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苦难过去以后,不许反思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不会自我反省同样是一种可怕的悲哀。

 开场白:何谓苦难

  苦难,一个沉重的话题。
  什么是苦难?
  我在百度上查到是这样解释的——
  基本解释:
  [pain;sufferings;misery]痛苦和灾难
  详细解释
  1. 苦痛、灾难;艰难困苦。
  南朝 宋颜延之 《秋胡》诗:“有怀谁能已,聊用申苦难。”《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把我撇在此间,教我受此苦难。” 清 唐甄 《潜书·劝学》:“道者,其中无苦难之事,有便安之利。”
  2. 指遭苦痛和灾难。
  萧乾 《斯诺与中国新文艺运动》:“十三年来,斯诺在苦难的中国采访了不少重要人物,经历了不少重要事件。”
  佛曰:吾受天数之坎坷与苦难,道迩成正果也呜呼。

  当我写下这两个字的时候,心情很沉重。按照当今官方的解释,我们这代人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这一代小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新社会,何来苦难?何谓苦难?苦难是1949年以前的事情,是属于那个旧社会的。
  但是,就是这代人,整整六十年了,事实上经历了苦难。这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苦难的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都是走过了这样的六十年,有人会自我陶醉般地说:我这辈子无悔无怨,赶上了好时代。甚至会说,这一切都是党给的,都是党的阳光照耀下取得的。也有人会说:你他妈的胡说八道,既得利益者!我们这辈子从小开始就没有过一天安身日子。于是他们会从小时候的自然灾害讲到“文革”中的遭遇、从上山下乡说到回城后的下岗失业等等。
  经历不同,感受不同,对于什么是苦难的解读肯定不同。于是在有着“知青”符号的一代人里出现了“青春无悔”和“青春有悔”的争论。尤其是在退休的这一刻,作为人生的一个中转站,在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的时候,地位、收入、家庭、子女、财富等客观的因素都会影响着对于苦难的不同理解。“胜利者”,趾高气扬;“失意者”,垂头丧气。所谓的“胜利者”和“失意者”,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定。但是,你很容易从这代人中,找到这两者。还有一些说不明道不白的“中间者”。
  现在,这代人基本上都要退出历史的舞台了。我们该如何给历史留下一些值得记忆的东西呢。电视剧《知青》的播放讲到了苦难。作者说,这是责任!但是争议很大,反对者认为这部电视剧没有真实地讲述苦难。更早的如《孽债》等知青题材的电视剧也或多或少讲到了苦难。当我们回过头去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似乎逃脱不了苦难这两个字。如今,曾经的知青们在“莺歌燕舞”里迎来了六十岁的起步,苦难已经远离了。聚聚会,庆庆集体的生日,成为2012年这代人活动的一个主题。这也是必不可少的,绝对是符合“安定团结”主旋律的。何必去挖过去的伤疤呢?我们是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的,放心!
  我还是有些担忧。
  经常能够看见我们这代人的聚会活动时唱红歌的场景。唱什么歌无可指责。就像重庆的故事一样,关键是不能作为一种对于苦难遗忘的情节。昨天的故事还在延续着,“文革”的阴影还在散发着。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这个国家,还是逃不脱“红太阳”的阴影,还是在延续着看不见但摸的着的“文革”阴影。所以,巴金老人想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其深刻的含义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
  不要以为靠一纸《决议》就天下太平了。况且这些决议本身还是存在时代的缺陷性的,还是在掩饰着一些难见阳光的东西。
  没有真相,哪来真理?没有记忆,哪来反思?
  看见一位知青朋友的一句话:我们承受了苦难,但决不赞美苦难!
  所以,我们需要讲讲苦难。
  言归正传,开始了。

  一、启蒙的苦难

  1、真假难辩?
  当我们在懂事的时候,经历了触目惊心的“文化大革命”。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乾坤颠倒。
  那时,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遭遇了挑战。
  记得戴上红领巾的时候,长辈们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了共产主义,时刻准备着!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祖国是未来是多么美好,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是何等的幸福。人人都巴不得立刻长大,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个个都在渴望要为解放世界上的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出力。都在遗憾自己生不逢时,没有赶上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参加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没有加人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没能够奔赴朝鲜去抗击美国侵略者等等。真是激情在燃烧,理想在发热,似乎我们这些在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一代人才是主宰这个世界上的主人。我们对于伟大领袖的崇敬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圣旨”。那时,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得到一本解放军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
  我记得,那时我的父亲是摘了帽的“右派”,已经在车间里干着体力劳动的活儿。母亲是另外一家厂的车间统计员,据说算“干部”。干部的优点就是得到了一本《毛主席语录》。那天,母亲把这本红色封面的小书带回来的时候,我和弟弟争相阅读。好奇、惊讶、不解、兴奋交织在一起。为家里有了这本“红宝书”骄傲。这本小书在这个世界上发行了将近上万亿册,举世罕见。
  “文革”开始了,展现在面前的一切仿佛在告诉我们,错啦,都错了!
  有一条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有一批反对毛主席的人,有中国的“赫鲁晓夫”。所以,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了。
  正等着要认真复习功课迎接中学升学考试的我们,突然被叫停:不考了!要参加“大革命”了。哇,满世界的惊奇一幕来临了:扫“四旧”了。
  大街上,红卫兵们只要发现那个裤脚小的,一律视为资产阶级,立刻拿来剪刀把人家裤子剪开。哪个路名、店名不符合“革命”的,立即摘除、改名。这是革命了?
  唱着毛主席语录歌的红卫兵们浩浩荡荡地走进里弄,打开某一家的门,张贴着“打倒xxx”的大字报,将这一家里翻个底朝天。说是在查“变天账”、查特务的“地下电台”、查隐藏的金银财宝等等。明白了,这是革命了。
  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就像如今的名牌服装一样紧俏,谁要是穿上一件,绝对是一种“革命”的象征、忠于毛主席的表现。加上手持着一条军用的皮带,哇,革命小将的标准诞生了。懂了,这才像革命了。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要武嘛!”
  等等。
  这样的启蒙教育会造就什么样的接班人呢?
  天知道。
  著名的时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高华先生是毛泽东研究专家,近年因为出版《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书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在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的后记里有着这样一段讲述——
  我是在1961年的南京读小学的,那是一个政治意识畸形发展的年代。从1963年初开始,我对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发生了兴趣,经常躲看她偷偷阅读。我也从那时起,养成了每天读江苏省党报《新华日报》的习惯。可是我对那时的社会状况并不清楚──应该说,除了雷锋、革命先烈、越南、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时我的头脑中并没有任何其它东西,但是到了1963年下半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愈来愈注意《参考消息》和报纸上刊载的有关中苏两党论战的报道。1964年春夏之间,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在苏共二月全会上作的「反华报告」,第一次看到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制造三十年代大恐怖罪行的揭露,以及对毛泽东、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这对于我是一个极大的震动(这份报告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后我长期保留这份《人民日报》)。我开始思考苏斯洛夫报告中所论及的一些词汇:毛泽东是“左倾冒险主义”、“新托洛茨基主义”、“唯意志论”等等(七十年代,我从内部读物才知道,苏斯洛夫是一个顽固的教条主义者。近年出版的俄罗斯资料透露,1964年苏共党内的革新势力利用与中共的论战,削弱了斯大林主义者在苏联的阵地,一度遏制了保守势力复辟的势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守的苏斯洛夫才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了这个报告)。对于这些话,当时我似懂非懂。我联想自己的日常生活,几年前那些饥饿的日子,我随母亲去南京郊外的农场去探望因“右派”问题而被下放劳动的父亲,1963年夏,我已被南京市外语学校录取,却因政审不通过而被拒之门外。不久甚至连小学也讲起“阶级路线”,我因出身问题越来越感到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迎来了1966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学校的号召下,我通读了《毛选》一至四卷,我多次阅读收入《毛选》中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于是我知道了“整风运动”这个词。
  于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了这本令人震撼的书、一本对于红太阳是如何升起的启蒙教育的好书。
  高华教授的经历是我们这代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的一个缩影。不是所有人都有他这样的思考、分析。在苦难面前,这样的思考是何等的宝贵,这样的分析是多么珍贵!
  正因为当时的中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在逐步地觉醒。也许,这才是苦难的一种“财富”。
  但,我们不歌颂苦难。

