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7)
俄国各界的反思(7)
戈尔巴乔夫认为， “八一九”政变是苏联解体的关键因素。
2.“八一九事件”给叶利钦“犯上作乱”开了道
戈尔巴乔夫说，“改革在我国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在党内和党的领导内部有改革派，它提出了进行改革的历史性倡议。但是，党的成分并不是清一色的。除了改革派(按其实质是社会民主主义派)外，在苏共内部还有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拥护者，以及激进自由派。” 他指责“八一九事件”是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个人的私利而发动的“非法的冒险主义行动，因而是不可原谅的”。他认为这是一场“叛乱”，给“共和国联盟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害，使各共和国开始越来越迅速地脱离中央”。他认为，“八一九事件”破坏了对苏联进行改革的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在与法国记者谈话时又说: “八一九政变给叶利钦开了道。我们已经起草并要在8月20日签署的那项联盟条约已经被取消了。各加盟共和国并没有因此而满足，它们对中央越来越不信任。就在我回到莫斯科后，叶利钦仍在继续颁布与苏联有关的一些法令。我说: ‘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我现在已经回到莫斯科了，应由苏联总统来考虑苏联的问题，而你应该考虑的是俄罗斯的问题。’ 可我这些话都是白说。他已经超越了他的权限。各加盟共和国也作出了反应。我的处境已经变得很难维持了，但我还是建立了一个筹备新联盟条约的委员会。但叶利钦在不断进行暗中活动。叶利钦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达成了协议。最高苏维埃——其86%的代表是CP人，批准了他们的协议。这就是说，他们投票通过了苏联的消亡。为了与戈尔巴乔夫断绝关系，他们出卖了联盟。”
戈尔巴乔夫在其《八月叛乱记》中，对“八一九事件”的教训进行了总结:
在分析这场政变，揭露它的实质的时候，我总是力求弄清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发动了这场政变。看来，问题不仅仅在于选错了人。实际上，我与政变者中的不少人共事多年。看来，问题的实质是双方对改革的最终目标看上去有根本区别。对于改革所导致的结果，这些人无法理解和接受。
八月事件进一步说明，我们推行的民主化和公开性方针不可逆转。通向新生活的大门已经真正被打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意识到自由是最崇高的。
政变破产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社会看清了政变的实质，也奋起保卫我国的民主，把我国的民主看做是世界民主的组成部分。国际社会采取这种立场是顺乎情理的。因为，这些年来苏联坚持“新思维”，奉行以“新思维” 为基础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中，苏联已不再是具有威胁性的国家。国际社会都看到，苏联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人类安全和进步事业创造了必需的条件。
同时，我们还应冷静、客观、现实地看待一切。应当承认，政变者的确有可乘之机。在社会经济领域，我们的确有失误；在改革旧体制方面，也有不少失误。
政变者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指责说社会秩序混乱，政府已无力保障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安全。他们还想利用人民对民族冲突和国家解体所产生的恐慌心理。
政变者还认为，民主力量还没有学会相互团结与合作；认为民主力量各行其事，只会你争我斗。我们当中的确有一些人，尽管目的、信仰相同，却往往拉帮结派，分成不同的政治集团。我不止一次说过，当民主力量相互冲突、相互争斗之日，便是反对改革的人兴风作浪之时。总之，民主力量中确有一些人缺乏对共同事业的责任心和远见卓识。这个评价也完全适用于我本人。
的确，政变者妄图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罪恶阴谋终未得逞。军队站在人民一边。但事件毕竟表明，政变者在未经国家最高立法机构批准的情况下，把坦克开到街上。这个事实说明，我们的政治机制并非一切正常。
如果最高苏维埃及其主席团能挺身而出，坚决制止政变，他们也就不会实施自己的计划了。事件发生后，本应立即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俄罗斯很快这样做了，结果这一举动在挫败政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苏联最高苏维埃却未能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能。
如果8月19日最高苏维埃能及时召开会议，政变也许在初期就被制止了。这就是说，必须建立一种法律机制，以防止类似的事件重演。不管领导最高苏维埃的是多么有威信的人物，都必须建立一种机制，以便在国家处境危险时最高立法机关能毫不迟疑地、迅速地出面干预，捍卫宪法、法制和人权。
苏联最高苏维埃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苏联内阁许多成员在政变中表现得畏缩不前，无所作为，武装力量领导人中有人参与这场政变——对所有这些，作为苏联总统，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我们应该引以为鉴，而且不仅仅限于道德和政治方面，也还包括组织方面。必须对武装力量和护法机关实施可靠的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必须刻不容缓地改组克格勃。
戈尔巴乔夫在阐述了“八一九事件”对苏联解体的推动作用后，又反思了苏联解体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3. 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激进自由派”的阴谋摧毁了苏联
