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8)
俄国各界的反思(8)
戈尔巴乔夫的反思第五部分是:
五、承认自己在改革中犯了错误，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
戈尔巴乔夫承认，在改革问题上他犯了错误。“本来可以用另一种速度改革党和联盟国家，应强调社会计划，强调社会福利问题，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戈氏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失去了人民就意味着失去了主要的社会基础资源，内部就会出现政治上的冒险家和投机者。结果，从1990年春天开始，戈尔巴乔夫的稳健改革派逐渐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派占据上风。党和政府也没有利用解决市场问题的时机解决民生问题。人民一直在等待，可是政府却没能抛弃陈旧的观点，把几十亿的资金都花费在那些已经过时的大项目上。所以戈氏认为，应当使人们的需求、收入与市场保持平衡，让一部分国防企业生产优质民用品。这样的话，人民就会理解叶利钦以及“激进民主派”的做法，也就不会发生(八一九)“叛乱”了。可是当时人们认为，也许叛乱分子是对的，也许他们想使国家保持现状而不致于变得更差。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明白了，这不是他们要走的路。
1996年3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一次谈话中表示要为苏联解体承担责任。他说，“我当时可能是过于自信和太自以为是了。” “我们发起了一场人民对之期望值太高的革命，然而我们没有能向整个社会解释这条道路是艰难的和渐进的。” “我们本来是能够加强市场发展，增强农业部门，使商店里商品充足的。” 他还认为，干部问题也是妨碍改革的因素之一。他说: “应当看到，干部更替工作进展缓慢，如果说正在进行，那么取而代之的同样是那些党的机关工作人员，只是年轻一些。他们贪婪而热烈地掌握着旧方法以及命令和强制的杠杆。”
曾任戈尔巴乔夫总统顾问和新闻发言人的安德烈.格拉乔夫在其《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对戈尔巴乔夫是否负有苏联解体之责任作了如下阐述:
在对戈尔巴乔夫的许许多多指控中，他对其中一条作出了特别痛苦的反应，那就是: 对苏联解体负有责任。这里他坚决地进行了自我辩护，每次都提醒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一直 “死守” 是由于绝对不能同意别洛韦日协议和“阿拉木图峰会”参加者解散苏联的决定，才辞去职务的。即使抛开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别的选择的问题不说，那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 戈尔巴乔夫为联盟奋斗到了最后一刻，而且不仅仅是因为消灭苏联的同时也要取消国家的总统，自然总统的职务也保不住。他曾表示只要能保住“革新的苏联”，他愿意不再谋求担任国家元首的职务。他的这番表白是发自内心的。
不仅仅是主持“帝国瓦解”的可悲前景使他感到压抑: 他致阿拉木图会晤与会者的公开信中所预言的苏联解体将带来的内政方面和国际方面的悲剧性后果，不但全部言中，而且超出了他本人的担心。如今，一个主要的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当初这是否可以避免呢？
今天有人问戈尔巴乔夫苏联是否可以保住时，他的回答果断而坚定: “可以！” 并且进一步明确道: 是以更新了的形式——“真正的联邦”或者“邦联”(附带说说，这可决不是一回事)。不知是否由于这个原因，就连“联盟”这个术语本身他也很喜欢，他甚至更多坚持的不是内容本身，而是词的外形。反正这是他的语汇中的一个词，它使人可以不同过去决裂、不硬性割断在联盟中成长起来的、曾在战争中保卫过联盟的几代人的记忆和爱国主义感情，同时又不会阻挡通往未来、通往理想的欧亚联盟——欧盟当之无愧的伙伴之路。他断言这样的联盟是可行的，并援引了无法反驳的、尽管并不恰当的理由: 如同从未在“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生活过一样，我们也从未在真正的联盟里生活过。咱们就来试一试吧！
那些不共戴天、并从此与他无法分离的、1991年悲剧性事件中的对手兼伙伴，减轻了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捍卫的任务。在可以有各种方案的 “保住联盟不能解散！” 的提法中，正是这些人主动承担起对此作出总结的责任。戈尔巴乔夫当然说得对: 他使之受孕、可以说是他在参加新奥加廖沃进程的试管里一手培育出来的新联盟胎儿，就在出生前夕被八月政变残酷地掐死了。他下面的说法也是对的: 他那被政变分子击碎的水晶般的梦想——主权国家联盟无法破境重圆，其责任完全在“别洛韦日三人帮”和顺从地与之随声附和的各共和国议员身上。
现在看来，在苏联这个专制权力体制下的多民族大国社会环境中，1980年代已然处在不改革等死，而改革是找死的两难尴尬中。但戈尔巴乔夫当时是满怀信心走上这一步的。