  2、红色教育
  一位前辈在评论“红太阳”和“大救星”的时候讲过这样一句话:他,一生主张无庸最好,自己却饱读史书,学以致用。
  为此,在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整个中国掀起了批判刘邓自1949年以来的教育路线,即被誉为“十七年刘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恰好,我们就是在这条路线下成长起来的。照此逻辑,这十七年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一点也没有照进中国的学校,都让“修正主义”路线霸占了。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在这条反动路线下教育出来的一代人,在伟大领袖“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下,摇起了“红卫兵”的大旗,成为“文革”的主力军、马前卒、接班人。
  记忆中的十七年,我们那时还小。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走向青年,接受的启蒙教育都是“革命”的、“红色”的。以今天的眼光看,似乎看不出有什么“修正主义”的东西。除了记忆中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那时的教育是苏修逼债造成的),剩下的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读书学习。学生时代充满了美好的回忆,有考试的烦恼、做作业的厌烦、对暑假寒假的盼望、每个学期发到新书的喜悦等等。
  记得那时在如今的上海新客站的边上,原来是一座跨越铁路的桥梁,大家都称之为“旱桥”。老师告诉我们,这是新社会的一项建设成就。没过多久,在旱桥的边上出现了一片新建的居民小区。在那时,这样的水泥机构的住房在上海是绝对属于一流的居住房。于是我们被告知,这里原来叫“番瓜龙”。解放前叫做“滚地龙”,是穷人居住的地方,相当于老北京时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如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翻身了,住进了这样漂亮的新房。一番此情此景的教育,激起了我们对于毛主席、共产党、新社会、无比热爱。后来我问过许多同龄人,都说起过小时候读书时参观“番瓜龙”的事情,都为此写过命题作文的。如此革命的教育、红色的教育在一夜之间都变成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了,令人不解。红黑之间,黑白之间,全凭着伟大领袖的一句话就可以定论了。而这一切在颠倒之后,我们在人生启蒙阶段所接受的教育被粉碎的一无所有!
  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正是一部反映解放前重庆地下党事情的小说《红岩》问世。那时,我们都按耐不住对于革命先辈崇敬的心情,按时收听电台里的连续广播。在我读书的学校里,我的一位老师特别会讲故事。在少先队活动日,《红岩》一书里的片段经过他加工编辑后,一个个精彩的故事我们听得如此如醉。许云峰、江雪琴、成岗、华子良还有徐鹏飞、甫志高等等人物至今难忘。我们还就此表决心,一定不辜负先烈们的期望,长大了要接好革命的班,解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等等。真没想到的是,到了文革开始后,居然被告知作者杨益言、罗广斌都是“叛徒”。被誉为“文革”旗手的江青还说过,重庆的地下党都是坏的,是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路线等等。一下子,“红色”的教育被颠覆了,真的和假的难辩了!我们还能够相信什么?当年井冈山朱毛的会使错了,是毛泽东与林彪的会师?当年在延安的时候是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吹捧起来了,但是又错了,我们被告知刘少奇早在解放前就在“白区”执行了反动的路线?一部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人斗争的历史,从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到刘少奇和邓小平,还有一大批开国功臣们。好像“好人”就剩下了“文革”小组的那些人?天哪,我们真的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搞不明白了。
  在如此混乱的教育中成长的一代,在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过程中必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我们的记忆里,似乎一直处于一种“恐怖”的状态,也就是毛泽东一直在强调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我们被告知,蒋介石在台湾要反攻大陆。蒋匪帮的特务将要渗透到这里了。于是,我们从小就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那些“地、富、反、坏、右”们时刻在妄想变天呢。我的父亲当年是一个右派,我们家理所当然地被居委会作为重点监控的对象。只是那时我还小,啥也不懂,还乐呵呵地与同学们一起去“发现”阶级敌人的“新动向”。
  接着,开始了饥饿。我们被告知“三年自然灾害”的原因是苏联“背信弃义”,卡我们的脖子,要我们还债。为什么买有吃,因为我们的猪肉、蔬菜、水果都要去还债了。我们要坚决与苏修斗争,要使革命的红旗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要相信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战胜眼前的苦难的。尽管是苦难,但是受到的教育却是如此充满激情的革命!
  稍微有点吃的了,生活在逐渐好转起来了,忽然间天下大乱。我们被告知,那些在三年苦难时期出现的自由市场是刘少奇搞得“资本主义道路”。这么多年来,这个国家主席一直在与伟大领袖作对。毛主席英明啊,早就看穿了刘少奇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要紧跟他老人家,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我们这代人的启蒙教育里,一夜之间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摧毁我们心灵深处的是信仰!

  3、不许读书
  小的时候,那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歌声就是在今天唱起来也是充满着童趣的欢乐和对于未来无限的遐想。到了1966年夏天,我们被告知,这是修正主义的歌曲,是靡靡之音!难道世道变了?
  确实变了。世界上除非发生战争,在和平年代里该读书的不许读书了,也就是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我们被轮上了。这代人遭遇不能够读书真是“三生有幸”了。
  在我们小的时候,听过一个叫“高玉宝”的故事,能记得住的是“半夜鸡叫”。这是旧社会的事情,但是书中发出的“我要读书”的这句话至今不忘。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据说是诬陷了一位“善良”的地主,但作者说,这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可惜,到了1966年,我们听到的是停课了,不要读书了——不许读书!男女老少、大人小孩,统统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我们懂事开始,读书时生活的全部。家长们希望我们能够考上一个好的中学。比如,那时我住在上海市闸北区,最好的中学是市北中学。这个学校成为我们心目中精神寄托。我从小就开始打乒乓球,从校队被选拔到区少体校训练。恰好,就是在市北中学内。所以,对于这所学习是向往已久。因为你只要打乒乓球的水平被教练认可,就可以保送进这所中学了。向往归向往,一切在1966年都化为泡影。记得那时闲的无聊的时候到小学里去闲逛,我小学的体育老师还劝我好好练球。他是我打乒乓球的启蒙老师。他常常在那里叹气摇头,我一直是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什么也不明白。现在懂了,这是在忧虑、担心、不解啊!在他的眼里,辛辛苦苦地把我们培养起来,满以为能够出几个冠军,可一夜之间所有人的梦都破碎了。我们小的时候,曾经做过一篇作文,大概是长大了干什么?那时大家都张开了理想的翅膀,什么工程师、科学家、医生、老师等等,似乎未来已经为我们铺展了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就等着咱们去迎接她的到来。突然间,一切都成为泡影。天地间发生的事情是狂热的口号、舞动的皮带、红色的袖章、绿色的服装加上可以不读书的现状。
  我那时是在上海市闸北区浙江北路小学。我们的女校长从一开始就被“打倒”了。那张由她颁发的小学毕业证书,从1966年开始我保存到今天。这是我第一张毕业文凭,从1966年开始一直到1985年。我在20年以后取得了一张大专文凭。期间一直没有读书,确切地说是整个中国都不读书了。这20年中,十年在遥远的边疆“炼红心”、“接受再教育”。面对黄土和蓝天,面对的是无知和迷茫!
  在超出常规,不顾《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开了一个罕见的中共八届十二中扩大的全会,制造了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后,毛泽东决意解决跟随他打到刘少奇的红卫兵们——“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
  由此,世界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拉开了。
  由此,不许读书的苦难落在了我们这代人的身上。
  由此,一代人被赶到了农村和边疆。
  命啊!
  就连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里也不得不承认:“一段时间里,学校关闭、学生停课,文化园地荒芜,科研机构被大量撤销。十年间,高等教育和中专学校少培养几百万专业人才,我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出现了长期空白,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为2·3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人数的近1/4。”
  正如知青作家叶辛在《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文中所言——
  “在我们这整整一代人中,却很少涌现杰出的科学家,为全国人民所知的大化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学者等等。
  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那就是苦难艰辛的生活可以造就作家。而科学家,则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学习、充分地打好基本功才能造就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大规模的轰然而起一涌而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我们国家造成了一代人中的知识断层,1700万青年人都没进学校深造,而是去了广阔天地炼红心,修地球,国家要少培养多多少少人材,各行各业要少多少尖子,少多少发明创造。从整体和全局来说,整个国家的人才断层,使得我们的经济滞后,技术在原地踏步,其结果只能是拉大我们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
  那么,当时为啥不许读书呢?为啥要停课呢?
  首先,我们被告知,以前老师教的东西都是“封、资、修”的那套玩意,都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指导下,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所以,必须进行批判!
  其次,老人家教导我们,不能分数第一,要学会阶级斗争,是一门“主课”。要在大风大浪里去锻炼,不能再课堂里培养“小绵羊”。
  第三,也是最主要的,老人家发出了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搞革命了,还读什么书呀。可以斗校长和老师,可以跑到全国各地去“革命大串联”,可以受到老人家的接见。多好呀,还读什么书呀。
  在我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正在形成之际,受到的启蒙教育就是如此:“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造反有理!”在红太阳的挥手之时,充满了对于解放全人类的一种使命感,抛弃了学校,冲向了社会,卷入了一场人类史上罕见的暴乱之中。当这一切的梦醒来的时候,我们审视自己,感到个个都像活脱脱党卫军的冲锋队!害人又害己啊!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在人生启蒙时的苦难。