1993年8月，戈尔巴乔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仅仅是三个斯拉夫男人”。他指的是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国当时的领导人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他说，叶利钦由于渴望夺取政权，“伙同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为了入主克里姆林宫，葬送了伟大的苏维埃国家。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精英们之所以迫不及待和咄咄逼人，都是权力欲在作祟；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当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戈氏在2001年8月15日发表的文章中再一次说，1991年秋，“叶利钦与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公开宣布，将会保留联盟，但暗地里却把事情引导到苏联瓦解，最后签订了关于取消联盟的别洛韦日协议。”
戈尔巴乔夫在“八一九事件”十周年之际接受俄新社记者采访时也谈到这一点。下面是他的答记者问:
记者: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签订取消苏联的文件已经十周年了。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某些人，尤其是参加叶利钦别洛韦日班子的那些人，现在都在为自己涂脂抹粉，他们声称，是他们挽救了濒于崩溃的苏联，避免了国内战争惨剧的发生，避免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爆发。那么，在您看来，他们真的使我们保住了什么，还是给自己保住了统治未来俄罗斯国家的地位？1991年夏天，苏联真的要爆发国内战争吗？抑或业已开始的政权更迭过程面临着发生暴乱的危险？
戈尔巴乔夫: 1991年秋天发生了什么？叛乱后确实面临着分裂的真正危险。不过，9月份，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立即着手召集苏联人民代表非常代表大会，建议恢复联盟条约筹备程序并在年底签署联盟条约。
纳扎尔巴耶夫(哈萨克斯坦CP中央第一书记)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最大。直到最后他都在积极参加条约草案的起草工作。顺便说一句，就是哈萨克斯坦认为，联盟条约中应加强联盟中央的权力。这也是纳扎尔巴耶夫为何没有去白俄罗斯的原因: 阴谋家们了解他的立场，不希望他去，他们害怕他不合作。
叶利钦也参加了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9月份，叶利钦还赞成保留联盟国家。而他身边的人却利用他个人的性格、他的弱点，使他对这种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1991年11月14日，叶利钦在电视上发表声明说，联盟将会存在下去。而此时他的文件夹里放着布尔布利斯(俄总统助理)早在10月份就拟好的呈文，题目是《俄罗斯过渡时期的战略》，上面标有“绝密”的字样。
布尔布利斯说，8月份以后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假如事态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代之以我们8月胜利的将是我们的惨败。他接着说，叛乱前俄罗斯与联盟中央进行斗争，这对我们利用各共和国并与它们联合是有利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各共和国要极力保住联盟中央，是想通过它利用俄罗斯的资源来进行它们自己的改革。所以，我们和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他只字未提联盟国家，也没提人们的利益。布尔布利斯呈文所说的是，保留联盟会提高联盟中央的地位，这似乎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换句话说，存在联盟解体的理由并公然鼓动联盟解体。
叶利钦动摇了，玩起了两面手法。到了11月25日，一切都真相大白了。这就是那次叶利钦杀了回马枪，要求修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约草案。我对他们这种做法的表态是: 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认为应该建立改变形式的、但仍是联盟的国家。如果你们反对这一点，那我应该说，我和你们到此为止。我不参加联盟的解体。
叶利钦一伙提出了一份关于新联盟国家的草案(上面写的是: 主权国家联盟……)，我妥协了，我们签署了这份决议。起草新联盟国家条约草案的工作在激烈的斗争中结束。
1991年11月25日叶利钦签署了新联盟条约草案，一周后秘密签署了关于联盟国家解体的《别洛韦日协定》。
我无意粉饰叛乱后苏联的局势。但假如说有人企图削弱联盟中央、妨碍其行使职责，那就是俄罗斯领导人。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自从1990年叶利钦的班子掌权后，俄罗斯领导人就开始执行动摇苏联的政策。
俄罗斯是苏联的主体部分，在人口面积、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俄罗斯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绝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主体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中央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夺权力，对各共和国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1990年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支持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903票赞成，13票反对，9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 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上经济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