戈尔巴乔夫在1995年4月7日召开的“改革: 构想、现实、教训”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回顾过去是为了展望未来》的开幕词，对苏联的改革进行了回顾和反思。他说，他担任总书记时就已经确信必须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彻底改革。早在卫国战争后恢复时期就已经有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赫鲁晓夫的改革是第一次尝试。后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安德罗波夫等人在执政之初都想到了改革。生活需要变化，不自由的状态使生活窒息，政治体制扼杀了一切历史首创精神，人们痛苦地看到，国家在同其他发达国家的竞赛中失掉了自己的阵地。到八十年代中期最有利的无痛苦变革的时机已经丧失，国家明显地走向没落。这是强加给国家的“共产主义”模式的历史性失败。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极权的以宗派命令的方式操纵人民的历史命运，而人民对此已是忍无可忍了。粉饰太平已经不行，应当刻不容缓地进行改革。国家的领导人也都清楚地意识到，只说不做已不能蒙混过关: 社会已孕育着改革，而且改革不能不伴随着痛苦，因为已经错过了时机。勃列日涅夫曾希望借助于科技进步会引入改革机制(这是在1968年)，也未能如愿。这证明，国家需要进行全面彻底的变革，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慎重的结构性改革，要寻找适应经济的方法。
戈尔巴乔夫说，要采取全方位的行动，健全和改革经济，在现代民主原则的基础上重建所有的社会关系及制度体系。这一切都应该在更新我们对社会、对其未来发展的道路及我们周围世界的观点和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与中国不同，苏联当时根本没有选择先做什后做什么的余地，苏联社会已经无法接受这种方法。上述任何一项任务都不能放到未来去做。当然，采取全方位行动并不意味着盲目无序，具体实施的步骤要有一定的逻辑性和连续性。逻辑性具体表现为: 在长期停滞和改革迟缓的条件下，应该首先保证改革有一个有利的环境，要获得人们的信任，用下层公民的积极性来充实上层的首创精神。从这一点出发，一开始就采取了公开性和政治民主化的方针。这一方针立刻产生了巨大的效果，改变了国家的局面。它把大批知识分子吸引到改革方面来，数十年中他们亲身体验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垄断的沉重压力。
经济领域的最初构想是: 在科技进步、国民经济的科技改造及其改革的综合纲领的基础上加速经济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科技结构，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改革。但这一构想在当时的科技文章中就遭到严厉的批评，政治斗争中自不待言。我们并不像现在所描绘的那样蒙昧无知，我们看到了要做什么，并且采取了具体措施，改善人们的社会条件。经济形势甚至迫使我们在政治局内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例如解决连裤袜脱销问题委员会等等。赤字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但预算赤字却被巧妙地掩盖起来，于是我们就把手伸向银行，用透支来弥补赤字。事态发展表明，用治标的办法无法治理好经济，而不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结构性的工艺改革计划就难以实现。在日益尖锐的政治斗争的压力下不得不加速实行政治改革，然后是在联盟范围内更新族际关系。改革之初所表现出的欣喜为批判现实主义所取代，后来又由于改革滞后，没有取得预期的社会成就，使得当局失信于民。政治风暴开始动摇国家的根基，一直闹到反改革的保守势力试图发动叛乱，以终止改革。戈尔巴乔夫说，改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国家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再也没有比改革更明智的选择。他声称，把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结合起来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要求。
安德烈.格拉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以《要紧的是开始！》为题，对戈尔巴乔夫在开始进行改革时的举措如是评价:
戈尔巴乔夫决定去掉列宁时代就已经套在社会头上、斯大林又再次勒紧的恐怖羁绊，并非由于他的天真幼稚或者缺乏经验(尽管独特的共产主义理想主义在这里起了作用)，而是由于他真心诚意地认为: 如果不在政治体制现代化方面采取紧急措施，那么不仅国家的经济、而且整个制度都会面临完全崩溃的威胁。