  4、英雄倒下
  我们这代人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是在启蒙阶段经历了学习雷锋的运动。我之所以称之为运动,因为这个学习是指令性的、命令式的。不学不行,直到今天。有人告诉我,学习雷锋已经有半个世纪之多了,但是未见我们的社会风气有多大的改观。为什么,因为这是执政者的需要。自己提倡的,但是给人民看见的是大量的腐败在前赴后继,怎么叫老百姓信服?难道学雷锋只是百姓的事情,是为了什么?
  过于尖锐了,还太敏感了。
  还是回到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的宣传教育来说。
  有一位知名的作家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个国家在课本上宣传的东西后来都被证实是假的
  泥塑收租院是假的,
  中美合作所是假的,
  半夜鸡叫是假的,
  刘英俊是假的,
  白毛女是假的,
  邱少云黄继光是假的,
  后来居然连雷锋都是假的,
  那么,这个课本究竟要教学生什么?”
  是不是事实?所谓的正面宣传很少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对于这样的事情,为啥要装聋作哑呢?
  于是关于美国西点军校也学雷锋的故事据说是子虚乌有;说我们小时候崇拜的战斗英雄邱少云,不是那么回事情。是被火烧之前已被燃烧弹击中身亡;最为可悲的是人们得知雷锋的照片大多是事后摆拍的,天啊,这不是在造假嘛!
  我在前文里讲到的《半夜鸡叫》的故事。记得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还以此作为自己参加故事比赛的节目。今天,我看见这样的讲述:
  《半夜鸡叫》主人公周扒皮的原型是周春富,本是辽宁一个普通的地主家庭,祖上闯关东到东北,辛勤劳苦积攒下一点家业。周春富待人温厚,和佃农的关系很好。小说发表后,有人说老周不是那样。高玉宝说:“文学创作的需要嘛。咱们这儿没有,不代表全国其它地方没有。”结果,周春富被这篇小说害得家破人亡。
  是不是真有此事?
  迷茫了,怀疑了,将信将疑了。
  如果说起“老三篇”,我想我们这代人都了解。至今,我的一位同龄人在一次聚会时居然还能够把《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背的滚瓜烂熟。深深的烙印和记忆,是一代人的标志。那时,在所谓的“复课闹革命”时,上的课就是学习“老三篇”。张思德、白求恩、愚公,这三个人物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你如果背不出,这还了得,是对于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轻者挨批,重者挨斗。
  突然,人们看到似乎不是那么回事情。
  我们知道的张思德是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伟大领袖赞扬他“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但是网上有人撰文,说张思德不是在烧炭塌窑而死,而是在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而死的。为什么这种事要让警卫团的人去干?因为加工大烟的事情既要保密,又要保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不会中饱私囊,所以必须安排十分可靠的人去干。据说当时在延安时生产了大烟,为了获取资金。可悲的是制造大烟的人居然成为英雄,那么今天这些贩毒的人呢?简直是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我写下这些,不是肯定这些故事是真实的,没有考证过,没有“官方”的“反击”或者是“辟谣”。但是在网络世界里,这些故事堂而皇之地到处流传,在动摇着我们曾经的信仰。但愿不是真的,但没有人告诉我这是假的。
  那时,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学习雷锋。记忆中就是争先恐后地做好事。大家蜂拥在十字路口等待着“白发苍苍”的老人出现,然后一拥而上去搀扶他(她)过马路,接着就是写在作文本上。大家学着雷锋,开始记起日记。豪言壮语加上点滴“好事”。人人在日记里“自我革命”,抄写着伟大领袖的语录,还张扬着让老师批阅,在同学中炫耀,想着某一天成为雷锋式的人物,可以光祖耀宗。
  在我的心中,雷锋,作为树起的典型,一个经久不衰的英雄,在各个阶段都有着他无比的光辉。
  刚开始学习雷锋的时候,刚刚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我们被告知:要像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等等。雷锋那张手捧毛泽东选集的照片(据说也是事后拍的)早已“深入人心”。可惜,雷锋叔叔过早地因公牺牲了。稍微晚一些,雷锋一定会捧上《毛主席语录》了。“政治领先”、“突出政治”,在林彪的鼓捣下,我们在接受一种愚昧的教育,无限的崇拜、盲目的敬仰、绝对的服从。难道这就是学习英雄的目的?
  就是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期间,雷锋依旧是一个榜样。他不是有一句名言吗: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敌人,在哪里呢?老师、校长、厂长、书记、区长、市长直至部长、政治局的委员、国家主席。当“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自中国的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时候,“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就是无情的批斗、拳头与谩骂、皮鞭与棍棒、高帽子加上大牌子、抄家加上关押等等。难道这就是听毛主席的话,学习英雄的效果?
  写到这里,我的本意绝非是要去否定英雄。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令世人敬佩的英雄。我们的问题是树立起这些英雄的目的是什么?这些英雄的真实性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是不是英雄就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靠着虚假的“加工”,为了达到一种无法公开的目的,加上一些吹捧着的一己私利,这些所谓的英雄总将在历史的延续过程中逐渐被人民遗忘,抛弃!
  那时,英雄就是这样占据了我们的人生观。一生走来,渐渐的是对于虚假的英雄的失望,换来的是一种醒悟。早知如此,何不去发现真正的英雄呢!

  二、饥饿的苦难

  1、饿的记忆
  小时候我住在上海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干净整洁的弄堂是我们儿时玩耍的天地。弄堂的门口有道大铁门,一到晚上就会有专人将它关上。那时的石库门确实有种安全、舒适之感。
  记得我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一天回家突然看见许多人在拆弄堂口的这道大铁门。我不解地问父亲这时为什么?父亲的回答我早已忘记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从老一辈人的口中我听得最多的是“大跃进”三个字。是为了“大跃进”要大炼钢铁,就把好端端的一道大铁门“消灭”了。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从不断披露的史料中得知,这原来是一出荒唐的闹剧。大跃进的后果是三年的大饥饿。
  记忆中最先感到“困难”两个字的事情是在小学时上音乐课,老师叮嘱我们要小心使用音乐课本。用完后还有留给下个年级的同学使用。我们都小心翼翼地打开课本,生怕弄坏了每一页纸张。而发给我们的语文、算术课本都是粗糙黝黑的纸张印刷的。用钢笔写字,墨水会融化。用铅笔写字,粗糙的纸张会将笔尖勾断。因为到了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再也看不见这样的课本,所以对此的记忆特别清晰。那时,我们还小,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我相信当时的老师既是知道原委也是不敢说的。上至庐山上倒霉的彭德怀,下至大大小小的“右倾分子”,摊上你了,足以致你与死地。
  记得那时我最期盼的是父亲的休息日。直到我在十几年后从遥远的云南农场“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第三机床厂后,依旧是每周四为休息日。所以,在少年时期我心中的“节日”就是星期四。为什么呢?因为到了那一天全家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不再是清水一般的菜汤,在面粉里加上发酵粉做的馒头,应该遗弃在地里的卷心菜最外面一层叶子做的“面疙瘩”汤等等。全家围坐在父亲的身边,喜滋滋地可以吃上“计划供应”的肉和鸡蛋、还有原来只是喂猫的小鱼等等。
  金冲及教授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里指出:“饿死人,到一九六零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毛泽东同陈伯达等谈话记录,1961年3月19日)。那时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书中介绍,“从一九六零年五月下旬开始,到九月下旬,政府不得不先后多次削减城镇居民的棉布、粮食、食用油供应标准。对许多商品实行凭证定量供应,有些日用品也凭工业券购买。十一月中旬,又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运动,推荐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代食品,以渡难关。”……“这两年(指1960、1961年)共下降一千三百多万人。”所以,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是啊,前所未有的饥荒啊。
  我们那时还小,还是在中国最大的城市里生活的孩子,已经开始感受到了饥饿。
  每天上午上学的时候,到了第四节课的时候,大家的肚子里早就是唱起了“空城计”。只盼望时间快一点,好立马回家吃饭。至于吃什么已经不敢奢望了,能够填饱肚子就行。那时我们读小学是半天上课,半天由老师组织和指定的学习小组。在弄堂里、石库门的天井里,摆上一块长板,四五个同学围坐在一起做老师上午布置的作业。基本上到了下午三点就各自回家去完了。那时就感到玩不动,因为是饿。只好在家里静等着父母亲快点下班回家,可以吃晚饭了。在父母强有力的管教下,我们都早早地睡觉,生怕晚了一点肚子又要开始饿了。最担心的是半夜饿醒,这一夜就完了。
  而在陆续出版的关于这段时期的记载书籍上,农村实在是太可怕了——人吃人啊!
  我们这代人,饿是一种无法忘却的记忆。至于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也是在1978年以后才逐渐明白。随着史料的不断披露,基本理清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为了阻止狂热,彭德怀倒下了。为了清算狂热,刘少奇早就在预计中的下台。为了“保护”狂热并为它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刘邓的下台是必然的。全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十年的浩劫。
  天啊,真的是无法无天的年代。

