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的禁忌无所不在,有些针对外教的会议,何伟无法参加。在那些会议上,老师和同学们被告诫要和外教保持一定距离,不和他们谈论政治方面的事情,甚至还要警惕他们传播西方不良思想。“当然女同学和外教接触更要注意分寸”。

原题:何伟和他的中国学生们

老的“涪陵师专”,早已变成了长江师范学院。就在今年6月份,最后一拨学生从江东的校区搬迁完毕,前往位于高铁北站附近的新校区。人去楼空,荒草丛生,依山而建的楼房,和湿漉漉的台阶,使这里显得有些老旧。

这是美国人、前《纽约客》驻中国记者何伟(Peter Hessler)曾经教过书的地方,也是他笔下的“江城”。在这本书里,他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涪陵的点点滴滴,以及和中国学生们的相处故事。他因有关中国的著作,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十六年过去了,“江城”里的棒棒军们依旧像过去那样,站在街头,等待活计。而何伟的学生们,却已经散落在重庆各个地方,乃至东部沿海,“大多数仍在教英语”。

“还是挺感慨的,”《江城》中的班长莫钱(Mo money),现在重庆礼嘉中学的英语老师廖朝礼,仍记得教学楼前的那个凉亭,当然还有何伟。

Peter Hessler

廖朝礼现在是重庆礼嘉中学的高中英语老师,在《江城》中,他就是何伟笔下的莫钱。学校离嘉陵江不远,这会让他想起涪陵的乌江,何伟以及那段在师专的日子。(摄影_王远凌)

“慢慢有些东西变化了,就像何伟笔下的那个沙滩。”廖朝礼说。其实,变化的不只是楼房,还有这些人的生活,以及被何伟和英语影响了的人生。

书中的吉米(Jimmy)陈正勇现在一身职务,他是云阳县职教高中的团委书记、建筑工程学部负责人,并且和妻子一起开酒店、搞IT。在何伟当年的学生中,他最早开上了车,“在那个时代,根本不敢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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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勇现在就职于重庆云阳县一所中学,在《江城》中,他就是吉米,只是最近十年都在负责教务工作,而没有跟英语继续打交道。云阳跟涪陵一样都是长江边的城市,每每走到江边,陈正勇也不由得会想起涪陵和在师专的生活。(摄影_王远凌)

而威利(Willie)代小红去了浙江温州,应聘到一所私立中学教书,成为极少数在外定居的人。

窗口

1996年,27岁的何伟随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以成都为中心,选择最远的一个地方,就是涪陵。”《江城》中文版翻译者李雪顺说,何伟故意没选择在成都周边教书,他要寻找一个观察中国的小地方。那时候,重庆还没有成为直辖市,涪陵属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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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伟在涪陵的留影

而此后的何伟,无疑也成了他的学生观察异域文化的一个窗口。

1990年代的涪陵师专在四川仅是一个末流学校,但在高校扩招前,考上这所学校的学生,也是当地中学的“一霸”了。李雪顺当时没考上,班上有同学考上的,令他羡慕不已,“不管你考上涪陵师专,还是别的师专,都意味着你端上了国家的铁饭碗了”。那时,一届英语专业的学生只有两个班,总共60多个学生。

“英语专业也是热门专业,刚刚改革开放十多年,需要与外国更多的交往。”李雪顺说。

何伟当时主要教的是1995级,陈正勇就是其中之一。他仍记得何伟刚来学校不久的情形: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的大会上,何伟和另一个外教亚当(Adam)站在主席台上。个头很高,看上去很显眼。随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这座偏僻小城里仅有的两个外国人。

1990年代的禁忌无所不在,有些针对外教的会议,何伟无法参加。在那些会议上,老师和同学们被告诫要和外教保持一定距离,不和他们谈论政治方面的事情,甚至还要警惕他们传播西方不良思想。“当然女同学和外教接触更要注意分寸”。

