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贤斌:血与火的洗礼——我在1989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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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下午的游行结束之后,随着学生情绪的高涨,各高校的一些学生领袖在当天晚上就聚集在一起,决定成立一个非官方的独立的学生组织来领导运动的持续进行,经过商讨,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取名为“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或“高自联”。第二天即4月23日,各个学校又组织成立了“学生自治联合会”,作为“高自联””的下属机构。“高自联”的成立对“八九”民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此北京各高校的行动就有了统一的领导和协调。

这天晚上7点左右,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也在“八百人”大教室成立了,但直到晚上8点我才获知这一消息。当我来到了“八百人”大教室时,我看见里面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教室窗户上都坐着人。好不容易挤到里面时,竞选却已经结束了。如果早来一个小时,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由于情绪激动而登台参加竞选,但由于我早就预感这场运动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我多半不会去参加竞选。“六四”之后,我无数次为自己当初的这种态度感到深深的愧疚与后悔,我一方面希望把运动搞大,一方面却又不想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主义,我要对我的这种自私的行为进行强烈的谴责。正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八九”民运最后才遭受了失败的命运。后来我深刻地吸取了这个教训,在“八九”之后的历次抗争活动中,我再也没有退缩和犹豫过。我认为,虽然我们的个人努力在运动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但也许在某个时候它却会成为压垮专制强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大的“学生自治联合会”最后由7个人组成了,7人当中有两人是我所在的劳动人事学院的学生,一个是88级的马少华,一个是86级的邱军。其中马少华后来与我的关系非常亲密,我们一起在90年代为中国民运做了一些事情。“自治会”成立后,当时就有人说,这些“自治会”的人没有什么能力,许多有水平的人根本就没有跳出来。他们说的也许是事实,但他们不知道,在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中,勇气比能力和水平更重要。早在2000多年前,有人就问过孔子:“三思而行怎么样?”孔子说:“再思可矣。”也就是说,凡事考虑多了就有私心,这是政治投机分子的一个主要行为特征。“八九”民运的最后失败再次证明,普遍的投机主义对运动的伤害是多么严重。所以直到今天,我还要对王丹、马少华们当时的英勇表现表示最崇高的敬意,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过“八九”民运以及后来无数次政治抗争活动的考验后,已逐渐成长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坚力量。

“高自联”和各个学校的“自治会”成立后,校内民主运动马上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各个学校的“自治会”通过募集资金办起了广播站,组织了纠察队,并制作了大量的旗帜和标语,从而将“八九”民运推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从4月24日起,北京各高校都开始罢课了,这是“高自联”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情。那天早上,我很早就来到了教学楼下,看见“自治会”的人正在劝阻有些想上课的同学,同学们基本上都能予以理解,于是我们学校就顺利实现了罢课。与此同时,各个学校的“自治会”又组织队伍到其他学校进行串联游行,4月24日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学生就到人大进行了游行。经过精心准备,4月25日,我们人大的数千名学生也在“自治会”的有序组织下到青年政治学院、首都师大、中央民族学院等学校进行了游行,一场自发的学潮终于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有组织的民主运动。

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在广大学生对民主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的时候,“高自联”应当迅速扩大组织,应当制定、公布自己的行动纲领,并让那些赞成这些纲领的学生加入“高自联”,使“高自联”成为一个像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那样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这样当局镇压这个运动时就会有所忌惮,而且即使镇压了,以后也会有很多人自觉地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六四”之后,“高自联”的学生领袖都受到了通缉、抓捕或被迫流亡,那些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但却没有加入“高自联”的大部分学生很快就屈服于当局的高压淫威之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更要命的是,“六四”之后的20年来,当初那些积极参加运动的人不知都跑到哪里去了,能够矢志不渝、坚持抗争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使得中国民主运动的力量直到今天还非常弱小。所以说,在“八九”民运那么好的条件下,中国民运没有借势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实在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朝鲜。由于学生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强大,中共高层的顽固派对此极为恐惧,于是他们就利用赵紫阳出访之机开始密谋镇压运动,他们决定像1987年那样将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4月25日晚上邓小平发表了一个讲话,他将北京的学潮定性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又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个时候,学校的气氛非常紧张,许多人都在观望“高自联”的态度,而更多的人却对“4•26”社论感到义愤。本来在“4•26”社论发表之前,“北高联”就已经决定组织北京各高校在4月27日进行一次统一大游行,然而在顽固势力磨刀霍霍的嚣张气焰下,年轻的大学生们能经受得起这次考验吗?值得骄傲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广大学生没有被吓倒,各个学校反而在加紧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游行。