  2、立下墓碑
  在《我们的1960年代》(旷晨、潘良著·中国友谊出版社)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1960年,中央对高级干部实行特供的标准如下:1、四副二高:每户每月供应肉1斤、鸡蛋6斤、白糖2斤、甲级烟2条。2、正副部级长:每户每月供应肉4斤、鸡蛋4斤、白糖1斤、甲级烟2条。3、正副局级:每户每月供应肉2斤、白糖1斤、鸡蛋2斤、甲级烟2条。
  在今天看来,这种待遇有点儿不可思议,但如果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切都明白了:1959年——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达到4000万人左右,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饿。
  饿啊,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状况,我们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这样的苦难。
  出来收拾局面的陈云说:“我们目前的困难,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造成的。人是好的,心是好的,就是做错了事。讲清楚了,改正了错误,把工作做好了,人民是会原谅我们的。”
  请求人民的原谅!到了请求原谅?还是“伟大、光荣、正确”吗?至少这个大饥荒的三年用不上,以后的十年文革内乱用不上,还有呢?怎样来原谅这些呢?苍天在问!
  这使我记起了这样一段史实: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3、继续歌颂
  小时候的记忆中印象较深的是父亲经常在点着各种票证,五花八门,看得晕头转向。什么粮票、布票、油票、烟票、肥皂票、火柴票等等。母亲除了要张罗着家里的生活,还为我和弟弟日益增长的个子发愁。那时,我们正在长个子。要不了半年,先前做的衣裤不是显得短了,就是太小了。那句“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至今记忆犹新。这还是艰苦奋斗的一种象征呢,哪像今天比拼的是世界一线品牌。你的衣裤上打上补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穿的三清四落的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大改小,旧翻新。衬衫的领子破了,换一条新的领子又可以混上几年。那时时兴的卡其棉袄,外面旧了,翻个面又成新的了。长裤改为短裤,新发明的“节约领”让你穿上了体面的衬衫。老百姓在苦难中创新和发明了中国穿衣的新潮流,由此度过了那个岁月。
  记得那时购物要凭证,分成大户和小户。大户是指五人以上的家庭。一家只有四人一下只算小户。大户和小户间在购物上有很大区别的。四与五之间,是一个无法确定是否正确的数字。这里没有什么公平、公正,有的只是计划供应的一个标准。
  一次,我们这些曾经的知青聚会,不知是谁无意中讲起了“三年自然灾害”。话题自然就在如何解决饿的问题上展开了。什么吃卷心菜外面的叶子叫做“光荣菜”,那些在今天都留在菜地里的叶子,那时也要凭大户和小户的计划分配的。能够吃上了,是一种幸运。磨豆腐后留下的渣子也作为一个供应的品种。豆腐渣居然可以煎成一个个薄饼,至少可以垫垫肚子。在今日的80后、90后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些人口多的家庭,将一些面粉糊弄一些,做成面糊糊。也有做成一个个疙瘩状的,叫做面疙瘩。且慢,为了节约粮食,还要在里面加上发酵粉。这样,一个个面疙瘩个大溜圆。一口咬上,里面是稀稀落落的空心。还是吃不饱啊!
  我们的讲述是永远无法结束的。这些中国最大城市里的故事是远远不能够与发生在河南、四川、安徽等地农村里的事情相提并论的。苦难的中国啊,在那个年代有多少屈死和饿死的冤魂啊。至今,我们没有对他们有任何祭拜!有的是“一贯正确”,有的是辉煌的多少多少年。难道连这个苦难的三年和后来的十年浩劫也包括在“辉煌”里?
  建党90年,建国60年,我们常说起过这些事情吗?很少,甚至是回避。
  那时,我们得到的教育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克服了三年自然灾害,战胜了苏联修正主义,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痛定思痛,痛定思安。据现在披露的资料看,那时的领导们心里都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谁占的比重最大,谁应该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负有责任!
  在当时,刘少奇等人把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束之高阁,进行了悄悄的改变。他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为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等等。但是伟大领袖则认为,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
  毛泽东坚持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他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面对着刘少奇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代不揭,下一代揭”,“我当国家主席出了这种事”,“现在是非常时期”,“恐怕不能再说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等等;面对着邓拓等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等;一些高中级干部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要为彭德怀平反;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全党开始学《论修养》,毛的反映是“硬着头皮顶住”!
  这就为以后更大的动乱埋下了祸根——毛泽东已经决心要打倒刘少奇!文革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国家的浩劫已经箭在弦上了。
  这时,需要一种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力量。就像许多时候那样,强调所谓的正面宣传,不许暴露“阴暗面”。此时,一个人物占了出来,他就是林彪。他从来没有对于三年大饥荒有一点谴责,好像中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他号召全军学毛选。而领袖给予的回报是毛: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大规模的个人崇拜就此开始上演,直至登峰造极。“毛主席全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谁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和他拼”等等。
  一面是对于领袖的狂热歌颂,一面是对于人民实施“阶级斗争”;一面在极力掩饰大饥荒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苦难,一面要继续歌颂伟大、光荣、正确;一面要人民忍饥缩食,号称是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是无私、无偿地“支援世界革命”等等。
  多少吹鼓手们开始了不要良心的吹捧,留下的许多文字在今天看来令人作呕。
  多少帮凶者肆无忌惮地充当着打手、枪手、刽子手的角色,如今已经被“上书”,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多少正义之士毫无畏惧地仗义执言,不拍坐牢、关押、开除党籍、发配边疆乃至杀头,他们是民族的英雄和脊梁。
  多少老百姓在苦难中挣扎,他们期盼着伟大的党能够带来幸福的生活、安定的生活,直到1978年以后,人们才看到了一丝希望!
  历史就是这样,刘少奇说过,人相食,要上书!
  我们记住了吗???

  4、阶级斗争
  当我们戴着红领巾,在少年先锋队的队旗指引下,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歌曲时,人人都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却没有想到长辈们正在受着“阶级斗争”的煎熬,迎接着没完没了的运动。
  当我们响应党的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争先恐后去做一件件好事的时候,感到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是何等的幸福啊,却没有料到长辈们度日如年般的耽惊受怕,生怕成为“阶级敌人”,殃及子孙。
  那时,我们还小,还不懂事。我们眼中的世界是天真无暇,我们接受的教导是要热爱党、热爱领袖、热爱社会主义。因为是毛主席带领着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救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
  但是,现实似乎并不是这么回事情。安定中孕育着恐惧,平静里有着凶险。
  记得我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晚上在家做作业的时候,经常听见父母亲压低嗓音在悄悄地议论。听见最多的是“四清”两个字。记得母亲说过,她所在的车间里来了一个工作队,专门抓运动的。还把一位资本家拉出来斗争了一下,怪吓人的。父亲那时刚刚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安慰母亲不要紧张。人做得正,不怕鬼敲门!这是我听到父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母亲那时是车间里的统计员,据说算干部。所以,她回到家忙着张罗家里的事情,洗衣做饭。父亲经常为她写一些什么思想汇报之类的东西。写完了,母亲在我们都入睡后,再认认真真地抄一遍。有时他们在议论某某人被查出有问题了,有时他们又在为某某人哀叹,说是好人遭到了暗算等等。表面上,人人都很正常地过着日子,但是暗地里笼罩着一种不安和恐惧。最终的结果是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5号里的故事》,讲的是我曾经居住的上海石库门里的一些往事。至今我还记得我的同班同学的父亲,只是一个自由职业的铁匠,因为讲了几句对社会不满的话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落下住着一位老人,解放前据说是在银行里干过。那时已经闲在家里,但是居委会的干部说他是资本家的走狗,三天两头要来进行“谈话”,美其名曰是“专政”。一个石库门里,在运动中发神经病的、挨斗的、抄家的,人人自危啊。我记下这些,想告诉我们的后代,那时真的是在心惊胆战地过日子。而且是在“党的阳光”照耀下的日子。什么原因?就是那个该死的“阶级斗争”,把整个国家弄的七零八落。发明者还洋洋自得,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好在这个使中国人民遭殃的“理论”在1978年被中止了。
  为什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呢?
  在史料中我们看到,当刘少奇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时,他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毛泽东则坚持着“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仅仅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共产党里存在一条反对他的路线。
  刘少奇想了许多办法来挽救中国的经济,如企图通过默许下面搞“三自一包”,来解决国内的困境。但毛泽东认为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在1962年8月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反击资本主义复辟。在伟大领袖眼里:“城乡出现了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他计算了一下:在6亿5000万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一直到1965年初,毛泽东甚至提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笼罩在阶级斗争的大环境里,人人自危不说,国家处于“红色恐怖”之中。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恐怖”。今天,你是革命的动力,明天你可能成为革命的对象。无须叫冤叫屈,开国将领都成为阶下囚了,何况你呢?昨日是“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夜间就变成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头目,还有“里通外国”的嫌疑。神州大地,鬼哭狼嚎啊!
  或许是受到刘少奇“缓和”政策的亲睐,1962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算是“回到”人民的队伍里了。但是且慢,单位的领导告诫他,摘帽不等于没事,要认真改造自己。里弄的大叔大妈们还是提高着阶级斗争的警惕性,把我们家视作为重点监视的对象。唯一能够得到宽慰的是石库门里的邻居们,在他们的眼里还是家长里短,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父亲依旧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邻居。记忆中在父亲“摘帽”的那个晚上,他唯一的弟弟来到我家,送给父亲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叔叔为啥送书来,直到几年后的“文革”开始后,但我们得知父亲曾经是右派的时候,才知道叔叔来的意图。
  这以后,我们的耳边常常响起的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刚刚从大饥荒的苦难中得以喘息的人们,不得不开始了新的一轮苦难。一个退居二线的人由此重新站到舞台的前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了阶级斗争的法宝,将他的人民再次推向苦难。而我们现在的史书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是对于党内形势的误判,出发点是好的,动机是为了“反修防修”,仅仅是一种错误而言。
  看看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间死去的人、冤屈的人,难道仅仅是错误,不是犯罪???