“大家开始都比较谨慎,相互试探着。”廖朝礼说。这种“冲突”偶尔会带入到课堂。何伟在书中写到,当他试图打破禁忌,小心翼翼提到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十九世纪,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是羸弱的、没有竞争力的。“情形总是这样立即出现沉默,而你看到的是四五十个黑发的圆圈,学生们都低下了头。”

偶尔,学生也会大声地反驳何伟。每当这时,何伟意识到,他不能从任何方面批评中国,他在教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会做统一的思考。最终他不得不把话题回归到“美国的种族主义”上。

“他讲的有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尴尬。”廖朝礼回忆。何伟曾提到,当他和亚当进城时,一些人冲他们喊叫,用一个毫无意义的嘲弄似的词“哈喽喽喽喽”。孩子们则向他们扔东西,父母在一旁看着笑。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种族主义”。而当时的学生作文,写的却是对社会主义的歌颂,和对西方的批判。

涪陵师专的学生大多来自于边远农村,最终也会被分配回家乡。在那个时代,教师是备受农村父母推崇的一个稳定行业。

“我们了解西方的途径非常少,”对于乡下的中学生来说,1990年代的政治课本就像一个权威,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很多人是发自内心地(去写类似的作文),觉得书上说的都是对的”。

但何伟的到来,给这些西南孩子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到了涪陵师专,学校没有外文书籍,何伟就在自己的外教办公室搞了一个图书馆,把看过的杂志放在那里。不少同学在上面看到过“敏感内容”。随着英语学习的精进,广泛阅读英美文学,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对人性和世界的看法逐步改变了观念。“更加辨证地来审视自己、审视整个国家或者世界。”

“对于我们1970年代的这批人,英语的影响就像《江城》里提到的那些学生,通过与不同文化的接触,变得更加包容。”在何伟和亚当的讲课中,他们也批判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及种族歧视,“是一个很开放很坦然的态度。”廖朝礼说。

课堂

“莫钱和罗杰天生就是当演员的料,莫钱好像从《大独裁者》里学到了一手,所有指令都高声给出,带着一股滑稽的严肃劲。”

何伟在书中写到廖朝礼(莫钱)。在一场戏剧比赛中,他饰演唐吉诃德河东区一家米粉店的老板,想成为雷锋那样的英雄。他骑着店里的拖把,戴着旧篮子当头盔,穿越乡村去做好事。他向路边的农民承诺,把台湾岛给他,让他做总督,只要他愿意跟自己一块去学雷锋。

这让台下人笑翻了的改编剧本,出自廖朝礼和他的同学们。即便现在,戏剧表演和课堂的自由随意,也是同学们记忆最多的篇章。

廖朝礼至今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讲到“小人国”的故事时,何伟用两根手指当小人,在自己的脸上“爬着”。“他的表情动作都非常夸张,肢体语言特别多”,而讲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家卫兵对抗的时候,他会叫一个学生上来,和他互相挑衅,直到“搞了起来”。

“觉得他不是一个老师,而是一个导演。”陈正勇说。

对于从乡下中学来的同学们来说,英语在何伟这里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廖朝礼仍记得高中的英语课,用的是一个32开本的小课本,第一篇课文讲的是“马克思怎么学外语”。“那个时候,书写的习惯、学习方法,包括老师的教法都很呆板。客观讲,老师的水平也很有限。”

1995年,他考入涪陵师专,但这并不是他的目标。“压根没想过去那个学校,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填报英语专业。”最初的廖朝礼对英语并没有特别的爱好,直到遇到了两个外教。

他是何伟最喜欢的学生之一,从最初很一般的成绩一直进入了前几名。

陈正勇同样是被调剂过来,在何伟的眼中,他从来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他最喜欢的是“好玩的事情”。通常,他会坐在教室的后排,对任何人说任何话,低低念着“雅虎”,或“牙刷”。

有那么一段时间,何伟和他的学生们互称“雅虎”,这个来自西班牙语的词汇,意思是“傻瓜们”。口语里面最常用的骂人的话,他们往往学得最快。就连何伟常去的面馆里,穿开裆裤的小孩也知道了“雅虎”,小孩“h”“f”不分,就说“雅斧”。