当然，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们没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也不可能有任何关于政治改革的逐月逐日地安排好的具体计划。他们不得不仓促行事、即兴发挥。还因为善意对待党的新领导人的全国民众期待着某种业绩，就像前来观看魔术表演的观众一样期待出现奇迹。而且是马上出现！ “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现在！” ……尽管戈尔巴乔夫受农民经验的熏陶，喜欢重复“欲速则不达”这样的话，在由他亲自唤起的期望的压力下，他不得不采用试验的办法，也就是犯错误的办法，愈来愈加快前进的速度。
后来，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在改革头几年的严重失误，是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决定严重“滞后”: 一是将党一分为二，换言之，就是将党内具有改革意向的那部分人从官僚主义机关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二是开始按照自己的方案对“经济基础”进行根本的改造。诚然，他没有讲清楚，政治民主化与经济改革之间的间隙的出现，不仅是由于改革首倡者在走向市场经济方面迟迟按兵不动，而是由于他们起初在这个领域干脆是在往后退。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在两年甚至三年的时间里一直认真地转动的，依然是那个“宗派主义和命令主义模式”的手轮。他们希望前任设计的发动机在去掉腐蚀和尘土之后最终能够启动，“船夫曲自己会响起来”。
他们和安德罗波夫一样，相信只需凭着强化纪律和秩序的行政措施、向领导人本身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以及尚未道德沦落的年轻干部的无私热情，即可迫使理论上无可挑剔的社会主义“永动机”卖力地运转。……
除了借自安德罗波夫的整顿劳动纪律的处方而外，再加上承诺企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以及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斯塔夫罗波尔土地上推广提高农村劳动者物质利益的成功经验，结果就出现了“加速”经济发展的纲要。那与其说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改革构想，倒不如说是宣传性的口号。
实际上，除了“加速”，还有什么可以成为过去的停滞时代的对立物，成为他在决定命运的1985年3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关键性概念“勃勃生机”的具体体现呢？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在这个词语的号召性和乐视主义的语调后面，至1987年夏天之前并无任何具体的行动计划。经济领域个别偶然的决定相互之间缺少衔接，而且与日益积极展开的政治过程并不协调。这方面有其简明的例子: 在一周之内，几乎是在同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产生了两个相互抵触的决定: 《关于鼓励个体劳动活动的决定》和《关于同非劳动收入作坚决斗争的决定》。后面这个决定按照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斯大林时代盛极一时的传统，规定了私人住房、温室等等的硬性限额。
那几年通过的各个不同方面的决定，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但其中每一个各自领域的决定以及它们的总和，都是复活气息奄奄的行政命令经济、保持其结构(其中的军事工业过分膨胀)及赖以生存的规律的绝望尝试。
以这种方式来解决戈尔巴乔夫本人在政治局会议上相当准确地诊断出来的经济问题(“全国都在排队；我们始终生活在短缺之中；从载能体到妇女连裤袜都缺；只有军事部门在‘长膘’；工艺上对西方的依赖日益严重”等)是不可能的。总书记抱怨说，为了解决例行的短缺问题，几乎每次都得成立以中央书记为首的委员会啊。勃列日涅夫时期曾经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去“生产”妇女连袜裤；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任务就落到利加乔夫身上，他将自己的办公室变成电话总机房，担任起调度员的角色，在寒冷的1986年冬天向各地分配短缺的燃料。
国家的新领导人不会看不见，他们像是置身于包围圈中的一群狼，想像不出突破体制樊篱的任何办法。戈尔巴乔夫证实道:“起初我们全都沉迷于幻想之中，我们相信可以改善体制的职能。” 既然如此，那就是说应当强迫体制运转。结果，一方面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划清界限，往晚期列宁的方向靠拢并受到新经济政策的鼓舞；一方面是党和国家机关服从党中央的决定，全力以赴地抓国家验收制度，建立了一支监督产品质量的大军，而不是让消费者来起这个作用，并且十分卖力地为新的闻所未闻的行政建筑纪念碑——国家农工综合体挖基坑。
戈尔巴乔夫在坚持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同时，也承认本人在改革中有以下几方面的错误:
一、改革之初错过了不少进行经济改革的时机，后来，1987年通过激进的改革纲领时，面对来自原教旨主义、保守主义以及冒险势力和保守势力的巨大阻力，自己的耐力、毅力和当机立断的能力显得不足。比如，当政府着手进行物价改革时，非常需要通过稳定经济的应急措施，但政府当时面临的却是这样的局面: 全社会都反对这一主张。甚至那些支持并提出物价改革的院士和记者们也都因小小的物质上的不便而成了激烈的反对者，站到了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改革方针的反对立场上。这迫使戈氏公开发誓，没有社会的认可，决不放开和提高物价。正是由于要追求这所谓的公正和收买人心的承诺使我们丧失了速度和时间。这是战略性失误。因为当时人民还相信政府，政府手中还掌握着强大的权力，完全可以进行政治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无痛苦地推进社会经济进程。
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改革的同步性和协调性遭到破坏。事实上，政治斗争、铺天盖地的批判已完全控制了媒体，社会领域乃至经济领域为切实改善人们的生活所做得太少了。
三、对族际问题的尖锐性和在真正联邦的基础上更新联盟国家的必要性估计不足，对导致各共和国掀起主权浪潮、危及国家统一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纵容反改革力量的活动和策略估计不足。
四、最终也没能理解对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结果，党在原教旨主义情绪中越陷越深，而社会上怀着变革情绪的民主力量却活跃起来，这导致党消极退让，自行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戈尔巴乔夫说，正是主观的战术的失误以及任务的客观复杂性使某些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推翻了改革的领导，使事态向另外的方向发展。这样，改革在自身的矛盾中被扼杀了。改革者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未能牢牢控制政权，将社会民主化进程继续下去；未能自然地、无痛苦地解决历史遗留的困难和问题。戈氏说: “应该说，我们的出发点错了。我们认为，现存的社会政治制度可以而且应该改善。我们依然沉浸在我们前辈的幻想中。我指的是赫鲁晓夫和安德罗波夫。……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并认识到，政治制度和其他任何制度一样，经不起如此深刻、过激的革新。只要这种体制感受到自身受到威胁，它就会立即开始反抗，甚至报复。这就是所谓的‘森林效应——上面风声大作，下面寂静无声。改革思想经反复酝酿并形成政治决议，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却被官僚主义的层层行政机构消耗殆尽。地方上根本没有什么变化。我和其他领导在地方巡视的收获都是一样的: 地方上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到1988年我们意识到，不对制度本身进行改革，我们就不能顺利进行改革。从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刻起，我们就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它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是社会民主思想。”
戈尔巴乔夫接着说: “这些经验值得注意，因为它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首先，必须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立场。如果改革不为社会所接受，如果它不迎合业已形成的政治实践，不符合现实、传统、习惯、社会思想倾向、改革的前后联系，不适应文化、社会以及人们的心理状态，改革就不能取得成功。”
看完戈尔巴乔夫对苏联解体的反思，再借用美国《时代报》评论员克里斯托弗.伯特伦的话提出问题: “若是没有戈尔巴乔夫的策略灵活性，若是没有他那种屡屡处于风口浪尖却能化险为夷的‘不倒翁’天赋，苏联帝国能够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解体吗？”
我的回答是: 不能！
安德烈.格拉乔夫在他的书中也提出一个问题: “多亏有了戈尔巴乔夫，充满革命、世界破坏性剧变和世界大战的20世纪，这个阶级对抗、“铁幕”、将欧洲分隔开来的世纪，这个因可能发生酿成世界大难的核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的世纪，比日历规定的期限提前十年宣告结束。这是戈尔巴乔夫所希望、所追求的呢，还是历史并未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就将他列入了伟大改革家的名单？”
这个问题大家见仁见智吧。
(未完待续)
荀路 2021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