  三、动乱的苦难

  1、右派爸爸
  在我们谴责“文革”的始作俑者的时候,往往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当年我们或多或少都是狂热的拥护者。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投入了这场运动。但是,自我的反省看见的不多。好像这阵风吹过,许多人都是坚定的反对“文革”的勇士,更有早就看穿“文革”本质的英雄。在苦难过去以后,不许反思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不会自我反省同样是一种可怕的悲哀。
  记得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的时候,父亲特意去买来一张大红纸,恭恭敬敬地抄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把它贴在床头的上方。在这张“巨大”的红纸“辉映”下,特别显眼,与家里的色调不协调,显得十分别扭。母亲下班回来后见状生气地说,像个什么样子,难看死了。父亲让她小点声,生怕邻居们听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母亲的坚持下,这张红彤彤的语录被取了下来。
  今天,我能够理解父亲和母亲的这些做法。因为在那时,忠不忠是要看行动的。
  那时,我小学毕业了。运动开始后,我们不读书了。什么时候可以上中学成为一个谜底,闲在家里的日子真不好过。比我们稍大的人不是参加了红卫兵,就是到全国各地去大串联了。我们这些以后被称之为69届的人在1966年是上不沾边、下不着地的一届学生。在小学里,我们是已经毕业的人,但是谁也不知道我们是属于那个中学的。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人生中发生了一件大事。
  虽然我们上不了中学,但是小学里暂时还是收留了我们。在成立红小兵的时候,我是满怀着激情积极加入。但是老师很严肃地告诉我:你不行!
  为什么?
  你的父亲是右派!
  天啊,我一下子懵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里的,自己清楚地记得整整一个下午,我一言不发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愣!
  眼前呈现的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耳边响起的是“家庭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但是道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教诲。
  晚上,在昏暗的电灯下,父亲和母亲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这一切。我才得知,当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后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搂着我和弟弟掉眼泪,边哭边说害了我们。他们不想告诉我们的理由是,生怕影响了我们积极向上的努力。多少年以后,我从农场回到上海,顶替父亲进厂。在我当上厂里党委办公室主任后,在整理历史档案中发现,父亲真的很冤。那时,与父亲同坐在一个办公室的车间主任写了一张大字报,让父亲签签名。父亲忙着工作,头也没抬就大笔一挥签上了名。帮着党整风嘛,车间的领导都带头了,仅仅是签个名而已。当这些所谓的“阳谋”发酵时,父亲开始倒霉了。我还看到,那时父亲的厂属于徐汇区管辖。区里下达了右派的指标,厂里左找右找,还是没有完成指标。好,凡是签个名的也算,父亲就是这样中彩了。至此,父亲的命运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也改变了。
  一场运动,居然还有指标,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确确实实发生在中国!
  我不否认这也许是一件“好事”。按照我在小学读书时的能力以及在同学中的威信,假如我的父亲不是右派,我肯定会成为一个红小兵或者是红卫兵的头头。那时就可能也举起了皮鞭,也高喊起口号,也焚烧着“四旧”,也串到全国各地去煽风点火了。因为是“黑五类”的家庭出身,你还不够格去“革命”。等到十年浩劫以后,我真的庆幸自己是“歪打正着”逃过一劫。
  当然,自己在那时还是很“革命”的。什么跑到南京路去看大字报,去抢传单,跟着大家一起跑到公共汽车上去唱毛主席语录歌等等。
  好在我至今仍然感谢着我的父亲。事后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由于他是好人,厂里的造反派到处去抄家。但是他们也认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绝对不是“坏人”,于是在我家就没有轮到被抄家的厄运。父亲见我和弟弟每天都闲赋在家,就希望我们多看看书,不要荒废了自己。正是由于父亲的教诲,我和弟弟一直坚持自学。记得我顶替父亲后,父亲受聘继续在厂里帮忙。当他看见我在厂党委会的选举中,被大家选为党委委员的时候对我说,儿子,你这是在为我平反啊!我能够理解父亲在那一刻的心情啊。
  1966年,整个中国开始了一种疯狂。在疯狂开始的那一刻,我得到的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属于“地、富、反、坏、右”一类的人物,自己是“黑五类”的子女。感觉是从幸福的顶端掉落到苦难的深渊。今后怎么办?什么理想前途,都化为了泡影。谁也不会告诉我答案,只有自己在黑暗中苦苦地思索。
  那年,我14岁。从少年向青少年过度的年龄,是一个充满着幻想的年龄。我们这些同龄人就开始经历了苦难。几年前缺吃少穿的苦难到了那个时候,演变成心灵的苦难。当我看见成捆成堆的图书被投入学校操场上的火焰中的时候,对于我从小就十分喜爱看书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心灵的伤害。当我看见父亲把家里的书籍都送到废品回收站去的那一刻,我的心真痛。毫无办法,你还想留住这些被称之为“封、资、修”的东西吗?天地间在发生着巨变。北京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命令,你敢不服从吗?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以为我和弟弟都睡着了。父亲对母亲说:这样做,不得人心啊!
  我听见了他们的长叹。
  那时,多少人在长叹啊。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啊,又开始了一个苦难的历程。

  2、无聊寂寞
  1966年的春夏之交,注定是这个国家的近代史上悲剧的开始,而且是一个长达十年的悲剧。
  但是,这个悲剧的起因是多方面的。在狂热的大跃进后,神州大地一片哀嚎的惨剧刚刚过去,新的折腾又开始了。
  这使我想起了伟大领袖的著名格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斗!斗!斗!从1949年开始的建国历史看,这样的斗争一直没有消停。一个接着一个,少则一年,多则两三年。像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的斗争实属罕见。因为老人家相信: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所以,斗争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非常及时的,十分必要的。
  那时,我是在寂寞中开始蜗居在家中。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老师们在胆战心惊中注视着我们这些无法无天的学生。校长已经开始担任厕所的清洁工,那些据说有“历史问题”的老师,不是在学校里打扫卫生,就是关在一个教室里不停地写着没完没了的检查。不读书的日子真难过。我唯一的业余爱好是打乒乓球,已经是校队成员之一的我,将心爱的乒乓球拍束之高阁。从街头上的大字报看到,那些心中的偶像,国家队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都开始“造反”了。那时,我们这些在上海市体育宫(今天上海大剧场的地方)训练的小球员,似懂非懂地读完了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文章,正在试图“活学活用”的时候,一场大革命的风暴彻底将我们的梦击碎了。
  寂寞与无聊对于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是一种心中难以承受的苦难。渴望读书,得到的是不许读书;渴望进步,得到是不许革命;渴望向上,得到的是靠边稍息。整整一代人就是这样被无情地抛弃了。没有人来管我们,管我们的人自身都难保了。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无聊中,我每天到南京路去闲逛。从家里走到昔日繁华的远东第一商业大街只需要15分钟。1966年的南京路,那些五彩缤纷的橱窗早就不见踪影了,上面被覆盖上厚厚的大字报。你今天刚刚看完的内容,明天就会有新的大字报覆盖上去。永安公司的窗口里不时会有五颜六色的传单飞出,在拥挤的南京路的上空漂浮。霎时间无数双手伸向这些缓慢落地的传单。看着、抢着、读着,我是在不断的惊讶中再缓步走回家的。从最初的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开始,一个个官员的名字在大字报上亮相。直到当时上海的市长曹荻秋和市委书记陈丕显。难道这些人都是在暗地里反对毛主席?都是隐藏的“赫鲁晓夫”?令人震惊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名字出现了,哇,原来他们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那张画着这些领导人漫画图张贴在南京路的橱窗上,引来了多少人惊讶的目光啊。在不断出现的游行队伍的口号声中,我渐渐明白了,毛主席是要打倒刘少奇啊。
  寂寞中,只好靠着看看书打发日子。家里留下的书不多了,都是一些经过“扫四旧”以后留下的“红色”书刊。原来我与弟弟经常下下军棋,现在也没有了。那副用家里的麻将牌改成的军棋,在运动一开始就被父亲扔到垃圾箱去了,生怕来抄家的时候被作为“罪证”之一。哪像今日的大街小巷里,麻将声阵阵的大合唱,悠闲自得。那时,恐惧中将一切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东西统统清除掉了。我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似懂非懂地读起了《毛泽东选集》。文章的意思实在是不懂,才刚刚读完小学六年级,懂啥?但是对于第四卷里关于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的认识倒是从那时开始的。那些文章后面的注解,看了一遍又一遍,里面的故事还真不少。三大战役的精彩也是毛泽东一生最精彩部分,假如以后他能够持续这样的精彩,也许我们今天的日子会更好些。可惜,他将战役指挥的精彩应用到了经济建设,挑战了客观的规律,造成了几千万人的饿死惨剧。那时,晚上父亲下班回来,我就会带着白天在家里看书搞不懂的问题向他求教。
  就这样,我们这批“小学本科毕业生”从1966年的7月开始一直到1967年的11月,一直闲逛在社会上。成为上不着地(没有上中学),下不落地(小学又不管)的一群人。我有几位胆大的同学,趁着混乱跟着大一些的学生跑到外地去“串联”了。周游了一圈回来,还讥笑我们无能。还有一些同学,虽然为数不多,开始偷偷抽起烟来了。更有甚者,有的还谈起了“恋爱”。那时的上海话叫做“谈考定”。为了一些小事打架斗殴的事情常有发生。家长管不了,都在忙着参加文化大革命呢;老师管不了,个个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社会管不了,机构瘫痪、领导挨斗、谁还会管你们这些“小赤佬”?
  我这里仅仅是讲述了自己的一些经历。留住这些记忆,不忘这些苦难为了什么呢?
  最近看了王蒙先生的作品《中国天机》,写的太好了。我想摘录其中的一段话——
  “谁能解释与进一步从政治上从学理上总结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中国人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共产党应该干这个活。中国学者应该干这个活。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与国际责任。中国人责无旁贷。正确地毫不含糊地总结‘文革’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中国对于人类历史的贡献。”
  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在无聊和寂寞中生存。但是大多数人(红卫兵们)则是在狂热中度过的青春岁月。我们自身的一种经历本身就是历史的一些小注脚。记录这些,为“文革”史的研究也算贡献一些力量。
  动乱开始了,一场浩劫开始了。我们注定逃不脱这样的苦难!

