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路:布尔什维克主义批判(83,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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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再回顾(四)

七月事变使俄国的局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列宁已不能公开进活动了,而且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

列宁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17年7月中旬,他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以下一点暂时请不要告诉别人: 要是有人谋杀了我,就请您出版我的笔记《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还放在斯德哥尔摩)。……我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无论是普列汉诺夫还是考茨基都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不过先要讲好,这一切目前绝对不要告诉别人。”

7月19日,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与此同时,舆论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攻击变本加厉,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要求列宁出庭受审。这时列宁已经隐藏起来了。7月20日,列宁致信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一旦政府发布逮捕我的命令而这一命令又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我就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定的逮捕地点去。”他认为必须争取一个说话的机会,使群众知道事情的真相,而法庭是最好的场合。

列宁是否受审,事关全党命运。7月20晚,在列宁当时匿居的老布尔什维克阿利卢也夫家里,召开了中央委员和党的工作者会议。参加者有列宁、布哈林、斯大林、诺根、奥尔忠尼启则等人。会议对列宁是否出庭受审问题进行了讨论。

诺根认为列宁应该出庭,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辩论。列宁认为临时政府不会进行任何的公开审理。

斯大林的态度暧昧,他说:“关于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回避出席法庭的问题,政权在谁的手里目前还没有明朗化,谁也不能担保他们出庭不会遭到粗暴的迫害。如果法庭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并担保不使用暴力,那又当别论。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执行委员会给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当形势还没有明朗化,当正式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之间的暗斗还在进行时,让同志们出席法庭是根本不必要的。如果领导国家的是一个能够保证我们的同志不受迫害的政权,那么他们就会出庭。”可以看出,斯大林的观点不够鲜明。当时的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难道还“没有明朗化”吗?

第三种意见既反对诺根的出庭方案,也反对斯大林模棱两可的立场。布哈林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以琐碎哲学的态度对待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该不该出庭的问题。什么叫‘讲信用的资产阶级法庭’?难道讲信用的资产阶级法庭就不想杀我们的头吗?”
会议正在辩论时,叶.斯塔索娃来到会场,她说塔夫利达宫谣言四起,纷纷传说列宁是德国间谍。这些话对列宁刺激很大,他坚决表示他要去坐牢。这样,会议又倾向于列宁出庭受审。但为了保证列宁的安全不受威胁,会议委派奥尔忠尼启则和诺根到塔夫利达宫去同全俄中央执委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谈判。谈判表明,列宁如果出庭受审,其安全得不到保证。于是,会议决定列宁不应出庭受审。列宁表示服从会议的决定。

7月26一27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再次确认列宁不去出庭受审。随后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坚决反对列宁到法庭去受审。

8月8日至16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彼得格勒以半公开的形式召开。当时,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被通缉,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被捕,他们都无法参加这次大会。但列宁自始至终都通过中央委员会指派的人同代表大会保持紧密联系。代表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大会指出,只有通过武装起义,推翻资产阶级专政,政权才能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

这次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布哈林、李可夫、捷尔任斯基等人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这样,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中心形成了。大会还宣布,在四月代表会议以后的三个多月,到这次大会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党员人数增加了两倍;党已拥有162个基层组织,24万党员。由此来看,布尔什维克党羽翼已丰,随时准备在俄国掀起滔天巨浪了。

列宁同志在国际共运的圈子里能混到这一步不容易啊!

美国著名哲学社会科学家詹姆斯·伯恩斯在其名著《领袖论》一书中,以《俄国: 职业的领袖》为题,论述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在介绍了1905年俄国革命变革后的形势时,他写道:

大多数革命领导人对这一点没有怀疑。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阶段只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成熟之前,历史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某些社会革命领导人主张跳越这个资本主义阶段,而凭借革命立即通向社会主义阶段。列宁驳斥了这种战略。他指出,声称俄国可以跳越这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胡说八道。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即使根据农民的愿望,将可能得到的所有土地重新分配,也丝毫不会有助于消灭资本主义,而是相反地,将刺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加速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对于列宁和其他革命者来说,在是否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阶段这一点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革命是否会发生?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越广泛、越坚决和越坚定,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就越有把握。……

然而,在之后的年月中,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看来很难说是坚决或坚定的,更不是顺风顺水的。沙皇政府从外部施加的镇压和反沙皇阵营内部的纷争,使得民主革命始终处于低潮。伯恩斯接着写道:

……破坏自由派的领导权是列宁战略的基本点,但是当自由派衰落的时候,革命派的领导人也没有取胜。在那些追捕和放逐仍然在继续的阴郁的年代里,列宁的党爆发了互相倾轧的争吵。列宁的独断作风受到攻击。即使是很少的布尔什维克集团也遭到警察侦探的骚扰。由于自由派和左翼的反对派力量发生了动摇,沙皇制度看来又重新赢得了权力。