实践证明,在每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双方势均力敌,那么胜负的关键往往取决于在危急的关头你是否能顶住对方的压力。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勇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胆小者将被吓死,勇敢者将笑到最后。政治斗争本来就是一种胶着的斗争,你退他就进,你进他就退,如果不是为了大局和长期的战略性考虑,你根本就不能选择软弱和退让,一旦你选择了软弱和退让,那么形势就会急转直下并一泻千里,就像甲午战争中的中国军队一样。幸运的是,在1989年的4月底,我们没有选择软弱和退让,于是我们就在4月27日与专制力量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当然,中共里面的顽固派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定会采取种种手段来破坏我们的预定计划。果然,4月27日早上我们刚起床,就听说北大已经被大批警察包围了。于是校园里议论纷纷,有主张继续游行的,有主张暂停的,但大多数人还是在等待“北高联”的明确指示。然而“北高联”这个时候也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会儿说取消游行,一会儿又说按原计划继续游行。于是人大“自治会”只好自己拿主意,经过短暂研究后终于决定继续游行。开始只有几百人,都是像我这样的积极分子,于是我们就在校园里游行了一圈以壮大我们的力量。直到人数达到2000左右时我们才走出校门,朝北大挺进,准备先去把北大的队伍救出来。但是当我们走到中关村的时候,我们却碰上了北大的游行队伍,原来他们已经成功突围,不知道他们是自己冲出来的还是其他学校的学生救出来的。于是我们人大的队伍立即掉头,朝天安门广场挺进。在之后的游行过程中,我们人大的队伍始终走在最前面,“人大研究生院”的大旗在前面显得格外耀眼。这让人大的学生感到特别扬眉吐气,我们终于在这天以出色的表现彻底甩掉了“第二党校”的恶名。

当游行到北京理工大学附近时,我们却遇到了警察人墙的拦截。我们冲了几次都冲不开,后来一些市民就在警察人墙的的背后与我们配合着冲击,我们才终于突破拦截。北京市民这天表现得相当好,他们不仅与我们一起冲击警察人墙,而且在沿途不断地给我们送水、送雪糕,这让我们非常感动。随着北京理工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语学院等学校的队伍的加入,我们这支游行队伍的阵容就越来越壮大,围观的市民也越来越多,许多市民在窗户上向我们挥手致意。在紫竹院和西直门附近,我们又先后遇到两道警察人墙,由于有了经验,我们很快就冲破了他们的拦截。有人算过,这天我们一共突破了8道警察人墙,最后在长安街上时,警察人墙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轻轻一冲就自动溃散了。在游行之中,我们一会儿喊口号,一会儿唱《国际歌》,情绪一直都非常激昂。到长安街之后,几乎是北京所有高校的队伍都汇入了进来,不少市民也加入其中,几十米宽的长安街上全是游行的人们,前后竟有数公里之长,场面颇为壮观。我一直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今天我还为自己参加过这次伟大的游行而深感自豪。

由于在几次突破警察人墙的拦截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下午4点左右我们才到达天安门广场。到达广场后不久,当局就调来了几十辆军车,车上全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企图对我们进行镇压。但这些军车马上就淹没在人海之中,许多学生爬上了军车,向这些士兵进行演讲和宣传,高喊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口号。不久,这些军车就灰溜溜地开走了,人群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至此,“4•27”大游行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我们离开广场时,路边的市民向我们热烈鼓掌,甚至那些警察也向我们打出“v”型手势,庆祝我们取得了胜利。在广场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又沿着二环路继续游行,直到晚上12点才回到学校。

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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