  3、我的学校
  那是什么学校?
  教室里凌乱地摆放着课桌椅,墙上挂满了《毛主席语录》。窗外的大墙上张贴的都是杀气腾腾的口号标语。
  1967年的秋天,混乱中建立起来的地方“革命委员会”终于想起了要安排我们这些“流浪儿”进入中学。
  无需考试,也没有什么重点不重点之分,按照你的居住地所在中学入学。美其名曰:就近入学。在宣传的调子上强调,这样做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分数第一”教育方针,是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裂”。
  我那时居住的街道的学生被分配到了南洋女子中学。这是一所在旧上海的闸北巡捕房旧址上开办的女子中学。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们将其改名为向东中学。文革结束后一直沿用这个名字至今。我们这批毕业于1966年的小学生是第一批进入这所女子中学的男生。
  我们这批流浪了一年多的小学生怀着好奇和惊讶的心情来到了中学,而且还是女子中学。记得第一天来到学校,看见学校正在紧急扩建男厕所。迎接我们的是清一色的大姐姐。
  学校依旧存于文革期间,墙上到处是张贴者大字报。我们看见在操场边上的一间小屋里坐着许多人上了年纪的人,个个都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脸。看见我们这些男生观望,他们连眼皮也不抬一下。师姐们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牛鬼蛇神”,这里是“牛棚”。我们都很好奇,听着师姐们讲的故事:
  师姐指着一位头发略微秃顶的人说,这个曾经是蒋介石卫队一员,厉害着呢,会飞墙走壁打双枪的,原来是我们的体育老师。那人立即点着头说,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师姐指着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的人说,这个家伙厉害,他的堂哥就是杜隶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他是在淮海战场上逃回上海的,军衔少将呢。只见他透着厚厚的镜片看着我们一言不发。师姐见状训斥道:杜子丰,你老实点!
  师姐指着一位正在扎拖把的中年妇女说,这个家伙是汪精卫政府的官员,与他的老婆好着呢。只见师姐过去就给了女人一记耳光:放老实一点,狗汉奸!
  师姐还在喋喋不休地介绍着。我们一进入中学就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让我们感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那时感到,好险啊,要不是毛主席英明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牛鬼蛇神一变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要完蛋了吗?
  学校里的红卫兵和老师们分成了两派,他们在互相攻击着。在把我们分配了班级以后,就没有人来管我们了。随便你们干啥,爱干嘛就干嘛,你不来学校也无所谓。老师也不敢说你什么。关键是一切都乱套了,学校居然没有课本可以供老师和学生上课用。据说,革命的教材正在编辑中。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处于好奇,我想方设法接近那位叫杜子丰的人。见他一个人在扫地的时候,我就悄悄地喊他一声杜老师。一开始,他理都不理我,渐渐的给了我一点微笑。后来我才知道,他原来是在学校管理图书馆的。文革开始后,他作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被揪了出来。在接触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了。反正那时学校里的“革命者”忙着在互相“打仗”,为了证明自己是绝对忠于毛主席的,对于这些关在“牛棚”的人都不关心了。记得一次杜子丰一个人躲在一间教室里打瞌睡,我立马进去。他见我进来,马上站起来说,革命小将好!我乐了,马上说,杜老师,你坐,你坐。随后我们就坐着聊起了天。聊天中我知道了他的家就住在我家对面的弄堂里,原来还是邻居呢。这样的接触久了,杜老师开始能够对我讲讲一些真话了。至今我记忆,他告诉我,对于淮海战役输的不服气,因为解放军采用的是人海战术,死了多少人啊等等。这些故事对于我一个刚刚开始上中学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原来如此?竟有此事?但是我最记得的还是他每次重复的一句话,不要瞎混,还是要好好读点书!直到1979年我从云南农场回到上海后才得知,杜老师当上了区政协的委员。
  这是一种见不得阳光的、暗地里的教育。教育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我是出于一种好奇去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开始有所思考。
  好好读点书!——我一直记住的。
  在我们这代人的启蒙教育里,有所谓正面的和反面的。把一种思想作为至高无上的东西,强迫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必须服从是一种悲哀。历史与现实的事实会清醒地告诉有思考能力的每一个人,思想不可能灌输和强迫。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会产生以皇帝命名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全国人民,你绝对找不到“嬴政思想”、“刘邦思想”、“杨广思想”、“李世民思想”、“赵匡胤思想”、“成吉思汗思想”、“朱元璋思想”、“爱新觉罗玄烨思想”等。在“红色恐怖”的十年“文革”期间,在中国的土地上依旧存在独立思考的人。张志新就是一例。更多的人在亲眼目睹了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种种劣行后,从狂热的拥护者转变为坚定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位红极一时的接班人自我爆炸后,这样的觉醒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流。这是后话了。
  我们曾经经历的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那一页留下的是造反、抄家、抢劫、打人、杀人、砸烂文物古迹、批斗官员。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闹革命”,再到发配到农村,强迫劳动,美其名曰“接受再教育”,还要你敲锣打鼓吹呼和热烈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这样的苦难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悲哀的!我们这代人真的有“福”啊——轮上了!

  4、如此读书
  从1967年底开始到1970年的初春,我们这些中学生的学习生涯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度过的。好歹也算是中学生了,但是连什么是有理数和无理数都不知道。记得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所在的农场一些重庆来的知青,比我们还小两年,就是小学四年级的文化而已。一位朋友参加中专的考试,在回答什么是有理数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无产阶级镇压敌人有理。那么无理数呢?他的回答是:地主剥削农民无理!
  天晓得啊!
  我们在读所谓的中学的时候,实际上在学校仅仅两年多一些。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组织我们学工学农。所谓的学工,就是安排我们到厂里去干干一些轻便的活。工人师傅们其实很反感,生怕我们这些小捣蛋们出工伤事故。学了工以后,就把我们统统拉到上海的近郊,帮助农民干活。一来一去一年就这样过去了。结果是啥也不懂,只是长大了一岁。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以后,社会秩序稍稍好了一些。靠着造反起家的人混进了各级所谓的“革命委员会”,成为一批权利的新贵。那些挨了斗、挨了打的老干部们,有几个从“地上”爬了起来,被所谓的“结合”进了“革委会”。一场“分赃”后,都在为“巩固政权”卖力地干活了。老人家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从工厂里派来的“工宣队”占领了学校,成为驾驭学校任何人至上的领导者。我们也开始在老师的指导下,以《毛主席语录》为主要教材的学习开始了。那些略含数、理、化知识的课本都被加上了毛主席的语录。在题目里处处可见阶级斗争的影子。只要昨晚发表了“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今天上课的内容绝对是学习领会这些“最新最高指示”。一段话,几个字,要仔细分析研究,在字里缝间找出精神实质,认真贯彻执行。老师们恭恭敬敬地领着我们学习伟大领袖的思想,还要预防着自己说错话。因为底下坐的都是经过“文革”洗礼的红卫兵小将,一个疏漏,立马将老师“揪”出来,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将其打入“牛棚”。
  老师和学生都在提高着革命的警惕性,绷紧阶级斗争这个弦。这还是学校吗?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由此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个什么样子的,你就可想而知了。
  那时,一般的说来,上了年纪的老师只要有点历史问题就会被打入“牛棚”,列入“敌人”的行列。年青的老师相对好一些,至少没有所谓的历史问题。但也不然。记得我们学校一位年青的物理老师就遭此横祸。一天,管理图书馆的阿姨见下雨后,雨水渗漏到图书馆,把一些书淋湿了。第二天天气转好了,阿姨就把受潮的书拿出来放在地上晾晒。这位物理老师见状就蹲在地上看了起来。他看见一本杂志的封面上印着一只漂亮的小猫,就说了一句:“这个小猫仔!”
  就是这样一句话,被身后的一位学生听见了。他立刻跑到工宣队办公室报告,说这个老师在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毛主席是“毛贼”!这还了得!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啊。半个小时以后,全校的老师被集中到饭厅里,这位可怜的物理老师莫名其妙地被押上台挨斗。不管他怎么死活不承认,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挨了斗、挨了打,关进了“牛棚”,取消了他的教师资格。据说,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学校要为他平反。结果连个处理的意见也没有,怎么平反呢?也就是说,在他的档案没有什么“反革命”的材料。斗也斗了,打也打了,还找不到原因。荒唐年代里,这样的荒唐事情还少吗?
  目睹着这一切,我们那时显得很无奈。混吧,能够混一天是一天。无聊中总得找找自己的乐趣吧。我和要好的同学一起开始与那位管图书馆的阿姨接近起来,阿姨长阿姨短地跟她套近乎。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借几本书看看。这位朴素善良的阿姨不识字,在我们信誓旦旦的保证下,每周一次约定固定的时间,悄悄地打开图书馆的们,让我们几个进去看书。时间一久,她同意我们每次借一本书回家看。但要保证不许其他人看。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看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母亲》、《我的童年》等一些书。等到1970年开始上山下乡了,这样的“好事”也到了尽头。我很感谢这位善良的阿姨,我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的看书,至今还是我们同学聚会时的美谈。
  我们的中学时代没有阳光和雨露,有的是暴力和喧嚣。叫我们这些人是“知识青年”,真的是在讽刺我们啊。我们是没有“知识”的青年。中学是人生中最为宝贵和美好的一瞬间,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间。我们呢,跟着伟大领袖在干革命,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干了几年,回过头去一看,我们被世人称之为整整一代“文盲加流氓”!
  停课,不许读书,美其名曰: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培养和早就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做法本身就是对文化的一种反动。在摧残人类文明的前提下,是我们这批人深受“读书无用论”之害,成为“被耽误的一代”。加上以后的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整个社会传续的十年断层。
  据统计,1965年全国在校各类学生13125万人,由于“文革”的爆发,这些本该在学校里好好读书的人全部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停课与失学成为他们在青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全部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文献与研究》,第5卷,第276-279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
  多灾多难啊,一代人最大的苦难是被剥夺学习的权利!以后,在历经上山下乡、回城就业、下岗待业直至如今退休养老,种种的苦难缘由之一是没有读书。对不对,我们继续探讨下去。