看来只有一个更普遍的震动,而不是内部的革命,才有可能推翻沙皇政权。这个震动在1914年开始了。战争爆发时列宁正在(瑞士)度假,他丝毫没有看到世界冲突迫在眉睫的迹象。几年来他一直期待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生一场大战;几年来他也一直期待着这些国家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会超越他们沙文主义的本性,越过烽火燃烧的边界,携起手来,组织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简直难以相信的消息是: 德国议会和其他(国家)议会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投票支持战争!这一激进的爱国主义表现使列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现在他在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交往圈子中成为一个受轻视、失去权威的人物。他失去了好友和盟友;他在1914年几乎受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责难。然而,亚当.乌拉姆却指出,回想起来,“正是他在那些年代里的孤立状态和对他进行的刻毒攻击造就了他在1917年的伟大。”这位传奇式的、专门制造麻烦的独断专行者成为能适应革命最后阶段那种猛烈而暴躁的方式的唯一人选。”战争之前和战争年代的考验更增强了他原有的无比的自信,这使他能够领导和指挥那些围着他转的意志坚强的人们。

在1917年最初的几个星期中,当列宁得知罢工和骚乱遍及俄国以及随后沙皇退位的消息时,他仍被放逐在苏黎世,这些消息使他十分兴奋。旧的政权的确垮台了。最初,列宁看错了形势,他以为革命是由英国和法国大使馆策划的;后来,由于不了解这次大动乱的规模,又害怕沙皇会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并重新获取政权,他急切地想回国。后来由于德国人在政治战中施展的出色技艺,向他提供了著名的所谓“封闭火车”,这样他终于能带着他的“绥靖主义”思想和革命的热忱,回到德国皇帝正在土崩瓦解的敌人的故乡。列宁回到首都,那里正处在骚乱和分裂之中,但也有令人兴奋的自由气氛。政党、集团和派别似乎是不可救药地彼此分裂和从内部发生分裂。列宁不顾人们的反对和怀疑,抛出他的《四月提纲》,这可能是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最惊人的领导行动。他对自由派分子、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毫不让步。对临时政府的攻击必须加强。……

《四月提纲》是列宁坚决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最初步骤,也许是最具决定性的步骤。(这时)他在党的议事机构中的第一把手地位尚未确定;许多对手在革命的不断变动中获得成功。每天都有新的危机、难处理的问题和实际的选择,而每项决定都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进行无休止的雄辩才能做出。列宁的策略不断改变。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准备和促使追随者采取直接的行动以推翻临时政府。七月,当工人和士兵中爆发一次“自发的”行动,威胁到要迫使革命不合时宜地采取行动时,列宁才不得不限制一下革命的趋势。由于人们指责他“拿了了德国人的钱”以及从德国皇帝那里得到免费车票,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不得不隐藏起来;对根本政策的分歧使列宁和他的许多伙伴们分道扬镳。他的老伙伴和老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主张直接采取革命行动是不成熟的和自杀性的行动。即使对托洛茨基,列宁也有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一般来说还是他最亲密的支持者。伊萨克.多伊彻强调指出:“列宁把注意力专门集中在所要达到的目标上,而托洛茨基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目标的政治内容、群众情绪以及争取动摇分子的必要性方面。这些动摇分子有可能响应苏维埃的号召,但却不响应党的号召。”

七月事变后,列宁开始隐居在彼得格勒附近的拉兹里夫湖畔,随后移居到芬兰。

这期间,列宁深刻总结了二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列宁认为:“俄国革命的教训是: 劳动群众要挣脱战争、饥荒和地主资本家奴役的铁钳,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完全决裂,认清他们的叛徒嘴脸,拒绝同资产阶级实行任何妥协,坚决站到革命工人这边来。”

列宁分析了七月事变以来的局势后指出,三种主要的反革命力量已经完全联合起来了。这三种反动力量是立宪民主党、军队集团和黑帮君主派。他们掌握着国家政权。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彻底出卖了革命事业,“使自己的党以及苏维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

根据这种局势,列宁制定了布尔什维克的新策略: 撤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准备进行武装起义。

列宁辩解道,七月事变后革命和平发展的希望破灭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口号,现在再提这个口号就不正确了。这个口号在七月事变以前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苏维埃是由广大自由的即不受任何外力强制的、武装的工人和士兵的代表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强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开辟并保障了整个革命和平向前发展的道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对人民来说,这是一条“最和平痛苦最少”的道路。而七月事变后再提这个口号,就会在客观上使人民对滚入资产阶级阵营的苏维埃产生错觉和幻想,因此必须收回这一口号。