“牙刷”流行于江东,1990年代莫名其妙地火了一阵,同样是“傻子”、“不行”的意思。在何伟的课堂上,学生们表演戏剧,肩上偶尔会挂两把牙刷。

一段时间后,学生的课堂日志里出现了对何伟的描述:“为什么美国人那么轻松随意”,他吃惊地发现何伟上课时给自己挠痒痒,而不在乎别人怎么说;裤子上的皮带随意耷拉着;后来有一个女外教,居然脱下羊毛衫绑在腰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真是难以想象。”

从最初的戒备中,何伟以他的轻松和幽默打开的学生们的心扉。“他实际上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就像朋友一样,”1998年毕业之后,廖朝礼一直从事英语教学,在他的课堂上,经常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何伟。

“让他们动起来,多一些讨论、表演,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甚至把何伟写来的信拿给学生们学习,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同时,廖朝礼也认识到,中国的教学和考试模式“始终有着一个标准答案”,“有时候有这种碰壁的感觉,不能完全借鉴那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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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们的话,也肯定不会有个共产党员叫莫钱(原意是more money,更多的钱)&&我们对学生有直接的影响,而且总是鼓励他们要思想开放,多提问,藐视权威。”何伟说,意识到自己的影响,源自于一次冲突。“唐吉诃德”的话剧因触及到雷锋、台湾等敏感问题,被系里封杀。作为党员、班长的廖朝礼跟系里的政治辅导员发生了争吵,他甚至扬言,如果“唐吉诃德”被列入黑名单,他将拒绝出演另一部话剧那部话剧批评了美国的种族主义。

“但是戏还是被砍掉了,”廖朝礼的抗议无效。不过在他看来,那种抗议是很自然的反应,“并没有考虑太多的政治因素。”

1998年s毕业,何伟的学生正赶上分配制取消。和很多同学一样,廖朝礼通过应聘找到了工作。“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是哪个县来的,就必须回到哪个县里去。”他回到了武隆县城的白马中学。

离开时,谁也不会想到将来还会和两个外教有联系,更不用说见面。后来,亚当从美国给廖朝礼寄了一个frisbee(飞盘),他拿来和学生们一起玩。对于县城的中学生来讲,那是个新鲜玩意儿。

廖朝礼的同学、书中的威利(Willie)代小红,是极少数离开家乡的人。浙江的高工资吸引了他,但同时,代小红对涪陵当时的分配政策也产生了不满。他是最后一届国家包分配的毕业生,但是要去一个像样的乡镇中学并不容易。“那边的党委书记说要两万块,才能进那个学校”,代小红算了一下,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不吃不喝要干上十年。

在温州工作期间,他与何伟经常书信往来,开头通常充满调侃:

“今天收到你的信,我感到格外高兴。我认为,你这个从太平洋那边过来的‘牙刷’,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你收到我信的时候,可能正跟一个中国‘贱货’睡觉吧。不管怎样,请你读读这封信,它可以当做伟哥使用”。

现在,代小红已经换到第三所学校,与何伟的书信也变成了电子邮件。最近的一次,他告诉何伟,他的一个学生的学生刚刚考上浙江大学。何伟很开心。

“我这边相当于中间人一样,”代小红说,他跟很多同学有联系,而何伟会从他这里了解其他同学的消息。“大家过的怎么样,有多少孩子,有没有违反计划生育,等等。”

“他尤其感兴趣,他原来的学生现在教的学生怎么样”。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何伟曾来到温州,到代小红的班上演讲。他问到,哪个学生叫Peter。当有学生站起来时,何伟调侃似地告诉他,自己也叫Peter,但是其他被取名Peter的人可能英语都不好。

这源于一个故事。在《甲骨文》中,何伟写到一个叫D.J.的学生,和他的交流:

“我为我的学生取了英文名字。”D.J.在电话里说。“大部分的英文名字都来自我涪陵的同班同学。但我想告诉你,我为其中一个学生取名叫亚当(Adam),另一个叫彼得(Peter)。”

我被D.J.感动了,就对他说,我很感谢他。当他再度开腔时,我可以听到他语带笑意。“那个叫彼得的学生,”他说,“可能是全班最笨的一个。”

在与以前学生的交流中,何伟经常提到,对于中国的学生来说,学英语很重要。每次讲“window”这个词,代小红都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English is the window to the outside world。他会告诉学生,通过教室的窗户,他看到了澳大利亚美丽的海滩,美国的高楼大厦&&英语就是这样一个窗口。

“说现实点,我们做英语老师,完全靠这个吃饭,”代小红所在的浙江私立中学很多,竞争很激烈,他很担心高考英语会取消,“没有英语这么重要的地位,学校不会给我们这么高的待遇。”

生活

2007年,在武隆县白马中学教了9年后,廖朝礼再次通过应聘,来到了现在的重庆礼嘉中学。他买了房,也有了车,和陈正勇、代小红依旧是经常联系的好朋友。三年前,代小红去过廖朝礼的学校,给他班上的同学讲温州的生活。

“我告诉他们,温州方言就是我靠英语学起来的。”代小红的确有些语言天赋。

而何伟更是到过他们每一个人的学校,在廖朝礼那个县城,他遭遇了“中国国情”。“他来学校看我,我让他给我的学生讲讲美国的地理、风土人情,”廖朝礼说,“目的很简单,只是为了激发学生们学习英语的兴趣。”但是有关部门并不这么想,他们严肃地告诉廖朝礼:希望你以委婉的语气叫他停止。

就这样,学生们没能见到这位他们崇拜的对象。“那个感觉不太好,”廖朝礼显得很无奈。

2003年左右,何伟回到涪陵时,专门去了陈正勇所在的江口镇。陈正勇邀请他给全体中学生做演讲,面对几千人,何伟飙出了云阳县独有的方言,引得学生们掌声雷动。

陈正勇也曾模仿过何伟,但教了6年英语后,觉得自己“教书一般”,他转到了云阳县职教中学,从事管理工作。在他看来,大学三年的学习,影响自己最多的并不是英语,而是何伟身上的个性,“他的毅力,一般人达不到”。

他至今记得有一次和何伟讨论做什么事最骄傲,何伟拉他们到自己的房间,看一堆图片。何伟觉得,人的一辈子,征服自然,攀登美国最高峰是最自豪的事情。而并不是谈自己有多少钱。

“他那种坚持,和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我经常给孩子说。我带孩子一块送何伟去的巫山。”陈正勇有个女儿,从小学就送到了外国语学校,现在即将进入初中,“她的英语水平都可以念高中了。”他重视女儿的英语学习,甚至希望她将来出国留学,像何伟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就能阅遍世界的大好河山。

继《江城》、《甲骨文》之后,何伟出了《寻路中国》,并把英文版送给廖朝礼、代小红。当时,何伟对代小红调侃,这本书对于Jimmy(陈正勇)来说,太难了,就送了他一本中文版。此前陈正勇曾获赠一本英文版的《江城》,但他没有看完,现在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接近十年没教英语,平时忙于公务,喝酒打牌,他的英语算是“荒废掉了”。

“写进书里面,有些记忆就会成为一个可以延续的事情,不会随着岁月的冲刷而淡去。”看到何伟的著作,廖朝礼想着,也许某天他也会回过头来写写字,从一个小山村走到现在,他也曾“不太相信”。

2011年左右,何伟给他的学生发了一个问卷,调查大家的生活情况:十多年来,生活有什么改变?遇到的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希望?等等。

其中有一项,按照1到10分,你会给现在的生活打几分。廖朝礼给自己打了6分以上。

“何伟从小就有一个明晰的规划,他要当一个作家,”廖朝礼说,“我们没有他们那么明晰,”但有一种潜意识,“就是我要接触一个更大的世界。”

来源:南都周刊作者: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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