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中国的自由民主文化应当更加追求“手段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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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反思之四

许章润教授等民主英雄,在今年上半年中国激荡时势中接力式英勇发声,对推动全民政治觉醒进程贡献甚巨。近期,在道德高尚的许章润教授身上发生了“被嫖娼”、“被开除”的天下奇闻,反映出“有关方面”在其智商不足以应对的“专业化时代”的高阶复杂博弈中,正在滑向龌龊不堪、毫无底线的低级人伦层次,实在令人鄙视。

政治斗争需要有所节制,某种绝对不可逾越的红线是必须谨守的。如果为了某种目的或一时急需,就可以无限向下堕落,那么,行事者自身也会成为未来变幻莫测的时局的严重受害者。“处处留一线,民主好相见。”“天下事以不了了之。”“许多想象中的危险并不会真正到来,更大的危险反而来自于你自己的过度反应和为掩一错而生十错。”权力在握者是宣示规则的一方,民间只能因势回应,你以人道文明待我,我必以人道文明回报你;你无限堕落、永不收手,我就会遵循孔子的教诲“以直报怨”。

许章润等批评政治领导人,是在履行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公义批评权本是主权的公民制衡公仆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这也是中国人的传统风俗和习惯法权利,我们不能把实行了268年异族奴役的满清王朝“文字狱”当作真正的中国传统,我们的祖先早在文明鼎盛的唐宋时代,就享有一定程度的程序性和非程序性的批评皇帝和高官的政治权利,更何况到了“家天下”早就彻底结束、人民主权已经成为全民共识的的今天?!对待公义批评,当今政治领导人或高官,必须容忍、不得不容忍,而且更需要以仆人对待主人的虔敬姿态,开放接受之。

在公义批评政治领导人方面,中国人应当继承发扬崇尚直道、直言的文化传统,在宪政民主这一“荡荡大道”上进而更加扩权,尝试更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在涉及任何人的个人隐私(包括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隐私)方面,中国人的言论自由权利似乎需要依照儒家“温良恭俭让”的风俗习惯,有所克减。

这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方面“为当世的尊者讳”!在这个人人都是至尊的主权者的伟大时代,这是“为每一个公民葆光避讳”,对每一个公民的个人隐私互相“礼让”——在真正的法治时代,每一个公民的私人空间都应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城堡。我坚决地主张,不仅对于政治领导人,而且对于任何普通公民,任何公众人物,包括自己政治上的竞争对手,在涉及个人隐私方面,我们都应当保持高度的法律节制和道德节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被公认为宪政框架中的“第四权利”,可以称作是公民个人首要的政治权利,它们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甚至是许多人身权利和经济自由的保障,必须得到充分的实现;但是,具体履行这一权利,不仅有普世的边界约束,而且有基于本国风俗传统的加减。我非常不赞成中国任何地区的任何公民把政治领导人、政治对手、政治竞选者、企业家、艺术家、演员的个人隐私作为公开出版、传扬、丑化、虚构的对象。在这一问题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家和道家传统保守主义者,我的保守主义立场十分鲜明:在不损害他人、依据程序文明解决人际纷争的大前提下,社会应当放开一切,让所有的公民都享有极为充分和极为广阔的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人独立自主的生活方式,你管人家的私生活干什么?

杰佛逊是我十分敬佩的实践和理论皆为上乘的伟大政治家之一,不仅仅包括他起草的《独立宣言》中对“人人生而平等”理念的宣示,而且包括他的主张州权、基层自治和“分区共和体”等深层思想,在我看来,都是推动美国总统由间接选举走向前无古人的全民直选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之一,这些思想理念已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但是,杰佛逊在1800年与亚当斯竞选总统时,先找恶名昭彰的记者编辑在报纸上写文章抹黑现任总统亚当斯,又在与亚当斯公开辩论时,突然发起极富攻击性、贬损性的恶骂,亚当斯愕然,立即还骂,由此开创了一个丑陋全球200年的互相抹黑、谩骂的政治竞选传统。一些学者认为,这是迫使政治人物信息公开透明、个人行为提前守责的有效方式,事实也的确部分如此。但是,不少欧美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竞选活动越来越集中在互相污名化、造势、电视作秀上,导致真假难辨,疑云重重,而真正的政治重心被严重偏移:主权的公民群体,本来最需要知道的是竞选人的施政纲领、个人决断力和高超思想品格。

中国儒家崇尚“揖让而升,下而饮”的君子之争,台湾马英九、蔡英文的竞选风格就颇具这种高贵风范。在我看来,中国未来各级公仆和议员的竞选人,必须是符合我们的同胞对于政治人物的基本期待、既高尚又优雅的绅士和淑女。中国未来的政治竞选,必须经历严格的公共考试(可以没有评分,由主权的选民心中自己打分),以及政纲-决断力宣示辩论等多轮较量,让主权的选民获得尽可能充分的信息,而后有所取舍。中国未来的政治竞选文化,应当是全球各个文明国家的好制度和操作优点的集大成,而又特别富有我们民族作为“礼仪之邦”的精气神。那些有违于“温良恭俭让”和优雅绅士淑女风度的黑恶低俗下流、撕破脸的恶骂和无底线的背后诬陷,以及各种制造疑似或抹黑的竞选方式,都应当通过严密的立法加以严厉限制。我们应该让亿万主权者看到,是两个或多个高尚又优雅的绅士和淑女,是真正的公仆候选人,在严肃而充分地宣示自己的政纲、推销自己的政治领导力。不仅如此,中国宪政民主的“制度文明”各个方面,都需要以新型“礼仪之邦”的“手段文明”来运行之。

2003年以来的中国民主维权运动越走越旺,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运动内部的主要活跃人士绝不搞恶性竞争,我们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或误解,但从未公开叫骂抹黑,许多纷争和“人性恶”都逐渐通过自我道德进化或“用脚投票”而得以无形消化。我们都是中原主流、文明的绅士,在我们民主维权运动内部实际潜存着一个无形的交往规则:绝不接受“为了美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生哲学,凡是不择手段者一旦发现,必定敬而远之或鄙视而远之。我认为,这一交往规则,可以进一步地总结升华为一种自觉的道德理念,这就是:坚守做人红线并更加追求“手段文明”。在我看来,“手段文明”不仅应该成为中国民主维权运动的基本规则伦理之一,而且应当成为未来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全民的基本规则伦理之一。

先行者总是在以行动建立规则。站在历史的关节点的这一代人今天的克制或放纵,很可能影响未来历史二百年。鉴于责任重大,独立民间应当致力于率先践行一种高贵、高尚、良心反思的生活方式。对官方我们可以“边劝边看”,对我们自己,我们不妨可以用一种新型的高尚的公共道德——“手段文明”——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让我们的精神人格向着高贵境界不断攀升。我在全国各地旅行中很高兴地看到,各地公民圈多有这种具有强大道德气场的文明君子,从他们身上,我学习到了不少富有质地的美德、思想、为人处世方式。未来中国的政治希望,不仅在于从事一线探险的仁人志士,而且在于普天下尝试运用自由民主文化自治、自强的公民社会积极公民。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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