戈尔巴乔夫认为: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宣言。紧随这一文件之后，其他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不仅是加盟共和国，也有自治共和国。结果，寻求与立陶宛调解之路告吹”。 长期在俄罗斯的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认为，1990年6月12日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 “1990年6月12日是一个转折的日期，它对后来许多事件有影响，它注定了濒死期及其速度、方式，并迅速地使挑选不同抉择的可能性丧失殆尽。正是在这一天，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绝对多数票赞同其主席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 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11月23日，新联盟条约草案公布，供全民讨论。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明确表示不签署联盟条约，俄罗斯提出了许多保留条件，叶利钦更热衷于与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谈判和签订双边条约。
此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频发，煤矿工人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 “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在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 3月9日，叶利钦发表声明: “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六年，人们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 叶利钦这时已铁了心，要与戈尔巴乔夫和联盟中央对着干！
戈尔巴乔夫在《八月叛乱记》一文中阐述了新联盟的构想:
……争论的焦点是建立什么样的结构，是邦联，联邦，还是联合体？起初，甚至很难提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于是，我又提出了“主权国家联盟”的方案，认为只有这个方案能在主张分裂与主张统一的两种势力之间造成平衡。
我认为，这样的联盟既可以保证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合作，又能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建立新联盟可能有各种方案，但“主权国家联盟”的方案创造了一种途径，既考虑到各主权国家人民的利益，又能解决所有问题。此外，这个方案还找到了联盟整体与部分之间的最佳结合方式。
毫无疑问，新联盟应该建立在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独立与领土完整既是指联盟本身，也包括各共和国。各共和国有加入或退出联盟的自由。
就这样，未完的联盟条约确定了新国家的具体轮廓。在起草条约的过程中，将考虑到八月事件后出现的新情况。新情况之一，就是9月初以后，各方就共和国独立问题迅速达成了谅解，认为共和国独立并不意味着破坏历史形成的相互关系，并不意味着分裂，而是为建立巩固的联盟创立新的基础。在新联盟中，各共和国真正拥有主权，真正独立。
任重道远，俄罗斯发挥着尤其重大的作用。9月10日，我会见了叶利钦。我们讨论了如何尽快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问题。9月16日，有关未来联盟的事成为国务委员会委员们议论的话题。当时，有八个共和国采取了支持的立场，它们是: 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阿塞拜疆、塔吉克和吉尔吉斯。
乌克兰的态度比较复杂。我坚决主张保持乌克兰的现有边界。很难设想乌克兰分离出去。我认为乌克兰在新联盟的组成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坚信，在“主权国家联盟”的框架内，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作为完整联盟的组成部分，应该包括统一的武装力量，对核力量有效的中央控制以及共同的国防政策。这将是各共和国安全和全联盟安全的可靠保障，同时也符合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当然，需要进行重大的军事改革。我们的国防部长一职将由文职官员担任。我们将改变军队的结构，将同各共和国协调一致地裁减军队数额。
未来新联盟的第二个支柱是经济条约。在9月16日召开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我们审议了经济条约草案。
签署经济条约，是当前迫切需要办的事。有这样一个条约，将促进签署联盟条约的进程。在条约中，将把各共和国希望保留统一市场的要求法律化，确定统一经济空间的份额和机制。该条约有利于迅速摆脱经济危机。各共和国派出了全权代表参与制定经济条约的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
现在我们正准备双管齐下，一是准备签署新联盟条约，二是准备建立新经济联盟，两件事都旨在迈向市场经济。
建立新联盟需要做的第三件事，是组建新的联盟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应该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事情已有进展，出现了克服全面危机的可能性。我们的威信比八月事件前更高了。
根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决议成立了若干国家机构，在过渡时期这些机构已经在履行职责。我首先是指国务委员会。国务委员会每月开会不少于两次，就政治和经济问题作出决策。这些决策也将受到有效监督。
由旧联盟各共和国全权代表组成的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是确保履行经济条约的机构。该机构负责制定调整经济的方案，落实经济纲领。
国务委员会和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属于基本政策协调机构。在对基本政策进行协调的前提下，各共和国可以按照各自的计划和方案独立自主地发展。
这就是有关新联盟的基本构想。应当说，建设新联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们正在开创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新阶段。
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新联盟理想很丰满，但这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现实却很骨感。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5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