  四、下乡的苦难

  1、没有自愿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后,在我们这代人眼里一开始是多么趾高气扬啊!红卫兵,毛主席的红色卫兵呀。老人家在当年的8月1日告诉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且慢!1968年8月8日老人家转变了,他认为:“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能闹一闹。”
  从“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到“他们只能闹一闹。”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那一年决定了我们这代人一生的命运。
  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以大字标题刊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里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由此,按照现在正式出版物的数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1600万学生被统统赶到农村和边疆。
  一千六百万多万啊,一千多万户家庭!
  历史将对此作出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惜,现在还没有!
  一位知青朋友说:“全国的农村、农场,到处留下了‘知青’的血泪。历史上的这一段,无论如何逃不过‘史笔’的。”
  我是1970年4月24日离开上海去云南农场的。在我们以前,1966届、67届、68届的学生已经离开了故乡上山下乡了。在66、67届的学生中只有极少部分留在了城市。但是,当轮到他(她)的弟弟妹妹时,因为他(她)的留城,弟妹们必须上山下乡。到了68届的时候,全部上山下乡。上海的动员口号是“一片红”。我们69届是在劫难逃了,全部被送到“广阔天地”。
  我记得,在动员上山下乡的时候,我所在的学校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学生的家长因为不愿送孩子上山下乡,在四层楼的栏杆上大哭大叫,扬言要自杀。几位老师好言相劝,那位家长越哭越凶,双脚跨出栏杆。这是一位工宣队的领导来了,他见状大喝一声,让她跳!我看她敢跳!这一说不要紧,这位家长被逼的无路可退了,松开一只手,准备下跳。站在边上的一位男老师一个箭步冲了过去,紧紧抱住已经向外倾斜的身子。几位女老师也过来相劝。那位工宣队的领导得意地说,我量他也不敢跳,吓唬谁呀。说完,叼着香烟扬长而去。
  这一幕至今难忘!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自愿啊!“车轮战”、“三班倒”。工宣队带着老师,加上里弄干部的密切配合,一天二十四小时守在你家里,不让你和家人睡觉,直到你“自愿”同意上山下乡为止。强迫、威胁、哄骗,只要能够让你离开上海,什么手段都可以。给我们带来的是无奈、无法和无所适从。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一批满怀豪情的学生,“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去上山下乡的。狂热年代焕发起来的革命激情,
  《我们要回家》,这本全面反映云南知青大返城的纪实文学作品里,讲到知青上山下乡前期历史的时候,刘晓航告诉我们:“四川知青41068人是集中在1971年到达的。他们是四川省文革期间培养的首批初中毕业生(即69届),他们多由1969年春季入学,两年学制,学完一本《毛主席语录》,一本相当于初中一年级的《数学手册》。其余的时间都是下工厂学工,到农村学农和军训,基本上没有学到什么文化知识,而且年龄特别小。他们报名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最大的仅17岁,大部分15岁、16岁,极少数还有不满15岁的,连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
  说没有自愿,只能是大部分人。确切地说是没有百分比的,也无法来确定多少人是被迫的。可是,在十年后当我们看见那些曾经豪言万丈地坚决要上山下乡的人,或者是凭借着父母与亲戚的关系率先离开了农村;或者是大返城的时候一言不发地随着大家一起回到城里的时候,真的很难确定谁是自愿的,谁是被迫的。就像我们今天在批判和反思“文革”的的历史的时候那样,有多少人能够站出来说,我曾经是拥护者!很少,似乎那时都成了早就看穿“文革”是一场浩劫的先知先觉者。
  在反思历史的时候,最难的是反思自我。
  今天,我们可以在曾经当过知青的许多回忆中看到那时上山下乡所谓的“动员”。大部分讲述的是如何在强制下去上山下乡的。很少有人在今天讲述当年是如何自觉自愿地去上山下乡的。其实,那时确实有一些人是抱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去上山下乡的。这绝对不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代人在接受了“红色”教育后,又亲眼所见了“文革”的狂热,这样的激情肯定会在特殊的年代得到燃烧。是农村真实的现实、是“文革”倒行逆施的现实在教育大多数人,觉醒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无须去指责当年的自愿者。
  但,我们没有自愿。到了应该继续读书的年代,不能读书,反而是去广阔天地劳作。看到今天同我们那个时候同年龄的一代欢蹦乱跳地享受着快乐的生活的时候,就会想起我们那个时候遭遇的苦难——被迫的、无奈的、无可选择的、被剥夺了学习权利的、被剥夺了就业的自主选择权的!这些是我们这代人心中永远的痛,是无法弥补的一种屈辱!
  记住这样的苦难,那时我们没有自愿!

  2、轮到自己
  曾经有这样的话,革命最怕革到自己的头上。换句大实话说,轮到自己的话,许多事情是很难很难的。当年的上山下乡也是如此。
  那时在学校里,我们跟在老师和工宣队师傅的屁股后面,去积极动员上几届的学生们上山下乡。屁颠屁颠地喊喊口号,刷刷标语,敲锣打鼓地送走一批批大哥哥大姐姐们。看见一些人哭哭啼啼地,心里还会说,哭啥,这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是去农村锻炼自己。要是我去,绝对不哭!
  没有轮到自己,天大的牛皮都敢吹。轮到自己的时候,照样哭哭啼啼、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们这一届学生是很特殊的一届。都是在50年代初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的1960年开始读小学入学。到了1966年小学毕业的时候赶上了“文革”,混了几年,等到比我们大三届的学生“安置”结束后,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们又统统被赶到农村与边疆。仅仅是“小学毕业”的水平,被打上了“中学毕业”的符号。
  李向前,一位曾经的69届中学生、1969年8月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在“黑龙江兵团网”上发表了《一首有滋有味的歌——一位“六九届”战友的记忆》一文。他在文章里说——
  “他们不是‘老三届’,但又有别于70届以后的各届中学生;他们是千百万同龄伙伴中的一群,却常常被人整体遗忘;他们中即使后来有人同‘老三届’一起重返大学校园,但也数量稀少;他们是历史谈资的‘失踪者’,却实实在在生活在人海里。”
  李向前告诉我们——
  我们69届的这一批人,在50年代是占据了6年持续高生育曲线上的第一个“制高点”的一代人。到了上小学的时候,又创造了一个小学入学高峰。“十二三岁的我们,瞬间失去教育,不仅所学知识严重不足,而且社会经验也为空白。我们被抛给了‘革命’,而‘革命’并没有给我们适龄的学识。我们也曾学着给老师贴大字报,但多半不知所云,只是模仿别人,在纸上打出许多大大的‘红叉’。”“就这样,我们浑浑噩噩,在‘文革’最初的一年半里,混过了将近500天。”
  在上海,被誉为“老三届”的中学生,一开始的时候还有少数幸运儿得以留在这座城市。到了68届的时候,除了极少数的人参军以外,全部上山下乡。当时的口号是“一片红”。(就像当时全国各地成立革委会一样,最时髦的口号就是“一片红”)。轮到我们的时候,连参军的机会也没有了,全部上山下乡。留给你的权利只是在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七个地方选择,加上兵团、农场、插队的区分而已。连上海郊区的崇明农场也未被列入,据说是人满为患了。
  轮到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景。去,是必须的,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不去,是不可能的,将会被作为“破坏上山下乡”论处。除非你有医生的证明,患有严重的疾病,可以暂时留在上海。
  记得我在中学里的一位体育老师,是位女性,但是每天要抽一包香烟。因为她属于“逍遥派”,两边都不得罪,每天无所事事,与我们学生的关系很融洽。她经常带着我们这些无事可干、无书可读的学生打篮球,以此来消磨时间。当她得知我报名去云南农场的时候,让我以后回来的时候帮着带一个傣族女人的背包。她说,少数民族的这些东西她很喜欢。我一口答应了。(可惜,在我两年后回来探亲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人世)随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苦了你们啦,这么小就要跑到这样远的地方去。唉,照理你们现在应该好好读书的呀。
  是啊,我们那时正是读书学习的年龄啊。但是,在这个国度里,那时是绝对不允许你有这样非分的想法和做法的。因为我们被告知: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
  我那时对于决定去云南农场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前提是必须去,关键是选择去那里?去云南农场一是那里有28元一个月的工资,比靠自己养活自己强多了,二是去当时最热门的黑龙江兵团“政审”是不合格的,那是“反修”前线,需要“红五类”的子女。我的父亲是摘帽右派,属于“黑五类”子女,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三是受到但是电影、小说的影响。如《边疆晓歌》,写的是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的事情,曾经给我们这代人留下了深深的记忆。加上“西双版纳”这四个字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一种渴望和冲动在心里萌动。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听了先前去云南农场的大哥大姐们回来做的报告。
  父母亲得知我的决定后,至今留在我的记忆中的反应是——
  父亲说,那时以前充军的地方,是瘴气弥漫的地方。
  母亲说,我算白养了一个儿子啊!
  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啊,家家都有一本苦难的帐啊!这是决定着命运的一刻,也是骨肉分离的一刻啊。从人之常情而言,实在是有点残酷。没有想到几十年后,我们的党终于想明白了,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执政方略。
  我们这代人是不会忘记当年在离开上海时,火车站里成千上万人悲痛欲绝的哭声和喊声。那一刻,深深地留在记忆里。不管你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那一刻的感受是一样的:这是告别亲人的一刻,绝对没有去“大有作为”之感。
  如今,解释这一举动的理由很多。说的较多的是因为“文革”造成了经济停滞,无法安排这么多的学生。那么,一个国家居然会走到这一步,谁是主要的责任者呢?谁来对这样不可思议的举动负责呢?没有,做了就做了,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啊!

