督委员会一起,计算由粮食委员会所指定的全部粮食;第八条 正确关注所有的粮食和其他生产工具的分配,以保证能在所有需要者中间进行分配;第九条 根据北方省粮食代表会议的指示,计算来年收成的粮食和其他食品。”这些规定表明了一种情况,那就是贫农委员会在计算本村的余粮时,所根据的不是村里的实际情况,而是征粮队和上级粮食部门所指定的“余粮”指标。

计算现有的粮食数量,以便完成征粮队或上级粮食机关下达的征粮指标,而计算来年收成的情况,则是为了预征粮食的需要。征粮队的征粮指标实际上包括了本年和下年度两年的数字。而计算来年的收成,又多是根据下达的指标来定的。这样一种征粮触及了整个农村的基础。贫农委员会在武装征粮队的领导下工作,这就是贫农委员会工作的全部和唯一的基础。首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搞到粮食、越来越多的粮食。有三个革命的“招数”几乎是所有贫农委员会和征粮队都使用的: 一是对不交出余粮的人,就宣布是“富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二是将这些人送上革命法庭,严刑惩处;三是以农民为“人质”,迫使农民迅速交出粮食。问题是,贫农委员会的权力还不仅于此。
贫农委员会还负责查抄地主和寺院的土地财产。他们剥夺和利用地主庄园和寺院中的一切财产。科洛多泽尔斯克乡的贫农委员会就作出了“无限期和无偿利用科洛多泽尔斯克教堂中的做祈祷用的建筑物和圣物”的决定,并且还与具体管理这座教堂的农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在这份协议书中,农民们保证:“我们一定采取一切措施,保证交给我们的财产……不用于,一、敌视苏维埃政权势力的政治集会;二、旨在反苏维埃政权的小册子、书籍、传单和呼吁书的散发和出售;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士或者个别人的传道和讲演等;四、为召集居民来反苏维埃政权而敲钟,为此我们保证服从地方苏维埃关于利用教堂钟的规定。”

布尔什维克连教堂的钟都要管起来,唯恐有人敲钟召集群众反党反政府。临时政府和沙皇政府都不致于这样心虚恐慌吧。人民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以至反对,是民主宪政国家的重要标志,而在布尔什维克体制下却成了严加防范的大逆不道之举。列宁同志叫嚷的无产阶级民主胜于资产阶级民主“百万倍”,这又从何而说起呢?把农民的粮食抢走了还不许人表示不满,这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结果!不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天堂知道了他的最杰出的信徒列宁是这样实践他二老的思想体系后,该是什么心情?

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是一种宗教信徒的话,那么这种宗教教义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橡皮泥,什么原则戒律都不是不可改变的圭臬。列宁对理论问题十分关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指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但是,翻开列宁的著作就可以发现,列宁多次承认自己在决策方面犯了错误。列宁的许多理论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有抵牾的,特别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明显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列宁周围的同伙对列宁思想变化的程度之快常常感到目瞪口呆,他们常常引用列宁的言论却常常遭到列宁的批判,为此他们感到十分委屈和不解。这是因为,不是他们引用列宁的言论引用错了,也不是他们评论错了,更不是他们理解错了,而是列宁的思想发生变化了。列宁的思想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些正统理论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距,于是列宁的思想轨迹便努力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实际相吻合。而列宁的同伙错在他们用列宁昨天说的话来判定今天的事物,这当然与列宁今天的思路相矛盾了。通览列宁的著作就会发现,列宁的思想前后有很多矛盾之处,就像列宁与列宁在论战一样。然而,列宁万变不离自己的战略目标。目标是既定的,实现的方式方法却可以发生变化。列宁服膺马克思主义但绝不拘泥于教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是列宁同志成功的秘诀。一旦是原则、模式、机制、方针、政策、策略、方式方法阻碍了目标的实现,尽管这些东西都是共产主义的金科玉律,列宁同志也会义无反顾地加以抛弃,重新选择能有利于达到目的东西。

列宁同志就是这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而其他人要是像列宁这么做,那就是“修正主义”。

在红色俄国,也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之事发生。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51)

一个老妇人走进克里姆林宫,坚持要见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接见了她,问她有什么需要他帮忙。
“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老妇人说,“发明共产主义的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
“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说。
“怪不得,”老妇人说,“如果是科学家,他会先用老鼠来做实验。”

荀路 2020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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