于是列宁作出了新的重大决策: 准备武装起义。列宁的思路是: 要聚集力量,重新组织队伍,并在危机的进程中允许进行真正群众性的全民的武装起义的时候坚决地准备武装起义。但他同时又告诫说,不能搞冒险主义,现在还不能立即举行起义,必须重新组织力量,等待时机。

列宁把二月革命到七月事变这段时期称为一个周期。七月事变后,新的周期开始了,在这个周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烈火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列宁认为,收回这个口号并不等于抛弃苏维埃共和这一新型的国家形式。他说:“在这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现苏维埃,但不是现在的苏维埃,不是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资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

列宁在决策上的出尔反尔,其实是从当时政治力量的对比中作出准确的判断,依据当时政治势力的强弱变化来制定己方的行动方针。在列宁看来,目的是一个,但手段和行动策略却有多种选择。昨天正确的准则,今天未必就正确;同样,今天正确的准则,明天也有可能依据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

7月底,三个立宪民主党人部长和临时政府总理李沃夫辞职。8月6日,俄国第二届联合临时政府组成,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被任命为总理兼陆海军部长。8月7日,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承认该政府有无限的权力,表示积极支持新政府。

但是新政府并无能力解决群众的最迫切的和平、土地和面包问题,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率领部分军队发动叛乱。他场言要解散苏维埃,反对临时政府。实际上,他想实行军事独裁,恢复君主制。

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在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下,率领军队向彼得格勒逼进,并向克伦斯基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首都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克伦斯基下令解除科尔尼洛夫的总司令职务,宣布科尔尼洛夫的行动是反临时政府的叛乱。之后,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集体辞职。
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七月事变后俄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它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9月12日,列宁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写信指出:“科尔尼洛夫

叛乱是事态完全出人意外的(在这个时候,以这种形势,是出人意外的)、简直难以置信的急剧转变。”列宁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任何一次急剧的转变一样,这次转变也要求修改和变更策略。而且和任何一次修改策略一样,这次转变也必须极其慎重,以免陷入无原则的泥坑。”列宁特别提示,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应该支持克伦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就是无原则性。科尔尼洛夫当然要打,但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列宁说:“我们跟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们不支持克伦斯基,而要揭露他的软弱性。这是差别。这个差别相当微妙,但是非常重要,决不能把它忘记。”

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尔什维克党紧急行动,号召人民平息科尔尼洛夫叛乱。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鼓动下拿起武器同叛军进行战斗。新的赤卫队迅速地建立起来了,而叛军内部发生分裂。9月13日,叛乱被平息。

9月12日,列宁在预见到科尔尼洛夫叛乱必然失败的同时,提出叛乱后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应该改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改变同克伦斯基斗争的方式,即向人民说明克伦斯基的软弱和动摇;二是加强向克伦斯基提出一种“局部要求”的鼓动。

科尔尼洛夫叛乱被平息后,俄国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为: 第一,布尔什维克党实力大增,许多工人赤卫队掌握在布尔什维克党手中。第二,9月9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举行特别会议,对执委会主席团表示不信任,主席齐赫泽(孟什维克)等人被迫辞职。9月25日,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党人诺根则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许多地方苏维埃也先后转到布尔什维克党一边。第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立宪民主党人进入政府,临时政府陷入危机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看到俄国又出现了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于是他见风使舵,作出了新的决策:

重提“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且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进行有原则性的妥协。列宁还专门写了《论妥协》一文,对妥协下了一个定义:“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让步,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要求,这在政治上叫作妥协。”列宁策略上的转变表明,和平夺取政权这种方式对于列宁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毕竟谁都愿意花更少的钱买到更多的东西。
列宁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提出的妥协内容是: 布尔什维克党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立即要求将政权转归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不采取革命方式来实现这个要求。

在列宁看来,这是革命和平发展的又一个极好机会。然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拒绝了这个妥协方案。9月14日,临时政府决定成立一个没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五人督政府,克伦斯基任总理和军队最高司令。9月15日,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委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联席会议表示支持新政府。10月8日,仍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的第三届联合临时政府成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拒绝同布尔什维克妥协,使资产阶级右派又一次掌权,终于使革命的和平发展希望彻底破灭。列宁在9月16日失望地指出:“从种种迹象看来,和平发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经过去了。”

综上而论,虽然列宁一心追求的是以最小的政治代价、以最有把握的行动来夺取政权。但在和平夺取政权的希望彻底消失之后,列宁不得不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方式和策略,况且,当时俄国的主客观条件也为布尔什维克党武装夺取政权提供了天时地利加人和的良好条件。

(未完待续)

东欧政治笑话(17)

在社会主义时代,一位波兰人说:“波兰和苏联是邻居。”而一位波兰人说:“你错了。波兰和苏联是兄弟。”前者立即醒悟地说:“哦,对!邻居是可以选择的,兄弟是选择不了的。所以哥哥来拿弟弟的东西是自然的。”

荀路 2020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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