  3、艰难跋涉
  在我们的记忆里,“艰难跋涉”这四个字是指红军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很贴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也开始了“跋涉”——上山下乡。以上海知青为例,北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南下江西、贵州、云南。在人类历史上,1600万人的大迁移罕见地在中国大地上开演了。
  在许多知青的回忆中都有离开城市,踏上苦难历程的故事。我在这里摘录几位知青朋友在我的博客里的留言。他们讲述“艰难跋涉”的过程只是几千万人遭遇的一个缩影。
  网名“吉言言”的朋友在我的《第一次出远门的故事(1)》后留言讲了这样的故事——
  我们在云南大学睡的是地铺。原本体弱的我在火车上照顾同学后就病了。在云南大学又睡在风口里,结果肚子痛又发烧自己从包里拿了药简单吃了点(这是我第一次自己找药吃,在家有妈妈关心,到了那时根本就不知道找谁依靠),一个人眼泪悄悄地流了又流。坐上大卡车后就昏昏沉沉的,只听见谁在说:把我们当猪啊,挤得没有一丝缝隙?车子进入盘山路后颠簸得厉害,尤其在转弯时,好像要翻车一样车身往悬崖峭壁倒。我想,如不是人与人挤得这么紧,真有被甩出去的可能。弯弯曲曲的盘山路,车身后掀起的风尘,暗示着我们艰难的人生将这样度过,可我们当时全然无知。

  网名“老黄牛”告诉我们——
  我们是70年3月27号下午3.40分启程,火车走了三天四夜,整整80多小时,3月31号清晨6点火车停在昆明火车站。那时下了火车我们这些学生好可怜啊,男男女女大部分的脚都肿了,因为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接下来把我们这批学生送到云南大学暂时住下。由于当时的交通工具跟不上,我们在云大一住就是六天。到4月6号来了一批带拖斗解放牌卡车,拖斗装行李主车乘坐25个学生。那时昆明至景洪的公路大部分是土路,颠簸的厉害,好得那时我们年轻,还能受得了,就这样一路风尘仆仆到了西双版纳州府景洪。景洪住了一晚4月10号继续我们的行程,最后到了我们“朝思暮想”的东风温泉分场。掐指数数经过整整15天颠簸的行程,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恶梦般的近十年生活历程。

  网名“天使妮妮”说——
  读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故事,打开了封存在我脑海深处的记忆闸门。70年3月27日下午火车站的情景,到昆明后住云大的情景你和老黄牛,吉言言己述说。我想说二件事:
  一、在云大为什么住了六天?因为我们十七中学的男生在云大打架斗殴,砸了云大教室的玻璃。结果当地人对我们知青的印象极坏,坏消息传的很快。所以六天后当卡车拉着我们这批知青下去时,一路上的商店都提早关门不营业。一打听,说是怕我们知青“打砸抢”,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二、在大卡车上真是把我们当猪一样,大家席地而坐挤得没有一丝缝隙,别想伸一下脚。同学们只能互相靠着尽量坐的舒服点。在弯曲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大家昏昏沉沉的闭目独自悲伤难受呀!不知卡车将把我们带向一个怎样的地方?我们命运又会如何?还是个末知数呀!几天坐下来人都“傻”了。就在离景洪还有二个多小时的路时我们十七中学女生乘坐的卡车差点翻车。那天我靠着同学昏睡着突然间一阵猛烈的撞击后灰尘石块纷纷砸向我们,同学们都倒在了一起。我睁开眼睛一看吓了一大跳,卡车斜了。只见卡车司机脸色苍白爬上车找人,然后又到车轮下又找,在我们大家还傻呆着不知出了什么事时,同学xxx爬上车来她已吓的说不出话来,用颤抖的手指指下面。我们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下车一看,原来出车祸了,我们的卡车撞断了一颗大树,车身斜倒在悬崖边上。看了真是出了一身冷汗,好险啊!后面开上来的一辆辆卡车,那些司机下来一看都说我们命大,因为这一带就数这颗树大,如撞到别的树那早就翻下去了。我们也就莫名其妙地丧身异乡。等那个吓的直发抖的同学缓过气来才从她口中知道了原因。因为车厢太挤没地方坐,她就坐到车厢板上一双脚在驾驶窗前荡着,司机看见了就用一只手去打她脚,叫她把脚缩回去,坐到车厢里去,就这样一分神一下撞到树上了。她也从车上被甩到地上所幸她没受伤。等我们回过头来找司机时却找不到了,后来在山底下找到了卡车司机正躺在地上哭,他说:他从当司机后一直没出过什么事,记录都是优,这次送知青是政治任务不能出任何差错的,现在出事了,他要被抓起来的所以他不想活了。我们劝他上去,他死也不肯后来我们说:我们会联名帮你写证明,错不在你,他才跟我们爬上山。我们就在路边看着一辆辆满载知青的卡车飞驰而去,一直等到天黑才有卡车从景洪开来接我们。

  三段留言讲述的事情仅仅是成千上万知青经历的一个不起眼的缩影。千里迢迢的上山下乡,带给我们的是苦难生活的前奏曲。路途的艰辛是现在的人们所无法体验的。如今,你在去云南西双版纳,已经是高速公路了。原来四天的路程现在仅需要一天就可以到达了。这样的经历,将我们在城市里的美好梦想无情地击碎。那三天三夜的火车对于从未出过远门的学生而已无疑是惊叹、惊险,而弯曲的盘山公路带来的是惊慌和恐惧。哇,中国原来是这样大,农村与边疆是如此的遥远!
  如果说这也是一种苦难的“教育”,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危险的“教育”。在我们所谓的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课里,是书本上没有的。但是我们不会歌颂这样的教育。因为这些记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苦难的记录。
  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苦难!我们的后人更不需要这样的苦难!

  4、新的苦难
  搞来搞去,结果是全部到“广阔天地”里接受再教育。什么是再教育呢?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搞明白!
  不是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么,怎么一下子成为我们的“教育者”了?
  不是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么,怎么非要我们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不是说我们都是受到十七年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所以必须到农村去接受教育,但是把“四人帮”揪出来以后又说“十七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的,那么我们这趟“接受再教育”不是白干了吗!
  颠来倒去,昨天说的今天可以推翻,美其名曰是“拨乱反正”。错了的东西,各位,咱只好认了、忍了!真理何在呢?以后谁还会莫名其妙地相信你的话?天知道!我们的公信力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折腾中消耗殆尽了。
  我在博客里曾经以《我们知青那些事》为题写了不少知青上山下乡的故事。在《第一次出远门的故事》的这个系列里,网名“吉言言”留言是这样说的——
  看到你更新了。这一篇描写的上山下乡当时的情景,让我联想到旧社会抓“壮丁”家家户户都被搞得鸡犬不宁,如出一辙。
  走那天她哭了整整一天。而我当时没哭,离家远行的悲哀被虚无的荣誉感占领。走之前,工宣队关照我,要我带好头做好榜样,千万不能哭,因为那天杨富珍等市委领导要来,要拍照。在火车上,杨富珍是来了,陪同的还有其他什么人不知道。他们来到我的面前,连话也没说,只微笑着点了下头,就像烟一样消失了。如果真是烟,可能停留的时间还比这长呢。而我却为这个虚无的微笑,在车厢里傻傻等候。等他们走后,我再也无法将身子挤出窗口看我的爸爸妈妈。我不知道一个不大的窗口,到底能容纳多少个人探出身子向亲人告别。车厢里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在垂泪,所有的人都涌向窗口,把窗口填得满满的,有人尖叫啊哟哇,痛煞啦。哭声,喊声,尖叫声响成一片。我一个窗口一个窗口地去找,找到能把头探出去的空隙便使劲把头钻出去,竭力用眼光寻找我的亲人。总算看到妈妈了,妈妈伸长了手,在空中焦急比划着;看到爸爸了,爸爸在远处暗自垂泪。姐姐在火车下一跳一跳地要拉我的手。我的手根本无法伸出去,头被挤压得透不过气来。而车下的文攻武卫围成一道人墙,凶神恶煞地在撕扯车上和车下人紧拉的手。火车要开了,汽笛尖锐地鸣叫声和人群的哭喊声,夹杂在一起惊天动地。那极其危险凄惨的告别场景我至今都无法忘怀…….。
  说明一下,吉言言这里讲到的杨富珍曾经是上海市劳动模范,在文革期间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工人代表。吉言言在这里讲述的当年我们这代人上山下乡时的场景就是如此凄惨。我们至今不会忘记。记得我在火车站出发的时候,一位同学的父亲气得说了一句:“伤天害理!”,大家都惊讶他的大胆。但是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才是真话!不许该读书的孩子读书,而是要将他们送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这不是伤天害理还能是什么呢?
  至此,整整一代人被改变了命运。从那一刻开始,至今还有多少人就此永远地离开了从小生长的城市。我在2009年7月的时候,有机会去了云南农场一趟。早在好友邵国良(博客名:勐深)的博客里看到了《留场知青陈蓓芬》一文。我在农场的时候与陈蓓芬并不认识。但是看了国良的文章以后,我有去看看这些留场知青的强烈愿望。从大勐龙小镇出发,一路颠簸,车开了30分钟到了大山深处的连队。一下车,我就看见陈蓓芬。
  一头的白发,一口没有牙子的嘴,穿着还是上个世纪7、80年代才能看见的圆领布衫,脚上一双塑料拖鞋已经陈旧开裂……。这就是我亲眼看见的陈蓓芬。当年大返城的时候,她留在了云南农场,因为她嫁给了一位退伍兵。三十多年过去了,她已经不会说上海话了。她“自豪”地告诉我生活还可以的标志是家门口堆放的玉米,她已经不知道上海的兄弟姐妹在哪里?
  当时我不敢问她我们在大返城时离开农场时她是怎样想的,生怕触动人家心里的痛处。我问陈蓓芬,你去一趟大勐龙需要多少时间?陈蓓芬说,走路要3个小时。唉,没事情去大勐龙干那样。她是这样反问我的。
  至今,还有多少这样的知青留在了大山的深处!
  我在那时写下这样一段话——
  “是的,在大山的深处,她怎么能够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大山啊、胶林啊,你就是这样锁住了一位曾经是上海知青的心,让她静静地在这里等待了40年。唯一能让人感到‘富裕’的是陈蓓芬家门口那一串串刚刚收获的玉米,黄灿灿的在夕阳下泛着光亮。”
  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上山下乡,是我们这代人真实地懂得困难的开始。在走向社会的一瞬间、在开始人生新的旅途时、在看见了中国最真实的一面时,我们几乎是目瞪口呆: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祖国吗?她是那样的贫瘠与无助、荒凉与愚昧、混乱与凄凉。我们在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所得知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此刻被无情的事实粉碎了。当我们看见拥挤在火车站广场前乞讨的儿童时、当我们目睹老乡们依旧靠着煤油灯在黑暗里生活时、当我们也加入刀耕火种的行列时,心里除了酸痛剩下的就是不解。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幸福生活?靠着这样的力量还能解放全人类?
  由此,我们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一种生活,并且被美誉为“接受再教育”。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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